陶渊明出于愤世嫉俗，不愿与当权的腐败势力合作，毅然弃官归隐。他留下的“不为五斗米折腰”的精神，一直为后人所赞誉。
　　但是，也有个别对陶渊明的气节看不上眼，并加以讥讽的人，唐代大诗人、名画家王维就是一个。《王右丞集》卷十八有一封他晚年写给朋友的信《与魏居士书》，其中有这样一段话：“近有陶潜（渊明），不肯把板屈腰见督邮，解印绶弃官去。后贫，《乞食》诗。云‘叩门拙言辞’，是屡乞而多惭也。尝一见督邮，安食公田数顷。一惭之不忍，而终身惭乎？此亦人我攻中，忘大守小，不知其后之累也。”這里提到的《乞食》诗，是陶渊明归隐后晚年遭灾时所作，大意是说自己求乞时不知说什么好，主人知道来意后便以酒饭款待，于是自己谈笑终日，即席赋诗，同时又感叹自己不能象韩信报答漂母那样报答主人。可以看出，此时陶渊明虽穷至乞食，但仍保持着乐观的态度，骨头仍是硬的。
　　但是，在王维看来，陶渊明落到这种地步，纯属不识时务的结果，是小不忍而乱了大谋，即所谓“忘大守小”。按王维的意思，理所当然地应该“把板屈腰”，稳坐官位，安食俸禄。对陶澜明乞食的窘境，王维也并没有表示同情，相反却从《乞食》诗中挑出一句“叩门拙言辞”来，讥为“屡乞而多惭”。
　　王维对陶渊明的这种评论和讥讽，其实对陶公并无损害，倒是反映出王维自己在为人处世上的某些庸俗气。
　　也是在《与魏居士书》中，王维对自己晚年的生活有个评语——“偷禄苟活”。这个评语虽带有自嘲和自谦的味道，却也反映了一定的实际情况。的确，王维在为人处世上有时是有点过于“识时务”了。
　　在封建官场上，敷衍应酬有时是不可避免的，但其中有个分寸和节操的问题。奸相李林甫把持朝政，作恶多端，王维虽然对他也很不满，却写了奉承李的谀诗《和仆射晋公扈从温汤》，赞美李林甫“上宰无为化，明时太古同”。玄宗皇帝迷信道教近于痴狂，老子显形的荒诞之说风靡一时，王维又写出《贺玄元皇帝见真容表》和《奉和圣制庆玄元皇帝玉像之作应制》等无聊诗文来逢迎。同样是诗人，杜甫对于玄宗的穷兵黩武写下了充满批判精神的《兵车行》，王维却写下了極尽赞美之词的《贺神兵助取石堡城表》。对于官场浊流，王维虽也厌恶，甚至在《早秋山中作》中说“却嫌陶令去官迟”，似乎归隐的决心比陶渊明还大，但终究只是说说而已，晚年居辋川，亦官亦隐，日子过得很舒服。安史之乱是一次祸国殃民的大动乱，王维没顶住安禄山的压力，在他那里任了伪职。虽然不是出于他的本意，任伪职期间也未做什么坏事，但毕竟不光彩，如果拿来与冒死参加平叛的颜真卿相比，他就更显得渺小了。大概自感愧疚吧，他回到朝廷被赦后便请求“出家修道”“奉佛报恩”。
　　从以上这几个例子可以看出，他在《与魏居士书》中讥讽陶渊明以及所表露出的那种庸俗观点，并非偶然。
　　说了这些，自然不是要否定王维在中国文化史上的重要地位，倒是正因为他在文学艺术上的重大成就，不免为他在做人处世方面的格调不高而惋惜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