列车飞速前进，我正昏昏欲睡，听到列车员报出“下一站石家庄”时，突然就清醒了，就好像夜半梦中迷了路，正急得原地打转时，突然听到有人喊了声“这边儿”。
　　前一天下午，我才从美国回到中国，在北京匆匆过了一晚，就上了这趟开往武汉的高铁。这次回国10天的时间，我要去一大堆从来没去过的城市，见一大堆从来没见过的人，包围在“您”来“您”往，恨不得把酒杯“低到尘埃里”的客气中，却没时间去约那些可以喝到掏心扒肺、哭诉往事的朋友，甚至都没时间回一趟家。这一趟火车在石家庄站停留的三五分钟，就成了我此行中离家最近的时刻，不容错过。
　　我把脸贴在车窗上向外看，这时候列车正行进在大片的田野中。到底是北方的田野，庄稼都长得横平竖直，很有担当的样子。田间偶尔闪过一条条柏油路，通往远处的村舍，两边都是笔直的白杨，路面和树叶在阳光下闪着只有初夏才能见到的那种洋洋洒洒跳跃着的光。这时候我已经激动起来，那些柏油路，每条看上去都像初中时老师带我们骑自行车去参观新农村时走过的那一条，从那以后我一直觉得，凡是这样的路，都应该叫“康庄大道”，而看到了这样的“康庄大道”，就意味着快要到家了。
　　不知过了多少条“康庄大道”之后，列车果然进站了，可车窗外的景象让我的心凉了半截。一座我不认识的明光锃亮的车站，轨道上停着些我不认识的子弹头列车，车站外面是我不认识的高层住宅楼群，镶嵌在我不认识的天际线中。
　　基本上，除了站牌上那几个汉字，这里的一切我都不认识。其实严格说来不是不认识，而是认不出。差不多每一座中国城市的每一个火车站，看上去都是这个样子，故乡和远方没啥区别。
　　我跟这个城市不算熟，这完全是我的错。我在这里生活了19年，和在纽约生活的年头一样长，可那时候我整天都在幻想外面的世界，从来没仔细看过身边的景致。
　　但我毕竟跟它有过渊源，也见过它在复制时代到来之前与众不同的模样。这大多是因为我妈的祖祖辈辈都生活在这里。1926年，她的爷爷何轶尘创办了這座城市的第一个西药房，取名普惠。普惠大药房的名字在这座城市的风风雨雨里存在了40年，直到被收归国有，变成了今天的康宁医药商场。
　　我没见过这位太姥爷，却听到过关于他的种种江湖传闻：如何在科举考试中撰文批判科举制度激怒考官，如何上了日本人在天津办的洋学攻读药学，如何在军阀部队当了司药，如何白手起家创办药房，如何因为给八路军供药被日本人通缉四处逃亡，最后还是被抓住打了个半死……这些情节本来比电视剧还精彩，可那时候家里人讲起这些故事，我从没用心听过，就像我从没认真对待过这座城市。
　　人在年少气盛时，总以为长辈们的故事都是用来遗忘的，而故乡都是用来逃离的，总以为它们反正哪儿也不会去，只要你愿意回去，它们就一定会在那里等着。等明白过来时，长辈们已经带着他们的记忆走远了，故乡也已经面目全非。
　　太姥爷留下的四合院，是石家庄市中心中山路上同乐西胡同里最气派的宅子，两扇大门上钉着九九排开、大过我手掌的铜钉，门在青石门洞里关开，发出轰隆隆如雷鸣的响声。只不过我记事的时候，东西厢房已经归了公，住进了其他两家人，姥爷姥姥、两个舅舅和他们的妻小都被挤进三间正房。
　　在这个院子里，我度过了一段野生放养的童年时光。我姥爷是老太爷的长子，可他对做生意完全没兴趣，一心钻研奇门数术。就是在这里，我跟他学会了鸡兔同笼的算法，字典上都查不到的生僻汉字的读法，看他为了制成永动机用磁铁块进行各种古怪的排列组合，没事的时候还把他养的各种花色的蛇偷出来，缠在胳膊上站在胡同口嘚瑟，吓得路人落荒而逃。那时候我五岁。
　　同乐西胡同口有个甜食铺，整个石家庄只此一家，别无分号。后来我在美国每次听到有人用“小孩子进了糖果店”来形容激动的心情时就会想起这儿。那里卖的红豆糯米稀饭，每粒米都熬得黏稠滑润，每个豆子都翻开着花，盛在碗里冒着氤氲的热气。只放一小勺白糖，一丝一丝若有若无的甜里，恰到好处地夹裹着粮食的原香。如果表现好，加上死乞白赖地央求，大人们就会再给你配上一个刚出锅的麻球，咬一口嗞嗞冒油、里面的红糖馅会烫到舌头的那种，就算拿整个世界来换也值得。
　　出了同乐西胡同就是繁忙的中山路，火车站就在左手边，但那是个绝对不准小孩子一个人涉足的地方——据说那里到处是“拍花子”的，用一种神奇的药水涂在手上，小孩子闻了就会不哭不闹跟着陌生人上火车，在一个没有甜食铺的遥远地方开始一种苦难人生。右手边走不远就是人民商场，我从小讨厌逛街，可这里处理的零碎布料是我妈的最爱，这些布料后来都成了我的裙子，因而这也是世界上我唯一有过好感的商场。
　　我考上重点中学的那个暑假，曾经在那里遇到了一个成绩不错却因一时失手没考上高中的同学——她在那里卖皮鞋。在那种慌乱地错开眼神、假装跟身边的人谈笑风生的尴尬里，我尚未成型的人生观被彻底颠覆。从那以后我一直觉得，我一生中得到的一切都只是因为幸运而已。
　　中山路上的杂耍不外乎几个酒杯底下放几个红色小球，来回翻转那套常见的把戏，偶尔来几个耍猴的外地人，小孩子们就像过节一样欢天喜地。路中间任何时候都是车来车往，当然大多是自行车。但有一两年国庆节，整条马路禁车，人们早早就摆着小马扎来到马路中间卡位，待天一黑看漫天烟花在头顶绽放。不用登高，连小孩子都能看到。那时候没什么能遮挡视线，所以人都能看得很高很远。
　　突然有一天，这些全都消失了。老火车站废弃了，据说成了博物馆，不苟言笑的人民商场也被花枝招展的现代商城取代，老宅子、甜食铺、同乐西胡同和那里所有的胡同全都荡然无存，一点痕迹都没留下，在这里生活过的人们全都各奔东西。 　　但那是哪一天呢？那一天我在哪里？在做什么？我完全没有记忆。也许并不是一天，也并不突然，它们只是在我没留意的时候，像烟花一样一瓣瓣地熄灭，融进了历史的夜色。
　　而我也在这座城市没留意的时候，在一个下雨天，上了一辆开往南方的绿皮火车，悄悄离开了它，几年以后又上了一架飞往大洋彼岸的飞机，越走越远。再回来时，这里已经和中国、世界的大部分城市没有区别，到处高楼林立、霓虹闪烁，遍地是连锁店、广告牌和手里拎着购物袋心满意足的人们。城市仍然是那个城市，可这里的街景如果被连根拔起来，植入其他任何一个城市，也毫不违和。
　　城市的同质化在世界范围里都是件让人头疼的事儿。这首先是从建筑开始的。一个地方的建筑原本是与本地的历史、地理、风土人文息息相关的，光源、降水量、冷暖和当地盛产的建材都应在设计师的考虑之内。但“二战”以后，科技的进步使得这些地区因素不再重要，随便在哪儿建出一个钢筋水泥带空调的高层都不费吹灰之力，建筑逐渐失去“家乡的本色”。
　　美国的情况尤为典型。“二战”后的美国刚好走出30年代的大萧条，回到国内的老兵潮和迅速成长的婴儿潮使人们对房屋的需求大增，国家优惠的购房政策也使更多人开始考虑买房。地产商抓住时机，在地广人稀的郊区大兴土木，用一样的图纸，无须花费太多心力，就能把成本降到最低，迅速建成大批住房，发展起新兴小城。住进这里的人们只能开车出门，汽车市场空前火爆，多出来的汽油税又被用来修建统一模式的高速路，把那些原本谁也不认识谁的多胞胎小城连接在一起，方便大家认亲。
　　也是在战后的二三十年间，麦当劳、肯德基、沃尔玛这些标准化连锁店横空出世，追随着购房的人流开始占领美国小城，成了城市同质化的重要推手。人们生活便利，无论在哪儿都可以在同样的快餐店里吃饭，到同样的大卖场购买同样品牌批量生产的物品，然后心满意足地回到一模一样的家。
　　你到美国来时，如果有闲心可以到那些叫莱维顿（Levittown）的小城逛逛，很多州都有。它们就是那个时期的产物，全都是一家叫作Levitt and Sons的开发商按同一个模子建成的。
　　这也是美国城市规划史上所谓“城市更新”的鼎盛时期，包括纽约在内的大城市在规划布局方面被追求光鲜、现代、“高大上”的思路左右，大而无当的建筑动不动就从天而降，阻断几个街区，住宅小区动不动就被高速路断为两截。原有的社区群落被打散，人成了建筑的附属。纽约社会活动家简·雅各布斯在她1961年出版的名著《美国大城市的死与生》中痛陈过“城市更新”对城市生活几近毁灭性的打击。要不是她高瞻远瞩带头抗争，纽约像格林威治村这样特色鲜明的小区恐怕早已被豪华的高楼区取代。
　　在1996年9月号的《大西洋月刊》一篇名为《家不成家》的文章中，作者这样描述这种差不多席卷全美的景象：
　　“驱车上路，映入眼帘的一切都丑得令人窒息——那些大盒子商场、办公室单元、汽车配件店、地毯店、停车场、一群群假模假式的房子、各色广告牌和塞满了车的高速路——这一切好像都是妖魔鬼怪为了折磨人类而设计出来的。”
　　而相比之下，以前那些建立在与本地风物相协调基础之上的建筑和群落就完全不同，它们“使我们微不足道的生命有了意义和尊严……我们是一个更大、更有意义的有机体的一部分，这个更大的有机体也关乎我们的存在，因而我们应当尊重自己，也尊重身处同一个有机体的其他人，不论先来后到”。
　　如今这种大盒子式的雷同已经成为美国人同仇敌忾的箭靶，“大盒子”商家的进驻计划在任何地方都会引起抗议示威，大城小镇都开始走挖掘地方特色、突出个性的路子，但城市的同质化并未因此减弱。去年《纽约》杂志刊载了一篇题为《让人无法忍受的城市雷同》的文章，作者花了7个月游历全美，本想寻找各地与众不同的景象，却发现每个小城都不出意料地有几家个性咖啡馆、寿司店、出售本地特色鸡尾酒的高级酒吧和手工啤酒工坊。这些本是非连锁的特色小店，但他们表现个性的手法却大同小异，在这个城市的一家咖啡店看到的装饰，不久以后就会在另一个城市的另一家咖啡店里再现;每家特色店里前来光顾的年轻人，扮酷的样子也都差不多。
　　这样的个性店铺和社群在简·雅各布斯的年代可能会被视作一个城市社区的理想状态，而时过境迁，在反抗雷同中产生的个性竟也像当年摇滚青年必备的长发和破洞牛仔裤一样被批量生产，变成另一种形式的雷同。这真是足够讽刺，大概锐不可当的新潮流和崇尚理想主义的年轻人一样，长着长着都难免“变成自己讨厌的样子”。
　　可是从那种“同”变成这种“同”在美国毕竟还是用了差不多半个世纪，在日新月异的中国呢？这种速度，身处其中的人可能不觉得，一个缺席了太久、猛一落脚的人真的会眩晕。
　　这次行程里，唯一让我有了“找到家”的感觉的地方，是煙台的一个住宅小区。这个被我无心误入的小区看上去有些年头，大概因为不是一线城市，躲过了一些“灭绝师太”式的整改。
　　黄昏时分，小区中心的小广场周围密密匝匝布满了摊位。一块钱一根的冰棍，放在大纸盒子里卖的没有独立包装的饼干、馓子、江米条，论堆卖的黄瓜、西红柿，铺了一地的廉价袜子和内衣，刚捞出来没多久的活着的海货。老邻居们拎着篮子纷纷出动，家长里短地聊着，却不会错过任何可以低价包圆儿的好东西。小贩和顾客熟络地打着招呼，一边讨价还价，一边聊两句关于城管的事儿。孩子们在小广场上追打嬉闹，几个老头儿坐在旁边的石头桌椅上下棋。
　　这不是我的家，我和他们都不认识，但我喜欢他们之间互相认识、彼此关照的样子。这里烟火蒸腾，符合我对家的记忆。
　　2012年，《纽约时报》原驻上海主笔傅好文把他在上海期间拍的老弄堂里平凡人家的照片结集出版，由来自上海的旅美作家裘小龙配上诗文。那本书的名字叫《消失中的上海》。在其中一段文字中，裘小龙从古希腊哲人赫拉克利特的名句“人不能两次踏进同一条河流”引出自己对城市翻新的忧虑：川流不息、逝者如斯，本是自然规律，但“如果连河流本身也消失了呢”？
　　那天晚上，在烟台的那个小区里，包裹在寻常日子的热闹中，我决定还是不去想这么伤神的问题，就当它只是离家出走的人在镜花水月里杞人忧天吧。吹着清凉的海风，我坐在马路牙子上吃了一碗违章小贩出售的凉皮儿。
　　那是我吃过的最好吃的凉皮儿。
　　（若 子摘自腾讯《大家》栏目，王 青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