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般的人，特别是一般的读书人，会耻于谈“富贵”。这和他本人内心的真实想法没有关系，大体因为一种习惯性的无来由的清高，大家对于金钱和地位都采取回避、躲闪的态度。这让我们不禁以为至圣先师孔老夫子大约就是这种态度。
　　其实不然，我们因为传统思想教育缺失，对于经典的理解往往会断章取义。孔子在《论语》里确实有过“富贵于我如浮云”的话，这句话流传开来，遂逐渐成为人们自我标榜的一句口号。殊不知，孔子的原话是“不义而富且贵，于我如浮云”。少了“不义”这样重要的前提，夫子的原意被曲解了。单纯讲“富贵于我如浮云”，可能有几层意思：一方面，别人的富贵于我如浮云，这当然是真理；另外，可能也是一种对财富和名位的彻底的淡泊，看破放下，真正做到了本色的生活；还有一种，大概就免不了令人感到说者内心“虽心向往之终不能至”的些微酸意。
　　还是孔夫子说得好，“不义”而得到的“富且贵”，那就必然有苟且、有谄媚，有委曲求全或巧取豪夺之嫌。“义”在儒家思想中是和“仁”同样重要的一个概念。个人心中都有一个对仁义的理解，这当然随着不同人的人生阅历、思想境界而不同，此人认为“仁义”，彼人可能认为不尽“仁义”。唐代隐居终南山的王维，怎么也不理解陶渊明的行为，在几百年后仍叹息痛恨其没有用一次的委曲来换取一生的富贵安乐。“竹林七贤”中的山涛，以一己之心思劝进嵇康，遭到嵇康的断然拒绝，《与山巨源绝交书》虽然委婉，字里行间却有一份凛然不可侵犯之神圣自尊在。同是诗人，王维、陶渊明有不一样的灵魂；同是七贤，嵇康、山涛有相异的旨趣。孔子讲过：“可与共学，未可与适道，可与适道，未可与立，可与立，未可与权”。同学、同事、同志，最后走出完全相反的人生道路者比比皆是，可见人心难测，恐怕有时候自己都难以准确把握。没有上善根性，又不肯慎独精进以培育锻造，风云中不能立定精神也在情理中了。
　　“不义而富且贵，于我如浮云”，这里孔夫子讲的是内因。一个人主观愿望上不应该以“不义”的方式苟得“富贵”，不但如俗偐云“君子爱财取之有道”，事实上，君子好名，也应该取之有道。尤其古代读书人，可以找到无数不爱财的，但不好名的，却几乎没有。一个人的名节，虚无缥缈，不像财富一样，可以量化，可以比较。事关“名节”、“功过”、“地位”，有时候靠量化、比较，无法把握，只能从一个人内心的感受来体会。
　　孔子还讲过两句话：“邦有道，贫且贱焉，耻也；邦无道，富且贵焉，耻也”。这是讲外因。除去主观的“仁义”之外，一个人还应该对外部环境有所取舍。所谓“有道则见，无道则隐”。真正内心“大义”，如果面对一个无道的政权，不应该助纣为虐取得富贵，而至少应该安贫乐道，独善其身。中国历史上多少富甲天下、身居高位甚至贵为人君者，成为后人耻笑、诟病的对象，这绝不是因为他们的“富贵”，而是因为他们既“不义”，没有尽到人事、行不由径；同时也做出了对国家、民族无益而有害的事情。司马迁讲过“古者富贵而名磨灭不可胜计，唯倜傥非常之人称焉”。“倜傥非常之人”应该就是大仁大义之人，掌握了自己命运之人，同时又能因应时势之变化而成就一番卓绝事业，从而名垂青史之人。
　　大智慧如孔子、司马迁等人，绝不会如一般腐儒，谈财谈名而色变。他们自有沟通古今、感应天人的心志和修为，同时又能发出一番解黏去缚、通脱无碍的高论，只是，对于这种智慧的体认，需要我们后人认真下一番知行合一的大工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