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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内涵丰富、意义深远，其所蕴含的人民创史论的理论指导、群众路线的实践贯彻以及为人民服务的价值追求等三重向度，从根本上对历史周期率实现了超越与破解。系统认识和深入领会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思想破解历史周期率的三重向度，对于全面贯彻落实新时代党的建设总要求，具有深远的理论意义与积极的实践价值。
关键词：习近平;以人民为中心;历史周期率
中图分类号：D61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8-2991（2020）02
2019年3月22日，习近平访欧会见意大利众议长菲科时，菲科问习近平：“我本人当选众议长已经很激动了，而中国这么大，您作为世界上如此重要国家的一位领袖，您是怎么想的？”[1]习近平目光沉静且充满力量，回答说：“这么大一个国家，责任非常重、工作非常艰巨。我将无我，不负人民。我愿意做到一个‘无我’的状态，为中国的发展奉献自己。”[1]这充分展现了以习近平同志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庄重承诺与崇高使命。可以说，以人民为中心思想所蕴含着的人民创史论、群众路线和为人民服务等三重向度，对于全面贯彻落实新时代党的建设总要求，展现出深远的理论意义与积极的实践价值。
一、以人民为中心思想的科学内涵
以人民为中心思想内涵丰富、意义深远。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创造历史伟业的人民主体、实现全体人民的共同富裕以及治国理政中群众路线的融入，集中反映了以人民为中心思想的奋斗目标、根本力量、基本原则和工作方法。
（一）奋斗目标：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
坚持以人民为中心，就内在地要求将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作为党的奋斗目标。习近平在党的十九大报告中开宗明义指出，全党同志一定要“永远把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作为奋斗目标”[2]（P1）。这无疑深刻阐释了中国共产党人的根本立场、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根本宗旨以及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根本追求。党的十八以来，习近平始终将人民摆在心中的最高位置，他风雨兼程、访贫问苦，“足迹遍布大江南北、遍布全国14个集中连片特区”[3]（P65）。在艰苦卓绝的一线基层调研的基础上，习近平身体力行、率先垂范践行了致力于实现“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的奋斗目标。在习近平看来，这一奋斗目标确立的原因在于：其一，把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确立为奋斗目标，是中国共产党立党为公、执政为民的鲜明特征。习近平强调，我们党的利益与工人阶级和人民群众的利益是一致的，在任何时候都要把人民群众的利益摆在首位，“不允许任何党员脱离群众，凌驾于群众之上”[3]（P65）。从历史发展的脉络看来，在革命、建设和改革时期，我们党始终为人民的利益和幸福而奋斗，各个时期党的路线、方针、政策都充分体现了人民的总体意志与根本利益，可以说，中国共产党的发展史，“就是一部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历史”[3]（P65）。其二，把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确立为奋斗目标，是党的人民立场坚定的现实表征。人民立场是党将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同中国革命、建设和改革实践进行有机融合而得出的科学论断，它深刻揭示了党对人民群众作为社会物质生产、精神生产以及变革力量主体的深度认识，全面展现了党保持先进性、纯洁性的内在追求。坚定的人民立场“是马克思主义政党区别于其他政党的显著标志”[3]（P87），因此，习近平指出，只有深刻把握人民立场的本真性，才会自觉地站位“在人民立场上想问题、作决策，做事情、干事业”[3]（P87）。其三，把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确立为奋斗目标，彰显了党实现、维护和发展人民根本利益的坚定决心。治理国家有不变的方法与规则，但最根本的就是提升人民的利益获得感，正如习近平指出，“党的一切工作，必须以最广大人民根本利益为最高标准”[3]（P87），我们党的工作目标就是化解“人民最關心最直接最现实的利益问题，努力让人民过上更好生活”[3]（P87）。
（二）根本力量：创造历史伟业的人民主体
坚持以人民为中心，就是将人民主体作为创造历史伟业的根本力量，习近平指出：“人民是历史的创造者，是决定党和国家前途命运的根本力量。”[2]（P21）从历史的演变过程来看，是中国人民“编写”了中华民族发展史，创造了博大精深的中华文明，培育了历久弥新的民族精神，也就是说，是在中国人民奋斗的实践基础上“中华民族迎来从站起来、富起来到强起来的伟大飞跃”[3]（P88）。因此，以人民为中心的人民主体的根本力量主要体现在：其一，依靠人民群众创造伟业，关键要将人民群众的主体地位定格于思想之上。人民的主体地位是否被重视或者重视的程度如何，是区别唯物史观与唯心史观的“分水岭”。历史表明，人民群众既是谋划发展中最了解实际情况的实践主体，也是推动改革的最大依靠力量，即是说，唯有亲身征询于田野，虚心问计于百姓，才能开辟新的发展路向。正是在这个意义上，习近平强调，党政工作的开展必须将尊重社会发展规律与尊重人民历史主体地位进行有效融合起来，否则，我们“就会成为无源之水、无本之木，就会一事无成”[3]（P88）。其二，依靠人民群众创造伟业，需要充分激发人民群众的首创精神。现阶段，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伟大实践，归根结底地讲，就是最广大人民群众作为社会主体的实践，即是说，人民群众自己的实践所凝聚或提升起来的历史经验深刻地反映了事物发展的客观规律，并指涉着社会进步的正确方向。正如习近平指出，生活最为深刻，群众最具智慧，改革开放在认识与实践中的每一次突破和发展、每一个新事物的产生和演变、每一个方面经验的创造和积累，“无不来自亿万人民的实践和智慧”[3]（P89）。其三，依靠人民群众创造伟业，就要把人民群众的满意度作为党政工作的第一检验标准。以什么为标准、用什么来衡量的问题，实际上就是一个对谁负责、让谁满意的问题。人民群众是社会历史创造的实践主体，而我们党又是代表最广大人民利益的政党，因此，一切工作的成败都必须要用人民群众的意见来衡量、以人民群众的满意度作为根本标准，正如习近平强调，“时代是出卷人，我们是答卷人，人民是阅卷人”[3]（P90），我们始终要坚持群众标准、由群众来评判，使党和人民的事业“经得起实践、人民和历史的检验”[3]（P90）。 （三）基本原则：实现全体人民的共同富裕
共同富裕，既是自古以来中国人民追求的社会理想，更是中国共产党带领人民追求的基本目标。众所周知，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对未来共产主义社会的宏观构想就是建立一个“联合体”，在这个“联合体”里面，阶级之间、城乡之间以及脑力劳动和体力劳动之间的对立和差别将全部消失，会从整体上实现真正意义的社会共享和每个人自由而全面的发展。由此可见，实现共同富裕，是社会主义的本质要求，充分体现了马克思主义政党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根本立场。一方面，实现共同富裕是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必然追求。马克思主义政党，其矢志不渝的理想追求就是引领“人民创造美好生活、实现共同富裕”[3]（P90），正如习近平指出，在实现中国梦的历史路途上，“我们追求的发展是造福人民的发展”[3]（P90），在实现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征程中，“我们追求的富裕是全体人民共同富裕”[3]（P90），在坚持改革开放的过程中，我们追求的是解决人民群众的“生活生产困难……走共同富裕的道路”[4]，始终将经济发展的追求放在“增进人民福祉、促进人的全面发展、朝着共同富裕方向”[5]之上。實践表明，在中国革命、建设和改革的各个历史时期，我们党都“为实现人民幸福、迈向共同富裕而不懈奋斗”[3]（P90）。尤其是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高度重视人民创造历史的主体地位，将共同富裕作为人民幸福实现的基本原则，并坚持发展成果惠及全体人民，不断“朝着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的目标前进”[3]（P91）。另一方面，实现共同富裕是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鲜明特征。党的十九大报告描绘的关于开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新征程的战略步骤，充分展示了共同富裕这一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鲜明特征：从现在到2020年的目标设计就是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推动经济社会的可持续发展，着力“实施精准扶贫、精准脱贫……使人民生活更加殷实”[3]（P91）;至2035年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的目标安排时，共同富裕更加普遍化，“人民生活更为宽裕，城乡区域发展差距和居民生活水平差距显著缩小”[3]（P91）;至本世纪中叶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时，社会主义较之于资本主义的优越性将全面凸显，全体人民将会拥有“更加富裕、更加公平、更加幸福安康的生活”[3]（P91）。
（四）工作方法：治国理政中群众路线的融入
习近平指出：“群众路线始终是党的生命线和根本工作路线。”[3]（P92）这就深刻表明，我们党的工作路线要实现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实践向度，就必须把群众路线贯彻到治国理政的全部领域。一方面，需要将群众路线贯穿经济社会发展的全过程：在经济发展领域，要融入新发展理念，坚持以人民群众的实际需求为发展凭借，“通过改革发展给人民群众带来更多实惠”[3]（P92）;在政治发展领域，要扩大政治民主在人民群众之中的视维面，使“政治生活与社会生活”的双重视维面彰显人民当家作主的属性，以此“巩固和发展生动活泼、安定团结的政治局面”[3]（P92）;在文化发展领域，需要坚持“二为”方向和“双百”方针，并运用“二创”方略为人民群众提供丰富的精神营养，满足“人民群众不断增长的精神文化需求”[3]（P92）;在社会发展领域，要坚持以人民最关心最直接最现实的问题为出发点，做好让人民群众满意的事情，促使“人民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更加充实、更有保障、更可持续”[3]（P92）;在生态发展领域，需要走“生产发展、生活富裕、生态良好的文明发展道路”[3]（P92-93），使经济社会发展与生态保护协调推进，既形成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局面，又“为人民群众提供更多优质生态产品”[3]（P93）。另一方面，需要将群众路线贯穿党政工作的全过程。群众工作或者说为群众解决问题，是党的领导干部的重要职责，也就是说，领导干部的领导能力是否高强、政治是否合格、工作是否称职的基本衡量标准，并非其自身对于群众路线的思想领会，而是看他是否重视并善于做群众工作。从总体上看，广大党员干部在贯彻执行党的群众路线过程中“冲锋陷阵、忘我奉献，发挥了先锋模范作用”[3]（P93），赢得了人民群众的充分肯定与衷心拥护。但由于立场问题、感情问题、方法问题以及能力问题的模糊性，也会导致“一些脱离群众的现象在党内不同程度存在”[3]（P93）。因此，需要将密切联系群众的重要性提到政治的高度予以深刻认识，即在为人民服务之中“提升政治站位、提高工作能力”[3]（P93），在向学习人民群众之中“拓展工作视野、丰富工作经验、提高理论联系实际的水平”[3]（P93），在人民呼声及其监督中“进行自我反省、自我批评、自我教育”[3]（P93）。总之，只有一以贯之地“保持党同人民群众的血肉联系，才能真正把以人民为中心落到实处”[3]（P93）。
二、以人民为中心思想观照下历史周期率的演变机理
历史周期率往复循环式的演变逻辑，其总体根源就在于脱离了人民，违背了人民的意愿。历史周期率是一个政权在兴衰治乱的历史进程中所呈现出的交替往复的周期性现象，这种周期性现象的反复交替演变机理，主要是由于客观社会矛盾造成的阶级对立以及执政集团功成之后衍生的人民背离性这两个方面所导致的。
一方面，由于社会矛盾的不断运演而呈现出“其兴也勃焉、其亡也忽焉”的历史周期交替现象。历史唯物主义阐明，生产力与生产关系之间的矛盾以及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之间的矛盾，是人类社会发展的基本矛盾和根本动力，也就是说，人类社会在这两种矛盾的运动演变中实现发展和完善。在阶级社会中，基本矛盾演绎出的社会主要矛盾成为阶级对抗的表征呈现，正如马克思指出，生产力与交往形式之间的矛盾激化，“每一次都不免要爆发革命，同时也采取各种附带形式——表现为冲突的总和，表现为各阶级之间的冲突，表现为意识的矛盾，思想斗争，政治斗争等等”[6]（P115），基于这样的客观演变，“一切历史冲突都根源于生产力与交往形式之间的矛盾”[6]（P115）。由此可见，从马克思主义的唯物史观审视中国的封建历史，其事实上就是一个政权交替、王朝兴亡的历史过程，而推动这一历史过程的深层原因正是由于生产力与交往形式之间矛盾的缓解和激化的循环式变换而引出封建主义与人民大众两个阶级之间的尖锐对抗矛盾。在封建主义与人民大众两个阶级的对抗演绎下，中国历史上的秦朝存在仅15年，隋朝存在仅29年，南朝170年间迅疾更替了宋、齐、梁、陈四个朝代，五代时期在短短50多年天下“五易其主”。可以说，从夏朝的创立至清王朝的颠覆，60多个朝代的兴衰更替，无不是社会矛盾或者说两大阶级之间的矛盾已激化到无法解决的“引爆点”，以至于必须从打破旧的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之间的对立，即运用“改朝换代”的革命方式才能实现社会的发展与进步。 另一方面，由于执政集团自身的执政方式而呈现出“其兴也勃焉、其亡也忽焉”的历史周期交替现象。在传统的阶级社会中，兴衰治乱、循环不已的朝代更替演变，一个极为重要的原因就是执政集团自身执政方式的缺陷。封建历代王朝的执政集团在阶级社会中凭借其所占有的生产资料以及在生产体系中所处的统治地位，对被剥削阶级展开严酷地掠夺与压榨。同时，封建历代王朝的执政集团为了维持和夯实其在经济上的统治地位及其根本利益，又必然对被剥削者实行思想管控与政治制约。封建历代王朝的执政集团在执政的过程中，为规避社会的动荡，往往暂时性地采取“民本”“仁政”等思想和策略，以向人民大众作出一些暂时性的矛盾缓解措施。但是，代表剥削阶级的执政集团不会也不可能真正代表人民的总体意愿，不会也不可能在真正意义上做到执政为民，因而在阶级矛盾激化到一定程度，被剥削的人民大众为了维持其生存与发展，就必然会联合起来反抗并推翻旧的统治，摆脱其受剥削和压迫的境地。从数千年的中国历代王朝看来，新的朝代都是其开国皇帝鉴于前一个朝代陷落的深刻教训，并在轻徭薄赋、严惩腐败、广听民意的基础上建立起来的。但由于历史以及执政集团自身的双重局限性，使得一时兴起的政权在其之后的演变中又返向贪污腐败、背离民心的泥淖，最终导致政权的灭落。也就是说，封建历代王朝“其兴也勃焉、其亡也忽焉”的历史周期交替，实际上就是封建王朝执政集团如何处理人心向背的历史进程，封建历代王朝的执政集团与人民大众“水乳交融”的时候，则政权兴盛;封建历代王朝的执政集团与人民大众“万枘圆凿”的时候，则政权衰亡。
三、以人民为中心思想破解历史周期率的三重向度
中国历代封建王朝无法跳出“其兴也勃焉、其亡也忽焉”历史周期率的重要根源在于其执政集团缺乏科学的理论指导、正确的实践贯彻和合理的价值追求。正是在这个意义上，以人民为中心思想所蕴含的人民创史论的理论指导、群众路线的实践贯彻以及为人民服务的价值追求等三重向度，从根本上对历史周期率实现了超越与破解。
（一）坚持人民创史论：破解历史周期率的理论向度
如前所述，历史周期率反复出现的主要原因就在于社会矛盾的激化演绎与封建王朝执政集团不能代表人民大众利益的执政方式。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坚持人民创史论，其以无产阶级为立场，以解放全人类为己任，以人的全面发展为美好目标，一切为了人民，一切依靠人民，这无疑从理论逻辑上彻底破解了历史周期率之谜。人民创史论是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的核心内容，它在回答和論述“谁是历史的创造者”的问题时，主要着眼于以下四个原则：其一，人民创史论立足于现实中具体的人及其本质来回答和阐释人民群众是历史创造者的问题。马克思指出，现实的人并非离群索居或永恒不变的人，而是在现实中彰显并“可以通过经验观察到的、在一定条件下进行的发展过程中的人”[7]（P525），因为人的本质“在其现实性上，它是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7]（P505）。也就是说，人民群众创造历史的实践本质及其作用必须从一定的社会关系包括阶级关系中去深入认识和全面把握。其二，人民创史论立足于社会历史的整体过程来分析和解答人民群众是历史创造者的问题。恩格斯强调，整体的社会历史是无数互相交错力量的合力结果，这种合力结果“总是从许多单个的意志的相互冲突中产生出来的”[8]（P697），而其中的单个的意志，由于其兼容“许多特殊的生活条件，才成为它成为的那样”[8]（P697），即是说，人们在总体上通过追求自己的预期目的进行他们的历史创造，而这些蕴含着不同目的、愿望以及对外部世界的“各种各样作用的合力，就是历史”[9]（P302）。这表明，从整体过程的视角来审视社会历史，它事实上就是最广大人民群众的认识活动和实践活动的展开和演进的过程。其三，人民创史论以社会历史发展的客观必然性为切入点来考察和诠释人民群众是历史创造者的问题。社会历史的发展和演变具有客观规律性，即体现为“波浪式前进”或者“螺旋式上升”的内在必然性。历史发展的必然性建立在一定历史的主体实践活动之中，在其实践活动展开的过程中，顺应历史发展潮流或者说符合历史发展必然性的历史主体是创造历史的决定力量。由于社会历史发展的实践主体是人民群众，因此在唯物史观看来，只有代表符合社会历史发展的必然性进而促进社会历史向前发展力量的最广大人民群众才是历史的创造者。其四，人民创史论从人与历史的关系中回答和论述人民群众是历史创造者的问题。唯物史观阐明，人与历史的关系主要有类与历史、群体与历史、个体与历史等三个层次。当把历史主体当作类来看时，这是从最抽象的形式上对历史主体活动所作出的深度考察，是对总体的人即最广大的人民群众在整个历史过程中的主体地位的充分肯定，并据此而提出了“人们自己创造自己的历史”的观点，实现了对“神灵创造历史”“观念创造历史”和“超人创造历史”等唯心史观的批判与超越。
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领导集体继承、发展和丰富了马克思主义的人民创史论，把人民的主体地位摆在一切工作的最高位置，提出了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重大思想，并将这一思想贯穿于治国理政的全部实践之中，开辟了马克思主义人民观中国化的新境界。众所周知，习近平具有深厚的马克思列宁主义理论功底，无论是在知青的岁月里，还是在从政的过程中，习近平都十分注重对马克思列宁主义理论的学习，同时他还把学到的马克思列宁主义理论运用到实践中、群众中和实地考察中，得出了“树立以人民为中心的工作导向”的重要论断，并强调“人民是创造历史的动力”，我们共产党人无论在什么时候“都不要忘记这个历史唯物主义最基本的道理”[10]（P128）。在刚刚就任总书记时，习近平就指出，“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就是我们的奋斗目标”[11]（P4），我们当前的责任就是着力“解决群众的生产生活困难，坚定不移走共同富裕的道路”[11]（P4）。在华盛顿州当地政府和美国友好团体联合欢迎宴会上的演讲中，习近平进一步强调，中国执政者的首要使命就是“集中力量提高人民生活水平，逐步实现共同富裕”[12]。在党的十九大报告中，习近平指出，我们必须坚持以人民为中心，因为“人民是历史的创造者，是决定党和国家前途命运的根本力量”[2]。在第十三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上的讲话中，习近平系统阐述了人民的历史主体地位及其伟大作用，指出，“人民是历史的创造者，人民是真正的英雄”[13]，在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历史征程中，是中国人民书写了波澜壮阔的中华民族发展史，是中国人民创造了博大精深的中华文明，是中国人民培育了历久弥新的中华民族精神，是中国人民自强不息的奋斗迎来了中华民族从站起来、富起来到强起来的伟大飞跃[13]。可以说，习近平这些关于以人民为中心的重要论述，是对马克思主义人民创史论的继承和发展，其深刻地认识并把握住了人类社会历史发展过程中最广大人民群众这一根本力量，进而从理论向度上对历史周期率实现了彻底地超越与破解。 （二）坚持走群众路线：破解历史周期率的实践向度
从中国漫长的封建社会发展史来看，封建王朝执政集团背离人民群众是历史周期率反复出现的重要原因。与之相反，群众路线的落实与展开，是党紧密联系人民群众的重要纽带，其所蕴含着的坚持人民当家作主、坚持人民民主专政、让人民来监督政府等方法与原则，在实践逻辑上对历史周期率实现了全面地破解。群众路线是党的根本政治路线和工作路线，是中国共产党人把马克思主义的普遍真理同中国具體实际进行有机结合而形成的一项重大理论创新。党的十八以来，习近平将群众路线定格为党和国家的生命线，强调了群众路线在党和国家中的重要作用，提出了一系列群众路线的新思想和新论断，并指出：党的群众路线的实践展开，是实现十八大确定的奋斗目标的必然要求，是确保党的先进性和纯洁性以及夯实党的执政根基的必然要求，是解决人民群众反映强烈的突出问题的必然要求[11]（P365-368）。在党的十九大报告中，习近平将群众路线提升到了更为核心的位置，强调要把党的群众路线融入到“治国理政全部活动之中”[2]（P21）。在第十三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上的讲话中，习近平再次强调，我国是人民民主专政的社会主义国家，因此“国家一切权利属于人民”[13]，在党政的决策之前，我们必须要“虚心向人民学习，倾听人民呼声，汲取人民智慧”[13]，把衡量党政工作得失的根本标准鉴定于“人民拥护不拥护、赞成不赞成、高兴不高兴、答应不答应”[13]的基础之上。
在党的群众路线的具体落实中，习近平提出了三个方面的实践要求。其一，坚持群众路线必须反腐倡廉。腐败既是人民群众最痛恨的现象，也是我们党面临的最大威胁。在党的十九大报告中，习近平明确指出：“只有以反腐败永远在路上的坚韧和执着……才能跳出历史周期率。”[2]（P67）这就深刻表明，要跳出历史周期率的束缚，全体党员干部必须改进工作作风、密切联系群众，自觉践行“八项规定”和“六项禁令”等规章制度，在全党内认真查找和整顿“四风”，形成不敢腐、不能腐、不想腐的“海晏河清、朗朗乾坤”党内政治生态，并坚持开展以“为民务实清廉”为主要内容的党的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不断巩固和加强党和人民群众之间的血肉联系，使廉政、务实、勤俭等思想在全社会蔚然成风。其二，坚持群众路线必须关注民生。习近平在党的十九大报告中明确强调，民生是最大的政治，全党同志一定要“永远与人民同呼吸、共命运、心连心，永远把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作为奋斗目标”[2]（P1）。这事实上揭示了群众路线的民生关注向度，充分体现了党执政的核要任务就是整体提升人民群众的生活水平。众所周知，党的十八大以来的近五年，我们在取得全方位、开创性伟大成就的同时，也面临着不少困难和挑战，如脱贫攻坚任务依然艰巨，城乡区域发展和收入分配差距依然较大，“群众在就业、教育、医疗、居住、养老等方面面临不少难题”[2]（P9）。习近平高度重视这些群众性的大难题，他强调全党一定要格外关注、格外关爱、格外关心各类困难群众，对待困难群众要有仁爱之心、关爱之心，千方百计帮助他们排忧解难，不断提高全体人民的生活水平。也就是说，我们党要坚持把人民群众的冷暖安危摆在首位，“及时准确了解群众所思、所盼、所忧、所急”[14]（P4），在服务人民的过程中，坚持“把群众工作做实、做深、做细、做透”[14]（P4），并且要经常“到贫困地区走一走，常到贫困户家坐一坐，常同困难群众聊一聊”[15]（P129），以从根本上“了解困难群众的期盼，多解决困难群众的问题，满怀热情为困难群众办事”[15]（P129）。其三，坚持群众路线必须向群众学习。向群众学习就是转变脱离群众的官僚作风、老爷作风。开展党的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实际上就是放下架子虚心向群众学习的过程，它是确保“党的先进性和纯洁性、巩固党的执政基础和执政地位的必然要求”[16]。针对一些脱离群众、不虚心向群众学习的党员干部，习近平严肃指出，作为共产党员，必须坚持走群众路线，坚决转变工作作风，改变“门难进、脸难看、事难办”的“三难”现象，坚决“纠正老爷作风、衙门习气”[17]（P121），在工作中“要放下架子，甘当小学生，多同群众交朋友，多向群众请教”[17]（P139）。总而言之，只有在群众路线中坚持反腐倡廉、关注民生以及向群众学习，才能不断深化对人民主体地位和中国共产党执政规律的全面认识，进而才能从群众路线的实践过程中规避人亡政息的历史周期率。
（三）坚持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破解历史周期率的价值向度
中国历代封建王朝的兴衰交替、往复起落，与执政集团或者说统治阶级的价值取向存有密切的内在关联。封建王朝执政集团的阶级性导致其所追求的利益不可能代表最广大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也就是说，封建王朝执政集团跳不出历史周期率的根本原因就在于其缺乏为人民服务的价值取向。因此，基于为人民服务的价值逻辑透视，中国共产党之所以能够破解历史周期率，最重要的就在于其始终坚持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价值取向。为人民服务是马克思主义政党的核心价值观，是中国共产党的根本宗旨，是党制定路线、方针和政策的出发点和落脚点。马克思、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中明确指出，与过去一切运动的终极目的不同，无产阶级的运动“是绝大多数人的、为绝大多数人谋利益的运动”[6]（P283）。在与第二国际首领考茨基的论战中，列宁明确强调，考茨基的讨论“是为谁服务，是为哪一个阶级服务”[18]的问题。在列宁看来，马克思主义政党的一切工作与奋斗目标的价值取向都应该是为人民服务，包括学校、社会教育、实际训练在内的全部国家机构都应该是“在共产党领导之下为无产者、为工人、为劳动农民服务”[19]，也就是说，我们无产阶级“是为千千万万劳动人民，为这些国家的精华、国家的力量、国家的未来服务”[20]。毛泽东在批判孔子的“知仁勇”思想时首先提出了“为人民服务”的命题，指出孔子所谓的“勇”事实上为封建君主服务的“勇”，它是“勇于压迫人民，勇于守卫封建制度，而不勇于为人民服务的”[21]，真正的“勇”应该是每句话、每个行动都“必须以合乎最广大人民群众的最大利益，为最广大人民群众所拥护为最高标准”[22]。 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在继承马克思主义政党的为人民服务思想的基础上，根据新时代的特点和实践的变化，在为人民服务思想原有的内涵上融入了许多新思想和新论断，提出了以人民为中心的科学论断，充分展现出新时代中国共产党为人民服务的深层价值追求。早在阜平县考察时，习近平就强调：“我们讲宗旨，讲了很多话，但说到底还是为人民服务这句话。”[23]在党的十八届二中全会第二次全体会议的讲话中，习近平进一步强调，为人民服务既是我们党的根本宗旨，也是地方各级政府的根本宗旨，在党政工作的实践展开中，“不论政府职能怎么转，为人民服务的宗旨都不能变”[15]（P137）。这是因为，“党性和人民性从来都是一致的”[24]，无论是中国共产党的制度安排还是其终极目标的实现，都与人民的美好生活向往密切相关，即是说，从本质上讲，党性与人性交织共生，既“没有脱离人民性的党性，也没有脱离党性的人民性”[24]。因此，习近平在纪念毛泽东同志诞辰120周年座谈会上明确指出，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宗旨“是我们党一切行动的根本出发点和落脚点”[11]（P28），这一价值追求是“我们党区别于其他一切政党的根本标志”[11]（P28），判断我们党所有工作的成效与意义，关键在于考察人民是否获得了实惠以及“人民生活是否真正得到了改善，人民权益是否得到了保障”[11]（P28）。2014年，习近平在俄罗斯索契接受俄罗斯电视台专访时指出：“我的执政理念，概括起来说就是：为人民服务，担当起该担当的责任”[11]（P101）。这无疑充分凸显了中国共产立党为公、党执政为民的执政理念。当前，我国正处在改革攻坚、社会加速转型和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历史性关键时期，面对各种极其复杂且异常激烈的社会矛盾，习近平以为人民服务为党执政的价值追求，指出，在全面深化改革进程中，当我们遇到关系复杂、难以权衡的利益问题时，要认真想一想人民群众的实际情况及其期待诉求，深度考虑“群众利益如何保障？群众对我们的改革是否满意”？[25]在党的十九大报告中，习近平进一步指出，我们党“必须坚持人民主体地位……践行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根本宗旨”[2]（P21），在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时，共同富裕将惠及全体人民，“我国人民将享有更加幸福安康的生活”[2]（P29）。由此可见，习近平以为人民服务为价值追求的治国理政新方略与新理念，符合中国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符合人类社会发展的客观规律，符合中国共产党的执政规律。正是在这个意义上，以人民为中心思想从价值向度上实现了对历史周期率的全面超越与破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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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习近平;以人民为中心;历史周期率
中图分类号：D61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8-2991（2020）02
2019年3月22日，习近平访欧会见意大利众议长菲科时，菲科问习近平：“我本人当选众议长已经很激动了，而中国这么大，您作为世界上如此重要国家的一位领袖，您是怎么想的？”[1]习近平目光沉静且充满力量，回答说：“这么大一个国家，责任非常重、工作非常艰巨。我将无我，不负人民。我愿意做到一个‘无我’的状态，为中国的发展奉献自己。”[1]这充分展现了以习近平同志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庄重承诺与崇高使命。可以说，以人民为中心思想所蕴含着的人民创史论、群众路线和为人民服务等三重向度，对于全面贯彻落实新时代党的建设总要求，展现出深远的理论意义与积极的实践价值。
一、以人民为中心思想的科学内涵
以人民为中心思想内涵丰富、意义深远。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创造历史伟业的人民主体、实现全体人民的共同富裕以及治国理政中群众路线的融入，集中反映了以人民为中心思想的奋斗目标、根本力量、基本原则和工作方法。
（一）奋斗目标：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
坚持以人民为中心，就内在地要求将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作为党的奋斗目标。习近平在党的十九大报告中开宗明义指出，全党同志一定要“永远把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作为奋斗目标”[2]（P1）。这无疑深刻阐释了中国共产党人的根本立场、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根本宗旨以及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根本追求。党的十八以来，习近平始终将人民摆在心中的最高位置，他风雨兼程、访贫问苦，“足迹遍布大江南北、遍布全国14个集中连片特区”[3]（P65）。在艰苦卓绝的一线基层调研的基础上，习近平身体力行、率先垂范践行了致力于实现“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的奋斗目标。在习近平看来，这一奋斗目标确立的原因在于：其一，把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确立为奋斗目标，是中国共产党立党为公、执政为民的鲜明特征。习近平强调，我们党的利益与工人阶级和人民群众的利益是一致的，在任何时候都要把人民群众的利益摆在首位，“不允许任何党员脱离群众，凌驾于群众之上”[3]（P65）。从历史发展的脉络看来，在革命、建设和改革时期，我们党始终为人民的利益和幸福而奋斗，各个时期党的路线、方针、政策都充分体现了人民的总体意志与根本利益，可以说，中国共产党的发展史，“就是一部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历史”[3]（P65）。其二，把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确立为奋斗目标，是党的人民立场坚定的现实表征。人民立场是党将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同中国革命、建设和改革实践进行有机融合而得出的科学论断，它深刻揭示了党对人民群众作为社会物质生产、精神生产以及变革力量主体的深度认识，全面展现了党保持先进性、纯洁性的内在追求。坚定的人民立场“是马克思主义政党区别于其他政党的显著标志”[3]（P87），因此，习近平指出，只有深刻把握人民立场的本真性，才会自觉地站位“在人民立场上想问题、作决策，做事情、干事业”[3]（P87）。其三，把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确立为奋斗目标，彰显了党实现、维护和发展人民根本利益的坚定决心。治理国家有不变的方法与规则，但最根本的就是提升人民的利益获得感，正如习近平指出，“党的一切工作，必须以最广大人民根本利益为最高标准”[3]（P87），我们党的工作目标就是化解“人民最關心最直接最现实的利益问题，努力让人民过上更好生活”[3]（P87）。
（二）根本力量：创造历史伟业的人民主体
坚持以人民为中心，就是将人民主体作为创造历史伟业的根本力量，习近平指出：“人民是历史的创造者，是决定党和国家前途命运的根本力量。”[2]（P21）从历史的演变过程来看，是中国人民“编写”了中华民族发展史，创造了博大精深的中华文明，培育了历久弥新的民族精神，也就是说，是在中国人民奋斗的实践基础上“中华民族迎来从站起来、富起来到强起来的伟大飞跃”[3]（P88）。因此，以人民为中心的人民主体的根本力量主要体现在：其一，依靠人民群众创造伟业，关键要将人民群众的主体地位定格于思想之上。人民的主体地位是否被重视或者重视的程度如何，是区别唯物史观与唯心史观的“分水岭”。历史表明，人民群众既是谋划发展中最了解实际情况的实践主体，也是推动改革的最大依靠力量，即是说，唯有亲身征询于田野，虚心问计于百姓，才能开辟新的发展路向。正是在这个意义上，习近平强调，党政工作的开展必须将尊重社会发展规律与尊重人民历史主体地位进行有效融合起来，否则，我们“就会成为无源之水、无本之木，就会一事无成”[3]（P88）。其二，依靠人民群众创造伟业，需要充分激发人民群众的首创精神。现阶段，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伟大实践，归根结底地讲，就是最广大人民群众作为社会主体的实践，即是说，人民群众自己的实践所凝聚或提升起来的历史经验深刻地反映了事物发展的客观规律，并指涉着社会进步的正确方向。正如习近平指出，生活最为深刻，群众最具智慧，改革开放在认识与实践中的每一次突破和发展、每一个新事物的产生和演变、每一个方面经验的创造和积累，“无不来自亿万人民的实践和智慧”[3]（P89）。其三，依靠人民群众创造伟业，就要把人民群众的满意度作为党政工作的第一检验标准。以什么为标准、用什么来衡量的问题，实际上就是一个对谁负责、让谁满意的问题。人民群众是社会历史创造的实践主体，而我们党又是代表最广大人民利益的政党，因此，一切工作的成败都必须要用人民群众的意见来衡量、以人民群众的满意度作为根本标准，正如习近平强调，“时代是出卷人，我们是答卷人，人民是阅卷人”[3]（P90），我们始终要坚持群众标准、由群众来评判，使党和人民的事业“经得起实践、人民和历史的检验”[3]（P90）。 （三）基本原则：实现全体人民的共同富裕
共同富裕，既是自古以来中国人民追求的社会理想，更是中国共产党带领人民追求的基本目标。众所周知，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对未来共产主义社会的宏观构想就是建立一个“联合体”，在这个“联合体”里面，阶级之间、城乡之间以及脑力劳动和体力劳动之间的对立和差别将全部消失，会从整体上实现真正意义的社会共享和每个人自由而全面的发展。由此可见，实现共同富裕，是社会主义的本质要求，充分体现了马克思主义政党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根本立场。一方面，实现共同富裕是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必然追求。马克思主义政党，其矢志不渝的理想追求就是引领“人民创造美好生活、实现共同富裕”[3]（P90），正如习近平指出，在实现中国梦的历史路途上，“我们追求的发展是造福人民的发展”[3]（P90），在实现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征程中，“我们追求的富裕是全体人民共同富裕”[3]（P90），在坚持改革开放的过程中，我们追求的是解决人民群众的“生活生产困难……走共同富裕的道路”[4]，始终将经济发展的追求放在“增进人民福祉、促进人的全面发展、朝着共同富裕方向”[5]之上。實践表明，在中国革命、建设和改革的各个历史时期，我们党都“为实现人民幸福、迈向共同富裕而不懈奋斗”[3]（P90）。尤其是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高度重视人民创造历史的主体地位，将共同富裕作为人民幸福实现的基本原则，并坚持发展成果惠及全体人民，不断“朝着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的目标前进”[3]（P91）。另一方面，实现共同富裕是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鲜明特征。党的十九大报告描绘的关于开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新征程的战略步骤，充分展示了共同富裕这一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鲜明特征：从现在到2020年的目标设计就是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推动经济社会的可持续发展，着力“实施精准扶贫、精准脱贫……使人民生活更加殷实”[3]（P91）;至2035年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的目标安排时，共同富裕更加普遍化，“人民生活更为宽裕，城乡区域发展差距和居民生活水平差距显著缩小”[3]（P91）;至本世纪中叶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时，社会主义较之于资本主义的优越性将全面凸显，全体人民将会拥有“更加富裕、更加公平、更加幸福安康的生活”[3]（P91）。
（四）工作方法：治国理政中群众路线的融入
习近平指出：“群众路线始终是党的生命线和根本工作路线。”[3]（P92）这就深刻表明，我们党的工作路线要实现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实践向度，就必须把群众路线贯彻到治国理政的全部领域。一方面，需要将群众路线贯穿经济社会发展的全过程：在经济发展领域，要融入新发展理念，坚持以人民群众的实际需求为发展凭借，“通过改革发展给人民群众带来更多实惠”[3]（P92）;在政治发展领域，要扩大政治民主在人民群众之中的视维面，使“政治生活与社会生活”的双重视维面彰显人民当家作主的属性，以此“巩固和发展生动活泼、安定团结的政治局面”[3]（P92）;在文化发展领域，需要坚持“二为”方向和“双百”方针，并运用“二创”方略为人民群众提供丰富的精神营养，满足“人民群众不断增长的精神文化需求”[3]（P92）;在社会发展领域，要坚持以人民最关心最直接最现实的问题为出发点，做好让人民群众满意的事情，促使“人民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更加充实、更有保障、更可持续”[3]（P92）;在生态发展领域，需要走“生产发展、生活富裕、生态良好的文明发展道路”[3]（P92-93），使经济社会发展与生态保护协调推进，既形成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局面，又“为人民群众提供更多优质生态产品”[3]（P93）。另一方面，需要将群众路线贯穿党政工作的全过程。群众工作或者说为群众解决问题，是党的领导干部的重要职责，也就是说，领导干部的领导能力是否高强、政治是否合格、工作是否称职的基本衡量标准，并非其自身对于群众路线的思想领会，而是看他是否重视并善于做群众工作。从总体上看，广大党员干部在贯彻执行党的群众路线过程中“冲锋陷阵、忘我奉献，发挥了先锋模范作用”[3]（P93），赢得了人民群众的充分肯定与衷心拥护。但由于立场问题、感情问题、方法问题以及能力问题的模糊性，也会导致“一些脱离群众的现象在党内不同程度存在”[3]（P93）。因此，需要将密切联系群众的重要性提到政治的高度予以深刻认识，即在为人民服务之中“提升政治站位、提高工作能力”[3]（P93），在向学习人民群众之中“拓展工作视野、丰富工作经验、提高理论联系实际的水平”[3]（P93），在人民呼声及其监督中“进行自我反省、自我批评、自我教育”[3]（P93）。总之，只有一以贯之地“保持党同人民群众的血肉联系，才能真正把以人民为中心落到实处”[3]（P93）。
二、以人民为中心思想观照下历史周期率的演变机理
历史周期率往复循环式的演变逻辑，其总体根源就在于脱离了人民，违背了人民的意愿。历史周期率是一个政权在兴衰治乱的历史进程中所呈现出的交替往复的周期性现象，这种周期性现象的反复交替演变机理，主要是由于客观社会矛盾造成的阶级对立以及执政集团功成之后衍生的人民背离性这两个方面所导致的。
一方面，由于社会矛盾的不断运演而呈现出“其兴也勃焉、其亡也忽焉”的历史周期交替现象。历史唯物主义阐明，生产力与生产关系之间的矛盾以及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之间的矛盾，是人类社会发展的基本矛盾和根本动力，也就是说，人类社会在这两种矛盾的运动演变中实现发展和完善。在阶级社会中，基本矛盾演绎出的社会主要矛盾成为阶级对抗的表征呈现，正如马克思指出，生产力与交往形式之间的矛盾激化，“每一次都不免要爆发革命，同时也采取各种附带形式——表现为冲突的总和，表现为各阶级之间的冲突，表现为意识的矛盾，思想斗争，政治斗争等等”[6]（P115），基于这样的客观演变，“一切历史冲突都根源于生产力与交往形式之间的矛盾”[6]（P115）。由此可见，从马克思主义的唯物史观审视中国的封建历史，其事实上就是一个政权交替、王朝兴亡的历史过程，而推动这一历史过程的深层原因正是由于生产力与交往形式之间矛盾的缓解和激化的循环式变换而引出封建主义与人民大众两个阶级之间的尖锐对抗矛盾。在封建主义与人民大众两个阶级的对抗演绎下，中国历史上的秦朝存在仅15年，隋朝存在仅29年，南朝170年间迅疾更替了宋、齐、梁、陈四个朝代，五代时期在短短50多年天下“五易其主”。可以说，从夏朝的创立至清王朝的颠覆，60多个朝代的兴衰更替，无不是社会矛盾或者说两大阶级之间的矛盾已激化到无法解决的“引爆点”，以至于必须从打破旧的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之间的对立，即运用“改朝换代”的革命方式才能实现社会的发展与进步。 另一方面，由于执政集团自身的执政方式而呈现出“其兴也勃焉、其亡也忽焉”的历史周期交替现象。在传统的阶级社会中，兴衰治乱、循环不已的朝代更替演变，一个极为重要的原因就是执政集团自身执政方式的缺陷。封建历代王朝的执政集团在阶级社会中凭借其所占有的生产资料以及在生产体系中所处的统治地位，对被剥削阶级展开严酷地掠夺与压榨。同时，封建历代王朝的执政集团为了维持和夯实其在经济上的统治地位及其根本利益，又必然对被剥削者实行思想管控与政治制约。封建历代王朝的执政集团在执政的过程中，为规避社会的动荡，往往暂时性地采取“民本”“仁政”等思想和策略，以向人民大众作出一些暂时性的矛盾缓解措施。但是，代表剥削阶级的执政集团不会也不可能真正代表人民的总体意愿，不会也不可能在真正意义上做到执政为民，因而在阶级矛盾激化到一定程度，被剥削的人民大众为了维持其生存与发展，就必然会联合起来反抗并推翻旧的统治，摆脱其受剥削和压迫的境地。从数千年的中国历代王朝看来，新的朝代都是其开国皇帝鉴于前一个朝代陷落的深刻教训，并在轻徭薄赋、严惩腐败、广听民意的基础上建立起来的。但由于历史以及执政集团自身的双重局限性，使得一时兴起的政权在其之后的演变中又返向贪污腐败、背离民心的泥淖，最终导致政权的灭落。也就是说，封建历代王朝“其兴也勃焉、其亡也忽焉”的历史周期交替，实际上就是封建王朝执政集团如何处理人心向背的历史进程，封建历代王朝的执政集团与人民大众“水乳交融”的时候，则政权兴盛;封建历代王朝的执政集团与人民大众“万枘圆凿”的时候，则政权衰亡。
三、以人民为中心思想破解历史周期率的三重向度
中国历代封建王朝无法跳出“其兴也勃焉、其亡也忽焉”历史周期率的重要根源在于其执政集团缺乏科学的理论指导、正确的实践贯彻和合理的价值追求。正是在这个意义上，以人民为中心思想所蕴含的人民创史论的理论指导、群众路线的实践贯彻以及为人民服务的价值追求等三重向度，从根本上对历史周期率实现了超越与破解。
（一）坚持人民创史论：破解历史周期率的理论向度
如前所述，历史周期率反复出现的主要原因就在于社会矛盾的激化演绎与封建王朝执政集团不能代表人民大众利益的执政方式。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坚持人民创史论，其以无产阶级为立场，以解放全人类为己任，以人的全面发展为美好目标，一切为了人民，一切依靠人民，这无疑从理论逻辑上彻底破解了历史周期率之谜。人民创史论是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的核心内容，它在回答和論述“谁是历史的创造者”的问题时，主要着眼于以下四个原则：其一，人民创史论立足于现实中具体的人及其本质来回答和阐释人民群众是历史创造者的问题。马克思指出，现实的人并非离群索居或永恒不变的人，而是在现实中彰显并“可以通过经验观察到的、在一定条件下进行的发展过程中的人”[7]（P525），因为人的本质“在其现实性上，它是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7]（P505）。也就是说，人民群众创造历史的实践本质及其作用必须从一定的社会关系包括阶级关系中去深入认识和全面把握。其二，人民创史论立足于社会历史的整体过程来分析和解答人民群众是历史创造者的问题。恩格斯强调，整体的社会历史是无数互相交错力量的合力结果，这种合力结果“总是从许多单个的意志的相互冲突中产生出来的”[8]（P697），而其中的单个的意志，由于其兼容“许多特殊的生活条件，才成为它成为的那样”[8]（P697），即是说，人们在总体上通过追求自己的预期目的进行他们的历史创造，而这些蕴含着不同目的、愿望以及对外部世界的“各种各样作用的合力，就是历史”[9]（P302）。这表明，从整体过程的视角来审视社会历史，它事实上就是最广大人民群众的认识活动和实践活动的展开和演进的过程。其三，人民创史论以社会历史发展的客观必然性为切入点来考察和诠释人民群众是历史创造者的问题。社会历史的发展和演变具有客观规律性，即体现为“波浪式前进”或者“螺旋式上升”的内在必然性。历史发展的必然性建立在一定历史的主体实践活动之中，在其实践活动展开的过程中，顺应历史发展潮流或者说符合历史发展必然性的历史主体是创造历史的决定力量。由于社会历史发展的实践主体是人民群众，因此在唯物史观看来，只有代表符合社会历史发展的必然性进而促进社会历史向前发展力量的最广大人民群众才是历史的创造者。其四，人民创史论从人与历史的关系中回答和论述人民群众是历史创造者的问题。唯物史观阐明，人与历史的关系主要有类与历史、群体与历史、个体与历史等三个层次。当把历史主体当作类来看时，这是从最抽象的形式上对历史主体活动所作出的深度考察，是对总体的人即最广大的人民群众在整个历史过程中的主体地位的充分肯定，并据此而提出了“人们自己创造自己的历史”的观点，实现了对“神灵创造历史”“观念创造历史”和“超人创造历史”等唯心史观的批判与超越。
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领导集体继承、发展和丰富了马克思主义的人民创史论，把人民的主体地位摆在一切工作的最高位置，提出了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重大思想，并将这一思想贯穿于治国理政的全部实践之中，开辟了马克思主义人民观中国化的新境界。众所周知，习近平具有深厚的马克思列宁主义理论功底，无论是在知青的岁月里，还是在从政的过程中，习近平都十分注重对马克思列宁主义理论的学习，同时他还把学到的马克思列宁主义理论运用到实践中、群众中和实地考察中，得出了“树立以人民为中心的工作导向”的重要论断，并强调“人民是创造历史的动力”，我们共产党人无论在什么时候“都不要忘记这个历史唯物主义最基本的道理”[10]（P128）。在刚刚就任总书记时，习近平就指出，“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就是我们的奋斗目标”[11]（P4），我们当前的责任就是着力“解决群众的生产生活困难，坚定不移走共同富裕的道路”[11]（P4）。在华盛顿州当地政府和美国友好团体联合欢迎宴会上的演讲中，习近平进一步强调，中国执政者的首要使命就是“集中力量提高人民生活水平，逐步实现共同富裕”[12]。在党的十九大报告中，习近平指出，我们必须坚持以人民为中心，因为“人民是历史的创造者，是决定党和国家前途命运的根本力量”[2]。在第十三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上的讲话中，习近平系统阐述了人民的历史主体地位及其伟大作用，指出，“人民是历史的创造者，人民是真正的英雄”[13]，在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历史征程中，是中国人民书写了波澜壮阔的中华民族发展史，是中国人民创造了博大精深的中华文明，是中国人民培育了历久弥新的中华民族精神，是中国人民自强不息的奋斗迎来了中华民族从站起来、富起来到强起来的伟大飞跃[13]。可以说，习近平这些关于以人民为中心的重要论述，是对马克思主义人民创史论的继承和发展，其深刻地认识并把握住了人类社会历史发展过程中最广大人民群众这一根本力量，进而从理论向度上对历史周期率实现了彻底地超越与破解。 （二）坚持走群众路线：破解历史周期率的实践向度
从中国漫长的封建社会发展史来看，封建王朝执政集团背离人民群众是历史周期率反复出现的重要原因。与之相反，群众路线的落实与展开，是党紧密联系人民群众的重要纽带，其所蕴含着的坚持人民当家作主、坚持人民民主专政、让人民来监督政府等方法与原则，在实践逻辑上对历史周期率实现了全面地破解。群众路线是党的根本政治路线和工作路线，是中国共产党人把马克思主义的普遍真理同中国具體实际进行有机结合而形成的一项重大理论创新。党的十八以来，习近平将群众路线定格为党和国家的生命线，强调了群众路线在党和国家中的重要作用，提出了一系列群众路线的新思想和新论断，并指出：党的群众路线的实践展开，是实现十八大确定的奋斗目标的必然要求，是确保党的先进性和纯洁性以及夯实党的执政根基的必然要求，是解决人民群众反映强烈的突出问题的必然要求[11]（P365-368）。在党的十九大报告中，习近平将群众路线提升到了更为核心的位置，强调要把党的群众路线融入到“治国理政全部活动之中”[2]（P21）。在第十三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上的讲话中，习近平再次强调，我国是人民民主专政的社会主义国家，因此“国家一切权利属于人民”[13]，在党政的决策之前，我们必须要“虚心向人民学习，倾听人民呼声，汲取人民智慧”[13]，把衡量党政工作得失的根本标准鉴定于“人民拥护不拥护、赞成不赞成、高兴不高兴、答应不答应”[13]的基础之上。
在党的群众路线的具体落实中，习近平提出了三个方面的实践要求。其一，坚持群众路线必须反腐倡廉。腐败既是人民群众最痛恨的现象，也是我们党面临的最大威胁。在党的十九大报告中，习近平明确指出：“只有以反腐败永远在路上的坚韧和执着……才能跳出历史周期率。”[2]（P67）这就深刻表明，要跳出历史周期率的束缚，全体党员干部必须改进工作作风、密切联系群众，自觉践行“八项规定”和“六项禁令”等规章制度，在全党内认真查找和整顿“四风”，形成不敢腐、不能腐、不想腐的“海晏河清、朗朗乾坤”党内政治生态，并坚持开展以“为民务实清廉”为主要内容的党的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不断巩固和加强党和人民群众之间的血肉联系，使廉政、务实、勤俭等思想在全社会蔚然成风。其二，坚持群众路线必须关注民生。习近平在党的十九大报告中明确强调，民生是最大的政治，全党同志一定要“永远与人民同呼吸、共命运、心连心，永远把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作为奋斗目标”[2]（P1）。这事实上揭示了群众路线的民生关注向度，充分体现了党执政的核要任务就是整体提升人民群众的生活水平。众所周知，党的十八大以来的近五年，我们在取得全方位、开创性伟大成就的同时，也面临着不少困难和挑战，如脱贫攻坚任务依然艰巨，城乡区域发展和收入分配差距依然较大，“群众在就业、教育、医疗、居住、养老等方面面临不少难题”[2]（P9）。习近平高度重视这些群众性的大难题，他强调全党一定要格外关注、格外关爱、格外关心各类困难群众，对待困难群众要有仁爱之心、关爱之心，千方百计帮助他们排忧解难，不断提高全体人民的生活水平。也就是说，我们党要坚持把人民群众的冷暖安危摆在首位，“及时准确了解群众所思、所盼、所忧、所急”[14]（P4），在服务人民的过程中，坚持“把群众工作做实、做深、做细、做透”[14]（P4），并且要经常“到贫困地区走一走，常到贫困户家坐一坐，常同困难群众聊一聊”[15]（P129），以从根本上“了解困难群众的期盼，多解决困难群众的问题，满怀热情为困难群众办事”[15]（P129）。其三，坚持群众路线必须向群众学习。向群众学习就是转变脱离群众的官僚作风、老爷作风。开展党的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实际上就是放下架子虚心向群众学习的过程，它是确保“党的先进性和纯洁性、巩固党的执政基础和执政地位的必然要求”[16]。针对一些脱离群众、不虚心向群众学习的党员干部，习近平严肃指出，作为共产党员，必须坚持走群众路线，坚决转变工作作风，改变“门难进、脸难看、事难办”的“三难”现象，坚决“纠正老爷作风、衙门习气”[17]（P121），在工作中“要放下架子，甘当小学生，多同群众交朋友，多向群众请教”[17]（P139）。总而言之，只有在群众路线中坚持反腐倡廉、关注民生以及向群众学习，才能不断深化对人民主体地位和中国共产党执政规律的全面认识，进而才能从群众路线的实践过程中规避人亡政息的历史周期率。
（三）坚持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破解历史周期率的价值向度
中国历代封建王朝的兴衰交替、往复起落，与执政集团或者说统治阶级的价值取向存有密切的内在关联。封建王朝执政集团的阶级性导致其所追求的利益不可能代表最广大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也就是说，封建王朝执政集团跳不出历史周期率的根本原因就在于其缺乏为人民服务的价值取向。因此，基于为人民服务的价值逻辑透视，中国共产党之所以能够破解历史周期率，最重要的就在于其始终坚持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价值取向。为人民服务是马克思主义政党的核心价值观，是中国共产党的根本宗旨，是党制定路线、方针和政策的出发点和落脚点。马克思、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中明确指出，与过去一切运动的终极目的不同，无产阶级的运动“是绝大多数人的、为绝大多数人谋利益的运动”[6]（P283）。在与第二国际首领考茨基的论战中，列宁明确强调，考茨基的讨论“是为谁服务，是为哪一个阶级服务”[18]的问题。在列宁看来，马克思主义政党的一切工作与奋斗目标的价值取向都应该是为人民服务，包括学校、社会教育、实际训练在内的全部国家机构都应该是“在共产党领导之下为无产者、为工人、为劳动农民服务”[19]，也就是说，我们无产阶级“是为千千万万劳动人民，为这些国家的精华、国家的力量、国家的未来服务”[20]。毛泽东在批判孔子的“知仁勇”思想时首先提出了“为人民服务”的命题，指出孔子所谓的“勇”事实上为封建君主服务的“勇”，它是“勇于压迫人民，勇于守卫封建制度，而不勇于为人民服务的”[21]，真正的“勇”应该是每句话、每个行动都“必须以合乎最广大人民群众的最大利益，为最广大人民群众所拥护为最高标准”[22]。 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在继承马克思主义政党的为人民服务思想的基础上，根据新时代的特点和实践的变化，在为人民服务思想原有的内涵上融入了许多新思想和新论断，提出了以人民为中心的科学论断，充分展现出新时代中国共产党为人民服务的深层价值追求。早在阜平县考察时，习近平就强调：“我们讲宗旨，讲了很多话，但说到底还是为人民服务这句话。”[23]在党的十八届二中全会第二次全体会议的讲话中，习近平进一步强调，为人民服务既是我们党的根本宗旨，也是地方各级政府的根本宗旨，在党政工作的实践展开中，“不论政府职能怎么转，为人民服务的宗旨都不能变”[15]（P137）。这是因为，“党性和人民性从来都是一致的”[24]，无论是中国共产党的制度安排还是其终极目标的实现，都与人民的美好生活向往密切相关，即是说，从本质上讲，党性与人性交织共生，既“没有脱离人民性的党性，也没有脱离党性的人民性”[24]。因此，习近平在纪念毛泽东同志诞辰120周年座谈会上明确指出，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宗旨“是我们党一切行动的根本出发点和落脚点”[11]（P28），这一价值追求是“我们党区别于其他一切政党的根本标志”[11]（P28），判断我们党所有工作的成效与意义，关键在于考察人民是否获得了实惠以及“人民生活是否真正得到了改善，人民权益是否得到了保障”[11]（P28）。2014年，习近平在俄罗斯索契接受俄罗斯电视台专访时指出：“我的执政理念，概括起来说就是：为人民服务，担当起该担当的责任”[11]（P101）。这无疑充分凸显了中国共产立党为公、党执政为民的执政理念。当前，我国正处在改革攻坚、社会加速转型和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历史性关键时期，面对各种极其复杂且异常激烈的社会矛盾，习近平以为人民服务为党执政的价值追求，指出，在全面深化改革进程中，当我们遇到关系复杂、难以权衡的利益问题时，要认真想一想人民群众的实际情况及其期待诉求，深度考虑“群众利益如何保障？群众对我们的改革是否满意”？[25]在党的十九大报告中，习近平进一步指出，我们党“必须坚持人民主体地位……践行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根本宗旨”[2]（P21），在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时，共同富裕将惠及全体人民，“我国人民将享有更加幸福安康的生活”[2]（P29）。由此可见，习近平以为人民服务为价值追求的治国理政新方略与新理念，符合中国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符合人类社会发展的客观规律，符合中国共产党的执政规律。正是在这个意义上，以人民为中心思想从价值向度上实现了对历史周期率的全面超越与破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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