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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随着“一带一路”进程的推进，打造适应“一带一路”进程的高素质人才和提升人才质量成了我们必须深入思考的问题。高等教育在推动综合育人的教育理念引领下，人才培养质量密切相关的各方面在长期的实践和调整适应中，其人才培养质量日趋符合创新驱动发展的“新常态”，为推进“一带一路”进程所需的高素质创造性人才奠定了前期基础。
关键词：新常态；一带一路；人才培养；高等教育
大学是培养高素质人才的摇篮，高等教育最根本的任务是培养人才。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2010-2020）》明确指出：“大学在促进经济社会发展和人类文明进步的历史进程中必将发挥越来越重要的作用，要把提高教育质量作为高等教育改革发展的核心任务。”如今，如何打造适应“一带一路”进程的高素质创造性人才，提升人才质量品质，是我们必须深入思考的问题。
1人才质量衡量标准的调整和提升
自建国以来，我国高校人才培养目标和教育质量的衡量标准都很清晰、明确，步步提升。大体可以分为以下三个发展阶段：
第一个阶段把传统专业知识传授作为衡量教育质量唯一指标。1949年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通过的《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共同纲领》第五章“文化教育政策”中明确规定：“人民政府的文化教育工作，应以提高人民文化水平，培养国建设人才，肃清封建的、买办的、法西斯主义的思想，发展为人民服务的思想为主要任务。”建国初期至改革开放以前，国家把教育的重点放在提高人民文化水平和技术教育上，较之建国前的封建教育有了很大改进，然而这一阶段正值我国技术知识缺乏待兴期，很多专业知识都是依靠借鉴或学习其他先进国家所得，高等教育也旨在将这些学习来的间接经验和专业技术知识传授给学生。这一阶段强调以专业知识作为衬托和衡量教育质量的唯一指标，也反映出典型的传统教育的通病——教师反复灌输传统知识、学生反复记忆所学知识、最终考核的仅仅是学生的记忆力和复述能力，国家教育方针所提出的“注重技术教育”因没有实践而未达成效。
第二个阶段把综合素质作为衡量教育质量的重要标准之一。改革开放以后，随着经济全球化和国际竞争的加剧，越来越多的人发现之前的教育人才评价标准与教育方针有偏差，“素质教育”应运而生。作为我国教育界20世纪80年代末提出的一种教育本土化概念，其初衷在于纠中小学教育片面追求升学率之偏、纠大学教育过分专业化之偏，这无疑又是一大提升。素质教育成为这一阶段高等教育改革的重要问题，是我国高等教育迈向二十一世纪的重要举措，也成了高等教育人才培养的重要途径和可靠保证，于是综合素质提升为衡量教育质量的一个重要标准。从高等教育的角度看，素质教育应该是包括思想道德素质、文化素质、业务素质和身心素质等各方面的综合素质，甚至还包括高层次的创新素质。这一阶段强调学生综合素质的培养，在以知识传授为衡量主要指标的同时，也考察学生各方面的潜在素质和能力。然而，因为有些学生长期处于独生子女溺爱式成长环境、不少受社会环境负面影响大等情况，学生凸显的心理问题也较多，高等教育所谓的素质教育的重心一般都放在学生身心素质教育上，实践与所提倡的“素质教育”有差距。
第三阶段把培养创新型复合人才作为衡量教育质量的重要指标。创新是经济增长的内在因素，是一个国家长盛不衰的不竭动力。随着中国成功加入世贸组织，世界市场的激烈竞争背后所展现的国力悬殊正是各国创新支撑和引领力度差距的体现。在知识经济时代的21世纪，这种创新竞争势力强弱的关键却在于教育。习近平在2015年3月参加十二届全国人大三次会议上海代表团审议时强调：“创新是引领发展的第一动力。抓创新就是抓发展，谋创新就是谋未来。”作为具有经济功能，同时又承载着社会、文化、道德等其他功能的中国传统教育虽然加大了开放力度，对培养高质量、具有竞争势力的高等教育来说，所面临的最大挑战仍在于如何培养和开发学生的创新能力和综合运用能力以扩大知识资本。2011年4月，胡锦涛在庆祝清华大学建校100周年大会上的讲话中再次明确指出，高等学校应“积极提升原始创新、集成创新和引进消化吸收再创新能力”，同時“积极推动协同创新”，并在高等教育领域启动第三项国家工程——2011计划，针对中国高等学校进入内涵式发展阶段的新形势提出了新的要求。高等教育在培养适应国力竞争的创新人才同时，也应关注适应国内市场需求的就业趋势。高校毕业生就业难成了高等教育一大普遍难题，如何缓解和解决这个难题，也在于高等教育能否培养出具有创新意识的、可创业的毕业生。因此，培养创新型复合人才已经成了高等教育共同的追求目标，也是衡量高等教育质量的重要指标。
这一阶段在强调学生综合素质培养的同时要特别注重创新能力的培养，既在学生接受知识的传授方式上有所创新，同时也在学生的实践环节上也有所突破，使学生在创新结构模式中接触跨专业知识，打破专业局限，为学生创新能力的培养补充新知。显然，这一人才培养质量评价标准是集前二者之优而补其不足，也正是符合当前我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下的教育质量的评价标准。
2人才质量内涵的不断丰富和充实
从社会层面来看，经济飞速发展趋于多元化、产业结构趋于现代化，致使劳动力在产业部门间的流动加速，并形成分层模式，进而加剧了各产业对人才需求要求的提高和多样化——各行各业需要“高素质人才”。“高素质人才”一词的使用频率很高，但其定义及内涵却是无定的。
首先，具备良好的道德品质和知识能力是作为人才的最基本的素养，二者缺一不可。作为培养人才的高校，首先应培养大学生们具备做一个完整的人的基本道德和知识能力，在此基础之上突破进一步向培养高素质人才努力——培养具有高尚道德品质与高水平知识能力的人才。所谓的高尚道德品质是指热爱祖国，服务人民，遵纪守法，有敬业爱业精神、团队合作意识、献身精神和社会责任意识以及不可动摇的民族荣誉感和祖国认同感等。长期以来，教育界虽将德与智并提，但在实际教学过程中却往往重智而轻德，在当今充满诱惑的经济时代，具有高尚的道德品质尤为重要，所以我们必须重视“德”，做到德、智并重。 其次，具有创新精神和实践能力是人才作为引领民族和国家进步所必须的驱动。创新是人类文明的源泉，是一个民族进步的灵魂，是一个国家兴旺发达的不竭动力——原有基础上创新，利于优化；没有基础的创新，诞生新物。国家和社会的发展主要靠创新，在当今经济技术突飞猛进的知识经济时代，创新对一个国家和社会的发展更是具有强大的推动作用。较强的实践能力是实现创新的必备素质，没有较强的实践，再好的创新理念也难以实现。当代大学生是否具有创新精神决定着一个国家的未来，而实践能力又决定着这是否能实现，因此，是否具有创新精神和实践能力是人才质量高低考核的重要内容之一。
综上观之，新常态下的人才质量内涵实现的是一种素质综合化，是指人才在道德品质、知识结构和能力结构等方面具有多维性和复合性。不仅基础知识广博，专业知识扎实，道德品质高尚，综合素质较好，创新能力强，实践能力强，还擅长经营管理、拥有强健的体魄和良好的心理素质等。
3人才质量提升模式的不断改进优化
知识体系的完整性体现了大学生应该具有的知识结构，而大学生综合素质的体现则取决于高等教育的培养模式——是否能把静态的知识结构转化为动态的能力素质。可见，人才培养模式是影响人才培养的关键因素。
胡锦涛在2006年两院院士大会上指出：“世界范围内的综合国力竞争，归根到底是人才特别是创新人才的竞争。”然而，半个多世纪以来我国形成的人才培养模式严重阻碍了创新人才的成长，要提高中国高等教育的质量，就要改革人才培养模式。因此国家把培养造就创新型科技人才作为建设创新型国家的战略举措，从教育的源头努力建设有利创新型科技人才生成的教育培养体系。
浙江师大教科院院长眭依凡在谈到创新型人才培养与人才培养体系创新的关系时指出：“培养模式决定能力素质的培养，提高人才培养质量尤其是培养拔尖创新型人才，没有人才培养模式的根本创新，阻碍创新型人才个性充分发展的传统落后的培养模式就像一堵高墙，永远无法逾越。”各高等教育部门逐渐从思想上认识到，日益激烈的国际竞争迫使人才培养模式不断改进，人才质量提升模式也应随着新形势的发展调整和优化，教学重点更应该注重培养大学生的独立思考能力、获取并处理信息的能力、分析判断能力、解决问题的能力、质疑批评的能力、创新创造能力等，而不只是停留在以知识积累为目的的教学上，并从多种途径探索适应新常态下的创新人才培养模式。
一些高水平研究型大学已经陆续在大众化培养模式的基础上探索更合适的创新型人才培养模式，并在拔尖创新人才的培养方面进行了有益的尝试。比如，清华大学从1998年开始建立数理基础科学班开始进行了一系列探索，中国人民大学2003年建立人文社会科学领域拔尖创新人才培养实验班。北京大学2001年创建元培计划实验班，2007年在此基础上成立了“元培学院”，承担本科教育教学“加强基础，淡化专业，因材施教，分流培养”的改革重任，开创了集通识教育与自主选课于一体、学分制与导师制相结合的一种崭新的人才培养模式。浙江大学在原浙江大学（212科）混合班的基础上于2005年成立了“竺可桢学院”，以培养“基础宽厚、知识、能力、素质协调发展，富有创新精神和能力的卓越人才”为目标，实行前期重通识、自主，后期重专业、导师引领的多规格培养，创办新式高等教育人才培养模式。四川大学2006年在“四川大学创新人才综合培养计划”的基础上成立了吴玉章学院，以培育“具有深厚人文底蕴、扎实专业知识、强烈创新意识、宽广国际视野的国家栋梁和社会精英”为宗旨，采用多样化的人才培养模式，实施个性化人才培养计划。而南京大学2006年成立的“匡亚明学院”则特别重视加强学科交叉实践和基础学科教育的巩固，多学科、宽口径的教学模式在培养交叉领域的个性化基础科学人才方面已独具特色。
近年来，还有不少地方高校在培养拔尖创新人才方面有所创新。他们根据自身定位和实际情况，选择和运行适应新常态的人才质量提升模式配合人才素质的提升，并为人才培养提供有利条件。比如，云南师大学针对专业特点确立了“2+2”、“3+1”二种培养类型，形成了“二二三二”国际化人才培养模式。重庆邮电大学从2010年开始，通过设立校级大学生创新性实验训练计划，启动了大学生创新教育改革工作，力争通过“创新创业训练计划”項目实施，努力推进学校在创新性人才培养新模式上的改革；创新实施“英才培养计划”并于2013年成立“宜伦学院”，搭建“实践——工程——创新”能力锻炼平台，实现“促进以学生为主体的人才培养教育思想转变，开展探索性实验和研究性学习，建立以问题和课题为核心的教学模式”的“一个转变、两个核心”的教学改革目标。
《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2010-2020）》指出：“树立科学的质量观，把促进人的全面发展、适应社会需要作为衡量教育质量的根本标准。”纵观高等教育发展，在创新驱动发展和推动综合育人教育理念引领下，高等教育得到了迅速发展，高校人才培养质量密切相关的各方面也在长期的实践和调整适应中日趋“新常态”，为推进“一带一路”进程所需的高素质创造性人才奠定了前期基础。
关键词：新常态；一带一路；人才培养；高等教育
大学是培养高素质人才的摇篮，高等教育最根本的任务是培养人才。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2010-2020）》明确指出：“大学在促进经济社会发展和人类文明进步的历史进程中必将发挥越来越重要的作用，要把提高教育质量作为高等教育改革发展的核心任务。”如今，如何打造适应“一带一路”进程的高素质创造性人才，提升人才质量品质，是我们必须深入思考的问题。
1人才质量衡量标准的调整和提升
自建国以来，我国高校人才培养目标和教育质量的衡量标准都很清晰、明确，步步提升。大体可以分为以下三个发展阶段：
第一个阶段把传统专业知识传授作为衡量教育质量唯一指标。1949年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通过的《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共同纲领》第五章“文化教育政策”中明确规定：“人民政府的文化教育工作，应以提高人民文化水平，培养国建设人才，肃清封建的、买办的、法西斯主义的思想，发展为人民服务的思想为主要任务。”建国初期至改革开放以前，国家把教育的重点放在提高人民文化水平和技术教育上，较之建国前的封建教育有了很大改进，然而这一阶段正值我国技术知识缺乏待兴期，很多专业知识都是依靠借鉴或学习其他先进国家所得，高等教育也旨在将这些学习来的间接经验和专业技术知识传授给学生。这一阶段强调以专业知识作为衬托和衡量教育质量的唯一指标，也反映出典型的传统教育的通病——教师反复灌输传统知识、学生反复记忆所学知识、最终考核的仅仅是学生的记忆力和复述能力，国家教育方针所提出的“注重技术教育”因没有实践而未达成效。
第二个阶段把综合素质作为衡量教育质量的重要标准之一。改革开放以后，随着经济全球化和国际竞争的加剧，越来越多的人发现之前的教育人才评价标准与教育方针有偏差，“素质教育”应运而生。作为我国教育界20世纪80年代末提出的一种教育本土化概念，其初衷在于纠中小学教育片面追求升学率之偏、纠大学教育过分专业化之偏，这无疑又是一大提升。素质教育成为这一阶段高等教育改革的重要问题，是我国高等教育迈向二十一世纪的重要举措，也成了高等教育人才培养的重要途径和可靠保证，于是综合素质提升为衡量教育质量的一个重要标准。从高等教育的角度看，素质教育应该是包括思想道德素质、文化素质、业务素质和身心素质等各方面的综合素质，甚至还包括高层次的创新素质。这一阶段强调学生综合素质的培养，在以知识传授为衡量主要指标的同时，也考察学生各方面的潜在素质和能力。然而，因为有些学生长期处于独生子女溺爱式成长环境、不少受社会环境负面影响大等情况，学生凸显的心理问题也较多，高等教育所谓的素质教育的重心一般都放在学生身心素质教育上，实践与所提倡的“素质教育”有差距。
第三阶段把培养创新型复合人才作为衡量教育质量的重要指标。创新是经济增长的内在因素，是一个国家长盛不衰的不竭动力。随着中国成功加入世贸组织，世界市场的激烈竞争背后所展现的国力悬殊正是各国创新支撑和引领力度差距的体现。在知识经济时代的21世纪，这种创新竞争势力强弱的关键却在于教育。习近平在2015年3月参加十二届全国人大三次会议上海代表团审议时强调：“创新是引领发展的第一动力。抓创新就是抓发展，谋创新就是谋未来。”作为具有经济功能，同时又承载着社会、文化、道德等其他功能的中国传统教育虽然加大了开放力度，对培养高质量、具有竞争势力的高等教育来说，所面临的最大挑战仍在于如何培养和开发学生的创新能力和综合运用能力以扩大知识资本。2011年4月，胡锦涛在庆祝清华大学建校100周年大会上的讲话中再次明确指出，高等学校应“积极提升原始创新、集成创新和引进消化吸收再创新能力”，同時“积极推动协同创新”，并在高等教育领域启动第三项国家工程——2011计划，针对中国高等学校进入内涵式发展阶段的新形势提出了新的要求。高等教育在培养适应国力竞争的创新人才同时，也应关注适应国内市场需求的就业趋势。高校毕业生就业难成了高等教育一大普遍难题，如何缓解和解决这个难题，也在于高等教育能否培养出具有创新意识的、可创业的毕业生。因此，培养创新型复合人才已经成了高等教育共同的追求目标，也是衡量高等教育质量的重要指标。
这一阶段在强调学生综合素质培养的同时要特别注重创新能力的培养，既在学生接受知识的传授方式上有所创新，同时也在学生的实践环节上也有所突破，使学生在创新结构模式中接触跨专业知识，打破专业局限，为学生创新能力的培养补充新知。显然，这一人才培养质量评价标准是集前二者之优而补其不足，也正是符合当前我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下的教育质量的评价标准。
2人才质量内涵的不断丰富和充实
从社会层面来看，经济飞速发展趋于多元化、产业结构趋于现代化，致使劳动力在产业部门间的流动加速，并形成分层模式，进而加剧了各产业对人才需求要求的提高和多样化——各行各业需要“高素质人才”。“高素质人才”一词的使用频率很高，但其定义及内涵却是无定的。
首先，具备良好的道德品质和知识能力是作为人才的最基本的素养，二者缺一不可。作为培养人才的高校，首先应培养大学生们具备做一个完整的人的基本道德和知识能力，在此基础之上突破进一步向培养高素质人才努力——培养具有高尚道德品质与高水平知识能力的人才。所谓的高尚道德品质是指热爱祖国，服务人民，遵纪守法，有敬业爱业精神、团队合作意识、献身精神和社会责任意识以及不可动摇的民族荣誉感和祖国认同感等。长期以来，教育界虽将德与智并提，但在实际教学过程中却往往重智而轻德，在当今充满诱惑的经济时代，具有高尚的道德品质尤为重要，所以我们必须重视“德”，做到德、智并重。 其次，具有创新精神和实践能力是人才作为引领民族和国家进步所必须的驱动。创新是人类文明的源泉，是一个民族进步的灵魂，是一个国家兴旺发达的不竭动力——原有基础上创新，利于优化；没有基础的创新，诞生新物。国家和社会的发展主要靠创新，在当今经济技术突飞猛进的知识经济时代，创新对一个国家和社会的发展更是具有强大的推动作用。较强的实践能力是实现创新的必备素质，没有较强的实践，再好的创新理念也难以实现。当代大学生是否具有创新精神决定着一个国家的未来，而实践能力又决定着这是否能实现，因此，是否具有创新精神和实践能力是人才质量高低考核的重要内容之一。
综上观之，新常态下的人才质量内涵实现的是一种素质综合化，是指人才在道德品质、知识结构和能力结构等方面具有多维性和复合性。不仅基础知识广博，专业知识扎实，道德品质高尚，综合素质较好，创新能力强，实践能力强，还擅长经营管理、拥有强健的体魄和良好的心理素质等。
3人才质量提升模式的不断改进优化
知识体系的完整性体现了大学生应该具有的知识结构，而大学生综合素质的体现则取决于高等教育的培养模式——是否能把静态的知识结构转化为动态的能力素质。可见，人才培养模式是影响人才培养的关键因素。
胡锦涛在2006年两院院士大会上指出：“世界范围内的综合国力竞争，归根到底是人才特别是创新人才的竞争。”然而，半个多世纪以来我国形成的人才培养模式严重阻碍了创新人才的成长，要提高中国高等教育的质量，就要改革人才培养模式。因此国家把培养造就创新型科技人才作为建设创新型国家的战略举措，从教育的源头努力建设有利创新型科技人才生成的教育培养体系。
浙江师大教科院院长眭依凡在谈到创新型人才培养与人才培养体系创新的关系时指出：“培养模式决定能力素质的培养，提高人才培养质量尤其是培养拔尖创新型人才，没有人才培养模式的根本创新，阻碍创新型人才个性充分发展的传统落后的培养模式就像一堵高墙，永远无法逾越。”各高等教育部门逐渐从思想上认识到，日益激烈的国际竞争迫使人才培养模式不断改进，人才质量提升模式也应随着新形势的发展调整和优化，教学重点更应该注重培养大学生的独立思考能力、获取并处理信息的能力、分析判断能力、解决问题的能力、质疑批评的能力、创新创造能力等，而不只是停留在以知识积累为目的的教学上，并从多种途径探索适应新常态下的创新人才培养模式。
一些高水平研究型大学已经陆续在大众化培养模式的基础上探索更合适的创新型人才培养模式，并在拔尖创新人才的培养方面进行了有益的尝试。比如，清华大学从1998年开始建立数理基础科学班开始进行了一系列探索，中国人民大学2003年建立人文社会科学领域拔尖创新人才培养实验班。北京大学2001年创建元培计划实验班，2007年在此基础上成立了“元培学院”，承担本科教育教学“加强基础，淡化专业，因材施教，分流培养”的改革重任，开创了集通识教育与自主选课于一体、学分制与导师制相结合的一种崭新的人才培养模式。浙江大学在原浙江大学（212科）混合班的基础上于2005年成立了“竺可桢学院”，以培养“基础宽厚、知识、能力、素质协调发展，富有创新精神和能力的卓越人才”为目标，实行前期重通识、自主，后期重专业、导师引领的多规格培养，创办新式高等教育人才培养模式。四川大学2006年在“四川大学创新人才综合培养计划”的基础上成立了吴玉章学院，以培育“具有深厚人文底蕴、扎实专业知识、强烈创新意识、宽广国际视野的国家栋梁和社会精英”为宗旨，采用多样化的人才培养模式，实施个性化人才培养计划。而南京大学2006年成立的“匡亚明学院”则特别重视加强学科交叉实践和基础学科教育的巩固，多学科、宽口径的教学模式在培养交叉领域的个性化基础科学人才方面已独具特色。
近年来，还有不少地方高校在培养拔尖创新人才方面有所创新。他们根据自身定位和实际情况，选择和运行适应新常态的人才质量提升模式配合人才素质的提升，并为人才培养提供有利条件。比如，云南师大学针对专业特点确立了“2+2”、“3+1”二种培养类型，形成了“二二三二”国际化人才培养模式。重庆邮电大学从2010年开始，通过设立校级大学生创新性实验训练计划，启动了大学生创新教育改革工作，力争通过“创新创业训练计划”項目实施，努力推进学校在创新性人才培养新模式上的改革；创新实施“英才培养计划”并于2013年成立“宜伦学院”，搭建“实践——工程——创新”能力锻炼平台，实现“促进以学生为主体的人才培养教育思想转变，开展探索性实验和研究性学习，建立以问题和课题为核心的教学模式”的“一个转变、两个核心”的教学改革目标。
《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2010-2020）》指出：“树立科学的质量观，把促进人的全面发展、适应社会需要作为衡量教育质量的根本标准。”纵观高等教育发展，在创新驱动发展和推动综合育人教育理念引领下，高等教育得到了迅速发展，高校人才培养质量密切相关的各方面也在长期的实践和调整适应中日趋“新常态”，为推进“一带一路”进程所需的高素质创造性人才奠定了前期基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