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部分内容阅读
[摘 要] 中央苏区时期，党支部工作的许多经验仍然值得我们在新的历史条件下认真学习和借鉴运用。这些重要经验主要包括：明确党支部的功能地位、彰显党支部书记的模范带头作用、突出对广大党员的教育训练、注重探索运用有效的工作方法、注重党支部各方面建设的系统推进等。
[关键词] 中央苏区；党支部工作；历史经验
[作者简介] 卢文华（1966—），男，安徽省天长市人，中共江西省委党校党史党建教研部教授、副主任，法学博士，研究方 向为中共党史、执政党建设。
[中图分类号] G231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671-198X（2016）02-0072-05 [收稿日期] 2015-11-16
中央苏区时期，党的领导和党的建设贯穿和统领武装斗争、土地革命、根据地建设，并成为使这三者紧密结合起来的关键，党支部在其中发挥了重要作用。中央苏区时期，党支部工作的许多经验仍然值得我们在新的历史条件下认真学习和借鉴运用。
一、明确党支部的功能地位
中央苏区时期，在红军部队中的党支部，仍然坚持井冈山革命斗争时期确立起来的“支部建在连上”原则，一直没有改变。红军总政治部强调，红军中的“连支部是党的基本组织”，是“党在红军中的堡垒”“红军中的政治机关”“是党与群众的连环”[1]（P214）。
在地方，《中共赣西南特区委关于支部工作的部署（1931年6月7日）》中明确提出，支部是党的组织基础，是党的生活中心，是执行党一切决定的唯一机关，是群众中的核心，是干部人才的养成所。
在中共苏区中央局和中华苏维埃临时中央政府机关，“在各级苏维埃政权机关和群众团体中工作的共产党员，都单独或联合成立了支部，苏区的国家工厂企业（主要是军工企业和邮政、合作社，国家银行等）也单独建立了党的支部”[2]（P108）。周恩来担任中共苏区中央局书记后，不断建立和加强中央局各工作部门党的组织。如建立中央局支部、全总中央执行局支部等15个中央机关、临时中央政府机关支部。邓颖超、谢觉哉分别担任中央局、中央政府机关党总支书记。各级苏维埃政权和群团都独立或联合建立了党支部。苏区的国家企业如军工、邮政、合作社、国家银行、造币厂等企业也单独建立了支部。1933年2月28日中共中央局宣传部编写的党员教育教材《党员须知》，突出强调“支部是党同工农群众直接联系起来的组织”[3]（P3075）。
二、彰显党支部书记的模范带头作用
中央苏区时期，各部队、连队的党支部书记，起初多由党代表或指导员担任，后来红军改设政委制，“连队的党支部书记一般不由指导员或连长担任。……而是多由排长、班长甚至战士担任，以保证他们能有更多时间从事支部工作”[2]（P108）。
中央苏区早期党组织，无论是党支部书记还是支部干事会干事，其思想素质和工作能力都具有先进性。他们大多数是有一定的文化学识或者是经过了专门培训的热血青年，有着远大的理想抱负、坚定的信念信仰、自觉的奉献精神和自我牺牲的勇气。他们从实际斗争中成长起来，做工作具有丰富的实践经验，是密切联系群众和其他各项工作的模范工作者。按照职责分工，党支部书记主持支部日常工作，对领导支部建设和支部各项工作负主要责任。
以兴国县为例，如动员参加红军，1932年夏，洛江区委书记张自清带头报名当红军，区委有几个支部书记也都去当红军，结果洛江区动员了300多名青年报名参加红军。在兴国模范县区的各项建设中，支部书记发挥了有力的领导作用。兴国县鼎龙区在秋收秋耕中，以村为单位，组织了劳动互助社和秋收突击队与冲锋队。兴国县在推销公债上，经过党团员的带头作用，开展党员的竞赛推销，带动群众争先恐后地推销，形成党内外推销公债的热潮。
在彰显党支部书记模范带头作用的同时，还规范了支部干事会建设，使党支部成为一个坚强的领导核心。党的六大后，《党章》规定了党支部设立支部干事会作为日常工作机构，选举3人或5人组成支部干事会。1933年3月，苏区中央局组织部召开闽、赣两省组织会议时规定了支部干事会组织分工制度，要求工作分工要细，每人要至少负责一项具体工作并实行个人负责制的制度。而对人数较多的支部，也规定了干事会可由9人至11人组成，并确定干事的分工，包括支部书记、副书记和工会、军事、群众宣传鼓动、党员教育、妇女工作、贫农团工作、统计调查收费、苏维埃、青年工作等干事都有工作分工，一个干事可兼管几个方面的工作。由于支部干事会有具体分工，明确了职责，使得干事们能够各负其责、团结协作，共同搞好支部工作。这既培养和锻炼了党员干部，也加强了支部的领导力量。
三、突出对广大党员的教育训练
加强对党员的教育训练，自中国共产党成立之日起就是党支部的主要任务之一。中央苏区创建初期，党员大多数是来自暴动区域的农民，党内教育训练成为当时党支部十分迫切的任务。古田会议决议案也指出，缺乏对党员作正确路线的教育是各种非无产阶级思想存在和发展的重大原因，教育问题是党内最迫切的问题。
1931年11月，中国共产党苏区第一次代表大会通过《党的问题决议案》，专门将加强党的教育训练工作作为党的建设一项中心任务。要求把党的重要决议和文件，尤其是必须把每一次斗争之后的一切经验和教训整理起来作为一种实际教育的材料，传达到党员群众中去，引发同志讨论。对于党内不正确的思想和倾向，注意通过马克思列宁主义基本理论教育工作进行思想上的斗争，使每一个党员都能得到正确的阶级认识。对于马列主义基本教育和思想斗争，还必须灵活地联系到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基本理论和党的政纲及目前任务，以达到提高党员政治理论水平的目的。而且还需注意有系统地进行，党的干部尤其是红军中的干部更加需要加强基本理论的学习。同时规定了执行教育训练的6种方法：一是组织读报班读党报小册子和决议案，从这里面提出问题进行讨论；二是特别召集干部会议或支部大会，作浅显的政治和理论问题报告；三是组织各种问题研究会；四是出版各种问题简明的小册子并收集和编订其他材料供给党员作研究的参考；五是在各种训练班接受训练的同志，都要学习基本的理论书籍，党组织应收集并翻印这类书籍；六是规定对新党员必须给予特别的教育与训练，要求适当分配具体可能胜任的工作接受实际工作的训练，同时施行个别的谈话式和集体训练的教育方法，使他们在入党以后短期内能够了解一个党员所应知道的基本知识。[3]（P1846） 中央苏区时期，党对党员的教育训练主要是通过支部（小组）政治生活、社会运动实践和开设党校来进行的。红四军还采用上政治课的办法来训练后备政治干部。1929年夏秋时节，中共闽西特委举办了两期训练班培训县、区干部。中共赣西南特委在1930年也举办过3期短训班。这种短期训练班不受时间场地的限制，效果又好，又因时间短、学员少、教学内容精练，可以流动举办，非常管用。1932年下半年后，中央苏区虽然办起各种学校，但从中央到省委、县委，仍然将举办短期训练班作为培养干部的一项重要措施。中央、省委、县委还通过兴办正规干部学校的方式培训党员，如中央党校内设三种类型教学班，其中一种是党团、苏维埃、工会干部训练班，各设一班，每班50人，学习时间为4个月。同时还注意培养教育女党员干部，通过举办妇女干部培训班，以及在各种学校招生时注意女生比例等办法，培养造就了很多优秀女干部。
四、注重探索运用有效的工作方法
中央苏区的党员干部在做群众工作的过程中，注意工作方法，废除强迫命令和官僚主义作风，注意做耐心说服的思想工作，遇事同群众商量，创造了很多行之有效的工作方法，得到了群众的信任和拥护。如兴国县长冈乡苏维埃政府建立了常委会值日代表制，实行代表领导居民和定期检查等工作制度，是当时苏维埃工作的典范。毛泽东称赞说，这种政权建设，使苏维埃联结了更广大的群众，这是苏维埃组织工作发展到一定高度时的很好的创造。
此外，兴国县在各项具体工作中处处注重创新创造，形成了“模范兴国”。如分田运动，兴国县在“原耕地”的基础上，创造了从实际田亩产量收成出发，实行实收“谷担”为单位，取代了好歹不分的“田亩”面积丈量法，简便地体现了“抽多补少、抽肥补瘦”的正确原则，同时，实行红军和政府工作人员分田制或全面分配制。土地分配结束后，还在长冈乡创办了合理种植的农业科学试验场。
随着上前线及外调别地工作人数的增多，面临着劳动力缺乏的实际困难，长冈乡的妇女首创了学习犁田耙地，参加农活的先例，并在全县推广。通过创立劳动互助组、模范耕田队、代耕队、农具生产合作社、犁牛合作社、粮食合作社、种子肥料合作社等组织，使群众的生产积极性得到空前高涨。
兴国县首创在扩大红军中采取冲锋突击的办法，组织强有力的突击队与巡视团，经常督促、检查开展突击扩红工作。其基本方法是：扩红突击队深入各分区，召开动员大会，唱山歌、演新剧等，利用一切机会深入宣传、鼓动，让群众自觉自愿地报名当红军。新战士报名时，干部予以表扬，而且还开茶话会、座谈会，赠送毛巾、茶盅、食盐等慰劳品，钉光荣牌，披红挂彩地送新兵到乡、区、县集中，形成“当红军最光荣”的风尚。
在全力做好优待红军家属工作上，兴国县的县、区、乡都成立了“优红委员会”，下设优红谷仓、优红柴草屋、肥料所，以及耕田队、检查队，专门从事优待红军家属的工作。耕田队必须在义务耕完红军公田和红属田后才能耕作自家的田，合作社对生活困难的红军家属购买货物实行九五折优惠。
为了发展农业生产，兴国县兴办劳动互助社，调剂劳动力，实行优待红军家属，帮助孤寡老弱，实行无偿帮耕帮种，社员互助则工时对除，工数不足的补钱给工数有余者。
兴国县还在推销公债运动中，首创“借谷不要收据”活动，几乎每次群众集会都有群众主动退回大批的公债券和借谷发票，表示不要政府归还。
中央苏区还开展了广泛的支部竞赛活动，最大限度地动员群众提供人力、物力和财力扩红支红，支援革命战争。1932年6月中央局组织部发布《发展党和改造党的工作大纲》，“每个区委建立起中心支部与模范支部，并订立支部与支部的竞赛条约”[3]（P2195），广泛开展工作竞赛。
五、注重党支部各方面建设的系统推进
（一）注重党支部思想建设、作风建设和制度的相互促进，是中央苏区时期党的建设的重要经验
古田会议决议强调，加强党的思想建设和政治建设，用马克思主义的方法教育党员去作政治分析和阶级势力的估量，使党员的思想和党内的生活都政治化、科学化。会后，不仅红四军认真贯彻执行决议，其他红军也都认真贯彻了决议案精神。各地方党组织也特别注意加强党的思想建设。
如闽西特委1930年8月25日在关于组织问题的决议案中指出：加紧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教育，建立自我评批的精神以提高一般党员的政治水平和理论基础，对于党员对政治上一切不正确的倾向和农民小资产阶级意识的保守主义、地方观念……极端民主化等的认识，对于发展政治上策略上的讨论，均非常必要。还特别指出了要理论同群众生活、实际工作经验联系起来，从实际工作中来认识党的正确路线，这样才能坚定党员对共产主义的决心而执行党的目前任务。强调理论联系实际、用实践来认识党的思想路线的正确。同时把各种非无产阶级思想表现印发给各党支部，要求党员对照检查，自觉加以纠正并且采取措施加强对党员的训练。
（二）重视加强马克思主义理论、党的基本知识的宣传
中央苏区时期在印刷出版条件十分窘迫的情况下，仍然出版了如《共产党宣言》等马、恩、列、斯革命导师的著作，编印了《中国革命问题》等马克思主义基本常识教材及《新党员训练大纲》《党员须知》等大量党员训练教材。1933年初，张闻天在《实话》与《党的建设》的基础上创办中共中央机关报《斗争》。1931年12月11日，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创办《红色中华》作为自己的机关报。据不完全统计，中央苏区时期，苏区中央一级、赣闽等省级及特委、县级各种报纸杂志共有139种之多。这些报刊记录了很多党支部建设的宝贵经验和有益探索，报道过很多苏区时期各级党组织的建立、发展、壮大和工作成就。为做好宣传工作，中共苏区中央局于1932年4月15日编印《怎样做宣传鼓动工作》，专门就搞好宣传提出要求，要求党员干部人人会做宣传工作，使苏区的宣传队员、各级干部，个个都成为出色的宣传家。
中央苏区时期，一度出现脱离实际、脱离群众的错误。究其原因，这是各种非无产阶级思想的盛行，给了党内教条主义、主观主义、个人主义等错误思想和言行大行其道的机会，结果对革命和党的建设带来极大危害。以毛泽东为代表的共产党人，在苏区党员中进行了一系列转变作风，加强作风建设的实践，为形成党的“三大优良作风”奠定了坚实基础和理论准备。 在党的理论联系实际问题上，毛泽东提出“没有调查，没有发言权”的著名论断，并率先垂范，深入实际，深入基层群众，先后作寻乌调查、兴国调查、东塘等处的调查、木口村调查、长冈乡调查、才溪乡调查等，号召广大苏区党员、干部“到群众中作实际调查去”！毛泽东通过分析教条主义、本本主义、主观主义的危害性，结合红四军创建井冈山革命根据地和转战赣南闽西创建中央苏区的革命实践，提出各种原则和方法，不断纠正党内的教条主义和主观主义。在密切党群关系上，最集中表现的就是兴国基层组织和党员干部“创造第一等工作”的苏区干部好作风上。由于兴国县苏维埃干部“认真地在那里进行工作”“仔细地在那里解决问题”，成为了“可尊敬的模范工作者”！
兴国县党员干部好作风的精髓及其主要成功经验主要表现在：
（1）通过选举政府工作人员达到紧紧依靠群众的目的，如长冈乡苏维埃代表会议。政府工作人员由乡代表会议选举确定，领导全乡工作。乡政府除留一名值班常委外，其他工作人员深入乡村一线，贯彻党的决议，倾听群众呼声，了解实际情况，检查指导工作。为利于工作，方便群众，乡苏维埃政府设置扩红、土地、水利、山林、建设、教育等15个委员会，它使苏维埃联系了更广大的群众，这是苏维埃工作发展到一定高度时的很好的创造。
（2）党员干部在各项工作中发挥先锋模范带头作用，创造了党员干部的“十带头”“四模范”制度。“十带头”即带头学习好、带头守纪律、带头支前线、带头搞生产、带头勤杂务、带头买公债、带头行节约、带头优红属、带头慰英雄、带头树新风。“四模范”即做扩大红军的模范、土地革命的模范、干部作风的模范、经济文化建设的模范。做到凡是要求群众办到的事情和要完成的任务，党员干部首先要做到。
（3）关心群众生活。通过“打土豪分田地”解决群众长远利益，切实解决群众生活困难等亟待解决的具体问题。如贫农马荣海的房子被火烧了一间半，乡政府就发动群众捐工捐料，帮助他盖起了新房。1933年夏荒，长冈全乡每户缺粮一个多月，乡政府主动组织群众到100多公里外的公略县（东固）运米救济饥民。
在树立批评与自我批评的良好作风上，苏区的党内思想斗争，努力“使党员明了批评的意义，是加增党的战斗力以达到阶级斗争的胜利，完全不能利用批评去做攻击个人的工具”。坚持正确的批评方法，即要在党内批评，不要在党外去批评，党内批评也要注意方式，防止武断和把批评庸俗化。
在党支部制度建设方面，1931年6月7日颁布的《中共赣西南特区委关于支部工作的部署》，强调主要建立三个方面的制度：一是会议制度。规定了每七天支部委员会开会一次，分支部及有干事会组织的也须七天开会一次。还规定小组会是每五天开会一次、每半个月支部党员大会召开一次等，同时对开会的内容也作了要求。红军中党的工作训令也对基层红军作出了“支部和小组一个月内应各开会两次”的规定，支部会议的时间和次数“亦须根据战斗的环境来活的转变”[1]（P215）等。二是党费收缴制度。中共苏区中央局组织部于1931年5月29日发出征收党费通知的规定，对党费交缴、使用和党费免收情形等作出规定。三是工作报告制度。支部要定期向区委、县委报告工作，区、县、省委要向上一级报告工作等。如1928年红四军制定的党代表工作大纲规定“党代表的一切工作应随时报告”。1932年1月19日，总政治部给红军各党组织的指示信明确规定了支委每月月终应向支部大会作工作报告，要求全体同志必须参加讨论[1]（P10）。此外，红军中还建立了民主生活制度和党员汇报制度。如红军支部民主生活可以提出批评、进行思想斗争和提出工作要求，但不能把吃饭睡觉等细小问题都拿到支部大会及小组会上去相互争辩和斗嘴。1934年8月20日刊印的《红星报》介绍了红十三团九连的支部汇报工作经验：党团员对小组长汇报每天都有，各组长对支部书记每天或隔天一次汇报。这些制度的建立，有利于支部工作的制度化和规范化。
[参考文献]
[1] 总政治部办公厅.中国人民解放军政治工作历史资料选 编——土地革命战争时期（第二册）[C].北京：解放军出 版社，2002.
[2] 凌步机.中央苏区党的建设[C].北京：中共党史出版社， 1991.
[3] 中共江西省委党史研究室.中央革命根据地历史资料文 库——党的系统[C].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南昌：江西 人民出版社，2011.
[责编校对：彭澜]
[关键词] 中央苏区；党支部工作；历史经验
[作者简介] 卢文华（1966—），男，安徽省天长市人，中共江西省委党校党史党建教研部教授、副主任，法学博士，研究方 向为中共党史、执政党建设。
[中图分类号] G231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671-198X（2016）02-0072-05 [收稿日期] 2015-11-16
中央苏区时期，党的领导和党的建设贯穿和统领武装斗争、土地革命、根据地建设，并成为使这三者紧密结合起来的关键，党支部在其中发挥了重要作用。中央苏区时期，党支部工作的许多经验仍然值得我们在新的历史条件下认真学习和借鉴运用。
一、明确党支部的功能地位
中央苏区时期，在红军部队中的党支部，仍然坚持井冈山革命斗争时期确立起来的“支部建在连上”原则，一直没有改变。红军总政治部强调，红军中的“连支部是党的基本组织”，是“党在红军中的堡垒”“红军中的政治机关”“是党与群众的连环”[1]（P214）。
在地方，《中共赣西南特区委关于支部工作的部署（1931年6月7日）》中明确提出，支部是党的组织基础，是党的生活中心，是执行党一切决定的唯一机关，是群众中的核心，是干部人才的养成所。
在中共苏区中央局和中华苏维埃临时中央政府机关，“在各级苏维埃政权机关和群众团体中工作的共产党员，都单独或联合成立了支部，苏区的国家工厂企业（主要是军工企业和邮政、合作社，国家银行等）也单独建立了党的支部”[2]（P108）。周恩来担任中共苏区中央局书记后，不断建立和加强中央局各工作部门党的组织。如建立中央局支部、全总中央执行局支部等15个中央机关、临时中央政府机关支部。邓颖超、谢觉哉分别担任中央局、中央政府机关党总支书记。各级苏维埃政权和群团都独立或联合建立了党支部。苏区的国家企业如军工、邮政、合作社、国家银行、造币厂等企业也单独建立了支部。1933年2月28日中共中央局宣传部编写的党员教育教材《党员须知》，突出强调“支部是党同工农群众直接联系起来的组织”[3]（P3075）。
二、彰显党支部书记的模范带头作用
中央苏区时期，各部队、连队的党支部书记，起初多由党代表或指导员担任，后来红军改设政委制，“连队的党支部书记一般不由指导员或连长担任。……而是多由排长、班长甚至战士担任，以保证他们能有更多时间从事支部工作”[2]（P108）。
中央苏区早期党组织，无论是党支部书记还是支部干事会干事，其思想素质和工作能力都具有先进性。他们大多数是有一定的文化学识或者是经过了专门培训的热血青年，有着远大的理想抱负、坚定的信念信仰、自觉的奉献精神和自我牺牲的勇气。他们从实际斗争中成长起来，做工作具有丰富的实践经验，是密切联系群众和其他各项工作的模范工作者。按照职责分工，党支部书记主持支部日常工作，对领导支部建设和支部各项工作负主要责任。
以兴国县为例，如动员参加红军，1932年夏，洛江区委书记张自清带头报名当红军，区委有几个支部书记也都去当红军，结果洛江区动员了300多名青年报名参加红军。在兴国模范县区的各项建设中，支部书记发挥了有力的领导作用。兴国县鼎龙区在秋收秋耕中，以村为单位，组织了劳动互助社和秋收突击队与冲锋队。兴国县在推销公债上，经过党团员的带头作用，开展党员的竞赛推销，带动群众争先恐后地推销，形成党内外推销公债的热潮。
在彰显党支部书记模范带头作用的同时，还规范了支部干事会建设，使党支部成为一个坚强的领导核心。党的六大后，《党章》规定了党支部设立支部干事会作为日常工作机构，选举3人或5人组成支部干事会。1933年3月，苏区中央局组织部召开闽、赣两省组织会议时规定了支部干事会组织分工制度，要求工作分工要细，每人要至少负责一项具体工作并实行个人负责制的制度。而对人数较多的支部，也规定了干事会可由9人至11人组成，并确定干事的分工，包括支部书记、副书记和工会、军事、群众宣传鼓动、党员教育、妇女工作、贫农团工作、统计调查收费、苏维埃、青年工作等干事都有工作分工，一个干事可兼管几个方面的工作。由于支部干事会有具体分工，明确了职责，使得干事们能够各负其责、团结协作，共同搞好支部工作。这既培养和锻炼了党员干部，也加强了支部的领导力量。
三、突出对广大党员的教育训练
加强对党员的教育训练，自中国共产党成立之日起就是党支部的主要任务之一。中央苏区创建初期，党员大多数是来自暴动区域的农民，党内教育训练成为当时党支部十分迫切的任务。古田会议决议案也指出，缺乏对党员作正确路线的教育是各种非无产阶级思想存在和发展的重大原因，教育问题是党内最迫切的问题。
1931年11月，中国共产党苏区第一次代表大会通过《党的问题决议案》，专门将加强党的教育训练工作作为党的建设一项中心任务。要求把党的重要决议和文件，尤其是必须把每一次斗争之后的一切经验和教训整理起来作为一种实际教育的材料，传达到党员群众中去，引发同志讨论。对于党内不正确的思想和倾向，注意通过马克思列宁主义基本理论教育工作进行思想上的斗争，使每一个党员都能得到正确的阶级认识。对于马列主义基本教育和思想斗争，还必须灵活地联系到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基本理论和党的政纲及目前任务，以达到提高党员政治理论水平的目的。而且还需注意有系统地进行，党的干部尤其是红军中的干部更加需要加强基本理论的学习。同时规定了执行教育训练的6种方法：一是组织读报班读党报小册子和决议案，从这里面提出问题进行讨论；二是特别召集干部会议或支部大会，作浅显的政治和理论问题报告；三是组织各种问题研究会；四是出版各种问题简明的小册子并收集和编订其他材料供给党员作研究的参考；五是在各种训练班接受训练的同志，都要学习基本的理论书籍，党组织应收集并翻印这类书籍；六是规定对新党员必须给予特别的教育与训练，要求适当分配具体可能胜任的工作接受实际工作的训练，同时施行个别的谈话式和集体训练的教育方法，使他们在入党以后短期内能够了解一个党员所应知道的基本知识。[3]（P1846） 中央苏区时期，党对党员的教育训练主要是通过支部（小组）政治生活、社会运动实践和开设党校来进行的。红四军还采用上政治课的办法来训练后备政治干部。1929年夏秋时节，中共闽西特委举办了两期训练班培训县、区干部。中共赣西南特委在1930年也举办过3期短训班。这种短期训练班不受时间场地的限制，效果又好，又因时间短、学员少、教学内容精练，可以流动举办，非常管用。1932年下半年后，中央苏区虽然办起各种学校，但从中央到省委、县委，仍然将举办短期训练班作为培养干部的一项重要措施。中央、省委、县委还通过兴办正规干部学校的方式培训党员，如中央党校内设三种类型教学班，其中一种是党团、苏维埃、工会干部训练班，各设一班，每班50人，学习时间为4个月。同时还注意培养教育女党员干部，通过举办妇女干部培训班，以及在各种学校招生时注意女生比例等办法，培养造就了很多优秀女干部。
四、注重探索运用有效的工作方法
中央苏区的党员干部在做群众工作的过程中，注意工作方法，废除强迫命令和官僚主义作风，注意做耐心说服的思想工作，遇事同群众商量，创造了很多行之有效的工作方法，得到了群众的信任和拥护。如兴国县长冈乡苏维埃政府建立了常委会值日代表制，实行代表领导居民和定期检查等工作制度，是当时苏维埃工作的典范。毛泽东称赞说，这种政权建设，使苏维埃联结了更广大的群众，这是苏维埃组织工作发展到一定高度时的很好的创造。
此外，兴国县在各项具体工作中处处注重创新创造，形成了“模范兴国”。如分田运动，兴国县在“原耕地”的基础上，创造了从实际田亩产量收成出发，实行实收“谷担”为单位，取代了好歹不分的“田亩”面积丈量法，简便地体现了“抽多补少、抽肥补瘦”的正确原则，同时，实行红军和政府工作人员分田制或全面分配制。土地分配结束后，还在长冈乡创办了合理种植的农业科学试验场。
随着上前线及外调别地工作人数的增多，面临着劳动力缺乏的实际困难，长冈乡的妇女首创了学习犁田耙地，参加农活的先例，并在全县推广。通过创立劳动互助组、模范耕田队、代耕队、农具生产合作社、犁牛合作社、粮食合作社、种子肥料合作社等组织，使群众的生产积极性得到空前高涨。
兴国县首创在扩大红军中采取冲锋突击的办法，组织强有力的突击队与巡视团，经常督促、检查开展突击扩红工作。其基本方法是：扩红突击队深入各分区，召开动员大会，唱山歌、演新剧等，利用一切机会深入宣传、鼓动，让群众自觉自愿地报名当红军。新战士报名时，干部予以表扬，而且还开茶话会、座谈会，赠送毛巾、茶盅、食盐等慰劳品，钉光荣牌，披红挂彩地送新兵到乡、区、县集中，形成“当红军最光荣”的风尚。
在全力做好优待红军家属工作上，兴国县的县、区、乡都成立了“优红委员会”，下设优红谷仓、优红柴草屋、肥料所，以及耕田队、检查队，专门从事优待红军家属的工作。耕田队必须在义务耕完红军公田和红属田后才能耕作自家的田，合作社对生活困难的红军家属购买货物实行九五折优惠。
为了发展农业生产，兴国县兴办劳动互助社，调剂劳动力，实行优待红军家属，帮助孤寡老弱，实行无偿帮耕帮种，社员互助则工时对除，工数不足的补钱给工数有余者。
兴国县还在推销公债运动中，首创“借谷不要收据”活动，几乎每次群众集会都有群众主动退回大批的公债券和借谷发票，表示不要政府归还。
中央苏区还开展了广泛的支部竞赛活动，最大限度地动员群众提供人力、物力和财力扩红支红，支援革命战争。1932年6月中央局组织部发布《发展党和改造党的工作大纲》，“每个区委建立起中心支部与模范支部，并订立支部与支部的竞赛条约”[3]（P2195），广泛开展工作竞赛。
五、注重党支部各方面建设的系统推进
（一）注重党支部思想建设、作风建设和制度的相互促进，是中央苏区时期党的建设的重要经验
古田会议决议强调，加强党的思想建设和政治建设，用马克思主义的方法教育党员去作政治分析和阶级势力的估量，使党员的思想和党内的生活都政治化、科学化。会后，不仅红四军认真贯彻执行决议，其他红军也都认真贯彻了决议案精神。各地方党组织也特别注意加强党的思想建设。
如闽西特委1930年8月25日在关于组织问题的决议案中指出：加紧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教育，建立自我评批的精神以提高一般党员的政治水平和理论基础，对于党员对政治上一切不正确的倾向和农民小资产阶级意识的保守主义、地方观念……极端民主化等的认识，对于发展政治上策略上的讨论，均非常必要。还特别指出了要理论同群众生活、实际工作经验联系起来，从实际工作中来认识党的正确路线，这样才能坚定党员对共产主义的决心而执行党的目前任务。强调理论联系实际、用实践来认识党的思想路线的正确。同时把各种非无产阶级思想表现印发给各党支部，要求党员对照检查，自觉加以纠正并且采取措施加强对党员的训练。
（二）重视加强马克思主义理论、党的基本知识的宣传
中央苏区时期在印刷出版条件十分窘迫的情况下，仍然出版了如《共产党宣言》等马、恩、列、斯革命导师的著作，编印了《中国革命问题》等马克思主义基本常识教材及《新党员训练大纲》《党员须知》等大量党员训练教材。1933年初，张闻天在《实话》与《党的建设》的基础上创办中共中央机关报《斗争》。1931年12月11日，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创办《红色中华》作为自己的机关报。据不完全统计，中央苏区时期，苏区中央一级、赣闽等省级及特委、县级各种报纸杂志共有139种之多。这些报刊记录了很多党支部建设的宝贵经验和有益探索，报道过很多苏区时期各级党组织的建立、发展、壮大和工作成就。为做好宣传工作，中共苏区中央局于1932年4月15日编印《怎样做宣传鼓动工作》，专门就搞好宣传提出要求，要求党员干部人人会做宣传工作，使苏区的宣传队员、各级干部，个个都成为出色的宣传家。
中央苏区时期，一度出现脱离实际、脱离群众的错误。究其原因，这是各种非无产阶级思想的盛行，给了党内教条主义、主观主义、个人主义等错误思想和言行大行其道的机会，结果对革命和党的建设带来极大危害。以毛泽东为代表的共产党人，在苏区党员中进行了一系列转变作风，加强作风建设的实践，为形成党的“三大优良作风”奠定了坚实基础和理论准备。 在党的理论联系实际问题上，毛泽东提出“没有调查，没有发言权”的著名论断，并率先垂范，深入实际，深入基层群众，先后作寻乌调查、兴国调查、东塘等处的调查、木口村调查、长冈乡调查、才溪乡调查等，号召广大苏区党员、干部“到群众中作实际调查去”！毛泽东通过分析教条主义、本本主义、主观主义的危害性，结合红四军创建井冈山革命根据地和转战赣南闽西创建中央苏区的革命实践，提出各种原则和方法，不断纠正党内的教条主义和主观主义。在密切党群关系上，最集中表现的就是兴国基层组织和党员干部“创造第一等工作”的苏区干部好作风上。由于兴国县苏维埃干部“认真地在那里进行工作”“仔细地在那里解决问题”，成为了“可尊敬的模范工作者”！
兴国县党员干部好作风的精髓及其主要成功经验主要表现在：
（1）通过选举政府工作人员达到紧紧依靠群众的目的，如长冈乡苏维埃代表会议。政府工作人员由乡代表会议选举确定，领导全乡工作。乡政府除留一名值班常委外，其他工作人员深入乡村一线，贯彻党的决议，倾听群众呼声，了解实际情况，检查指导工作。为利于工作，方便群众，乡苏维埃政府设置扩红、土地、水利、山林、建设、教育等15个委员会，它使苏维埃联系了更广大的群众，这是苏维埃工作发展到一定高度时的很好的创造。
（2）党员干部在各项工作中发挥先锋模范带头作用，创造了党员干部的“十带头”“四模范”制度。“十带头”即带头学习好、带头守纪律、带头支前线、带头搞生产、带头勤杂务、带头买公债、带头行节约、带头优红属、带头慰英雄、带头树新风。“四模范”即做扩大红军的模范、土地革命的模范、干部作风的模范、经济文化建设的模范。做到凡是要求群众办到的事情和要完成的任务，党员干部首先要做到。
（3）关心群众生活。通过“打土豪分田地”解决群众长远利益，切实解决群众生活困难等亟待解决的具体问题。如贫农马荣海的房子被火烧了一间半，乡政府就发动群众捐工捐料，帮助他盖起了新房。1933年夏荒，长冈全乡每户缺粮一个多月，乡政府主动组织群众到100多公里外的公略县（东固）运米救济饥民。
在树立批评与自我批评的良好作风上，苏区的党内思想斗争，努力“使党员明了批评的意义，是加增党的战斗力以达到阶级斗争的胜利，完全不能利用批评去做攻击个人的工具”。坚持正确的批评方法，即要在党内批评，不要在党外去批评，党内批评也要注意方式，防止武断和把批评庸俗化。
在党支部制度建设方面，1931年6月7日颁布的《中共赣西南特区委关于支部工作的部署》，强调主要建立三个方面的制度：一是会议制度。规定了每七天支部委员会开会一次，分支部及有干事会组织的也须七天开会一次。还规定小组会是每五天开会一次、每半个月支部党员大会召开一次等，同时对开会的内容也作了要求。红军中党的工作训令也对基层红军作出了“支部和小组一个月内应各开会两次”的规定，支部会议的时间和次数“亦须根据战斗的环境来活的转变”[1]（P215）等。二是党费收缴制度。中共苏区中央局组织部于1931年5月29日发出征收党费通知的规定，对党费交缴、使用和党费免收情形等作出规定。三是工作报告制度。支部要定期向区委、县委报告工作，区、县、省委要向上一级报告工作等。如1928年红四军制定的党代表工作大纲规定“党代表的一切工作应随时报告”。1932年1月19日，总政治部给红军各党组织的指示信明确规定了支委每月月终应向支部大会作工作报告，要求全体同志必须参加讨论[1]（P10）。此外，红军中还建立了民主生活制度和党员汇报制度。如红军支部民主生活可以提出批评、进行思想斗争和提出工作要求，但不能把吃饭睡觉等细小问题都拿到支部大会及小组会上去相互争辩和斗嘴。1934年8月20日刊印的《红星报》介绍了红十三团九连的支部汇报工作经验：党团员对小组长汇报每天都有，各组长对支部书记每天或隔天一次汇报。这些制度的建立，有利于支部工作的制度化和规范化。
[参考文献]
[1] 总政治部办公厅.中国人民解放军政治工作历史资料选 编——土地革命战争时期（第二册）[C].北京：解放军出 版社，2002.
[2] 凌步机.中央苏区党的建设[C].北京：中共党史出版社， 1991.
[3] 中共江西省委党史研究室.中央革命根据地历史资料文 库——党的系统[C].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南昌：江西 人民出版社，2011.
[责编校对：彭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