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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论国内还是国外，都为可口可乐重返中国这一商业事件，赋予了不同寻常的政治意义。
1978年12月13日，北京饭店。美国可口可乐公司与中国粮油进出口总公司签订协议，可口可乐在撤离中国大陆30年后重返中国市场，可口可乐由此成为新中国成立以来，第一家进入大陆的外企。
就在可口可乐与中粮签订协议的同时，在北京饭店同一楼层另一间会议室里，中美两国恢复邦交的谈判正在进行。4天后，12月17日，中美双方发表《中美建交联合公报》，宣布“自1979年1月1日起，建立大使级外交关系。”
又一天以后，12月18日，开启了中国改革开放历史进程的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在北京召开。
当时，有美国媒体甚至怀疑，可口可乐是否提前知道了中美高层的外交动向，以至于《纽约时报》与《华尔街日报》对此进行了调查性报道。尽管调查发现，“看不出卡特总统与此事有何联系”，但美国媒体还是对可口可乐重返中国这一商业事件，赋予了不同寻常的政治意义。
李先念手写的一张纸条
可口可乐重返中国，整整酝酿了三年。
事情要从后来曾任外经贸部副部长、中国进出口银行董事长、中国“入世”第二任首席谈判代表佟志广早先在美国任职的时候说起。
1976年，中美两国的外交级别尚处于互设联络处。佟志广在中国驻美联络处任商务秘书。一天，当时的可口可乐公司总裁马丁到华盛顿找到联络处，向佟志广表达了一个愿望——向中国出口可口可乐。
佟志广现在还记得，从那以后，联络处的冰箱里就多了可口可乐这种饮料。“是免费赠送的，美国人精明啊，那时候就瞄上了中国这个市场。”佟志广对《中国新闻周刊》用了一个很时髦的词：“赠饮”。
据说，上世纪60年代，可口可乐的竞争对手百事可口率先打入了苏联市场，这让可口可乐很没面子，于是出于商业上的考虑，可口可乐公司早早就盯上了中国。
很快，可口可乐邀请中国驻美联络处商务处官员到亚特兰大的总部参观。佟志广说：“公司管理得非常好，产品质量控制也是我们远远不及的。那是一群非常聪明的人，把水加上点甜味，竟然卖向了全世界，而且让人们把喝可乐变成了习惯。”可口可乐的经营之道，让这位后来在中国人世过程中发挥过重要作用的官员印象很深。
1976年，中国的政治局势动荡不安。考虑到国内情况，佟志广告诉对方，现在进入中国“为时尚早”。
他向对方解释说，新中国建立以后出生的中国人只在电影里见过可口可乐，电影里的可口可乐又总是和美国兵联系在一起。朝鲜战争之后，可口可乐的形象已经不是一种饮料那么简单。虽然佟志广承认开放的趋势不可避免，但当时的中国还不可能接受可口可乐这个代表西方生活方式的产品。
1977年，佟志广回到国内，进入中粮工作。这一年，可口可乐总裁马丁访问北京，又找到他。马丁把佟志广约到自己下榻的北京饭店，再次传达了可口可乐希望重返中国的想法。
佟志广问他：“你认为现在时机成熟了吗?中国人能接受可口可乐吗?”
马丁表示，他们在中国设厂，并不是首先针对中国消费者，主要是针对到中国来旅游的外国人，特别是欧洲人和美国人。至于上次说的美国兵，马丁说，他们和美国兵没有关系，他们不过是卖汽水加甜味来赚钱的公司。欧洲大部分国家都有可口可乐工厂。60年代以后，非洲、亚洲也有很多他们的工厂。他们是商人，哪儿有需要，他们就到哪儿。
到了1978年，中国的政治局势渐渐明朗。经过当时中粮总经理张建华和佟志广等人多方努力，可口可乐与中粮进入实质性接触。在谈判中担任翻译的董士馨向《中国新闻周刊》回忆，“当时，我们没有中央的红头文件，仅有李先念副总理手写的一张不大的纸条，意思大致是说可以进行此项工作。”这张纸条就是中粮引进可口可乐的“尚方宝剑”。
中粮谈判代表是糖酒杂品处(以后改为工业食品处)副处长孙绍金，可口可乐的谈判代表是公司亚洲区代表李历生，谈判地点在北京西苑宾馆。
“前后一共谈了三次，”年近八旬的孙绍金谈起30年前与可乐的接触，记忆犹新。“当时张建华正在西苑宾馆开会，我们边谈边向他请示。”孙绍金提起这位已经去世的老领导非常激动，“张建华是个思想非常开放的人。当年，他和佟志广一起在中国驻美联络处工作，一起去亚特兰大可口可乐公司参观。佟志广当时是商务秘书，张建华是商务参赞。可口可乐重返中国，张建华功不可没。”
经过多次接触，中粮与可口可乐终于在北京饭店签署了协议，允许可口可乐进入中国。根据当时中粮糖酒杂品处另一位副处长刘昌玺在《中粮志》中回忆：1978年十一届三中全会前，张建华建议将可口可乐引入中国大陆，当时的对外贸易部部长李强表示同意。1978年12月13日，中粮总公司与可口可乐公司达成协议，采用补偿贸易方式或其他支付方法，向中国主要城市和游览区提供可口可乐制罐及装罐、装瓶设备，在中国设专厂灌装并销售。在可口可乐装瓶厂未建立起来之前，从1979年起，用寄售方式由中粮总公司安排销售。
根据中粮总公司的安排，在香港五丰行协助下，首批3000箱瓶装可口可乐于1979年底由香港发往北京。
把浓缩汁运到隔壁的汽水厂，就算进口
早在1927年，可口可乐就曾在上海设立工厂，叫“正广和汽水厂”。这家工厂在20世纪40年代，成了可口可乐在海外最大的工厂，生产线与美国本土是用同一个技术指标。1948年，可口可乐撤出中国，周恩来指示，将可口可乐生产线拆下来运往北京。据说，这就是改革开放之前北京著名的“北冰洋”汽水厂第一条生产线。由于这一渊源，可口可乐首先想到在上海设厂。
但是，当中粮与上海有关部门联系时，受到上海的强烈抵制。有些单位和个人在报刊上公开发表文章反对此事，指责中粮引进可口可乐是“卖国主义”“洋奴哲学”“引进美国生活方式”“打击民族工业”等。据孙绍金回忆，上海市财政局的一个工作人员还给中央领导写信，把事情捅到了中央。
这样，可口可乐不得不放弃上海，改为在北京建厂。幸好时任北京市委书记的林乎加眼光比较远，在他支持下，装瓶厂厂址最终选在了丰台五里店的中粮公司下属北京分公司的一个烤鸭厂里。厂房只有一间，是烤鸭厂给腾出来的。1981年4月，正式投产。
双方当时采取的合作方式是：中方每年花30万美元购买浓缩汁，可口可乐赠送一条每分钟300瓶的瓶装线。可口可乐方面起初预计投资60万美元，最后建厂花了将近100万美元。
工厂建成之后，很快有了不同意见。一位老同志先发话了：“中国的汽水就不能满足人民的需要吗?不能满足外国人的需要吗?非要喝可口可乐?简直是卖 向中央领导反映问题。他把想法告诉中粮主管杂品处的副总经理朱晋昌，朱表示“你敢写我就敢签名。”信写好，两人共同签名。
信的主要内容是：北京生产的可口可乐有96％是国产原材料，可口可乐公司供应的浓缩液只占成本的4％。北京内销的可口可乐不仅没有花国家一分外汇，通过旅游饭店，还为国家赚回大量外汇。将剩余部分投放市场，一方面丰富市场供应，同时工厂可获得可观利润。
刘昌玺向《中国新闻周刊》透露，当时外经贸部部长陈慕华的女儿恰好在杂品处工作。于是，他就托陈的女儿把信转交给陈慕华。
陈慕华收到信之后，利用在机场送总理赵紫阳出访的机会，口头向副总理万里汇报了北京可口可乐生产销售情况，希望中央批准内销，万里当即同意。陈慕华将万里的意见批在刘昌玺的信上退回中粮。
可是，当中粮把万里的意见告诉外经贸部时，部里表示，由于停止内销是根据中央领导的批示，要恢复内销，最好也有中央领导批示的正式文件。部领导责成中粮糖酒杂品处代部拟稿向国务院请示。刘昌玺现在还清楚地记得，赵紫阳在报告上批了两个字：同意。姚依林、谷牧、李先念、陈云等中央领导都在报告上圈阅。这以后，可口可乐恢复了在中国国内的销售。
卢炳松是可口可乐公司做公关的第一个华裔，虽然生长在香港，但对大陆颇为熟悉。他向《中国新闻周刊》透露了一些鲜为人知的历史细节。
1986年，摇滚歌手崔健在法国巴黎举办的一个由可口可乐赞助的世界摇滚乐比赛上，得了一等奖，回京后开个人音乐会，要找赞助商，找到可口可乐公司。起初，可口可乐非常高兴，欣然应允，但被卢炳松紧急拦下，“摇滚乐在当时还很新潮，而且崔健的歌尚有争议，赞助崔健的摇滚乐，不是要把可口可乐引向歧途吗?”从此，可口可乐“学乖了”，只是暗暗地卖，不敢再做宣传了。
真正打破不敢声张的局面，也是在1986年。这年10月，英国女王首次访华。英国广播公司BBC为此拍了一部纪录片，中央电视台要买片子播放，找到可口可乐，希望赞助20万美元，回报是在片子播放前后放可口可乐广告。
可口可乐抓住了这个机会。“20万美元在当时是个天价，可口可乐一年在中国卖汽水也赚不到20万美元。”卢炳松说，但美国人很清楚，可乐的广告一旦在央视播出，就意味着可口可乐公司可以光明正大地在中国做生意了。
1978年12月13日，北京饭店。美国可口可乐公司与中国粮油进出口总公司签订协议，可口可乐在撤离中国大陆30年后重返中国市场，可口可乐由此成为新中国成立以来，第一家进入大陆的外企。
就在可口可乐与中粮签订协议的同时，在北京饭店同一楼层另一间会议室里，中美两国恢复邦交的谈判正在进行。4天后，12月17日，中美双方发表《中美建交联合公报》，宣布“自1979年1月1日起，建立大使级外交关系。”
又一天以后，12月18日，开启了中国改革开放历史进程的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在北京召开。
当时，有美国媒体甚至怀疑，可口可乐是否提前知道了中美高层的外交动向，以至于《纽约时报》与《华尔街日报》对此进行了调查性报道。尽管调查发现，“看不出卡特总统与此事有何联系”，但美国媒体还是对可口可乐重返中国这一商业事件，赋予了不同寻常的政治意义。
李先念手写的一张纸条
可口可乐重返中国，整整酝酿了三年。
事情要从后来曾任外经贸部副部长、中国进出口银行董事长、中国“入世”第二任首席谈判代表佟志广早先在美国任职的时候说起。
1976年，中美两国的外交级别尚处于互设联络处。佟志广在中国驻美联络处任商务秘书。一天，当时的可口可乐公司总裁马丁到华盛顿找到联络处，向佟志广表达了一个愿望——向中国出口可口可乐。
佟志广现在还记得，从那以后，联络处的冰箱里就多了可口可乐这种饮料。“是免费赠送的，美国人精明啊，那时候就瞄上了中国这个市场。”佟志广对《中国新闻周刊》用了一个很时髦的词：“赠饮”。
据说，上世纪60年代，可口可乐的竞争对手百事可口率先打入了苏联市场，这让可口可乐很没面子，于是出于商业上的考虑，可口可乐公司早早就盯上了中国。
很快，可口可乐邀请中国驻美联络处商务处官员到亚特兰大的总部参观。佟志广说：“公司管理得非常好，产品质量控制也是我们远远不及的。那是一群非常聪明的人，把水加上点甜味，竟然卖向了全世界，而且让人们把喝可乐变成了习惯。”可口可乐的经营之道，让这位后来在中国人世过程中发挥过重要作用的官员印象很深。
1976年，中国的政治局势动荡不安。考虑到国内情况，佟志广告诉对方，现在进入中国“为时尚早”。
他向对方解释说，新中国建立以后出生的中国人只在电影里见过可口可乐，电影里的可口可乐又总是和美国兵联系在一起。朝鲜战争之后，可口可乐的形象已经不是一种饮料那么简单。虽然佟志广承认开放的趋势不可避免，但当时的中国还不可能接受可口可乐这个代表西方生活方式的产品。
1977年，佟志广回到国内，进入中粮工作。这一年，可口可乐总裁马丁访问北京，又找到他。马丁把佟志广约到自己下榻的北京饭店，再次传达了可口可乐希望重返中国的想法。
佟志广问他：“你认为现在时机成熟了吗?中国人能接受可口可乐吗?”
马丁表示，他们在中国设厂，并不是首先针对中国消费者，主要是针对到中国来旅游的外国人，特别是欧洲人和美国人。至于上次说的美国兵，马丁说，他们和美国兵没有关系，他们不过是卖汽水加甜味来赚钱的公司。欧洲大部分国家都有可口可乐工厂。60年代以后，非洲、亚洲也有很多他们的工厂。他们是商人，哪儿有需要，他们就到哪儿。
到了1978年，中国的政治局势渐渐明朗。经过当时中粮总经理张建华和佟志广等人多方努力，可口可乐与中粮进入实质性接触。在谈判中担任翻译的董士馨向《中国新闻周刊》回忆，“当时，我们没有中央的红头文件，仅有李先念副总理手写的一张不大的纸条，意思大致是说可以进行此项工作。”这张纸条就是中粮引进可口可乐的“尚方宝剑”。
中粮谈判代表是糖酒杂品处(以后改为工业食品处)副处长孙绍金，可口可乐的谈判代表是公司亚洲区代表李历生，谈判地点在北京西苑宾馆。
“前后一共谈了三次，”年近八旬的孙绍金谈起30年前与可乐的接触，记忆犹新。“当时张建华正在西苑宾馆开会，我们边谈边向他请示。”孙绍金提起这位已经去世的老领导非常激动，“张建华是个思想非常开放的人。当年，他和佟志广一起在中国驻美联络处工作，一起去亚特兰大可口可乐公司参观。佟志广当时是商务秘书，张建华是商务参赞。可口可乐重返中国，张建华功不可没。”
经过多次接触，中粮与可口可乐终于在北京饭店签署了协议，允许可口可乐进入中国。根据当时中粮糖酒杂品处另一位副处长刘昌玺在《中粮志》中回忆：1978年十一届三中全会前，张建华建议将可口可乐引入中国大陆，当时的对外贸易部部长李强表示同意。1978年12月13日，中粮总公司与可口可乐公司达成协议，采用补偿贸易方式或其他支付方法，向中国主要城市和游览区提供可口可乐制罐及装罐、装瓶设备，在中国设专厂灌装并销售。在可口可乐装瓶厂未建立起来之前，从1979年起，用寄售方式由中粮总公司安排销售。
根据中粮总公司的安排，在香港五丰行协助下，首批3000箱瓶装可口可乐于1979年底由香港发往北京。
把浓缩汁运到隔壁的汽水厂，就算进口
早在1927年，可口可乐就曾在上海设立工厂，叫“正广和汽水厂”。这家工厂在20世纪40年代，成了可口可乐在海外最大的工厂，生产线与美国本土是用同一个技术指标。1948年，可口可乐撤出中国，周恩来指示，将可口可乐生产线拆下来运往北京。据说，这就是改革开放之前北京著名的“北冰洋”汽水厂第一条生产线。由于这一渊源，可口可乐首先想到在上海设厂。
但是，当中粮与上海有关部门联系时，受到上海的强烈抵制。有些单位和个人在报刊上公开发表文章反对此事，指责中粮引进可口可乐是“卖国主义”“洋奴哲学”“引进美国生活方式”“打击民族工业”等。据孙绍金回忆，上海市财政局的一个工作人员还给中央领导写信，把事情捅到了中央。
这样，可口可乐不得不放弃上海，改为在北京建厂。幸好时任北京市委书记的林乎加眼光比较远，在他支持下，装瓶厂厂址最终选在了丰台五里店的中粮公司下属北京分公司的一个烤鸭厂里。厂房只有一间，是烤鸭厂给腾出来的。1981年4月，正式投产。
双方当时采取的合作方式是：中方每年花30万美元购买浓缩汁，可口可乐赠送一条每分钟300瓶的瓶装线。可口可乐方面起初预计投资60万美元，最后建厂花了将近100万美元。
工厂建成之后，很快有了不同意见。一位老同志先发话了：“中国的汽水就不能满足人民的需要吗?不能满足外国人的需要吗?非要喝可口可乐?简直是卖 向中央领导反映问题。他把想法告诉中粮主管杂品处的副总经理朱晋昌，朱表示“你敢写我就敢签名。”信写好，两人共同签名。
信的主要内容是：北京生产的可口可乐有96％是国产原材料，可口可乐公司供应的浓缩液只占成本的4％。北京内销的可口可乐不仅没有花国家一分外汇，通过旅游饭店，还为国家赚回大量外汇。将剩余部分投放市场，一方面丰富市场供应，同时工厂可获得可观利润。
刘昌玺向《中国新闻周刊》透露，当时外经贸部部长陈慕华的女儿恰好在杂品处工作。于是，他就托陈的女儿把信转交给陈慕华。
陈慕华收到信之后，利用在机场送总理赵紫阳出访的机会，口头向副总理万里汇报了北京可口可乐生产销售情况，希望中央批准内销，万里当即同意。陈慕华将万里的意见批在刘昌玺的信上退回中粮。
可是，当中粮把万里的意见告诉外经贸部时，部里表示，由于停止内销是根据中央领导的批示，要恢复内销，最好也有中央领导批示的正式文件。部领导责成中粮糖酒杂品处代部拟稿向国务院请示。刘昌玺现在还清楚地记得，赵紫阳在报告上批了两个字：同意。姚依林、谷牧、李先念、陈云等中央领导都在报告上圈阅。这以后，可口可乐恢复了在中国国内的销售。
卢炳松是可口可乐公司做公关的第一个华裔，虽然生长在香港，但对大陆颇为熟悉。他向《中国新闻周刊》透露了一些鲜为人知的历史细节。
1986年，摇滚歌手崔健在法国巴黎举办的一个由可口可乐赞助的世界摇滚乐比赛上，得了一等奖，回京后开个人音乐会，要找赞助商，找到可口可乐公司。起初，可口可乐非常高兴，欣然应允，但被卢炳松紧急拦下，“摇滚乐在当时还很新潮，而且崔健的歌尚有争议，赞助崔健的摇滚乐，不是要把可口可乐引向歧途吗?”从此，可口可乐“学乖了”，只是暗暗地卖，不敢再做宣传了。
真正打破不敢声张的局面，也是在1986年。这年10月，英国女王首次访华。英国广播公司BBC为此拍了一部纪录片，中央电视台要买片子播放，找到可口可乐，希望赞助20万美元，回报是在片子播放前后放可口可乐广告。
可口可乐抓住了这个机会。“20万美元在当时是个天价，可口可乐一年在中国卖汽水也赚不到20万美元。”卢炳松说，但美国人很清楚，可乐的广告一旦在央视播出，就意味着可口可乐公司可以光明正大地在中国做生意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