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之所以存者治也，其所以亡者乱也。人君莫不好治而恶乱，乐存而畏亡。然尝观上记，近古以来，亡代有三，秽国不数，夫何故哉？察其败，皆由君常好其所乱，而恶其所治;憎其所以存，而爱其所以亡。是故虽相去百世，县年一纪，限隔九州，殊俗千里，然其亡征败迹，若重规袭矩，稽节合符。故曰：虽有尧、舜之美，必考于《周頌》;虽有桀、纣之恶，必讥于《版》《荡》。殷鉴不远，在夏后之世。（《思贤》）
　　国家之所以能够久存是因为安定，之所以灭亡是因为动乱。君主没有不喜好安定而厌恶动乱的，没有不喜欢久存而害怕亡国的。然而试看古书所记，近古以来，灭亡的朝代有夏、商、周三代，灭亡的国家更是无数，这是什么原因呢？考察它们的败亡，都是因为君主常常喜好那些造成动乱的举措，而厌恶那些安定的举措;憎恶那些使国家长治久安的措施，而爱好那些使国家败亡的措施。所以亡国之间虽然相去百代，悬距千年，地隔九州，风俗殊异，但败亡的征兆和迹象，却像规矩重复、符节契合一样毫无差异。所以说：尽管有尧、舜的美德，也一定要考察《周颂》（周王朝祭祀先祖和神明的乐歌，内容多为歌颂周先公先王）之乐;尽管知道桀、纣的恶行，也一定要察看《版》《荡》之诗（《版》为《诗经·大雅》中的一篇，今本《诗经》作“板”，旨在斥责暴君周厉王。《荡》也为《诗经·大雅》中的一篇，旨在哀伤周王朝的衰败）。夏王朝的败亡，正是殷商还不曾远去的一面镜子。
　　夫化变民心也，犹政变民体也。德政加于民，则多涤畅姣好坚强考寿;恶政加于民，则多罢癃尪病夭昏札瘥。故《尚书》美“考终命”，而恶“凶短折”。国有伤明之政，则民多病目;有伤聪之政，则民多病耳;有伤贤之政，则贤多横夭。夫形体骨干为坚强也，然犹随政变易，又况乎心气精微不可养哉？《诗》云：“敦彼行苇，羊牛勿践履。方苞方体，惟叶柅柅。”又曰：“鸢飞厉天，鱼跃于渊。恺悌君子，胡不作人？”公刘厚德，恩及草木，羊牛六畜，且犹感德，仁不忍践履生草，则又况于民萌而有不化者乎？君子修其乐易之德，上及飞鸟，下及渊鱼，无不欢忻悦豫，则又况于士庶而有不仁者乎？（《德化》）
　　教化可以改变民众的心性，犹如政事可以改变他们的身体一样。对民众广施德政，那么大多数的百姓都会心性畅达，容貌美好，且健康长寿;对民众施以恶政，那么大多数的百姓都会衰老病弱，多病早夭。所以《尚书》赞美“长寿”，厌恶“早夭”。国家有伤害视力的政策，那么百姓多会患有眼病;国家有伤害听力的政策，那么百姓多会患有耳病;国家有妨害贤才的政策，那么贤才多会意外早夭。人的形体骨骼坚实强劲，尚且会随着政治的善恶而改变，更何况心灵之气精妙幽微难以保养呢？《诗经》中说：“那道旁茂盛的芦苇，牛羊们请不要践踏毁伤。芦苇正要发苞吐芽，绿绿的叶子嫩密可喜。”又说：“鹞鹰飞到高天之上，游鱼跃入深渊之中，和顺平易的君子啊，怎能不培育新的人才呢？”公刘仁德深厚，恩惠施及草木，牛羊六畜感其恩德，而心怀仁恩不忍践踏草木，更何况百姓，难道还有无法教化的吗？君子修养其和乐平易的德行，上到天上的飞鸟，下到水中的游鱼，无不欢欣喜悦，又何况士人民众，还有不仁德的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