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0年9月14日，中国人民解放军军政大学五分校一大队奉令到贵州省息烽县养龙站区剿匪征粮，我们四中队驻养龙司(当时称飞越乡)。10月初的一天，中队需要送一封机要信到大队部。政委殷少岚拿着信对我说：“小黄，通讯员脚生疮不能行走，你是团员(当时我是新民主主义青年团候补团员)，把这封机要信送到大队部，要亲自交给大队政委刘仲廉。”说完，将一支亮锃锃的勃朗宁手枪递给我，作护身之用。我摸着那支手枪非常惬意，但转而又想，这是政委唯一的随身手枪，于是拒绝带手枪，准备仍扛我那支三八大盖。政委说：“不行，你人小个子矮(当时我17岁，身高只有1米50)，万一敌人从背后来个拥抱……”正作难，通讯员小刘出了个好主意，叫我不带枪，身揣两个不带木柄的鹅卵式铁质手榴弹，以防不测。于是，我欣然上路了。
　　初冬的贵州寒风习习，落叶飘飘，四野空无一人，心里不禁胆怯几分。说实话，从养龙司到养龙站不过十多华里的路程，但中间要经过一段山崖峡谷地带，行人极少，当时以蔡子文为首的土匪在这一带十分猖狂，扬言：“活捉一名解放军悬偿大洋300元，打死一名偿100元!”想到这些，对于我这个“娃娃兵”来说，敢情是有点悬吊吊的。然而，当我想起政委的话：“你是青年团员……”，再摸摸口袋里的两枚铁家伙时，随又胆壮起来。
　　“砰，砰，劈!……”突然间几声枪响划破了峡谷的沉静，我一时怔住了，接着又听到四下声嘶力竭地叫喊：“抓活的啦……赶快投降……”
　　我的神经震颤了，抬头一望，比预料更糟的情况出现了：那高崖上的几十名土匪(多数穿蓝色的便服，个别穿黄军衣)顺着旁边的茅坡向我直冲下来。我不由自主地闪进了旁边的偏岩腔内，稍稍定神，朝外一望，情况更糟了：前面的几个土匪已经奔下了山崖，离我约莫不到50米了，有幸的是，他们不再前进了，而是伏在零乱的茅草和土堆后面，大声狂叫：“缴枪不杀，优待俘虏……”此时，我脑海中闪过土匪犯下的种种罪行，想起自己身上携带的机要信件，想起自己是一名人民战士，一名青年团员，急忙从口袋里摸出鹅卵铁弹，准备第一颗给敌人，第二颗同敌人，连同那封打算撕得粉碎的机要信件一起“升天”。
　　最糟糕的情况发生了：那两颗鹅卵铁弹，不知是平型关战役从日军那里缴获的，还是淮海战役从蒋军那里过渡而来的，资格实在太老了，老得锈紧了盖，怎么也拧不开。此时，敌人似乎发现了我的“秘密”似的，有的正猫着身朝我步步逼进。
　　人急智生，当我取出那封机要信准备撕碎时，忽然发现偏岩腔的底部凸现出一排石尖，于是急奔过去，一手握住弹身；一手按住弹盖，朝扁扁的石尖上猛地一拗带拧，弹盖铿然一声落地了，我随即用小指姆勾着铜圈，立起身来将铁蛋猛地扔了出去，接着“轰”的一声巨响，山沟里腾起一股黄色的烟尘。我顾不及细看是否打倒了敌人，紧接着拿起第二枚手榴弹，可正在此时，山沟里突然响起了激烈的枪声，我猜测敌人马上要向我扑来了，但定神一望，土匪不是朝我而来，而是掉转头纷纷朝山坡上爬，再探出头向外张望时，奇迹出现了：两部载满战友的马车从养龙站方向朝我奔驰而来，还有几名战士端着枪随车奔跑，不时地朝跳窜的土匪射击……
　　原来，这是我们中队的事务长许承畴同志从息烽县城运棉衣返回，并由校部警卫营派出一个班的战土护车，恰好路过此地，发现匪情，急忙迎战。我奔出偏岩腔，情不自禁地赶上前去投进事务长的怀抱。事务长见状连连拍着我的肩背安慰：“好，好，小鬼!好好，别怕，勇敢，勇敢，好，好，好……”
　　接着，事务长吩咐两名战士护送我到大队部，将机要信件交给了大队政委刘仲廉，并把路上发生的情况作了详细汇报。刘政委听罢用赞许的口吻说：“好，好，小个子，你今天真是读了第一节课，读得好，读了个甲等分数……可今后的课还多着呢，干革命嘛，这课那课，够你读的哩……”
　　回到养龙司，中队政委表扬了我，并建议团支部将我提前转为新民主主义青年团正式团员。如今，我已是个有50年党龄的共产党员了，这“第一节课”，则是我生命的新起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