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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邓大军真哟勇敢，南渡黄河鲁西南，歼敌六七万。蒋介石在手忙脚又乱，我们又挺进到大别山……”这是谭友良几十年来最爱哼的歌，这歌声常常带他回到在刘、邓首长身边工作的日子，带他重回战斗在大别山区的艰苦岁月。邓政委那慈祥的笑容，平易近人、艰苦朴素的作风时常在他的脑海里浮现。
谭友良是四川省南充离休干部，1947年2月参军来到晋冀鲁豫司令部担任卫生员，如今，这位经历了解放战争的“红小鬼”已年逾古稀。笔者与老人是“忘年交”。在一个阳光灿烂的冬日，老人向笔者打开话匣子，回忆起那弥足珍贵的一段段往事——
放水捉鱼挨批评
1947年12月中旬的一天，邓政委带着部队转移到了山东省郓城县赵楼村，决定就地进行休整。
当日下午，谭友良给战友们打针回来，路上就听说晚上要改善生活，会有鱼吃，他高兴得要笑出声来。十七八岁的小伙子，正是长身体的时候，好久没有沾荤腥了，他能不高兴吗！可是，回到了卫生科后，没有想到卫生科却没有鱼儿，他大失所望。原来，鱼是司令部一些处室的参谋想尽办法从当地的池塘里捞到的，数量不多，各处室自给自足，没有捞到的自然就没得吃。
当时还是个大孩子的谭友良不甘心，当天夜里他到警卫连借了一把铁锹，悄悄地来到一个大池塘处，用铁锹在水闸下面挖了一个口子，随后，便跑回住宿地蒙起头大睡起来。
第二天天才蒙蒙亮，谭友良便早早地爬起来往鱼塘跑。正值隆冬腊月间，鱼塘里结了一层薄薄的冰，鱼儿在泥水里乱跳，谭友良顾不上池水冰冷刺骨，脱下鞋子便跳下去捉起鱼来。不一会儿，他便抓了一大筐鱼，拿到后勤班后，战士们美美地吃上了一天的鱼。
回忆到这里，谭友良老人拿起那本毛毛（邓楠）写的《我的父亲邓小平》，翻到上卷第580页，读了起来：
“人逢佳节，自然而然地想到了改善生活。有几个战士，放掉了池塘里的水想捉鱼。正在大家看着捕捉到手的活蹦乱跳的几百斤鱼而欢跃时，邓政委从小山坡上走了下来。
“看着这人鱼俱跃的场面，想起这段艰苦岁月，邓政委向战士们走了过去。
“对着这群年轻的战士，他首先表扬了他们在艰苦条件下能够保持饱满乐观的精神状态，然而，他转而严肃地批评道：‘池塘的水是当地群众备旱用的，你们竭泽而渔，贪图了眼前，损害了群众的利益。’……”
谭友良说，每当看到这里，他就倍感亲切。他感慨万千地说，“当年为了吃上那一顿鱼，只考虑到个人的眼前利益，偷偷地放了鱼塘里的水，结果呢？自己做的事情，反而还让战友们为我背了黑锅，挨了邓政委的批评。”
顺利完成护送任务
1947年6月30日夜，刘伯承、邓小平遵照中央军委“晋冀鲁豫野战军主力中央突破、南渡黄河，直趋大别山”的战略方针，率领晋冀鲁豫野战军主力12万大军，从山东阳谷以东150余公里的8个地段强渡黄河，一举突破国民党军的黄河防线，拉开了战略进攻的序幕。
刘邓大军抢渡汝河、淮河进入大别山之后，在没有后方的支援，而弹药和药品等物资极度匮乏的情况下，面对敌人极度嚣张的追击，刘邓大军集中优势兵力，仅仅用了4个小时就在高山铺消灭了国民党整编的第四十师一万余人，并且创造了用步枪和机关枪打下了敌人一架美制飞机的奇迹。
为了取得这次胜利，邓政委号召司直科长、处长、部长亲自抬担架、送弹药到前线，同时，邓政委指定军政处处长杨国宇带队指挥后勤保障和支援。司令部卫生科的全体人员也纷纷冲到前线抢救伤员，并把司令部里零星的弹药和手榴弹一起送到前方，支援前线战斗。
刘邓大军进入大别山后，常常昼夜行军与敌人周旋，牵制敌人。当时条件非常艰苦，消灭了国民党四十师后，刘、邓司令部开到了安徽省太湖县太平乡进行短期休整。
在这期间，秘书处一个姓王的参谋因患急性大叶性肺炎，高烧昏迷，无法随部队继续前进，而当时部队根本没有什么特效药品。邓政委知道后非常关心，立即决定派卫生科宋家坤医生和谭友良带上一副担架，和一个侦察班的同志一起，把王参谋送到一个安全的地方进行治疗。
当时的大别山区到处都有国民党军队和小保队（反动地主、恶霸、土匪相互勾结成立的武装势力）出没，一路上翻了几座山，克服各种困苦，几经长途跋涉，行程两天才把王参谋送到了一位搞地下党工作的副区长的家里。一路行来，虽然没有遇到国民党的大部队，但是时常有国民党的地方武装小保队的活动。当时的情况相当的危险。
把病人送到了目的地之后，护送医疗分队便立即动身返回大部队并向邓政委做出汇报。邓政委说：“你们把病人安全地送到了目的地，就是顺利地完成了任务！”
事过境迁，这一真实的历史被搬上了电影《挺进大别山》中，亲历这一事件的谭友良老人说起这些往事是那么自豪。谭友良说：“当时的情况可以说比电影里描绘得更加艰辛和危险。”
药品奇缺，羊屎蛋也来助阵
部队中北方人较多，刘邓大军挺进大别山后，由于水土不服，战士们患皮肤病、疟疾及腹泻的人很多。加上部队经常作战、转移，战斗激烈时期，为了轻装上阵，只保留必需武器和用品。在这样的情况下，卫生科连带木塞的药瓶都没有剩下，只留了几只铁皮盖子的药瓶。
卫生科根本没有那么多治疗疟疾的奎宁注射液。药品缺，设备又没有，为此，谭友良每天都要想办法紧张地配制2%的盐酸奎宁注射液。由于没有药品盛放工具，他只能每天用多少配多少。配制盐酸奎宁注射液需要蒸馏水，然而，部队有时整天行军作战，别说是蒸馏水了，就是水有时都很难找到。
部队经过和驻扎地常常连一口水井都找不到。有时，到外面找水源还要担心小保队的突然袭击。一次，为了配制蒸馏水，谭友良和一位警卫员一起步行了二三里路，才从一块低凹处找来了水，并且还是沉积的雨水。取回雨水后，将其烧成白开水，再经过沉淀、过滤和消毒后，才代替蒸馏水来配制盐酸奎宁注射液。
环境恶劣、条件艰苦给部队行军作战带来了很大的困难。再加上每天司令部都有三四十名（有时达到五六十名）战士身患疟疾，司令部首长对此非常重视和关心，要求卫生科竭尽全力想办法预防和医治。
在药品最紧张、生存环境最恶劣、战士病情最严重的情况下，为了尽快地医治好战友们的疾病，确保部队的战斗力不受影响，卫生科的同志四处想办法。一次，宋家坤医生听当地老乡介绍说“百草丸”可以治疟疾。于是，就向李达参谋长作了汇报。李达参谋长听了汇报后说道：“行啊，行啊，你们不妨试一试。”得到首长的同意后，宋家坤医生马上派谭友良去找“百草丸”。
所谓的“百草丸”其实就是羊拉下来的粪便，掺和一些红糖捏成的小丸丸。由于羊吃的草杂，当地百姓就把这种羊粪蛋制成的“草药”唤作“百草丸”，并要求必须是那种羊刚刚拉下的、软乎乎的粪便才行。
于是，谭友良跑遍山坡、草地，四处寻找有老乡放山羊的地方，并且跟在羊屁股后面等着去捡刚刚拉下的羊屎。忙了半天，他才办妥事情。然后，谭友良又从乡亲们那里找来红糖将其化成糖水，拌入羊屎后，再用手捏成一小坨一小坨，稍稍晒干后，药丸就制成了。
然而，究竟“百草丸”能不能治疟疾呢？现在已无法考证。当时的情况是，一些战士吃了这东西后，真的不再“打摆子”了。但也有一些同志吃了并没有什么明显的效果。谈起这件往事，谭友良老人说，这件事如今说起来像是个笑话，战士们的健康应该说是自身免疫力强的原因吧。可是在当时的条件下，没有足够的药品，只有想尽一切办法医治官兵们的疾病。
不仅如此，当时，战士们得了皮肤病没有凡士林就用猪油当药物，没有升华硫磺就用黄色炸药做原料，制成软膏治疗疥疮等皮肤病。
为了使病员不掉队，邓政委指定司令部机要处林处长带队，由专人负责，在出发前两小时为战士们治疗，就是这样，当时的一批又一批伤病员得到了及时的治疗，最后，司令部没有一名战士掉队或死亡。
一包粉剂药一片爱兵情
由于部队常常昼夜兼程行军打仗，不仅战士们很容易生病，首长们的健康状况也受到了影响。每次给首长看病、打针，谭友良都留下了深刻的印象。邓政委总是那么平易近人，三言两语就把病情说得清清楚楚。看病时，他既不问你用的是什么药、打的什么针，也不说打针痛不痛，完全听从医生的安排，配合医生的治疗。此外，邓政委从不用“特殊药”，稍微好一点的药品他也要节省下来留给有病的战友使用。
有一次，邓政委感冒了，部队里的各级领导们都为他担心。于是，组织上就吩咐谭友良和宋家坤医生一起去给邓政委看病。一走进邓政委的办公地点，邓政委便很亲切地把他们请了进来，当询问他病情的状况和原因时，邓政委三言两语便把病情说得一清二楚。根据诊断出的结果，谭友良给他静脉注射了一针“阿握纳丁”和“福白龙”（当时药典规定静脉注射），并开了三小包阿司匹林粉剂。邓政委只用了一包病情便好转了。
过了几天，邓政委见到卫生科的同志时，把精心包好的两包粉剂又退还给了谭友良他们，他说道：“这药挺起作用的，我用了一包就见效，剩余的两包你们保存好，现在药缺少，又有许多同志患了病，你们就给其他病员使用吧。”谭友良说：“邓政委就是这样，时时刻刻与战士们风雨同舟、同甘共苦。”
一双皮鞋和一颗普通心
在大别山那段日子里，大家都很少有鞋子穿，更不用说要换洗鞋子了。邓政委发动大家自己动手打草鞋。谭友良不会打草鞋，脚上穿的都是战友们帮助打的。那时，部队已经有将近一年的时间没有发津贴了，谭友良手头仅有的一块银元，还是李先念副司令员从解放区带来一批银元后，给每位战士分发的。
谭友良用这块银元买了一双新皮鞋，但是他不舍得穿，行军的时候就经常背着这双皮鞋。有一天，司令部管理科科长王忠同志看到了他的皮鞋，王科长就对谭友良说：“小谭，你把你那双皮鞋卖给我好吗？我有重要用途……”起初，谭友良不舍得把皮鞋卖了，他想等到环境条件最差的时候，或者是到了全国解放那天再去穿它。可是，一想到王忠说“有重要的用途”，就不再坚持了。谭友良后来听战士们说，那双皮鞋是给邓政委准备的。
但是，在以后的行军途中，谭友良始终没有看见过邓政委穿这双皮鞋。记得有一天，西北风呼呼地刮着，鹅毛般的大雪纷纷洒落，地上的积雪已有两尺多厚了，晚上行军时，邓政委也没有因为天气的恶劣而穿上那双相对保暖的皮鞋。
1947年冬天，为了解决部队过冬用的棉衣问题，部队首长发动大家自己动手做棉衣。战士们把当地产的土白布用草木灰和锅底灰染成灰色，然后又买来了棉花（多数是籽棉），由于没有弹花机，他们就用树条抽打，用手撕剥后，制成棉絮，自己动手做棉衣。
当时，司令部卫生科的隔壁就是刘、邓两位首长的办公和起居地。在工作和生活中，谭友良时常看到首长们自己动手和警卫员一起做棉衣。有时候，首长们工作已进入了深夜，然而，工作结束后，他们又坐在灯下，不辭辛苦自己动手制作棉衣。刘、邓首长的这种艰苦朴素、以身作则的工作作风在广大干部战士当中起到了极大的教育作用。部队不仅做出了大量的棉衣过冬，而且提高了部队的士气和战斗力。
当时部队还流行着一首陕北小调，当谭友良老人叙说着那段难忘的革命经历时，仿佛一下子又回到了那个艰苦的战争年代，情不自禁地哼起了当时那首在大别山革命老区流传甚广的歌谣：
“刘、邓首长生活艰苦/睡觉打地铺/身上穿的是粗布衣/还给同志们讲/哎嘿哟，粗布衣最革命……”
谭友良是四川省南充离休干部，1947年2月参军来到晋冀鲁豫司令部担任卫生员，如今，这位经历了解放战争的“红小鬼”已年逾古稀。笔者与老人是“忘年交”。在一个阳光灿烂的冬日，老人向笔者打开话匣子，回忆起那弥足珍贵的一段段往事——
放水捉鱼挨批评
1947年12月中旬的一天，邓政委带着部队转移到了山东省郓城县赵楼村，决定就地进行休整。
当日下午，谭友良给战友们打针回来，路上就听说晚上要改善生活，会有鱼吃，他高兴得要笑出声来。十七八岁的小伙子，正是长身体的时候，好久没有沾荤腥了，他能不高兴吗！可是，回到了卫生科后，没有想到卫生科却没有鱼儿，他大失所望。原来，鱼是司令部一些处室的参谋想尽办法从当地的池塘里捞到的，数量不多，各处室自给自足，没有捞到的自然就没得吃。
当时还是个大孩子的谭友良不甘心，当天夜里他到警卫连借了一把铁锹，悄悄地来到一个大池塘处，用铁锹在水闸下面挖了一个口子，随后，便跑回住宿地蒙起头大睡起来。
第二天天才蒙蒙亮，谭友良便早早地爬起来往鱼塘跑。正值隆冬腊月间，鱼塘里结了一层薄薄的冰，鱼儿在泥水里乱跳，谭友良顾不上池水冰冷刺骨，脱下鞋子便跳下去捉起鱼来。不一会儿，他便抓了一大筐鱼，拿到后勤班后，战士们美美地吃上了一天的鱼。
回忆到这里，谭友良老人拿起那本毛毛（邓楠）写的《我的父亲邓小平》，翻到上卷第580页，读了起来：
“人逢佳节，自然而然地想到了改善生活。有几个战士，放掉了池塘里的水想捉鱼。正在大家看着捕捉到手的活蹦乱跳的几百斤鱼而欢跃时，邓政委从小山坡上走了下来。
“看着这人鱼俱跃的场面，想起这段艰苦岁月，邓政委向战士们走了过去。
“对着这群年轻的战士，他首先表扬了他们在艰苦条件下能够保持饱满乐观的精神状态，然而，他转而严肃地批评道：‘池塘的水是当地群众备旱用的，你们竭泽而渔，贪图了眼前，损害了群众的利益。’……”
谭友良说，每当看到这里，他就倍感亲切。他感慨万千地说，“当年为了吃上那一顿鱼，只考虑到个人的眼前利益，偷偷地放了鱼塘里的水，结果呢？自己做的事情，反而还让战友们为我背了黑锅，挨了邓政委的批评。”
顺利完成护送任务
1947年6月30日夜，刘伯承、邓小平遵照中央军委“晋冀鲁豫野战军主力中央突破、南渡黄河，直趋大别山”的战略方针，率领晋冀鲁豫野战军主力12万大军，从山东阳谷以东150余公里的8个地段强渡黄河，一举突破国民党军的黄河防线，拉开了战略进攻的序幕。
刘邓大军抢渡汝河、淮河进入大别山之后，在没有后方的支援，而弹药和药品等物资极度匮乏的情况下，面对敌人极度嚣张的追击，刘邓大军集中优势兵力，仅仅用了4个小时就在高山铺消灭了国民党整编的第四十师一万余人，并且创造了用步枪和机关枪打下了敌人一架美制飞机的奇迹。
为了取得这次胜利，邓政委号召司直科长、处长、部长亲自抬担架、送弹药到前线，同时，邓政委指定军政处处长杨国宇带队指挥后勤保障和支援。司令部卫生科的全体人员也纷纷冲到前线抢救伤员，并把司令部里零星的弹药和手榴弹一起送到前方，支援前线战斗。
刘邓大军进入大别山后，常常昼夜行军与敌人周旋，牵制敌人。当时条件非常艰苦，消灭了国民党四十师后，刘、邓司令部开到了安徽省太湖县太平乡进行短期休整。
在这期间，秘书处一个姓王的参谋因患急性大叶性肺炎，高烧昏迷，无法随部队继续前进，而当时部队根本没有什么特效药品。邓政委知道后非常关心，立即决定派卫生科宋家坤医生和谭友良带上一副担架，和一个侦察班的同志一起，把王参谋送到一个安全的地方进行治疗。
当时的大别山区到处都有国民党军队和小保队（反动地主、恶霸、土匪相互勾结成立的武装势力）出没，一路上翻了几座山，克服各种困苦，几经长途跋涉，行程两天才把王参谋送到了一位搞地下党工作的副区长的家里。一路行来，虽然没有遇到国民党的大部队，但是时常有国民党的地方武装小保队的活动。当时的情况相当的危险。
把病人送到了目的地之后，护送医疗分队便立即动身返回大部队并向邓政委做出汇报。邓政委说：“你们把病人安全地送到了目的地，就是顺利地完成了任务！”
事过境迁，这一真实的历史被搬上了电影《挺进大别山》中，亲历这一事件的谭友良老人说起这些往事是那么自豪。谭友良说：“当时的情况可以说比电影里描绘得更加艰辛和危险。”
药品奇缺，羊屎蛋也来助阵
部队中北方人较多，刘邓大军挺进大别山后，由于水土不服，战士们患皮肤病、疟疾及腹泻的人很多。加上部队经常作战、转移，战斗激烈时期，为了轻装上阵，只保留必需武器和用品。在这样的情况下，卫生科连带木塞的药瓶都没有剩下，只留了几只铁皮盖子的药瓶。
卫生科根本没有那么多治疗疟疾的奎宁注射液。药品缺，设备又没有，为此，谭友良每天都要想办法紧张地配制2%的盐酸奎宁注射液。由于没有药品盛放工具，他只能每天用多少配多少。配制盐酸奎宁注射液需要蒸馏水，然而，部队有时整天行军作战，别说是蒸馏水了，就是水有时都很难找到。
部队经过和驻扎地常常连一口水井都找不到。有时，到外面找水源还要担心小保队的突然袭击。一次，为了配制蒸馏水，谭友良和一位警卫员一起步行了二三里路，才从一块低凹处找来了水，并且还是沉积的雨水。取回雨水后，将其烧成白开水，再经过沉淀、过滤和消毒后，才代替蒸馏水来配制盐酸奎宁注射液。
环境恶劣、条件艰苦给部队行军作战带来了很大的困难。再加上每天司令部都有三四十名（有时达到五六十名）战士身患疟疾，司令部首长对此非常重视和关心，要求卫生科竭尽全力想办法预防和医治。
在药品最紧张、生存环境最恶劣、战士病情最严重的情况下，为了尽快地医治好战友们的疾病，确保部队的战斗力不受影响，卫生科的同志四处想办法。一次，宋家坤医生听当地老乡介绍说“百草丸”可以治疟疾。于是，就向李达参谋长作了汇报。李达参谋长听了汇报后说道：“行啊，行啊，你们不妨试一试。”得到首长的同意后，宋家坤医生马上派谭友良去找“百草丸”。
所谓的“百草丸”其实就是羊拉下来的粪便，掺和一些红糖捏成的小丸丸。由于羊吃的草杂，当地百姓就把这种羊粪蛋制成的“草药”唤作“百草丸”，并要求必须是那种羊刚刚拉下的、软乎乎的粪便才行。
于是，谭友良跑遍山坡、草地，四处寻找有老乡放山羊的地方，并且跟在羊屁股后面等着去捡刚刚拉下的羊屎。忙了半天，他才办妥事情。然后，谭友良又从乡亲们那里找来红糖将其化成糖水，拌入羊屎后，再用手捏成一小坨一小坨，稍稍晒干后，药丸就制成了。
然而，究竟“百草丸”能不能治疟疾呢？现在已无法考证。当时的情况是，一些战士吃了这东西后，真的不再“打摆子”了。但也有一些同志吃了并没有什么明显的效果。谈起这件往事，谭友良老人说，这件事如今说起来像是个笑话，战士们的健康应该说是自身免疫力强的原因吧。可是在当时的条件下，没有足够的药品，只有想尽一切办法医治官兵们的疾病。
不仅如此，当时，战士们得了皮肤病没有凡士林就用猪油当药物，没有升华硫磺就用黄色炸药做原料，制成软膏治疗疥疮等皮肤病。
为了使病员不掉队，邓政委指定司令部机要处林处长带队，由专人负责，在出发前两小时为战士们治疗，就是这样，当时的一批又一批伤病员得到了及时的治疗，最后，司令部没有一名战士掉队或死亡。
一包粉剂药一片爱兵情
由于部队常常昼夜兼程行军打仗，不仅战士们很容易生病，首长们的健康状况也受到了影响。每次给首长看病、打针，谭友良都留下了深刻的印象。邓政委总是那么平易近人，三言两语就把病情说得清清楚楚。看病时，他既不问你用的是什么药、打的什么针，也不说打针痛不痛，完全听从医生的安排，配合医生的治疗。此外，邓政委从不用“特殊药”，稍微好一点的药品他也要节省下来留给有病的战友使用。
有一次，邓政委感冒了，部队里的各级领导们都为他担心。于是，组织上就吩咐谭友良和宋家坤医生一起去给邓政委看病。一走进邓政委的办公地点，邓政委便很亲切地把他们请了进来，当询问他病情的状况和原因时，邓政委三言两语便把病情说得一清二楚。根据诊断出的结果，谭友良给他静脉注射了一针“阿握纳丁”和“福白龙”（当时药典规定静脉注射），并开了三小包阿司匹林粉剂。邓政委只用了一包病情便好转了。
过了几天，邓政委见到卫生科的同志时，把精心包好的两包粉剂又退还给了谭友良他们，他说道：“这药挺起作用的，我用了一包就见效，剩余的两包你们保存好，现在药缺少，又有许多同志患了病，你们就给其他病员使用吧。”谭友良说：“邓政委就是这样，时时刻刻与战士们风雨同舟、同甘共苦。”
一双皮鞋和一颗普通心
在大别山那段日子里，大家都很少有鞋子穿，更不用说要换洗鞋子了。邓政委发动大家自己动手打草鞋。谭友良不会打草鞋，脚上穿的都是战友们帮助打的。那时，部队已经有将近一年的时间没有发津贴了，谭友良手头仅有的一块银元，还是李先念副司令员从解放区带来一批银元后，给每位战士分发的。
谭友良用这块银元买了一双新皮鞋，但是他不舍得穿，行军的时候就经常背着这双皮鞋。有一天，司令部管理科科长王忠同志看到了他的皮鞋，王科长就对谭友良说：“小谭，你把你那双皮鞋卖给我好吗？我有重要用途……”起初，谭友良不舍得把皮鞋卖了，他想等到环境条件最差的时候，或者是到了全国解放那天再去穿它。可是，一想到王忠说“有重要的用途”，就不再坚持了。谭友良后来听战士们说，那双皮鞋是给邓政委准备的。
但是，在以后的行军途中，谭友良始终没有看见过邓政委穿这双皮鞋。记得有一天，西北风呼呼地刮着，鹅毛般的大雪纷纷洒落，地上的积雪已有两尺多厚了，晚上行军时，邓政委也没有因为天气的恶劣而穿上那双相对保暖的皮鞋。
1947年冬天，为了解决部队过冬用的棉衣问题，部队首长发动大家自己动手做棉衣。战士们把当地产的土白布用草木灰和锅底灰染成灰色，然后又买来了棉花（多数是籽棉），由于没有弹花机，他们就用树条抽打，用手撕剥后，制成棉絮，自己动手做棉衣。
当时，司令部卫生科的隔壁就是刘、邓两位首长的办公和起居地。在工作和生活中，谭友良时常看到首长们自己动手和警卫员一起做棉衣。有时候，首长们工作已进入了深夜，然而，工作结束后，他们又坐在灯下，不辭辛苦自己动手制作棉衣。刘、邓首长的这种艰苦朴素、以身作则的工作作风在广大干部战士当中起到了极大的教育作用。部队不仅做出了大量的棉衣过冬，而且提高了部队的士气和战斗力。
当时部队还流行着一首陕北小调，当谭友良老人叙说着那段难忘的革命经历时，仿佛一下子又回到了那个艰苦的战争年代，情不自禁地哼起了当时那首在大别山革命老区流传甚广的歌谣：
“刘、邓首长生活艰苦/睡觉打地铺/身上穿的是粗布衣/还给同志们讲/哎嘿哟，粗布衣最革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