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部分内容阅读
摘 要 检察机关对具备自首法定情节、社会危害性小的受贿案件，为体现宽严相济政策，可从宽作相对不起诉处理。但要严格把握认定自首尺度，不能扩大自由裁量权，以提高办案技能，减少不起诉案件比例。
关键词 相对不起诉 受贿案 理据
作者简介：罗中石，广州市花都区人民检察院。
据悉，2011年广州检察系统决定不起诉案件共106宗。其中，贿赂案件占大多数，而受贿犯罪数额在10万元以下的相对不起诉案件，有55件。故本文特对该类案件，进行情况分析。
一、案件概况
1.数额10万元以下的受贿案件情况。2011年，广州检察系统拟相对不起诉的受贿案件，绝大多数集中在基层院。受贿数额在10万元以下的55件相对不起诉案件中，数额分别为：5万元以下的12件、刚达5万元的8件、5万元以上—10万元以下的35件？。
2.立案的受贿“小案”保持了办案规模。为写作方便，本文特将犯罪数额在人民币10万元以下的受贿案件，简称“小案”。原则上，广州检察系统立案侦查的贪污贿赂案，一般以数额达5万元或以上才立案。而广州检察系统年度立案侦查的贪污贿赂案件数量，一般在330件左右，才可保持反贪办案规模。2011年，广州检察系统相对不起诉的受贿“小案”就有55件，占整个办案数量的六分之一。虽然，查办“小案”，有可能推高不起诉率，但确保了办案规模，是反腐败斗争需要。
3.人民监督员均同意拟不起诉意见。广州检察系统拟相对不起诉受贿案件，经人民监督员监督评议后，人民监督员均无争议，全部同意检察机关拟不起诉决定。
二、彰显宽严相济的刑事政策
我们有足够理由，理直气壮地承认，绝大多数相对不起诉案件，因被告人犯罪情节不严重，符合法定可不起诉条件，故被从宽作不起诉处理。这凸显了检察机关人性化执法，体现了宽严相济的刑事政策，展示出检察机关的办案原则，是注重“法律效果、政治效果、社会效果”三者有机统一。不仅规范和公正执法，更达到了“惩防结合、治病救人”目的。
三、不起诉原因分析
1.放宽自首认定。以上案件，相对不起诉的法定理据，一般以自首为由。法律规定，自动投案并如实交代的，可符合自首法定条件。但检察机关立案侦查的职务犯罪案件，在实际操作中，一般是在突破嫌疑人口供后才立案。因此，为达成获取口供的目的，往往采取类似“诉辩交易”形式，放宽了对“自首”的认定。甚至对以下情形，如嫌疑人在被采取强制措施前交代问题的、其向所在单位或“双规”期间向纪委部门已作交代的，往往被认定为“自首”。司法实践上，不论是检察机关还是法院审判量刑，将“准自首”转而认定成“自首”的现象较为普遍。这个“宽多严少”的现象，皆以“法律的名义”给嫌疑人“出路”，便是导致相对不起诉案件增多的主要原因之一。
2.酌情从轻情节认定随意。上述相对不起诉案件，有的以嫌疑人或被告人能“积极退赃、认罪态度好、未造成重大损失”等理由，便认定其“有悔罪表现”的酌情从轻情节。但司法实践上，何为“悔罪表现”？并无明确界定标准。故，以“有悔罪表现”这个酌情从轻情节为由，作出相对不起诉的，其实是行使了自由裁量权。因为，扩大了的自由裁量权随意性较大，难以控制，便容易放宽认定“酌情从轻情节”，这也是导致相对不起诉案件出现的原因之一。
3.对数额5万元以上受贿案处理稍宽。刑法规定：贪污贿赂数额在5000元以上不满1万元，情节较轻、悔罪并积极退赃的，才可减轻或免于刑事处罚。而综观以上55件相对不起诉案件，绝大部分案件数额超过1万元，尤其以数额5万元以上的案件居多。而对这部分案件，若严格考虑刑法条文，则难以作相对不起诉，但实际上，检察机关已对其中的35宗案件从宽处理。
4.受法院因素影响。广州检察系统对数额5万元以上受贿案处理稍宽情况，若加以反思，检察机关是否受法院有关做法影响。事实上，广州市法院系统内部掌握着一个量刑尺度：贪污贿赂数额在20万元上下的，具法定从轻或减轻情节、退清赃款、认罪态度好的，可判缓刑。若受这个因素影响，检察机关或为减少“讼累”，可能产生“与其让法院判缓刑，不妨我先作不起诉”的想法。若排除“人为干扰”因素影响，笔者认为，广州检察系统对数额在5万元以上受贿案作不起诉处理，很可能与法院“放宽”因素有关。
5.检察工作考评因素制约。现阶段，市、区两级检察机关的自侦部门，往往将完成年度立案基数工作放在第一位。因此，在这种“重立案、快结案、保考评”的思想引导下，往往偏重立案数量，而对案件质量和证据考虑欠周，甚至对侦查难度较大的案件，欠缺深挖、扩线。因而，导致只查证部分案件事实，因而查证嫌疑人的受贿数额也不大，无形中增加了“小案”率，也促使不起诉案件数量上升。
6.是否规避《行政机关公务员处分条例》。2011年，广州检察系统不起诉的106件案中，涉及国家机关工作人员31人、国企和事业单位人员48人，这部分人员主要涉嫌贪污贿赂犯罪，犯罪数额大多在5万元以上—20万元以下。假若，将这部分人员提起公诉，法院可能判其缓刑。即使被判缓刑，也在被判处刑罚开除公职之列？。假若，不排除个别案件受“说情”因素影响，那么，为不被判处刑罚而作相对不起诉处理，的确可规避《行政机关公务员处分条例》关于“开除公职”的处理条款，让涉嫌犯罪人员“保住饭碗”。或许，这又是相对不起诉案件出现的另一原因。
四、应当继续保持办案规模加大反腐力度
检察机关为应对严峻的反腐败形势，一直重视查办贪污贿赂、渎职侵权等职务犯罪。为凸显反腐工作成效，应当承认立案数量是直截了当反映出检察机关的办案力度。
广州检察系统对损害民生、侵犯权益、贪赃枉法的职务犯罪“大、小案件”，都应无论大小积极查处，这既是职责所在，也是为保持办案规模需要。事实上，全市检察机关查办了相当数量的“小案”，虽然提高了不起诉案件的比率，但有力打击了腐败，符合广大人民群众的愿望。因此，不论从法律效果还是社会效果来看，都应该肯定查办“小案”作出的努力。
五、对降低不起诉案件比例的建议
我们本着认真分析问题、查找原因的调研态度，归纳了上述案件相对不起诉理由，一是有法定从轻或减轻情節；二是有酌情从轻情节；三是犯罪数额小。为减少不起诉案件数量，提升严惩职务犯罪的社会效果，确保检察机关公正执法。我们认为，关键在于：严控适用“自由裁量权”。
1.严格规范认定“自首”等法定从轻情节。前述提及，有的办案部门存在将“准自首”认定为“自首”的现象。因此，为降低相对不起诉案件数量，应严格规范、准确认定自首等法定从轻情节。不宜“将嫌疑人带返后讯问，才交代问题”的情形，认定为“自首”，即严控使用有关自首方面的“自由裁量权”，防止将“准自首”认定为“自首”。检察机关只有严格依照“自动投案、如实交代、有接受审判诚意”这三个自首的法定条件，来规范认定自首情节，才能从根本上消除自首认定的随意性，才能减少不起诉案件数量。
2.慎重立案。依照法律从事公务的人员，在救灾、抢险、防汛、优抚、扶贫、移民、救灾款物管理；社会捐助公益事业款物管理；国有土地经营管理；土地征用补偿费用管理；代征、代缴税款；有关计划生育、户籍、征兵工作；协助人民政府从事其他行政管理等工作当中？，有贪污贿赂、挪用等恶劣情节，数额达5000元以上的，应重点处罚。检察机关对符合以上规定范畴的职务犯罪，必须加大打击力度迅速立案查处。
但对不属上述范畴的一般性案件，若数额在万元左右的“小”案件，是否皆立案，检察机关应慎重处理。若立案，可能导致不起诉率上升；如不立案，又损办案力度。因此，对这样处于“两难”状况的“小案”，确需把好工作尺度，防止发生“为应付年度考评，只讲立案数量”的现象。但如何才能把握好尺度？有值得研究必要，故提请相关部门加强指导。
3.注重深挖扩线、扩大战果。综上所述，不起诉的理由之一，是犯罪数额“小”。为降低不起诉案件比例，检察机关应着重查办大要案，加强侦查业务培训，营造交流经验、提高技能、相互学习的良好氛围，以增强深挖扩线、从小案挖大案的能力。
注释：
梁锦文.人民监督员案件监督情况.法制与社会.2011（28）.
《行政机关公务员处分条例》第17条第2款规定.
《刑法》第93条第2款规定.
关键词 相对不起诉 受贿案 理据
作者简介：罗中石，广州市花都区人民检察院。
据悉，2011年广州检察系统决定不起诉案件共106宗。其中，贿赂案件占大多数，而受贿犯罪数额在10万元以下的相对不起诉案件，有55件。故本文特对该类案件，进行情况分析。
一、案件概况
1.数额10万元以下的受贿案件情况。2011年，广州检察系统拟相对不起诉的受贿案件，绝大多数集中在基层院。受贿数额在10万元以下的55件相对不起诉案件中，数额分别为：5万元以下的12件、刚达5万元的8件、5万元以上—10万元以下的35件？。
2.立案的受贿“小案”保持了办案规模。为写作方便，本文特将犯罪数额在人民币10万元以下的受贿案件，简称“小案”。原则上，广州检察系统立案侦查的贪污贿赂案，一般以数额达5万元或以上才立案。而广州检察系统年度立案侦查的贪污贿赂案件数量，一般在330件左右，才可保持反贪办案规模。2011年，广州检察系统相对不起诉的受贿“小案”就有55件，占整个办案数量的六分之一。虽然，查办“小案”，有可能推高不起诉率，但确保了办案规模，是反腐败斗争需要。
3.人民监督员均同意拟不起诉意见。广州检察系统拟相对不起诉受贿案件，经人民监督员监督评议后，人民监督员均无争议，全部同意检察机关拟不起诉决定。
二、彰显宽严相济的刑事政策
我们有足够理由，理直气壮地承认，绝大多数相对不起诉案件，因被告人犯罪情节不严重，符合法定可不起诉条件，故被从宽作不起诉处理。这凸显了检察机关人性化执法，体现了宽严相济的刑事政策，展示出检察机关的办案原则，是注重“法律效果、政治效果、社会效果”三者有机统一。不仅规范和公正执法，更达到了“惩防结合、治病救人”目的。
三、不起诉原因分析
1.放宽自首认定。以上案件，相对不起诉的法定理据，一般以自首为由。法律规定，自动投案并如实交代的，可符合自首法定条件。但检察机关立案侦查的职务犯罪案件，在实际操作中，一般是在突破嫌疑人口供后才立案。因此，为达成获取口供的目的，往往采取类似“诉辩交易”形式，放宽了对“自首”的认定。甚至对以下情形，如嫌疑人在被采取强制措施前交代问题的、其向所在单位或“双规”期间向纪委部门已作交代的，往往被认定为“自首”。司法实践上，不论是检察机关还是法院审判量刑，将“准自首”转而认定成“自首”的现象较为普遍。这个“宽多严少”的现象，皆以“法律的名义”给嫌疑人“出路”，便是导致相对不起诉案件增多的主要原因之一。
2.酌情从轻情节认定随意。上述相对不起诉案件，有的以嫌疑人或被告人能“积极退赃、认罪态度好、未造成重大损失”等理由，便认定其“有悔罪表现”的酌情从轻情节。但司法实践上，何为“悔罪表现”？并无明确界定标准。故，以“有悔罪表现”这个酌情从轻情节为由，作出相对不起诉的，其实是行使了自由裁量权。因为，扩大了的自由裁量权随意性较大，难以控制，便容易放宽认定“酌情从轻情节”，这也是导致相对不起诉案件出现的原因之一。
3.对数额5万元以上受贿案处理稍宽。刑法规定：贪污贿赂数额在5000元以上不满1万元，情节较轻、悔罪并积极退赃的，才可减轻或免于刑事处罚。而综观以上55件相对不起诉案件，绝大部分案件数额超过1万元，尤其以数额5万元以上的案件居多。而对这部分案件，若严格考虑刑法条文，则难以作相对不起诉，但实际上，检察机关已对其中的35宗案件从宽处理。
4.受法院因素影响。广州检察系统对数额5万元以上受贿案处理稍宽情况，若加以反思，检察机关是否受法院有关做法影响。事实上，广州市法院系统内部掌握着一个量刑尺度：贪污贿赂数额在20万元上下的，具法定从轻或减轻情节、退清赃款、认罪态度好的，可判缓刑。若受这个因素影响，检察机关或为减少“讼累”，可能产生“与其让法院判缓刑，不妨我先作不起诉”的想法。若排除“人为干扰”因素影响，笔者认为，广州检察系统对数额在5万元以上受贿案作不起诉处理，很可能与法院“放宽”因素有关。
5.检察工作考评因素制约。现阶段，市、区两级检察机关的自侦部门，往往将完成年度立案基数工作放在第一位。因此，在这种“重立案、快结案、保考评”的思想引导下，往往偏重立案数量，而对案件质量和证据考虑欠周，甚至对侦查难度较大的案件，欠缺深挖、扩线。因而，导致只查证部分案件事实，因而查证嫌疑人的受贿数额也不大，无形中增加了“小案”率，也促使不起诉案件数量上升。
6.是否规避《行政机关公务员处分条例》。2011年，广州检察系统不起诉的106件案中，涉及国家机关工作人员31人、国企和事业单位人员48人，这部分人员主要涉嫌贪污贿赂犯罪，犯罪数额大多在5万元以上—20万元以下。假若，将这部分人员提起公诉，法院可能判其缓刑。即使被判缓刑，也在被判处刑罚开除公职之列？。假若，不排除个别案件受“说情”因素影响，那么，为不被判处刑罚而作相对不起诉处理，的确可规避《行政机关公务员处分条例》关于“开除公职”的处理条款，让涉嫌犯罪人员“保住饭碗”。或许，这又是相对不起诉案件出现的另一原因。
四、应当继续保持办案规模加大反腐力度
检察机关为应对严峻的反腐败形势，一直重视查办贪污贿赂、渎职侵权等职务犯罪。为凸显反腐工作成效，应当承认立案数量是直截了当反映出检察机关的办案力度。
广州检察系统对损害民生、侵犯权益、贪赃枉法的职务犯罪“大、小案件”，都应无论大小积极查处，这既是职责所在，也是为保持办案规模需要。事实上，全市检察机关查办了相当数量的“小案”，虽然提高了不起诉案件的比率，但有力打击了腐败，符合广大人民群众的愿望。因此，不论从法律效果还是社会效果来看，都应该肯定查办“小案”作出的努力。
五、对降低不起诉案件比例的建议
我们本着认真分析问题、查找原因的调研态度，归纳了上述案件相对不起诉理由，一是有法定从轻或减轻情節；二是有酌情从轻情节；三是犯罪数额小。为减少不起诉案件数量，提升严惩职务犯罪的社会效果，确保检察机关公正执法。我们认为，关键在于：严控适用“自由裁量权”。
1.严格规范认定“自首”等法定从轻情节。前述提及，有的办案部门存在将“准自首”认定为“自首”的现象。因此，为降低相对不起诉案件数量，应严格规范、准确认定自首等法定从轻情节。不宜“将嫌疑人带返后讯问，才交代问题”的情形，认定为“自首”，即严控使用有关自首方面的“自由裁量权”，防止将“准自首”认定为“自首”。检察机关只有严格依照“自动投案、如实交代、有接受审判诚意”这三个自首的法定条件，来规范认定自首情节，才能从根本上消除自首认定的随意性，才能减少不起诉案件数量。
2.慎重立案。依照法律从事公务的人员，在救灾、抢险、防汛、优抚、扶贫、移民、救灾款物管理；社会捐助公益事业款物管理；国有土地经营管理；土地征用补偿费用管理；代征、代缴税款；有关计划生育、户籍、征兵工作；协助人民政府从事其他行政管理等工作当中？，有贪污贿赂、挪用等恶劣情节，数额达5000元以上的，应重点处罚。检察机关对符合以上规定范畴的职务犯罪，必须加大打击力度迅速立案查处。
但对不属上述范畴的一般性案件，若数额在万元左右的“小”案件，是否皆立案，检察机关应慎重处理。若立案，可能导致不起诉率上升；如不立案，又损办案力度。因此，对这样处于“两难”状况的“小案”，确需把好工作尺度，防止发生“为应付年度考评，只讲立案数量”的现象。但如何才能把握好尺度？有值得研究必要，故提请相关部门加强指导。
3.注重深挖扩线、扩大战果。综上所述，不起诉的理由之一，是犯罪数额“小”。为降低不起诉案件比例，检察机关应着重查办大要案，加强侦查业务培训，营造交流经验、提高技能、相互学习的良好氛围，以增强深挖扩线、从小案挖大案的能力。
注释：
梁锦文.人民监督员案件监督情况.法制与社会.2011（28）.
《行政机关公务员处分条例》第17条第2款规定.
《刑法》第93条第2款规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