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日 2008年5月20日
　　朝阳暖暖地斜铺在路上，北京显得格外的静，耳旁似乎还在回响昨日的笛鸣。我的心也很静，一如这个早晨。一周来，自己的情绪经历了愤怒、焦虑、内疚、恐惧……现在终于平息了下来，思路也渐渐清晰。
　　安县的大坝裂了口子，我们临时把目的地改为绵阳。当时并没有太多感觉，只是回京后才意识到这应该就是第一次死亡的威胁信息。也许，隔离的机制在这一刻就已经启动，保护自己的情感，保障自己的工作能力。
　　从首都机场到双流机场，一路上弥漫着平静而沉重的空气。这一路上接触到的志愿者，让我感觉到职业的压力，无法容忍自己有半点儿的懈怠，除了努力工作，没有别的选择。
　　
　　第二日 2008年5月21日
　　安顿下来，已过午时。不远处，应该就是九洲体育馆了，还亮着灯，很静。
　　一觉醒来，天已明，雨下了一夜，还没住。我们的周围，是大片大片的水田。老乡们早早就下地插秧了。秧是那么的绿，生出无限的希望。
　　进入九洲之前，我们邀请了早到的同行一起交流。大家都很认真，很投入，很有爱心。让我敏感的是，每个发言人几乎都说了“我有一个成功的案例……”这次灾难，让心理学浮出水面，却又立时陷入一片混乱。灾后一周，需要有“成功的案例”吗？临出发前，同行谏言:“此时，切忌和灾民建立深度的治疗关系，他们已经失去一次客体，当治疗师在关系建立后不得不离开，又是对灾民的一次创伤。”话语犹在耳旁。
　　九洲里里外外好几圈灾民，虽拥挤，却不悲惨。大人们三五成群，闲聊打趣;孩子们高兴地追逐玩耍，室外的一角，所有的健身器材边上都挤满了孩子，秋千更是几乎被荡到了天上。这种祥和只是表面现象，下面暗藏不安。后面和灾民的接触证实了这一点。白天有事可做有书可读，掩盖了大家脆弱的心;到了晚上夜深人静的时候，可怕的场面又会闯入记忆，让人无法入睡，痛苦难耐。
　　貌似杂乱的灾民，其实是有秩序的，多是按乡按村居住。我们走近一个组，简易的编织袋“屋顶”下面挤满了二三十个男女老少，聊起来才知道，这原来是一大家人。当知道我们的身份后，棚子下面明显动了起来，起初的那种死寂瞬间消散开去。刚才躺和半躺的男女都坐直了身子，挪向我们，眼睛也放着光。他们尽情地表达着心中的怨气和不满，激烈得我们都不知道应该把眼光落在谁的身上。我们静静地接纳、承受他们的所有宣泄。印象最深的是，他们很不喜欢一些志愿者的态度。有的志愿者来帮助他们的时候，带着明显的施舍、救助和高高在上的姿态，这让他们非常不舒服。话里话外，能明显感受到他们需要的不仅仅是物资上的帮助，更需要尊重。这种自尊，强烈地弥漫在这个大家庭中——他们在九洲的生活必需品都是自己从北川带来的;就连家里最小的孩子，也每天去收集空瓶子，卖了钱去买西瓜。他们用西瓜款待了我们，很像是平日里的串门，我们聊得很投机，像是多年的老朋友。临走时，他们说一定要回到北川，回到原来家的位置，欢迎我们以后去做客。
　　
　　


　　第三日 2008年5月22日
　　早上起来，空气中弥漫着重重的水气。我们的志愿者并不是相关专业的大学生，甚至连心理学的课程都没有上过。来川之前，我已经明晰我此行的目的就是把尽可能科学的对创伤的理解传达给大家，让大家能够更合理、更系统、更科学地为灾民做点儿事情。基于这样的考虑，我采取了带教的形式。先是给大家讲解了这个时期心理干预的基本原则和技术，然后让志愿者尝试去鉴别、访谈，同时我进行现场督导。经过一上午的带教，志愿者学会了初步的访谈技术。他们的心理学感觉很好，提出了很多很好的观点。
　　下午，我们把队伍中的一位教授托朋友买来的书和玩具摆在体育馆边上的草坪上。不多会儿，吸引来不少五六岁的孩子，还带来了爸爸妈妈爷爷奶奶。孩子们或开心地玩玩具，或认真地看书，而大人静静地陪在边上，轻声地唠着家常。这时，我才发现，天早已放晴，阳光暖暖地照在大家的身上，很像所谓的“疗愈之光”。我们也散坐在其间，并得到了意外的收获。在这之前，我们的主要工作方式是主动走到灾民中间，主动寻找话题，主动筛选我们自认为需要帮助的人，比如喜欢自己玩耍的小孩、喜欢抱玩具的母亲、脸上有轻伤的人……然后主动地开展心理辅导。在某个阶段，这样的方式的确是有效的。但随着心理志愿者越来越多地来到灾区，心理辅导有时候变成了一种负担。所以，有时候，灾民会表现得不那么配合，甚至会有些反感和抵触。而此时，无论是大人还是孩子，都很自然地开始和我们交谈。我们心理工作者的角色变得模糊了，但交谈却变得流畅自然了。我们恍然，这正是他们的需要，他们需要的正是温暖的陪伴。我们的志愿者做得非常好，他们静静地陪在孩子的身边，或是听孩子用玩具讲故事，或是非常配合地陪孩子玩脑筋急转弯，有的把孩子搂在怀里读书给他们听，有的和孩子追跑着玩。
　　太阳慢慢地变斜，树的影子也被拉得老长老长。突然，一群孩子冲进了草坪，还没等我们反应过来，书和玩具已被瓜分一空，草坪上满满当当的全是孩子。每个孩子的胸前都贴着一个红色的心形logo，还有的系着红领巾。他们是帐篷学校的学生，刚刚放学。放学的喜悦和往常没有什么不同，这很让人欣慰。原计划五点就把东西收回，可是当看到大家津津有味地看着书玩耍着，真的不忍打扰，而是静静地在一旁欣赏。时不时的，有些家长把孩子叫回去吃饭，还是和平时没有什么不一样。
　　这一刻，夕阳很好，心情很好……
　　
　　第四日 2008年5月23日
　　在九洲待的时间越长，就越担心，看到同行有一些不合理的干预细节。最常见的就是很多非专业人员，进到九洲以后，抓着孩子就问地震当时的情景，把高高兴兴的孩子硬是问到泣不成声。也包括一些专业人员在运用成型技术的时候没有考虑到此时的心理发展特点，比如让孩子画出当时的情景。当然，专业人员最大的问题还是把灾民当做日常心理咨询工作中的来访者，进行深入的咨询，并且在有限的时间内，和孩子建立稳定的关系。我迫切地感觉到需要把大家组织起来进行交流，这样才能形成合力，共同把这件事情做好。在九洲，一共有八支来自不同机构和省份的心理救援队。这一天，我主要的任务就是和每一家机构去沟通。第一家就几乎把我打蒙，冷漠拒绝的态度让我长时间没有缓过神来。整合很难，但同行的态度是我始料不及的。眼看晚饭的时间就要到了，我越来越焦急。一边是对自己努力的怀疑，一边是强烈的责任感。最后，我下定决心，一定要做下去。
　　


　　案例督导会的通知发到了每一家机构。开会的时间一分分逼近，我的心越来越紧张，不知道会等到些什么。七点半，时间到了，我们志愿团的团员围坐在帐篷外，没有一个外人。一只手落在我肩上，说:“没事，我们开始吧。”紧了紧下颌，我也觉得可以开始，至少有我们自己。我的开场白接近尾声的时候，我发现远处有几个人朝我们走来。是他们，我真的很高兴。督导会进行了两个小时，大家都很投入，案例也很让人心碎。结束时，夜已经很黑了。今晚一共有五个机构来人参加，我很开心，但心里的石头还是没有落下来。我并不知道，效果如何。
　　
　　第五日 2008年5月24日
　　夜里，我们又收到其他机构的求助电话，进入体育馆对两个灾民进行了紧急干预。一个是病假下来的抢险战士志愿者，一个是因思念儿子而歇斯底里的老母亲。回到帐篷时已经很晚了，所以起来时，天已经不早了。
　　上午工作的时候，一家心理援助机构过来问，今天是否还有督导会，并表示他们愿意来主办。这个信息让我心里的那块大石头彻底放下了。时间安排在中午，参加的心理工作者达到了四十多人，在各色帐篷之间的绿地上围了大大的一个圆圈，煞是壮观。今天的案例的主题是“替代性创伤”，我发现在座的居然有一小半人从来没有听说过这个词语。讨论结束后，大家都很轻松地笑着散开，能明显感到，每个人都有不同程度的释放。原来紧绷的同行，都恍然，我们助人者，首先要做好的就是帮助自己;只有保护好自己，才能更好地帮助别人。是啊，是时候来关爱一下自己了。看到大家的释放，我也释放了。我们当场决定，晚上集体到镇上洗个澡。这个晚上，我们很开心，很放松，我们除了洗澡，还吃了火锅，喝了啤酒，玩了杀人游戏，对了山歌。这一夜，大家都睡得格外香甜。
　　
　　第六日 2008年5月25日
　　我们做得越来越少，越来越不“专业”了，把更多的时间花在了陪孩子玩耍上。我们玩得很开心，也很辛苦。今天，我开始为“志愿者”这三个字自豪了。
　　体育馆内出现了越来越多的孩子志愿者，他们在帮着做诸如发资料之类的事务。有很多孩子积极加入了红丝带和黄丝带的志愿团。孩子们说，他们长大后的理想，就是当志愿者。我们的大学生志愿者越来越懂得哪些事情可以做，哪些不可以做，哪些事情是要竭力去阻止的。九洲里面总是有一些不知道是媒体人还是自由人的人，他们装备着各色专业或不专业的摄影摄像器材，把镜头对准这里的孩子和大人。还有人争着和可爱的或受伤的孩子们合影。我看到我们的一个志愿者坚决地对一个正在拍摄孩子看书的男子说:“如果你要拍孩子，请站得远一点儿，而且请征得孩子的同意。”我在一边暗自为这名志愿者叫好。
　　中午，我们正在津津有味地吃方便面的时候，突然被一个声音吸引。是马路那边传过来的，一个瘦小的小女孩，对着我们这边声嘶力竭地喊着，像是“拜拜”，又像是“爸爸”。“谁是她爸爸呀？”有人调侃道，大家哄笑一片。不一会儿，一个大学生志愿者站起身来，对这孩子挥手。孩子还是站在原地继续喊着。我们意识到这是一个正在离开九洲的孩子。志愿者不得不冲过去，和孩子道别。这样，孩子才在大人的拖拽下，依依不舍地离开，一路上还是声嘶力竭的“爸爸”声。没有一个人再笑了，取而代之的是默默的泪水，高兴，也很难受。
　　吃完午饭，我们来到北川中学跟几个教师和学生座谈。学校的大门口围着很多人，其中有一些是来找孩子的。据说，每一个孩子被领走，对其他的学生都是莫大的折磨。第一眼见到约好的老师，我的心都碎了。满眼的血丝、满脸的疲惫，让我们都不忍再给他们增添负担了。地震那天，每个老师都带着自己的学生往外逃，没一个例外;每个老师都失去了至少一个亲人，没一个例外。学校里面看不出任何的不同。但当听说孩子们在经历余震滑坡时的集体尖叫、夜间不断噩梦不敢如厕等细节时，心都痛得拧成一团了。
　　回到营地，我们经历了青川的6.4级余震。当时的大地就好像是海滨的波浪，上面的所有人和物都在随波晃动，随之而来的是通信信号的中断。短短的五分钟，我们体会到了灾民的恐惧。加之之前进入北川中学看到了憔悴的老师们，路上看到的满街的帐篷，以及深受影响却仍在做志愿者的当地人和外地人，我的情绪再也无法隔离，被深深地卷入，我立时丧失了工作的能力。
　　
　　第七日 2008年5月26日
　　今天是我们离开九洲的日子。身心的确疲惫了，很想回家，但也很不舍。收拾行装时，发现还有一盒巧克力，决定送给孩子们。于是我捧着巧克力，绕了体育场整整一周，却一块都没有送出去。我很想亲手一块一块送到每个孩子手上，因为我需要;但是我没有，因为我知道，那是我的需要。最后，我把糖盒留给继续工作的志愿者，请他们代为安排。
　　远远地看着九洲，保重！
　　
　　后记 2008年6月12日
　　距地震已经一个月了，我们也从九洲回来逾两周了。很挂念那边的人，也很心疼从那边回来的人。
　　在九洲时坚强的我，回来后已经哭了N次。
　　第一次，是在成都听到的那首只会让人更难受的歌;
　　第二次，是在回京接受的团体辅导中;
　　第三次，是在中心的报告会上。
　　……
　　后面还有很多次。回来后好像变得脆弱了很多，不愿有人问起那边的情况，敏感电梯的轻微晃动……
　　我也需要心理辅导，所以补记这篇手记的时候，隐去了很多细节，是对他们的尊重，也是对自己的保护。
　　作为志愿者，我们该回到自己的岗位上了，更有序地为这件事做点儿什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