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教育来讲，包括音乐教育在内，当务之急是就业问题。”谈到最关注的话题，来京参加两会的全国政协委员、武汉音乐学院院长彭志敏直言。目前就业难全民关注，主要是两大块就业人群，一头是由于金融危机引起的返乡农民工，一头是大量找不到工作或者不找工作的毕业生。“我们国家已经把就业问题作为关乎国家安全和社会稳定的大事来考虑，每一位有责任感的校长都应该思考这个问题”。
　　
　　就业坚冰多方浇注
　　
　　毕业生就业难原因复杂，是长期形成的，也不是一时能够解决的。彭志敏认为，社会、大学生和学校都负有责任。
　　一是考生选择专业的盲目性。大部分考生在选择大学专业时没有做过职业规划，仅是凭借老师、父母有限的经验和媒体的片面宣传作指导，对市场现实的人才需求不甚明了，觉得所谓的“热门专业”毕业后经济收入和社会地位较高，就“一窝蜂”地报考，为将来就业难埋下了伏笔。
　　二是高校专业设置的趋利性或被动性。由于高等教育部分引入了市场机制，对于高校来说更多地招生是第一要务，更是生存之道。于是，什么专业报考的人多，就开设什么专业；什么专业招生情况好，就扩大招生规模，完全不必考虑市场的需求，因为高校并不完全需要对学生将来的就业负责。即使有关部门已经将就业率作为对高校的考核指标，但毋庸讳言，当前各校的就业率并不能真实的反映实际就业情况。“就艺术学院而言，这种被动性更多一层，因为许多中学已经将报考音乐院校作为提高升学率的手段，将一些文化课不太强的学生往艺术院校里送。”谈到这种情况，彭院长的语气里很是无奈。
　　三是教育行政部门制定招生计划的局限性。每年的高校招生计划主要由各高校先行编制后报相关教育行政部门备案，教育行政部门再参照前两年考生报考专业的情况和大学新生的报到率审定招生计划。也就是说，目前的招生规模主要是与报考率和报到率挂钩，虽然近两年对就业率也有了一定的关注，但总体说来与就业率之间的关联性不大。由于人才培养存在着3-4年的周期，招生年市场热需的专业，在毕业年恐怕已经严重供过于求了，这必然导致当前的结构性失业问题。
　　“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按照市场需求配置供给和配置人才资源已成为应有之义。然而现实的情况是，我们在高校人才培养和专业设置中，不是市场需求引导供给，而是各方利益驱动以及某种片面的社会心理预期引导供给，加之教育行政部门缺乏科学指导和规划，这便是导致当前‘今天有生源、明天无就业’现象的症结所在”。
　　
　　就业难拷问校长责任心
　　
　　 就毕业生和用人单位而言，“两高”和“两不”直接导致就业难。
　　 “两高”指毕业生期望值高，用人单位要求高。毕业生要求高可以理解，因为当今中国一个孩子读大学是全家人共同的愿望和一项战略性投资，当然要求回报。用人单位要求高背后的原因是什么呢？是人事制度的不合理和社会保障体系的不完善。“两不”指不准备就业和“不签就业协议”。工作一时不如意，家长舍不得，学生不愿意去，“等着看”，在音乐专业尤其突出。攻读音乐专业占两个第一——培养时间最长，学习成本最高。而其专业的发展还特别依赖经济发展较好的地区。
　　两会召开前夕，各地陆续出台了一些政策，将就业率与学校做责任挂钩。例如天津市明确规定如果就业率达不到60%，学校就要停止招生。“既然就业难是社会问题，那么让校长来承受这个结果，公平吗？”记者忍不住将这个问题抛出。“这个事情完全推给学校是不对的，但是学校完全不理会这个现实也不行。作为一个院长，如果是因为学生期望值过高，不就业，我们心里还能好过一些，但是如果是因为招进来的学生出去还达不到用人单位的要求，那做校长的一定要想办法了。当就业率与学校做责任挂钩，当你看到这个现状，当你的学生分配不出去时，校长一定会考虑这个问题，否则就是个不负责任的校长。”说到此，彭院长有几分激动，“而且，当你的学生常年分配不出去时，当大学生适龄人口逐年下降时，你的学校有可能就招不到学生，你还能不正视这个现实吗”？
　　因为大学生就业难，许多人、许多部门开始重新反思“大学的培养目标到底是什么？”我们要思考，大学仅仅考虑传统，不考虑发展、变化、要求是不行的。彭院长提出“四业”——“专业教学、职业规划、就业指导、创业培训”。
　　就业难，解决起来更难。在彭院长看来，最难的是如何将校长的压力转化为全校师生的行动。“回归教书育人，只教书不育人是教不出好的人才的。老师、学校要考虑到社会的需求，给这个学生能够自食其力的一份技能。在有限的时间里，提供学生能够终生受益的知识；通过教育，让学生对所学的专业终生热爱”。
　　当前大学生的就业形势，已经到了空前艰难的时候。学生是花了生命中去了就不再来的时间，动用了可能是家里全部收入交了学费，甚或是面对家庭无力承担的高学费，这个问题，听起来格外沉重。
　　改革开放30年了，的确是到了该反思教育的时候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