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报社实习现如今成为一种时尚，为了追赶时髦，我丢下了军分区带薪实习的绝好机会，决心寻找一家报社实习。在颇费了一番周折后，我终于找到了一家报社驻某地记者站的站长，好说歹说站长才答应下来。但前提是挂通讯员的名分实习，不开介绍信，半个月见次面。名不正，则言不顺，几千年前，我们的孔老二就有言在先。但好马不吃回头草 ，我还是欣然应允。
　　
　　采访受挫，自己当“教授”
　　
　　暑假，学生的安全事故也大大增加，一些学生游泳溺死、车祸频频见报。我不断开动脑筋， 第一个新闻点子油然而生——何不采写一篇关于学校、家长如何看待生命意识教育的稿件。在我进行调查之后，发现一些家长只能从电视报刊上了解有关对孩子生命意识的教育常识，而放假后中小学的教师则表现更为消极。以点带面开始写稿，在网吧花了一个通宵的时间完成了一篇《 生命只有一次——学生生命意识教育不容忽视》。修改多次，伊妹儿传给老师，中午正当我与周公幽会的时候，手机响起了《河东狮吼》的那首曲子。我一看号码精神大振。结果老师给我传的话是缺乏“名人观点”。
　　我明白了老师的意思。为了找“名人观点”，我决定采访学校关心下一代协会的老教授，这位曾是我《中国现代文学史》的老师，对采访对象，我信心百倍。敲开门亮明自己的身份后 ，老教授以自己已经退休了为由，任凭我怎么费口舌，老教授从不谈到与话题有关的“字眼”。
　　吃了闭门羹，我找寻到第二个教授，对方是位心理教育学的教授。我说明来意，教授很爽快地答应了我。我花了一个晚上的时间拟提纲，原以为三个指头拾田螺—十拿九稳。第二天在她的办公室门口从上午十点等到晚上十点就是不见教授的身影，后来拨通了教授的手机，她告诉我她已经到了杭州度假。关上手机，我哭笑不得。
　　好在天无绝人之路，我拿着当地的一份晚报心生一计，何不自己当次教授，我以不愿透露姓名的某教授的口吻，模仿名人的口气发表自己的“观点”，稍作删减后传给了老师。等了半个月 ，稿件终究还是没有见报，老师告知的原因就是“造假水平还不够”。
　　
　　字句铿锵，枉做次“卧底”
　　
　　舆论监督也是党报的一大特性。7月底，我接到同学一个电话说他所处的一个县级市的民族实验中学招收“贵族班”。我决意独自前往该市暗访。
　　坐了近4个小时的车，到达了这个鄂西与重庆交界的小城市。首先自己找了家旅社，安顿行李后，摸黑在民族实验中学附近采访了当地的市民。所谓贵族班就是每学期多缴4000元钱，学费额外收。并且实行考试，按高分到低分录取，穷人家的孩子读不起这样的贵族班，普通班的老师又毫不负责任，不得已的情况下，穷人的孩子只得他乡求学。缺名额再按排名先后增补。如果不够分数的，可以多出钱进“贵族班”。
　　第二天一大早，我还能隐约看到收费标准的通知，我当即拿出相机“咔嚓、咔嚓——”几张。随即以一个学生的哥哥的身份“套”话。我找到校长办公室，只见一位肥头大耳的人坐在沙发上悠然自得地抽烟。我上前一打听才知是位姓骆的副校长。我左问右问感觉差不多，可以找校长“权威”论证一下，结果我在口音上露了马脚。当我再次找到骆副校长的时候，他一会说下乡招生，一会说在教育局开会。我来回和他在城里兜圈圈。
　　结果，我第一篇报道——《某实验中学办“特殊班”》在“舆论监督”大篇幅刊登，原以为见报后当地的教育部门会及时处理，谁知半个月过去了竟然没有反映。倒是一次在州城的大街上碰到了那位骆副校长，他很感激地握住我的手说：“感谢你为我们学校做了次免费广告，今天我是到州城来招生的！”我一调查事实确实如此，一些有钱的家长把孩子送到那里去上贵族班，我连忙又写了篇追踪报道，结果石沉大海。唉，自己枉做了次“卧底”。
　　
　　伸张正义，我义不容辞
　　
　　8月12日，站长大发善心给了我一个新闻点子：某某乡三民工在重庆某煤矿打工遇难 ，在通过正常的法律途径索赔时竟然遭到镇政府工作人员以及矿主的殴打、侮辱，扣押竟达半个小时。目前正在市政府求救。我接到电话后马上乘车赶往市政府，不敢怠慢，我并不是慑于老师的权威，而是伸张正义，我义不容辞。我赶到时，看见三位受难矿工的家属痛不欲生 。我采访了遇难家属，他们一把鼻涕一把眼泪向我哭诉。一颗不泯的良心驱使我去为受难家属申诉。
　　我以《他们的心比煤还黑》为标题写了篇近3000字的特别关注，引起了省政府的高度关注，州、市两级政府立即组成专班人马对此事进行调查，结果在两级政府的干预下此事得到了合理解决，三位民工的遇难家属得到的赔偿比原来高1.6万元，稿件也被中国新闻网以及其他报刊、电台转发、转播。
　　当几位受难民工的家属找到我表示感激的时候，我感觉到我在报社实习的选择是正确的，我更感觉到了做一位“准记者”的责任。当我拿着实习鉴定表找到老师的时候，平常毫无表情的站长第一次对我竖起大拇指说：“下次来实习准给你开介绍信。”
　　我对老师说：“没有介绍信更能锻炼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