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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婚，作为人生的一项必修课，千百年来一直都被烙上了深刻的时代印记。爱情，因其是人世间最美好的情感之一，也一直被人们所歌颂与赞美。然而，随着时代的变迁，婚恋观也在悄然发生着变化。
五毛钱就把婚事办了
上个世纪五六十年代结婚的人，当属我们的祖辈了。那时是典型的计划经济时代，国贫家穷，政治运动一个接着一个。纵然物质生活相当匮乏，但人们崇尚理想、满怀激情，青年男女一心想要“上山下乡干革命”。那个时代，只有“革命”才是生活的主旋律。
“没有人会把谈恋爱当成大事，除了紧张地工作外，还要抓‘阶级斗争’，当时的口号是‘阶级斗争一抓就灵’。”已年近古稀的离休老干部刘锡玉回忆起当年依然记忆犹新。
那时的婚姻，很多是组织上介绍的。按照当时的择偶标准，能嫁一个军人最理想不过了。
对于刘锡玉老人来说，不仅爱人是组织介绍的，就连婚期都是由组织安排的。“我和老伴儿都是军人，结婚是组织上的意见，我们当时都不敢有什么异议，如果不愿意，那就是政治问题。不过，后来证明，组织永远是正确的。”
不久前，他们的子女刚刚为两位老人举行了金婚纪念仪式。典礼上，两人相互搀扶着，恩爱地缓步前行，一前一后来到话筒前，还不忘彼此担心地注视着对方。
刘奶奶的金婚感言更是会让许多后辈疑惑不解：“我们这辈子相扶相持走到今天，真的很不容易。但是，我这辈子最自豪的事情，就是嫁给了一位军人。”
在那个理想主义盛行的年代，青年男女普遍认为，找到一个出身相当、志同道合的伴侣是非常幸福的。而年轻人无论在热恋中还是在婚后，恋人之间的称呼依然是“同志”、“战友”。
“‘谈恋爱’一词在当时几乎是一种禁忌。如果说某某在和谁谁谈恋爱的话，他们的脸会突然刷地红起来，觉得天大的秘密被揭穿一样。”刘锡玉老人笑吟吟地讲述着。
“那时，我和老伴儿都已经结婚了，在外面走，也是我走前边，他在后边不远处跟着。”刘奶奶说这话的时候脸上满是幸福。
困难年代，大家穿同样的衣服，担心同样的事情——怎么才能吃饱肚子。大多数人的经济条件都很窘迫，婚礼自然也很简单：房子是公家的、家具是公家的。除了人是自个儿的，其余都是公家的。
“我们只花了五毛钱就把婚事办了。”刘奶奶的新婚家具是一张木床和一口木箱，都是单位的，床头上还写了“某某单位第几号床”的字样。结婚当天，同事们有的送毛巾，有的送暖瓶，而夫妻俩用五毛钱买来了一些瓜子招待前来祝贺的同事，这样就算结婚了。
“虽说一切都是公家的，但也算有个能够遮风挡雨的家。”
刘奶奶的婚礼现在听来似乎有些不可思议，可就是这样的一张木床和一口木箱却承载着她和老伴儿“执子之手，与子偕老”的一生。
在大儿子建国看来，自打记事起，老爸和老妈就为家里鸡毛蒜皮的事情吵个不停。他问母亲：“您和我爸有爱情吗？”
刘锡玉老人说：“爱情就是相守，一起经历风雨，两颗树在一起时间长了，还会缠绕在一起，更何况人呢？”
如果说刘奶奶和老伴儿是“革命夫妻”，一个战壕里的同志，有较深的无产阶级感情基础而终身不渝。那么在那个观念保守的时代，“嫁鸡随鸡”的观念，以及离婚的耻辱感，就成了当时婚姻稳定的最主要原因。此外，多数夫妻都孕育有多个子女。抚养子女的义务在他们的观念中非常强烈。尽管很多夫妻吵了几十年架，但是仍然会将婚姻进行到底。
一块手表的耿耿于怀
经历了上世纪60年代那物资匮乏的岁月，上世纪七八十年代的青年男女开始对物质生活有所要求。虽然自由恋爱的思想已经得到了体现，但并不张扬。
年轻人择偶时，更加注重对方家底是否殷实，是否有一技之长可维持生活。在当时，结婚已经不再是件容易的事。
“那时收入很低，一个月的基本工资就只有38.5元，买一辆自行车或者时尚些的上海牌手表就得200多元。”马上面临退休的王国江老师回忆说。
王老师和爱人是1978年结的婚。结婚前，王家要准备‘三转一响’。“‘三转’指的是自行车、手表和缝纫机；而‘一响’则是收音机。”说起30年前的往事，王老师自豪地回忆着：“当时我们家算是村里条件好的人家，买上一台收音机，那叫一个‘响当当’，引得全村人都来听。”
“有位女同事结婚时戴了一块钻石牌手表，当时正值寒冬腊月，可还是把袖子撸得老高！”王国江老师告诉记者，虽然家境还算殷实，但结婚时还是只买了‘三转一响’中的三样。至今提起来，王老师的爱人依然耿耿于怀，说他欠了自己一块手表。
王老师还依稀记得当时这三大件的价格：凤凰牌自行车150元左右，蝴蝶牌缝纫机100余元，收音机不到200元。
“结婚后，老王每天骑着二八大凤凰去单位接我。我坐在后座上，那感觉，别提多风光了！”王老师的爱人美滋滋地回忆说。
婚后的第二天，她就把缝纫机摆在家中最显眼的地方。“我们单位不少年轻人结婚，家里买不起缝纫机的，都先借我们家那台去摆着，结完婚再还回来。现在想起来挺可笑的。”
“三转一响”在今天看来可能已经太过简单，但在上世纪70年代，却是当时公认的结婚必备品和奢侈品。
王国江老师的同事高红艳与丈夫1986年结婚。随着改革开放的不断深入，人们收入明显增加，物质也更加丰富。自行车、缝纫机和收音机这些曾经让一代人为拥有它们而倍感骄傲的“三大件”早已变得不再稀奇，此时“三大件”有了新内容。
“我们那时流行冰箱、电视机、洗衣机！”今年42岁的高红艳老师说。
“冰箱是单开门的，电视机是黑白的，洗衣机是单缸的。在当时，那也是非常有面子的。”高老师介绍，当时富裕些的人家，除了要备齐冰箱、电视、洗衣机，还要添一些家具，比如大立柜、组合柜、写字台、高低柜等。
“三大件”见证着那段已经流逝的岁月。时代在进步，结婚进行曲也在不断变奏，人们对结婚必需品的选择也在随着生活质量的提高而发生变迁。但是，无论如何变化，父辈们看似极其平淡、磕磕碰碰的婚姻，却也坚如磐石，义无反顾。
要爱情也要面包
上世纪90年代，国家改革开放的大好形势以及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轨的时代浪潮，使物质生活得到了极大改善，适龄男女对婚姻的物质要求也随之发生很大变化。
在福利分房制度下，许多机关和单位把结婚看作取得排队分房资格的首要条件。是否结婚、有无子女，不仅关系到分房的大小，甚至关系到分房的有无资格。与此相比，爱情也许只能排在第二位。
家住北京市海淀区花园村小区的马女士向本刊记者坦言，当初匆忙结婚，只为分房。
今年40岁的马女士和丈夫结婚16年了，一提到结婚，马女士总是开玩笑似的说自己是被房子迷失了方向。
马女士始终认为自己的终身大事有点遗憾。她所期望的是甜蜜的恋爱时间长一些、结婚的场景浪漫一点。她说：“如果再回到从前，还会选择我丈夫，但要多考验他几年，而不是为了房子匆匆忙忙把自己嫁了。”
跨入新世纪，人们的消费观念发生了变化。在这样一个大胆、热烈追求爱情的年代，房子依然是新一代年轻人结婚时的首选条件。
“要结婚，首先得有房子！”的确，没有一套像样的婚房，结婚日期就得重新计划。
“趋利务实”是时下年轻人的“婚姻准则”。在现代文明新风的影响下，当今的适龄男女变得更加理性而务实，既注重实际，又追求爱情与浪漫。他们普遍认为，经济实力和爱情在婚姻中同样重要。
周小姐今年25岁，刚刚和先生组建了家庭。她说：“老公大我11岁，曾经有过婚史，还有一个小孩，经济情况不错，有房有车。经过一段时间的相处后，发现他不但成熟稳重，而且对我也相当体贴。”看得出周小姐非常庆幸自己的选择。
有面包也有爱情，固然是最好的选择。但是，当面包还未出炉时，爱情还是要继续。于是，“裸婚”成为时下最时尚也最富争议的婚姻形式。
《裸婚时代》一度热播，但男主角文章在接受媒体采访时说：“我自己并不是裸婚，我身边的朋友也几乎没有。我只能说现阶段年轻人都很累，他们要去承受的东西太多。我觉得在婚姻这件事情上最好还是有基础，至少得先解决温饱和容身之所。”
其实，无论是上世纪60年代的一张木床和一口木箱，还是七八十年代的“三大件”都无一例外地证明婚姻需要一定的物质基础。“裸婚族”的出现，在老一辈人看来，是对传统观念中有关“家”的意义进行了颠覆性的解构。
“选择‘裸婚’也是没有办法的事情，谁不希望有个隆重盛大的婚礼。”在传统的情人节“七夕”当天，向未婚妻小艾求婚的小任认为，“裸婚”这一新潮举动仍然是大都市高生活成本下的无奈之举。
“无房无车，没有闪亮耀眼的钻戒，也没有浪漫温馨的婚礼，这些都没有关系，我们患难相随了三年多，我早已离不开他，他也离不开我。”21岁的小艾一直紧紧牵着男友的手，一刻也没有松开。
□ 编辑 郭 铁 □ 美编 庞 佳
五毛钱就把婚事办了
上个世纪五六十年代结婚的人，当属我们的祖辈了。那时是典型的计划经济时代，国贫家穷，政治运动一个接着一个。纵然物质生活相当匮乏，但人们崇尚理想、满怀激情，青年男女一心想要“上山下乡干革命”。那个时代，只有“革命”才是生活的主旋律。
“没有人会把谈恋爱当成大事，除了紧张地工作外，还要抓‘阶级斗争’，当时的口号是‘阶级斗争一抓就灵’。”已年近古稀的离休老干部刘锡玉回忆起当年依然记忆犹新。
那时的婚姻，很多是组织上介绍的。按照当时的择偶标准，能嫁一个军人最理想不过了。
对于刘锡玉老人来说，不仅爱人是组织介绍的，就连婚期都是由组织安排的。“我和老伴儿都是军人，结婚是组织上的意见，我们当时都不敢有什么异议，如果不愿意，那就是政治问题。不过，后来证明，组织永远是正确的。”
不久前，他们的子女刚刚为两位老人举行了金婚纪念仪式。典礼上，两人相互搀扶着，恩爱地缓步前行，一前一后来到话筒前，还不忘彼此担心地注视着对方。
刘奶奶的金婚感言更是会让许多后辈疑惑不解：“我们这辈子相扶相持走到今天，真的很不容易。但是，我这辈子最自豪的事情，就是嫁给了一位军人。”
在那个理想主义盛行的年代，青年男女普遍认为，找到一个出身相当、志同道合的伴侣是非常幸福的。而年轻人无论在热恋中还是在婚后，恋人之间的称呼依然是“同志”、“战友”。
“‘谈恋爱’一词在当时几乎是一种禁忌。如果说某某在和谁谁谈恋爱的话，他们的脸会突然刷地红起来，觉得天大的秘密被揭穿一样。”刘锡玉老人笑吟吟地讲述着。
“那时，我和老伴儿都已经结婚了，在外面走，也是我走前边，他在后边不远处跟着。”刘奶奶说这话的时候脸上满是幸福。
困难年代，大家穿同样的衣服，担心同样的事情——怎么才能吃饱肚子。大多数人的经济条件都很窘迫，婚礼自然也很简单：房子是公家的、家具是公家的。除了人是自个儿的，其余都是公家的。
“我们只花了五毛钱就把婚事办了。”刘奶奶的新婚家具是一张木床和一口木箱，都是单位的，床头上还写了“某某单位第几号床”的字样。结婚当天，同事们有的送毛巾，有的送暖瓶，而夫妻俩用五毛钱买来了一些瓜子招待前来祝贺的同事，这样就算结婚了。
“虽说一切都是公家的，但也算有个能够遮风挡雨的家。”
刘奶奶的婚礼现在听来似乎有些不可思议，可就是这样的一张木床和一口木箱却承载着她和老伴儿“执子之手，与子偕老”的一生。
在大儿子建国看来，自打记事起，老爸和老妈就为家里鸡毛蒜皮的事情吵个不停。他问母亲：“您和我爸有爱情吗？”
刘锡玉老人说：“爱情就是相守，一起经历风雨，两颗树在一起时间长了，还会缠绕在一起，更何况人呢？”
如果说刘奶奶和老伴儿是“革命夫妻”，一个战壕里的同志，有较深的无产阶级感情基础而终身不渝。那么在那个观念保守的时代，“嫁鸡随鸡”的观念，以及离婚的耻辱感，就成了当时婚姻稳定的最主要原因。此外，多数夫妻都孕育有多个子女。抚养子女的义务在他们的观念中非常强烈。尽管很多夫妻吵了几十年架，但是仍然会将婚姻进行到底。
一块手表的耿耿于怀
经历了上世纪60年代那物资匮乏的岁月，上世纪七八十年代的青年男女开始对物质生活有所要求。虽然自由恋爱的思想已经得到了体现，但并不张扬。
年轻人择偶时，更加注重对方家底是否殷实，是否有一技之长可维持生活。在当时，结婚已经不再是件容易的事。
“那时收入很低，一个月的基本工资就只有38.5元，买一辆自行车或者时尚些的上海牌手表就得200多元。”马上面临退休的王国江老师回忆说。
王老师和爱人是1978年结的婚。结婚前，王家要准备‘三转一响’。“‘三转’指的是自行车、手表和缝纫机；而‘一响’则是收音机。”说起30年前的往事，王老师自豪地回忆着：“当时我们家算是村里条件好的人家，买上一台收音机，那叫一个‘响当当’，引得全村人都来听。”
“有位女同事结婚时戴了一块钻石牌手表，当时正值寒冬腊月，可还是把袖子撸得老高！”王国江老师告诉记者，虽然家境还算殷实，但结婚时还是只买了‘三转一响’中的三样。至今提起来，王老师的爱人依然耿耿于怀，说他欠了自己一块手表。
王老师还依稀记得当时这三大件的价格：凤凰牌自行车150元左右，蝴蝶牌缝纫机100余元，收音机不到200元。
“结婚后，老王每天骑着二八大凤凰去单位接我。我坐在后座上，那感觉，别提多风光了！”王老师的爱人美滋滋地回忆说。
婚后的第二天，她就把缝纫机摆在家中最显眼的地方。“我们单位不少年轻人结婚，家里买不起缝纫机的，都先借我们家那台去摆着，结完婚再还回来。现在想起来挺可笑的。”
“三转一响”在今天看来可能已经太过简单，但在上世纪70年代，却是当时公认的结婚必备品和奢侈品。
王国江老师的同事高红艳与丈夫1986年结婚。随着改革开放的不断深入，人们收入明显增加，物质也更加丰富。自行车、缝纫机和收音机这些曾经让一代人为拥有它们而倍感骄傲的“三大件”早已变得不再稀奇，此时“三大件”有了新内容。
“我们那时流行冰箱、电视机、洗衣机！”今年42岁的高红艳老师说。
“冰箱是单开门的，电视机是黑白的，洗衣机是单缸的。在当时，那也是非常有面子的。”高老师介绍，当时富裕些的人家，除了要备齐冰箱、电视、洗衣机，还要添一些家具，比如大立柜、组合柜、写字台、高低柜等。
“三大件”见证着那段已经流逝的岁月。时代在进步，结婚进行曲也在不断变奏，人们对结婚必需品的选择也在随着生活质量的提高而发生变迁。但是，无论如何变化，父辈们看似极其平淡、磕磕碰碰的婚姻，却也坚如磐石，义无反顾。
要爱情也要面包
上世纪90年代，国家改革开放的大好形势以及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轨的时代浪潮，使物质生活得到了极大改善，适龄男女对婚姻的物质要求也随之发生很大变化。
在福利分房制度下，许多机关和单位把结婚看作取得排队分房资格的首要条件。是否结婚、有无子女，不仅关系到分房的大小，甚至关系到分房的有无资格。与此相比，爱情也许只能排在第二位。
家住北京市海淀区花园村小区的马女士向本刊记者坦言，当初匆忙结婚，只为分房。
今年40岁的马女士和丈夫结婚16年了，一提到结婚，马女士总是开玩笑似的说自己是被房子迷失了方向。
马女士始终认为自己的终身大事有点遗憾。她所期望的是甜蜜的恋爱时间长一些、结婚的场景浪漫一点。她说：“如果再回到从前，还会选择我丈夫，但要多考验他几年，而不是为了房子匆匆忙忙把自己嫁了。”
跨入新世纪，人们的消费观念发生了变化。在这样一个大胆、热烈追求爱情的年代，房子依然是新一代年轻人结婚时的首选条件。
“要结婚，首先得有房子！”的确，没有一套像样的婚房，结婚日期就得重新计划。
“趋利务实”是时下年轻人的“婚姻准则”。在现代文明新风的影响下，当今的适龄男女变得更加理性而务实，既注重实际，又追求爱情与浪漫。他们普遍认为，经济实力和爱情在婚姻中同样重要。
周小姐今年25岁，刚刚和先生组建了家庭。她说：“老公大我11岁，曾经有过婚史，还有一个小孩，经济情况不错，有房有车。经过一段时间的相处后，发现他不但成熟稳重，而且对我也相当体贴。”看得出周小姐非常庆幸自己的选择。
有面包也有爱情，固然是最好的选择。但是，当面包还未出炉时，爱情还是要继续。于是，“裸婚”成为时下最时尚也最富争议的婚姻形式。
《裸婚时代》一度热播，但男主角文章在接受媒体采访时说：“我自己并不是裸婚，我身边的朋友也几乎没有。我只能说现阶段年轻人都很累，他们要去承受的东西太多。我觉得在婚姻这件事情上最好还是有基础，至少得先解决温饱和容身之所。”
其实，无论是上世纪60年代的一张木床和一口木箱，还是七八十年代的“三大件”都无一例外地证明婚姻需要一定的物质基础。“裸婚族”的出现，在老一辈人看来，是对传统观念中有关“家”的意义进行了颠覆性的解构。
“选择‘裸婚’也是没有办法的事情，谁不希望有个隆重盛大的婚礼。”在传统的情人节“七夕”当天，向未婚妻小艾求婚的小任认为，“裸婚”这一新潮举动仍然是大都市高生活成本下的无奈之举。
“无房无车，没有闪亮耀眼的钻戒，也没有浪漫温馨的婚礼，这些都没有关系，我们患难相随了三年多，我早已离不开他，他也离不开我。”21岁的小艾一直紧紧牵着男友的手，一刻也没有松开。
□ 编辑 郭 铁 □ 美编 庞 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