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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多年以前，人们可以冷眼看到这样一个啼笑皆非的矛盾现象：倘若以口号的响亮程度和传播程度来衡量，当时的中国，恐怕是世界上最重视政治的国家；而倘若以大学里专业的设置来衡量，当时的中国则又是世界上最轻视政治的国家。这里呈现出的，是一幅对比强烈的画面，二者相映成趣，耐人寻味。
只有在“文革”结束后，沉睡了近三十年的政治学才破土而出，步入了学术的殿堂，走上了科学的正轨。
作为例证之一，就是我刚读过的一部书稿《比较政治分析》。这本书是这些年来国内第一部有关比较政治学的专著，作者也恰是近几年来在政治学界崛起的第一批年轻学者之一。仅这件事本身，也有某种历史象征意义。本书综合现代政治学的各种方法，围绕相互联系的十个方面的主题集中论述了当代比较政治学，这十方面即：政治时代(分析当今时代在历史中的地位以及它作为一个政治化的时代的特征)，政治国家(国家的历史演变及其当代功能)，政治形式(对各种政治形式及其成因的纵横两向度的比较)，政治过程(当代政治活动的动态分析)，政治决策(决策的形成机制和执行过程)，政治文化(比较不同社会形态在政治文化方面的差异及其对政治体系的影响)，政治思维(人类对政治根本价值的思考)，政治发展(对前景的估价)，政治世界(国际社会的政治关系)，政治科学(政治学的沿革、趋向及社会作用)。相信大多数读者都将从中找到自己感兴趣的内容，从而开启思索的阀门。
通读全书，不难体会到作者从政治体系的主体及其生态环境的二元运动这一主导观念和独特视角出发，对纷繁杂多的政治现象的艰苦思考，并感受到其力图捕捉新的时代脉搏的可贵探索。
作为一位勤奋的学者，作者阅读了大量资料，并在长期教学科研的实践中独立运思，融会贯通，这就为本书的信息量和知识性提供了较为坚实的基础。因此，在某种意义上，它也可视为对当代比较政治学研究的各种成果便览，提供了某种当代政治分析的各家学说大要。虽略嫌简略，仍不失其参考价值。更重要的是，作者基本上建立了自己的一套分析框架，从中不难时时窥见作者的创意。虽然如作者言，本书是一种宏观研究，然其中仍有些微观信息，值得细细品味。
理智化而非情绪化，现实化而非理想化，条分缕析而非浪漫想象，加之阐述清晰流畅，不乏生动之笔，这些都增加了本书的可信性和可读性，值得推荐。
我不想全面而精细地估价此书，这也不是我这短短的书评所能胜任的，这里仅仅把注意力汇聚于如下三点：
1.政治文化与政治形式的相互关系
2.对政治思维的思维
3.利益集团的合法化和政治体系的法治化
一
在政治文化这一章中，作者从政治信仰，感情偏好，价值取向和理想追求等各个文化角度考察了各不同的社会差异，以及这种差异对政治体系的影响，分析颇为细致周到。
如所周知，一个政治体系(一般指一个国家)所采取的存在方式，特别是其政治形式直接与此体系的政治文化水准相关，即，这个体系的组成者的普遍的政治信仰，感情偏好，价值取向，理想追求，直接制约它的制度形态。这也就是通常所谓，一个国家的国民素质往往从根本上决定了该国家所采取的政治形式和实际的统治方式，极而言之，从根本上说，有什么样的国民，就有什么形式的国家。这两者的关系是相互依存，互相适应的。不可想象，对当代美国国民有可能实施希特勒式的或康熙式的政体和统治方式，也很难想象，对康熙时代的中国老百姓，或对现在黑非洲最贫困、落后国家的人民，有可能移植英国式的代议制民主制度。要而言之，政治文化是政治形式(制度)的深层结构，而政治文化作为整体文化的一个方面，又与该社会的文化传统息息相关，概览整个世界历史，这应该是不言而喻的。
作者所说的政治文化，主要指政治体系内的特定政治行为模式、信仰系统和每个个人政治倾向的模式等，基本上属于政治的主观意识领域，包含认识性成份、情感性成份、价值性成份和理想性成份，并且具有某种相对稳定性。
国民的整体文化素质如何，与之相应的政治形式也就如何；反过来，某种政治统治形式、制度在长期的运行中，也会逐步塑造国民的某种文化素质，同化其政治形式下的文化形态。二者是互为因果的。
然而，由于文化传统的相对稳定性和顽固性，因此，它的变化相当缓慢和困难，因而，就基本方面而言，是文化传统和国民素质制约了政治形式，而政治形式总的来说只是文化这一深层结构的外化而已。于是，我们看到逻辑结论是，不存在统一的对所有文化体系都适合的政治制度模式。
这是第一步结论。
更进一步的问题是，有没有对全人类共同的文化统一模式呢？很明显，由于一种文化必须与一种特定的人类共同体相适应才称得上好的文化，既然没有完全相同的人类共同体，既然不存在绝对超越的参照系，因此，也就没有抽象意义上的绝对的最好文化，正如作者指出，“政治时代应该有这样一种意识，……不能绝对地说哪一种文化形态比另一种文化形态优越多少。”(《比较政治分析》第172页，以下援引该书只注页码)
倘如此，我们似乎将落入某种彻底的政治价值和政治形式的相对主义，也落入了某种完全被动地顺应政治现实的犬儒主义，从而放弃了对社会进化的追求。
作者并未屈从于这种犬儒主义。
根本的原因在于当代的一个显著特点，这就是，我们共处于“全球村”的时代。
在当今的世界政治海洋中，完全与世隔绝的政治体系孤岛已不复存在，在这种状况下，“西方各个民族政治文化之间的相互渗透，东西方政治文化相互交叉，当代社会和传统社会政治文化的相互并存，都是政治时代的基本趋势。……现代通讯、交通建立了世界性社区，文化传递已经成为世界性的事，狭隘的民族主义，血亲关系、家族感都将化为陈迹，一种新的博大的世界主义精神正在诞生。”(第173页—174页)
这是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历史趋势。
在这样的大规模空间接触的世界性过程中，在这种博大的世界主义精神下，文化选择和文化逐步统一的趋势不可避免地增强了。虽然，人人都看到了文化多样化的事实，并且也都确认它的价值；但人们更清楚，文化的交融和某种趋同化、部份政治形式的变革，更是题中应有之义。
上述变革的动力，在纵向，来自历史的经济和精神运动的驱迫；在横向，也源于现代各开放的政治体系的大规模空间接触的推动。事实上，它是多元并存的各种文化竞争而必然导致的逻辑后果。以我国为例，作为我国现行政治文化中的基础——马克思主义，并非来自我国本土，而是产生于具有不同文化传统的西方，这就是一个外来文化融入本土文化的典型例证。而鲁迅等五四先驱们所进行的根治国民劣根性，及改造中国传统文化的卓绝努力，正是为最终变革黑暗政治形式的极有远见的着眼点。他们正是利用文化交融的历史契机，进行着东西交融的文化综合，从而使中国在全球性的文化(生存)竞争中免于被淘汰的命运。五四先驱业已清醒地认识到，对文化传统和对国民素质的改造才是根本的改造；而只有文化传统和国民素质的根本变迁，才有可能使政治形式、政治制度真正稳定而不可逆转地从根本上变迁，从而避免换汤不换药的历史丑剧，进而真正彻底地变革业已过时的黑暗政治现实。
综合上述，可知，作者通过详尽分析所获的两点结论是有说服力的：首先，不存在某种超越时空、放之四海而皆准的政治框架和政治形式；其次，我们也不能因循被动地单纯去适应生态一文化环境，无论是对政治形式或政治文化，人类都有权利也有可能去变革它。须知，以宏观历史的眼光鸟瞰，文化与政治形式二者都曾经历过并在继续经历着演变。一六八八年光荣革命之前和之后，英国的状况就很不相同。事实是，英国人民找到了与他们的文化形态能更好配合运行的政治形式(体系)。这就表明，客观的标准仍是存在的。
只有在“文革”结束后，沉睡了近三十年的政治学才破土而出，步入了学术的殿堂，走上了科学的正轨。
作为例证之一，就是我刚读过的一部书稿《比较政治分析》。这本书是这些年来国内第一部有关比较政治学的专著，作者也恰是近几年来在政治学界崛起的第一批年轻学者之一。仅这件事本身，也有某种历史象征意义。本书综合现代政治学的各种方法，围绕相互联系的十个方面的主题集中论述了当代比较政治学，这十方面即：政治时代(分析当今时代在历史中的地位以及它作为一个政治化的时代的特征)，政治国家(国家的历史演变及其当代功能)，政治形式(对各种政治形式及其成因的纵横两向度的比较)，政治过程(当代政治活动的动态分析)，政治决策(决策的形成机制和执行过程)，政治文化(比较不同社会形态在政治文化方面的差异及其对政治体系的影响)，政治思维(人类对政治根本价值的思考)，政治发展(对前景的估价)，政治世界(国际社会的政治关系)，政治科学(政治学的沿革、趋向及社会作用)。相信大多数读者都将从中找到自己感兴趣的内容，从而开启思索的阀门。
通读全书，不难体会到作者从政治体系的主体及其生态环境的二元运动这一主导观念和独特视角出发，对纷繁杂多的政治现象的艰苦思考，并感受到其力图捕捉新的时代脉搏的可贵探索。
作为一位勤奋的学者，作者阅读了大量资料，并在长期教学科研的实践中独立运思，融会贯通，这就为本书的信息量和知识性提供了较为坚实的基础。因此，在某种意义上，它也可视为对当代比较政治学研究的各种成果便览，提供了某种当代政治分析的各家学说大要。虽略嫌简略，仍不失其参考价值。更重要的是，作者基本上建立了自己的一套分析框架，从中不难时时窥见作者的创意。虽然如作者言，本书是一种宏观研究，然其中仍有些微观信息，值得细细品味。
理智化而非情绪化，现实化而非理想化，条分缕析而非浪漫想象，加之阐述清晰流畅，不乏生动之笔，这些都增加了本书的可信性和可读性，值得推荐。
我不想全面而精细地估价此书，这也不是我这短短的书评所能胜任的，这里仅仅把注意力汇聚于如下三点：
1.政治文化与政治形式的相互关系
2.对政治思维的思维
3.利益集团的合法化和政治体系的法治化
一
在政治文化这一章中，作者从政治信仰，感情偏好，价值取向和理想追求等各个文化角度考察了各不同的社会差异，以及这种差异对政治体系的影响，分析颇为细致周到。
如所周知，一个政治体系(一般指一个国家)所采取的存在方式，特别是其政治形式直接与此体系的政治文化水准相关，即，这个体系的组成者的普遍的政治信仰，感情偏好，价值取向，理想追求，直接制约它的制度形态。这也就是通常所谓，一个国家的国民素质往往从根本上决定了该国家所采取的政治形式和实际的统治方式，极而言之，从根本上说，有什么样的国民，就有什么形式的国家。这两者的关系是相互依存，互相适应的。不可想象，对当代美国国民有可能实施希特勒式的或康熙式的政体和统治方式，也很难想象，对康熙时代的中国老百姓，或对现在黑非洲最贫困、落后国家的人民，有可能移植英国式的代议制民主制度。要而言之，政治文化是政治形式(制度)的深层结构，而政治文化作为整体文化的一个方面，又与该社会的文化传统息息相关，概览整个世界历史，这应该是不言而喻的。
作者所说的政治文化，主要指政治体系内的特定政治行为模式、信仰系统和每个个人政治倾向的模式等，基本上属于政治的主观意识领域，包含认识性成份、情感性成份、价值性成份和理想性成份，并且具有某种相对稳定性。
国民的整体文化素质如何，与之相应的政治形式也就如何；反过来，某种政治统治形式、制度在长期的运行中，也会逐步塑造国民的某种文化素质，同化其政治形式下的文化形态。二者是互为因果的。
然而，由于文化传统的相对稳定性和顽固性，因此，它的变化相当缓慢和困难，因而，就基本方面而言，是文化传统和国民素质制约了政治形式，而政治形式总的来说只是文化这一深层结构的外化而已。于是，我们看到逻辑结论是，不存在统一的对所有文化体系都适合的政治制度模式。
这是第一步结论。
更进一步的问题是，有没有对全人类共同的文化统一模式呢？很明显，由于一种文化必须与一种特定的人类共同体相适应才称得上好的文化，既然没有完全相同的人类共同体，既然不存在绝对超越的参照系，因此，也就没有抽象意义上的绝对的最好文化，正如作者指出，“政治时代应该有这样一种意识，……不能绝对地说哪一种文化形态比另一种文化形态优越多少。”(《比较政治分析》第172页，以下援引该书只注页码)
倘如此，我们似乎将落入某种彻底的政治价值和政治形式的相对主义，也落入了某种完全被动地顺应政治现实的犬儒主义，从而放弃了对社会进化的追求。
作者并未屈从于这种犬儒主义。
根本的原因在于当代的一个显著特点，这就是，我们共处于“全球村”的时代。
在当今的世界政治海洋中，完全与世隔绝的政治体系孤岛已不复存在，在这种状况下，“西方各个民族政治文化之间的相互渗透，东西方政治文化相互交叉，当代社会和传统社会政治文化的相互并存，都是政治时代的基本趋势。……现代通讯、交通建立了世界性社区，文化传递已经成为世界性的事，狭隘的民族主义，血亲关系、家族感都将化为陈迹，一种新的博大的世界主义精神正在诞生。”(第173页—174页)
这是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历史趋势。
在这样的大规模空间接触的世界性过程中，在这种博大的世界主义精神下，文化选择和文化逐步统一的趋势不可避免地增强了。虽然，人人都看到了文化多样化的事实，并且也都确认它的价值；但人们更清楚，文化的交融和某种趋同化、部份政治形式的变革，更是题中应有之义。
上述变革的动力，在纵向，来自历史的经济和精神运动的驱迫；在横向，也源于现代各开放的政治体系的大规模空间接触的推动。事实上，它是多元并存的各种文化竞争而必然导致的逻辑后果。以我国为例，作为我国现行政治文化中的基础——马克思主义，并非来自我国本土，而是产生于具有不同文化传统的西方，这就是一个外来文化融入本土文化的典型例证。而鲁迅等五四先驱们所进行的根治国民劣根性，及改造中国传统文化的卓绝努力，正是为最终变革黑暗政治形式的极有远见的着眼点。他们正是利用文化交融的历史契机，进行着东西交融的文化综合，从而使中国在全球性的文化(生存)竞争中免于被淘汰的命运。五四先驱业已清醒地认识到，对文化传统和对国民素质的改造才是根本的改造；而只有文化传统和国民素质的根本变迁，才有可能使政治形式、政治制度真正稳定而不可逆转地从根本上变迁，从而避免换汤不换药的历史丑剧，进而真正彻底地变革业已过时的黑暗政治现实。
综合上述，可知，作者通过详尽分析所获的两点结论是有说服力的：首先，不存在某种超越时空、放之四海而皆准的政治框架和政治形式；其次，我们也不能因循被动地单纯去适应生态一文化环境，无论是对政治形式或政治文化，人类都有权利也有可能去变革它。须知，以宏观历史的眼光鸟瞰，文化与政治形式二者都曾经历过并在继续经历着演变。一六八八年光荣革命之前和之后，英国的状况就很不相同。事实是，英国人民找到了与他们的文化形态能更好配合运行的政治形式(体系)。这就表明，客观的标准仍是存在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