作品描述：盛宣怀行书“声无细闻，虽远犹近;劳而不伐，有实若虚”八言巨联轴，尺寸201.5×35cm×2，红色底洒金笺本。
　　作者简介：盛宣怀（1844—1916），江苏常州人。字杏荪，又字幼勖、荇生、杏生、号次沂、又号补楼、别署愚斋、晚年自号止叟。清末大臣（官至从一品），官办商人、买办，洋務派代表人物，著名的政治家、企业家和慈善家，被誉为“中国实业之父”、“中国商父”、“中国高等教育之父”。秀才出身。同治九年（1870），入李鸿章幕，协助李鸿章办洋务。受到李的赏识，第二年就已升到知府的官级。后曾历任授太常寺少卿衔，授大理寺少卿衔，赏加太子少保衔，工部左侍郎，邮传部右侍郎，邮传部尚书等。一生经历传奇，成就不凡，创办了许多开时代先河的事业，涉及轮船、电报、铁路、钢铁、银行、纺织、教育诸多领域，影响巨大，中外著名，垂及后世。其曾创造了11项“中国第一”：第一个民用股份制企业轮船招商局;第一个电报局中国电报总局;第一个内河小火轮公司;第一家银行中国通商银行;第一条铁路干线京汉铁路;第一个钢铁联合企业汉冶萍公司;第一所高等师范学堂南洋公学（今交通大学）;第一个勘矿公司;第一座公共图书馆;第一所近代大学北洋大学堂（今天津大学）;创办了中国红十字会。热心公益，积极赈灾。著有《愚斋存稿》《常州先哲遗书》《经世文续集》等。慈禧太后评价：“盛宣怀为不可少之人”。李鸿章评价：“志在匡时，坚韧任事，才识敏瞻，堪资大用。一手官印，一手算盘，亦官亦商，左右逢源”。张之洞评价：“可联南北，可联中外，可联官商。” 孙中山评价：“热心公益，而经济界又极有信用”。
　　上款人简介：谭绍裘（晚清时期·生卒年不详），湖南善化人。字彦伯、伯冶、榕墅。年二十有七，长沙府善化县学优禀生，肄业岳簏城南求忠书院。光绪十七年（1891）举人。粤湘两省相接壤，两省人士也互相交往结识。维新之始，康有为、梁启超首先提倡，湖南举人任锡纯、文俊铎、谭绍裘等联名相继响应，既而联络其他各省举人，后同上一书，即“公车上书”。光绪二十年（1894）进士，选翰林院庶吉士，散馆改江西万载知县。其任知县时期，于光绪二十五年（1899），重修著名的“四大贤母”之一、晋代著名大将军陶侃的母亲墓，并立“重修晋太尉陶侃母墓”铭碑，以记修葺事。后任陕西扶风知县。于光绪三十二年（1906），纂修《抚风县乡土志》四卷。
　　款识：绍裘先生之属。阳湖盛宣怀。
　　钤印：臣盛宣怀章（白）、青宫少保（朱）。
　　人物轶事：盛宣怀作为慈善家，他在天津创立广仁堂，在上海开创万国红十字会等慈善机构，是近代中国最著名的赈济家之一。
　　清同治十年（1871年），畿辅大水，盛宣怀的父亲盛康捐助衣物粮食，由盛宣怀购买并运到天津散发，这是盛宣怀第一次从事福利事业。河北水灾时，盛宣怀与父亲盛康一起参与赈灾工作，曾到江苏、上海一带募捐钱物，收效颇大，因此他才有把握向李鸿章要求增加一万两赈款，“回南劝捐，如数归缴”。
　　清光绪三年至四年（1877-1878年），山西、陕西、河南、河北一带遭受极其严重的旱灾，史载饿殍达一千万人以上，被称为“丁丑奇荒”。李鸿章时为直隶总督，正处重灾之区，赈灾工作十分繁重。他在天津设立了直隶筹赈局处理赈务，盛宣怀以候补道的身份参加该局工作，于1878年5月，被派往献县主持赈灾。
　　光绪五年，为了解决河北特大旱灾后遗留下来的为数众多的孤儿寡妇的抚养问题，盛宣怀秉承李鸿章的旨意，在天津设立一座名为“广仁堂”的慈善机构，其创办者和董事多为“南省助赈绅士”，如王承基、吴大澄、经元善、郑观应、李金镛等。
　　1904年日俄战争期间，为了救助陷于战区的民众，上海的一些慈善事业活动家仿效西方红十字会的章程和办法，联合中立的英、美、法、德等国在沪的外交人士、企业家，在上海创设了一个名为“上海万国红十字会”。
　　1910年2月27日，吕海寰、盛宣怀、吴重熹向朝廷上奏《酌拟中国红十字会试办章程请旨立案折》，朝廷于1910年2月27日下谕：“吕海寰等奏酌拟中国红十字会试办章程请立案一折，著派盛宣怀担任红十字会会长，余依议。”这是迄今所见最早的一份确认清政府下谕指派盛宣怀担任红十字会会长的原始文献。同一天，盛宣怀将这一上谕通知万国红十字会的董事之一任锡汾，要他告沈敦和、施则敬等人。1910年6月，中国红十字会以盛宣怀的名义给各国驻华使、领馆发照会，通告盛宣怀被任命为中国红十字会会长，启用“大清帝国红十字会关防”。照会署名“钦命红十字会会长、太子少保尚书衔、正任邮传部右堂盛”，第一次在官方文件署名中出现了红十字会会长的衔名。照会发出后收到了各国领事的复函，表明盛宣怀是清政府正式任命的第一任中国红十字会会长，并得到了世界各国的承认。
　　1906年春、夏，安徽、江苏发生特大水灾，受灾人口达730万人。由于地方官吏对赈灾救济工作的漠视和拖延，造成大批灾民流离失所，清江、沭阳一带灾民每天饿死者数百人，情况非常紧急。鉴于盛宣怀在历年赈灾活动中的影响和号召力，灾区绅民纷纷写信给盛宣怀，甚至直接派代表到上海拜见盛宣怀，呼吁他出面主持赈济工作。由于朝廷初次拨给的政府赈灾款只有十万两银子，远远不够使用，新任两江总督端方也竭力邀请吕海寰、盛宣怀主持义赈募捐工作。盛宣怀当时在上海和吕海寰一起与德国、意大利等国进行商约谈判，虽然公务繁忙，还是难以袖手，便承担起义赈重任。由于掌控了上海广仁堂这样一个民间慈善机构，盛宣怀运作起来颇为顺手。上海广仁堂成为徐、淮、海水灾的义赈主持机构，刊印灾启、登发广告、寄发募册、派员巡视调查、收取捐银、填开收照、编制账册、散放赈款赈衣、编印征信录，一概义赈事务，全由广仁堂经手办理，起到了组织机构和指挥中心的作用。
　　盛宣怀晚年谈及广仁堂时曾说：“上海广仁堂系鄙人一手所建设，平常办理各种善举，遇有灾荒，同人提倡义赈，历有年所。堂内捐置房地、矿业股份，以为恒产，如能经理得宜，未始不可达救人目的。”这里特意提出“上海广仁堂”，似有与1879年最初在天津创办的广仁堂作一区别的意思。天津广仁堂初办时带有官方色彩，经费有一部分来自官方，在上海设立的广仁堂则没有了官方经费的来源，主要由盛宣怀主持的轮船招商局、电报局、汉冶萍公司、又新公司等企业赞助，已演变成完全民间性质的慈善组织。
　　晚年时，盛宣怀对江南地区的绅商长期以来乐于参与灾赈活动屡有褒言：“江南义赈，闻于天下，垂四十年，凡遇各省荒歉偏灾，一经官绅布告，靡不竭力集资，四出拯济。”这是基于他数十年来主持义赈活动事实的基本结论。中国近代历年的赈济救灾活动中，上海地区的民间募捐活动确实是举足轻重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