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常听到西方人多管闲事的故事。比如邻居家的草坪没有修剪、养的狗乱拉屎，这个邻居可能会直接找到你提出要求，要你赶快修剪草坪、提醒你管好自己的狗。开始可能还委婉一些，如果不见效果，他们会报告警察，说你妨碍了他，影响社区形象。中国人有教育子女的优良传统，但有些华人将国内的一些习惯带到国外，重者打骂，轻者提高音量，“多管闲事”的西方人以为你冲着孩子叫，是不尊重孩子，要是你果真教训一下不听话的孩子，而不幸被人看见了，更是不得了，他会报告警察，举报你虐待儿童。再上纲上线，就是人权问题了。已经发生过几起这样的案例，对于华人而言是正常不过的教育孩子，警察却带着儿童保护机构的人员登门带走孩子，父母据理力争不起作用，闹上法庭却又败诉，有的家庭因而失去孩子的抚养权。
　　这种事情听起来有些天方夜谭。我在德国旅行的时候，有一次司机大叔（欧洲开大巴的多为老头或不太老的老头）发现相邻的一辆车停得不对，竟把车牌号码记下，说要报告警察。当时挺纳闷，后来见得多了，发现德国人在“多管闲事”这一点上比之一般的西方人，真是有过之而无不及。有个别中国游客看见人家的鸽子绝不怕人，实在可爱，忍不住用手抚摸而被警察拿住，要以虐待动物的罪名向当地法院起诉。还有中国游客因为捡了鸟蛋拿着玩，也都没有恶意，但被“好管闲事”的当地人举报，法院甚至判定有罪这样的真实案例。这一点也特别体现德国人的认真劲儿！他认为不对的东西，他一定会提，他认为你违反了公德，他就一定要你改正。尤其是在维持文明的秩序方面特别较真，动不动就打小报告要警察干预。
　　这样多管闲事与德国人遇事较真的脾气颇吻合，但似乎与西方人注重保护隐私和个人自由有些矛盾。不过深入地细想，似乎又不是那么一回事。保护隐私和个人自由，在西方的思想观念里，是以不妨碍他人为前提的。在法律上，隐私和自由都有明确的界限，什么是该保护的，什么是不该保护的，什么属于个人的自由，什么是以自由之名行妨碍自由之实，等等。教育孩子是隐私，打骂孩子就是侵权;车辆乱停乱放，对你也许是自由，对他人却是侵犯。这就是边界。
　　说到边界，因为我们中国人讲究中庸哲学，遇事得过且过，难得糊涂，在为人做事上原则性不强，边界不清楚。以中餐为例，什么菜与什么菜搭配，放多少油、盐调料，全是模糊数学。与西餐的科学严谨有天壤之别。又比如法律制度，现在制定得倒也不少，但很多概念含糊不清，“从重从严”的说法和做法就不去说他了，判处多少年以上多少年以下徒刑，或多少年至多少年徒刑之类的词语在许多法律条文中充斥，使得法律执行起来弹性很大，也很难到位。
　　因为中庸，因为模糊，你中有我，我中有你，所以别人的事尽量少管不管，事不关己，高高挂起，各人自扫门前雪，莫管他人瓦上霜。你老管他人，你自己就没有毛病、一尘不染吗？遇到违反原则甚至法律的事，只要不是与自己的利益直接相关，最好别管，当然也不要愤怒。愤则伤心，怒且伤肝，何苦来着？当年龙应台写 《中国人你为什么不愤怒》 谈了一件令人深思的事:一车游客有中国人也有西方人，大家素昧平生，当然以礼相待，但有几个中国游客坐车抢位，游览夹塞，吃饭大声喧哗，其他中国人颇觉难堪，但均隐忍不发，几个西方游客却忍不住了，他们晓之以情，动之以理，最后，竟改造了几位不怎么注重公德的中国人。龙应台因此发出感慨：中国是礼仪之邦，以礼相待固然好，但遇到不好的事情，仍待之以礼，则是虚伪！该愤怒就得愤怒。你今天不生气，不站出来说话，明天你——还有我，还有你我的下一代，就要成为沉默的牺牲者、受害人。以此展开，龙应台一口气写出系列文章，结集为《野火集》出版。
　　当然，从鲁迅到柏杨，再到龙应台，对国民性的批判不可谓不深刻，揭自己的疮疤不可谓不痛心。然而几千年根深蒂固的东西何其顽固！中国人依然是“沉默的大多数”（王小波语），依然以“不要多管闲事”为座右铭。可是，个人的修身养性固然重要，也有利于身心健康，但当每个人都还达不到更高的觉悟（马克思所说的人的全面发展）时，我们还是要多管闲事，该怒则怒，该管则管，否则“中华民族到了最危险的时候”再来雄起，再来抗争，则为时晚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