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喜爱读诗、写诗的大学生多是一些情婉而多思的青年。他们想必也知道在追求真善美的从文领域,对那些成功者的最高评价,“真”的领域莫过于主一个人做到地哲学家,“美”的领域莫过于说一个人做到地诗人。哲学家用逻辑的思维、说理的语言探索世界的真实,揭示人生的究竟;诗人用形象的思、想象的语言描写自然的美幻,表达人世的悲欣。唤起我们深沉思维的哲学和激荡我们超越地想象的诗歌,实在可以说是人心的两冀。
然而,在我们人灯早期的文化活动中,哲学与诗并不能友好和平地共处在一起相反,它们之间颇有些误会,甚至可以主是仇视,有时竟然还在到不能相容的地步。特别是理智的哲学曾经霸道得很,一心希望感性的诗歌“人间蒸发”,退出人类历史的舞台。比如在“阿波罗”宁静的理性之光照耀下的古希腊,那些想做“王的伟大哲学家——哲学家用独绝的智慧可在知识方面达到类似世俗国王的权威,从而影响或决定历史的进程——对诗与诗人苛刻的贬低。可以说达到了无以复加的程度。
像柏拉图,一个醉心于建造“理想国”的哲学王,认为诗人应该带着他的语言滚出理想国。诗人耽于情感,常陷于迷狂,或者歌哭无度,无知任性,就像儿童一样,而理想国需要的是富于理智、性格稳定、身体强健、不会因不节制的情感扰乱心灵平衡的男子汉。
柏拉图的老师苏格拉底,古希腊最高明的智者,虽然通达人情而又率性随和,但在对待诗人的事情上,他表现出了他整个生命中惟一的一次“不宽容的世故”。他问:有哪位统治者愿意延请诗人做他的顾问呢?”回答是没有。于是他开始以诗歌“无用于世”谈论起了伟大的《荷马史诗》的作者荷马:“荷马对于国家没有建功立业,我们是否听说过他生平做过哪些私人的导师,这些人因为得到他的教益而爱戴他,把他的生活方式留传到后世,像毕达哥拉斯那样呢?如果荷马真能给人以教育,使人受益,如果他对于此类事情有真知识,而不只是模仿,难道他不会有许多敬爱他们的门徒追随左右吗?”这是最伟大的哲学家对最伟大诗人冷诮的否定,也代表了哲学对诗歌的最大蔑视。
在这次交锋中,哲学占据了优势,它是理性对非理性的胜利,暗示的却是人类脱离野蛮时代进入文明历史的转折。可怜的诗人,居然没有发出一点反驳之辞——因为诗人的地位实在卑下,他们中间大多数不是长在民间、与草根之民为伍的平头百姓,就是不能享有自由权的奴隶(如荷马),怎么能与身在高层、结交权贵的哲学家相提并论?事实上也是这样,比如苏格拉底虽然不幸地为当时的执政官与平民所抛弃,被处以极刑,但他的弟子,城邦的新执政官色诺芬马上撰写了一部《回忆苏格拉底》,为老师翻案。荷马,虽得以尽其天年,但到年老之时,朋友们就把他给忘了。只是到了隔代的亚里士多德,一个不同于其老师柏拉图的哲学王,实在是喜欢诗歌,终至按捺不禁,就编写了一部《诗学》,为诗歌寻找到哲学的合理性,才算是对荷马献上的一份纪念,把一段“公案”给了结了,多少也平息了些诗人的怨气。
此时,正是中国的春秋时期,在黄河下游的鲁国也上演着类似于古希腊的一幕。最有理智的哲学家孔子,也像苏格拉底、柏拉图一样,反对放诞情感,重视理性的清明和灵欲的均衡,他还主张人不要说“怪、力、乱、神”这些非理性的诗性的东西。具体到怎么样对待诗歌,孔子走的是亚里士多德的路子,不是粗鲁地取消诗歌,而是采取宽容、理解、引导、同化的办法,既避免诗歌扰乱心灵,又能合理地让诗歌存在,并尽可能利用诗歌文雅感人的形式为哲学家的目标服务。所以孔子特别花了不少时间删削当时收集到的诗歌,去淫奔狂怪之词,留温柔敦厚之语,得305首诗,集成《诗经》,并把《诗经》作为政治、道德、伦理的教材,开中国2000余年“诗教”的先河。在哲学与诗歌之间,孔子实在做得很聪明,也很先锋,他有效地实践了他的中庸之道,因为在人类的那个时期,有谁能像他那样在“真”与“美”之间求得平衡,并用“美”去达到“善”的目的?
哲学与诗歌的交锋就此构成了一个有趣的历史现象,它同时存在于思想史与文学史之中。在“认识你自己”这一类最古老、最基本的智慧活动中,理性长期被认为是优先于感性,也就是说,哲学优先于诗歌。所以无论东方或西方,都曾把做专职的诗人视为末流。社会的主流或精英阶层多半排斥诗歌,或把诗歌当成“余事”。
中国宋代卓有才情的词人柳永,他的婉约情词被皇帝看作浮浪无聊之语,而被告之不能科举进仕,只管填词好了。无奈之下柳永打出“奉旨填词”的旗号,自我放逐在词林欢场,“忍把浮名,换作浅斟低唱”,其失落感可想而知。有时诗人还会莫名其妙地做了社会灾难的替罪羊,还是这个不幸的柳永,金兵南侵的罪责也被人归到他头上,说他的名句“三秋桂子,十里荷花”,写尽了江南的胜景与富庶,引起了外族的觊觎,终致兵戈之灾。
在国外,做诗人也常被看做不务正业,特别是在贵族家庭,如果这家里有一个孩子立志做诗人,那家庭的反应决不轻于一场地震。这样的家庭大多把诗人视为不祥之物,常拒诗人于门外。极端的例子是19世纪末发生在英国伦敦的“诗人有罪”的诉讼案,有一个侯爵昆斯伯里八世,他状告天才的唯美主义诗人王尔德,说王尔德和他的儿子有不道德的来往,结果法庭判王尔德入狱,一个诗人就此毁了。
但是,诗人扬眉吐气的时候也终于来了,是哲学的转向给了诗歌“翻盘”的机会。其实在王尔德身陷囹圄的早几十年,欧洲大陆,特别是德国的思想界就开始挑战理性,反思理性对活跃生命造成的压抑。这样,理性不再是世界的高度和中心,而感性的人变成了“认识你自己”的主题,那些被柏拉图从理想国中赶出的诗人,现在又被尼采请回了人间。这是酒神狄奥尼索斯的世界,而不是日神阿波罗的世界,是沉醉的非理性,而不是静穆的理性表现出生命极致的“力”与“美”。开风气之先的现代主义文学鼻祖、象征主义先驱诗人波德莱尔第一个代表诗歌向哲学说“不”,他说,在诗歌中,你谈的哲学越多,你的诗意越少。由象征主义开创的“纯诗”传统,极力向哲学关闭大门,也算是报了柏拉图的一箭之仇。
哲学与诗歌的争讼虽然贯穿了整个人类的文明历史,也极大地推动了思想史、文学史的前进,但它们真的是两股相反又不相容的力量?事实决非这样简单。这是一个无法作出判词的“悬案”,其本身就说明了它们不可能是泾渭分明的两个东西。说不清,道不明,也说明了它们是你中有我,我中有你。当我们面对伟大的哲学家,那些最理性者往往有最大的诗情,粗暴对待诗人的柏拉图,其本身就是一个陷入迷狂的诗人,他的“理想国”是他最杰出的作品。他的诗也写得相当好,《星》这样写到:
一
我的星你在望着群星,我原意变作
天空,好得千万只眼睛来望着你。
二
从前你是晨星在人间发光,
如今死后如晚星在逝者中闪耀。
探讨了人的生死与宇宙的神秘关系,既有哲学的深,又有诗的美。他的《乡间音乐》:“你来坐在这棵重叠的松树下/西风吹动那密叶会簌簌作响/就在这潺潺的小溪旁,我的七弦琴/会催你合上眼皮,进入梦乡。”哪里是面目冷静的哲学王,分明是游走乡间的行吟诗人,有温明的快乐与柔和的心。
那些伟大的诗人,特别是现代诗人,也善于用诗歌面对世界存在的问题,像德国的里尔克、美国的弗罗斯特、中国的冯至,他们的诗既是美的铸造,更是生命的沉思。特别是法国的大诗人瓦雷里,由于他的《年轻的命运女神》《幻美》,在精粹的形式之中包含了沉静深邃的生命哲思,而在1924年被保守的法兰西学院张臂接纳为院士,造成从法国知识界到普通民众的震动。与其说这是诗人的荣誉,不如说是诗与哲学互融结出的花果。
■李青果,文学硕士,现居武汉。
然而,在我们人灯早期的文化活动中,哲学与诗并不能友好和平地共处在一起相反,它们之间颇有些误会,甚至可以主是仇视,有时竟然还在到不能相容的地步。特别是理智的哲学曾经霸道得很,一心希望感性的诗歌“人间蒸发”,退出人类历史的舞台。比如在“阿波罗”宁静的理性之光照耀下的古希腊,那些想做“王的伟大哲学家——哲学家用独绝的智慧可在知识方面达到类似世俗国王的权威,从而影响或决定历史的进程——对诗与诗人苛刻的贬低。可以说达到了无以复加的程度。
像柏拉图,一个醉心于建造“理想国”的哲学王,认为诗人应该带着他的语言滚出理想国。诗人耽于情感,常陷于迷狂,或者歌哭无度,无知任性,就像儿童一样,而理想国需要的是富于理智、性格稳定、身体强健、不会因不节制的情感扰乱心灵平衡的男子汉。
柏拉图的老师苏格拉底,古希腊最高明的智者,虽然通达人情而又率性随和,但在对待诗人的事情上,他表现出了他整个生命中惟一的一次“不宽容的世故”。他问:有哪位统治者愿意延请诗人做他的顾问呢?”回答是没有。于是他开始以诗歌“无用于世”谈论起了伟大的《荷马史诗》的作者荷马:“荷马对于国家没有建功立业,我们是否听说过他生平做过哪些私人的导师,这些人因为得到他的教益而爱戴他,把他的生活方式留传到后世,像毕达哥拉斯那样呢?如果荷马真能给人以教育,使人受益,如果他对于此类事情有真知识,而不只是模仿,难道他不会有许多敬爱他们的门徒追随左右吗?”这是最伟大的哲学家对最伟大诗人冷诮的否定,也代表了哲学对诗歌的最大蔑视。
在这次交锋中,哲学占据了优势,它是理性对非理性的胜利,暗示的却是人类脱离野蛮时代进入文明历史的转折。可怜的诗人,居然没有发出一点反驳之辞——因为诗人的地位实在卑下,他们中间大多数不是长在民间、与草根之民为伍的平头百姓,就是不能享有自由权的奴隶(如荷马),怎么能与身在高层、结交权贵的哲学家相提并论?事实上也是这样,比如苏格拉底虽然不幸地为当时的执政官与平民所抛弃,被处以极刑,但他的弟子,城邦的新执政官色诺芬马上撰写了一部《回忆苏格拉底》,为老师翻案。荷马,虽得以尽其天年,但到年老之时,朋友们就把他给忘了。只是到了隔代的亚里士多德,一个不同于其老师柏拉图的哲学王,实在是喜欢诗歌,终至按捺不禁,就编写了一部《诗学》,为诗歌寻找到哲学的合理性,才算是对荷马献上的一份纪念,把一段“公案”给了结了,多少也平息了些诗人的怨气。
此时,正是中国的春秋时期,在黄河下游的鲁国也上演着类似于古希腊的一幕。最有理智的哲学家孔子,也像苏格拉底、柏拉图一样,反对放诞情感,重视理性的清明和灵欲的均衡,他还主张人不要说“怪、力、乱、神”这些非理性的诗性的东西。具体到怎么样对待诗歌,孔子走的是亚里士多德的路子,不是粗鲁地取消诗歌,而是采取宽容、理解、引导、同化的办法,既避免诗歌扰乱心灵,又能合理地让诗歌存在,并尽可能利用诗歌文雅感人的形式为哲学家的目标服务。所以孔子特别花了不少时间删削当时收集到的诗歌,去淫奔狂怪之词,留温柔敦厚之语,得305首诗,集成《诗经》,并把《诗经》作为政治、道德、伦理的教材,开中国2000余年“诗教”的先河。在哲学与诗歌之间,孔子实在做得很聪明,也很先锋,他有效地实践了他的中庸之道,因为在人类的那个时期,有谁能像他那样在“真”与“美”之间求得平衡,并用“美”去达到“善”的目的?
哲学与诗歌的交锋就此构成了一个有趣的历史现象,它同时存在于思想史与文学史之中。在“认识你自己”这一类最古老、最基本的智慧活动中,理性长期被认为是优先于感性,也就是说,哲学优先于诗歌。所以无论东方或西方,都曾把做专职的诗人视为末流。社会的主流或精英阶层多半排斥诗歌,或把诗歌当成“余事”。
中国宋代卓有才情的词人柳永,他的婉约情词被皇帝看作浮浪无聊之语,而被告之不能科举进仕,只管填词好了。无奈之下柳永打出“奉旨填词”的旗号,自我放逐在词林欢场,“忍把浮名,换作浅斟低唱”,其失落感可想而知。有时诗人还会莫名其妙地做了社会灾难的替罪羊,还是这个不幸的柳永,金兵南侵的罪责也被人归到他头上,说他的名句“三秋桂子,十里荷花”,写尽了江南的胜景与富庶,引起了外族的觊觎,终致兵戈之灾。
在国外,做诗人也常被看做不务正业,特别是在贵族家庭,如果这家里有一个孩子立志做诗人,那家庭的反应决不轻于一场地震。这样的家庭大多把诗人视为不祥之物,常拒诗人于门外。极端的例子是19世纪末发生在英国伦敦的“诗人有罪”的诉讼案,有一个侯爵昆斯伯里八世,他状告天才的唯美主义诗人王尔德,说王尔德和他的儿子有不道德的来往,结果法庭判王尔德入狱,一个诗人就此毁了。
但是,诗人扬眉吐气的时候也终于来了,是哲学的转向给了诗歌“翻盘”的机会。其实在王尔德身陷囹圄的早几十年,欧洲大陆,特别是德国的思想界就开始挑战理性,反思理性对活跃生命造成的压抑。这样,理性不再是世界的高度和中心,而感性的人变成了“认识你自己”的主题,那些被柏拉图从理想国中赶出的诗人,现在又被尼采请回了人间。这是酒神狄奥尼索斯的世界,而不是日神阿波罗的世界,是沉醉的非理性,而不是静穆的理性表现出生命极致的“力”与“美”。开风气之先的现代主义文学鼻祖、象征主义先驱诗人波德莱尔第一个代表诗歌向哲学说“不”,他说,在诗歌中,你谈的哲学越多,你的诗意越少。由象征主义开创的“纯诗”传统,极力向哲学关闭大门,也算是报了柏拉图的一箭之仇。
哲学与诗歌的争讼虽然贯穿了整个人类的文明历史,也极大地推动了思想史、文学史的前进,但它们真的是两股相反又不相容的力量?事实决非这样简单。这是一个无法作出判词的“悬案”,其本身就说明了它们不可能是泾渭分明的两个东西。说不清,道不明,也说明了它们是你中有我,我中有你。当我们面对伟大的哲学家,那些最理性者往往有最大的诗情,粗暴对待诗人的柏拉图,其本身就是一个陷入迷狂的诗人,他的“理想国”是他最杰出的作品。他的诗也写得相当好,《星》这样写到:
一
我的星你在望着群星,我原意变作
天空,好得千万只眼睛来望着你。
二
从前你是晨星在人间发光,
如今死后如晚星在逝者中闪耀。
探讨了人的生死与宇宙的神秘关系,既有哲学的深,又有诗的美。他的《乡间音乐》:“你来坐在这棵重叠的松树下/西风吹动那密叶会簌簌作响/就在这潺潺的小溪旁,我的七弦琴/会催你合上眼皮,进入梦乡。”哪里是面目冷静的哲学王,分明是游走乡间的行吟诗人,有温明的快乐与柔和的心。
那些伟大的诗人,特别是现代诗人,也善于用诗歌面对世界存在的问题,像德国的里尔克、美国的弗罗斯特、中国的冯至,他们的诗既是美的铸造,更是生命的沉思。特别是法国的大诗人瓦雷里,由于他的《年轻的命运女神》《幻美》,在精粹的形式之中包含了沉静深邃的生命哲思,而在1924年被保守的法兰西学院张臂接纳为院士,造成从法国知识界到普通民众的震动。与其说这是诗人的荣誉,不如说是诗与哲学互融结出的花果。
■李青果,文学硕士,现居武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