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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提要：异质性一词在二十世纪末期出现于华文文学评论当中，表述的是在共同语言环境中读者所感受到的富有独特民族韵味、个人写作风格。阿来的文学作品自开始就创作于汉语语言的土壤当中。在熟练掌控汉语运用的前提下，阿来将藏族民族文化与汉语较为完美地融合在一起，在弘扬藏族民族文化的同时使读者在阅读文本的过程中产生异质性感受。本文从民族语言、民族文化以及政治角度分析读者在《尘埃落定》阅读过程中得到的异质性感受。
关键词：异质性 《尘埃落定》 阿来
“异质性”这一概念最早出现在遗传学领域当中，二十世纪末逐渐被引入文学分析领域，①近期又重新提起了文学作品为读者带来的“异质性”感受。
最初“异质性”一词在文学评论方面较多地应用于华文文学当中，用于评论移民东南亚国家的作家用汉语写作的作品。2020年6月15日，《文艺报》发表的《何为“异质性”》中对“异质性”这一现象做出了讨论并对其做出了界定。在这次讨论中他们认为“异质性”既不是流派，也不是风格，更不是一个固定的概念，而是作家在作品当中所流露出来的独特的意味。
在讨论中田耳提出：“异质性区别以往所说的先锋写作，应不再是一种具体的文学主张，而是写作者自带的强烈个人属性，首先就是文字本身氤氲的气味。异质性不在于某个人或者又不属于某些人，不管怎样，我们是在同一种语言里沟通交流，知识及信息的获取也必然有着同质性，同质正是异质的基础，是同中求异。”②
阿来来自四川西北部的阿坝藏区，日常生活中使用嘉绒语进行沟通交流，并且从小学开始接受汉语教育。日常生活中民族语言的大量应用使阿来的作品中异质性现象较为明显，在他使用汉语这一“第二语言”写作的过程中，不可避免地会带有藏族民族的韵味与色彩。他的作品主角大多选择康巴地区的藏族土著民为描写对象，小说中也多以藏族人民的生活环境作背景环境，在内容中也穿插出现了藏族的传统宗教、民族文化等极具特色的内容。作者借由对汉语的熟练把控将地域特色进行了全面书写，使读者在自己所熟悉的汉语环境中感受到了藏族文化的魅力。
阿来的作品中知名度最高的无疑是于2000年获得第五届茅盾文学奖的《尘埃落定》，在这里也以《尘埃落定》为中心浅析读者从中感受到的“异质性”及其魅力。
一
《尘埃落定》中使用了大量富含藏族特色的语言，如在“辖日”一章中说明“辖日”是汉语中骨头的音译，继而在后续描写中说明骨头所代表的含义就是阶级，因此在后面的章节中再次出现“骨头”一词时读者就会自觉带入这层含义。在传统汉语语义当中，“骨头”有两种用法，一种用法为“骨骼”的含义，第二种用法常与形容词搭配组成，如“硬骨头”，这里的“骨头”用于比喻人的品质。在《尘埃落定》中阿来通过赋予汉语词汇藏族含义的方式，进一步拓展了汉语语义中少数民族文化内涵。比如在汉族文化当中并没有“额吉”一词，但是通过文化影视等方式传播，提及“额吉”就能立刻领会是蒙古族语言中“妈妈”的意思。阿来将藏族的含义带入到汉语词汇当中，在他的其他语言类文章及演讲中也提及用汉语来表达藏族的意象这一行为，能给读者带来了不同的感受，如果汉语的月亮是思念与寂寞，藏语里的月亮则是圆满与安详。③在《尘埃落定》中主角与茸贡土司的女儿塔娜订婚时就反复提及“月亮”：“我叫她那一吻弄傻了，所以才说：‘多么好的月亮呀！’塔娜笑了，是月光一样清冷的笑，她说：‘要紧事都说不完，你却说月亮！’”④即便读者不曾了解过藏族文化，在其中依然能体会到“月亮”这一词所带来的圆满幸福之意。作品中还几次运用到了藏族的谚语，谚语通常被视为民族文化的结晶，从谚语当中我们可以了解到一个民族的特色文化，如“汉族皇帝在早晨的太阳下面，达赖喇嘛在下午的太阳下面”⑤，继而解释了由于地理位置处于四川藏区“这个位置是有决定性意义的;它决定了我们和东边的汉族皇帝发生更多联系而不是和我们自己的宗教领袖达赖喇嘛。”⑥这一谚语对于其他民族的读者而言是完全陌生的，但是通过作者的解读与阐释，使读者产生了独特的感受。另一条谚语“火烧屁股是土司信上的鸡毛，官寨上召唤送信的锣声一响，哪怕你亲娘正在咽气你也得立马上路。”对于没有相同文化背景的他族读者可以借助“信上的鸡毛”进行理解，鸡毛信是指旧时代需要紧急送达的文件信件在信上粘鸡毛以表示紧急，“在信上的鸡毛”与“火烧屁股”相结合理解即能理解这句谚语的含义。对于汉族人而言这类涉及民族历史、地理文化，同时又富含他族意味的谚语更能激起不同的感受。
二
不论是人物还是内容，阿来都在作品中运用了大量藏族的民间故事、神话、歌谣。首先，在人物塑造上，有学者认为主角的形象塑造受到了西藏民间故事阿古顿巴的影响。更为重要的是在后文中主角自己也提到阿古顿巴的故事，从中可以看出在塑造“傻子”形象的过程中确实有可能受到这一故事的影响。阿古顿巴的形象与我们熟知的维吾尔族民间故事阿凡提有一定的相似之处——他们总能用自己的方式计谋惩治坏人，运用智慧寻找到快乐幸福，并且通过这种幽默的方式使人悟出哲理。主角确实与阿古顿巴这一带有喜剧色彩的智者形象有相似之处，《尘埃落定》是以“我”这个傻子的视角进行书写的，从第一视角我们可以看出，傻子说话的次数并不算多，但是他的心理活动却是非常丰富的，读者可以从他仿若孩童的稚语中读出智者的意味，比如“他（指哥哥）应该明白历史上任何一个土司都不是靠战争来取得最终地位”;“现在想来，照相技术进到我们的地方可真是时候，好像是专门要为我们的末日留下清晰的画图。而在当时我们却都把这一切看成是家族将比以前更加兴旺的开端。”;“我想告诉他，我什么都能看见，不仅今天，还有明天我都全部看见了”等等。这些话语的含义仿佛预言了土司制度最后的结局。在阅读过程中，读者即便没有事先了解“阿古顿巴”这一人物，也能从中体味到“傻子”的角色类似于“阿凡提”一类的形象。“我”不仅是一个隐藏在深处的智者，更是一个先知。“我”多次在众人之前奇迹般地预知到了重要事件的发生，几乎每一次重大转折事件都被“我”所预知，如茸贡土司被拉雪巴土司抢劫、在北方的边界建立繁荣的边境市场以及关于官寨在震荡中不复存在的梦境，都显现了先知这一特征。而在中国的传统文化中，先知这一形象并不常见，阿来将“傻子”与智者先知这些因素融合在同一個人身上，这种矛盾感更能为读者带来新奇的感受。 其次，在内容中，作者曾两次运用了藏族世界起源的神话，首次运用出现于写“我”与卓玛第一次性事时真正使“我”从痴傻意识到真正的世界，第二次运用则是用来说明在四川藏区的土司所构造的神话当中土司们的来历与亲缘关系。我国汉族的世界起源神话是女娲伏羲开天辟地，我国共有五十六个民族，有部分民族拥有自己民族的人类起源神话，如：水族创世神话为兄妹开亲繁衍;壮族巧匠造木产生瑶族和苗族;阿昌族创世神话为神与神结合生下葫芦，自从葫芦中走出人类。但是这些民族的神话中神所创造的对象或者创造世界的主体大多为一男一女的形象，藏族神话分为两个分支，一支为猕猴与罗刹女的故事，一支为五源说，《尘埃落定》中选择展现的神话为藏族“五源说”的改编。全文两次提及这一神话，在第二次提及时，除了世界五源，神最后吐出的“哈”产生了九个土司，在这一神话体系当中除了神之外最先产生的并不是强调创造出了两种性别的人类，而是土司这个阶级，这一点和其他民族的人类起源神话有所不同。神话的产生源自人类对自身起源、生存环境的想象，土司制度的出现最早追溯至元朝，由此可推测，文本当中出现的神话其作用不仅仅是人类对世界起源的解释，更体现了这一口口相传的神话随着时代变迁逐渐带上了政治色彩。
另外，阿来多次在书中描写了角色唱歌的情景。音乐使由具体内容充实起来的内心生活，具体内容与具体情感紧密地结合在一起。唱歌的主体大部分是女人，有时会写出歌词，有时只是简略地一笔带过。歌谣是文学的雏形，它不仅可以传递出歌唱者当下的心情，也可以用于传唱故事记录事件记录历史，中国古代有《诗经》，西方有《荷马史诗》，都可以说明歌谣具有传唱历史故事的重大作用。女人们口中哼唱的歌曲大多是前者的作用，卓玛和央宗的歌声都用于诉说她们命运的悲苦;而另外一首歌谣“国王本德死了”则是后者的作用，它在作品中共出现了三次，对于藏族人民而言这是一首有关历史的歌，是古老故事《马和牦牛的故事》的插曲，纵然这个故事本身带有族群开辟生活新天地的美好寓意，但在文本内容中，每当这首歌谣出现都带有变革、不安定的因素，当主角唱这首歌时预示着另外两个土司部落的战争。对于没有了解过这一民族文化背景的读者而言会更为注重歌谣内容本身而忽略了其中所潜藏着的故事背景，它的出现使故事带上了神秘的色彩。
三
《尘埃落定》所叙述的是从傻子二少爷的视角叙述土司制度分崩离析，故事的发展也是由几个土司部落之间的斗争进行推动的。不论是从“我”这个傻子的视角来看，还是从麦其土司的视角看，都从未将土司部落看作是一个国家，而是将其看作一个从属。当黄特派员将字送给麦其土司时，他“躬一躬身子，道了谢，并立即想到要把这张字纸挂在这间客房里，……客房里还有一块前清皇帝亲赐的御匾，上书四个大字：‘导化群番’”以及“我”所说的“土司就是土司，土司又不能成为国王”⑦。他们对于自身的认知就像“我”的叔叔在信中所写的：“中国的皇帝曾是我们的皇帝，现在，中国的政府也是我们的政府”⑧，即族与国的命运是一体的，族是国的一部分，其中蕴含着一种国家认同感。国家认同感一直深植每个中国人民的心中，因此他族读者在阅读过程中感受到的国家认同感将引发对“同质性”的感受。虽然内容以叙述土司部落之间的矛盾冲突为主，作者并没有忽视对当下时代背景的勾勒，在其中穿插带过了当时中国大环境下的政治变动，比如来与麦其土司交接联络的人由黄特派员变为了姜团长、以及叔叔带来的抗日战争的消息、日本投降、国共内战、共产党的胜利，这些内容又变成了我们所熟知的历史。同时，在主角视角下并没有明确共产党或是国民党之分，取而代之的是颜色，分为“红色汉人”和“白色汉人”。这种独特的、用颜色代替党派的异族视角，在阅读过程中也会唤起读者的“异质性”感受。读者在自己所熟知的历史与陌生藏族文化世界中往来穿梭，产生了奇妙的异质性。
黑格尔在《美学》中提到：“如果一部民族史诗要使其他民族和其他时代也长久地感到兴趣，它所描绘的世界就不能专属于某一特殊的民族，而是要使这一特殊民族和它的英雄品质与事迹能深刻反映出一般人类的东西。”⑨对于文学而言也是如此。《尘埃落定》直至今天依然有新读者出现，这本书的魅力不仅仅在于其中所展现的藏族文化，还在于其中“傻子”智者的形象、不经意中透露出的国家意识以及藏族文化与汉语语言的完美融合，都能够引起中国其他民族的共鸣和认同。
《尘埃落定》在语言上，不仅将藏族意象融入汉语词汇，还运用了藏族谚语，运用读者熟悉的汉语创造出富有藏族韵味的词语、意象;在内容中，融入了大量的民间故事、歌谣、神话，使熟悉女娲伏羲创世故事、熟知《诗经》的读者接触到完全不同的民族文化从而产生新奇的感受;在政治意识上，又在带有民族记忆与民族特色的前提下体现了族与国的共同体意识，不仅促进了藏族文化的传播，更增强了读者的国家认同感。阿来将藏族的文化完美而又贴切地用汉语展现，使读者在阅读作品的过程中，能够在自己所熟悉的汉语环境中感受到藏族文化的魅力，读者在“汉语”这一“同质”环境当中感受到了“藏族语言文化”这一“异质”的存在从而产生了异质性感受。
读者通过阿来的作品，感受到了藏区生活的一种鲜活的状态。带有异质性的文学描述让我们不仅看到了来自崇山峻岭中的爽利洒脱，冰冻的松针与高原的猎猎风声仿佛穿过纸张来到身边。欣赏美的同时，不禁感叹这是中华民族长久发展道路上的文化的融合的鲜明特征。阳光照耀在藏家碉楼上的时候，优秀的文字长久的生命力也将继续延续下去。
注释：
①赖伯疆：《世界华文文学的同质性和异质性（摘录）》，《台港与海外华文文学评论和研究》，1991年2期。
②田耳，赵松等：《何为“异质性”》《文艺报》2020年06月。
③阿来：《汉语：多元文化共建的公共语言》，《当代文坛》2006年1期。
④⑤⑥⑦⑧阿来：《尘埃落定》，人民文学出版社2000年版，第221页，第18页，第18页，第166页，第337页。
⑨[德]黑格尔著，朱光潜译：《美学》，北京大学出版社2017年版。
（作者单位：东华理工大学文法学院）
[基金项目：该论文为江西省高校人文社会科学研究項目，项目编号：ZGW18201的阶段性研究成果。]
关键词：异质性 《尘埃落定》 阿来
“异质性”这一概念最早出现在遗传学领域当中，二十世纪末逐渐被引入文学分析领域，①近期又重新提起了文学作品为读者带来的“异质性”感受。
最初“异质性”一词在文学评论方面较多地应用于华文文学当中，用于评论移民东南亚国家的作家用汉语写作的作品。2020年6月15日，《文艺报》发表的《何为“异质性”》中对“异质性”这一现象做出了讨论并对其做出了界定。在这次讨论中他们认为“异质性”既不是流派，也不是风格，更不是一个固定的概念，而是作家在作品当中所流露出来的独特的意味。
在讨论中田耳提出：“异质性区别以往所说的先锋写作，应不再是一种具体的文学主张，而是写作者自带的强烈个人属性，首先就是文字本身氤氲的气味。异质性不在于某个人或者又不属于某些人，不管怎样，我们是在同一种语言里沟通交流，知识及信息的获取也必然有着同质性，同质正是异质的基础，是同中求异。”②
阿来来自四川西北部的阿坝藏区，日常生活中使用嘉绒语进行沟通交流，并且从小学开始接受汉语教育。日常生活中民族语言的大量应用使阿来的作品中异质性现象较为明显，在他使用汉语这一“第二语言”写作的过程中，不可避免地会带有藏族民族的韵味与色彩。他的作品主角大多选择康巴地区的藏族土著民为描写对象，小说中也多以藏族人民的生活环境作背景环境，在内容中也穿插出现了藏族的传统宗教、民族文化等极具特色的内容。作者借由对汉语的熟练把控将地域特色进行了全面书写，使读者在自己所熟悉的汉语环境中感受到了藏族文化的魅力。
阿来的作品中知名度最高的无疑是于2000年获得第五届茅盾文学奖的《尘埃落定》，在这里也以《尘埃落定》为中心浅析读者从中感受到的“异质性”及其魅力。
一
《尘埃落定》中使用了大量富含藏族特色的语言，如在“辖日”一章中说明“辖日”是汉语中骨头的音译，继而在后续描写中说明骨头所代表的含义就是阶级，因此在后面的章节中再次出现“骨头”一词时读者就会自觉带入这层含义。在传统汉语语义当中，“骨头”有两种用法，一种用法为“骨骼”的含义，第二种用法常与形容词搭配组成，如“硬骨头”，这里的“骨头”用于比喻人的品质。在《尘埃落定》中阿来通过赋予汉语词汇藏族含义的方式，进一步拓展了汉语语义中少数民族文化内涵。比如在汉族文化当中并没有“额吉”一词，但是通过文化影视等方式传播，提及“额吉”就能立刻领会是蒙古族语言中“妈妈”的意思。阿来将藏族的含义带入到汉语词汇当中，在他的其他语言类文章及演讲中也提及用汉语来表达藏族的意象这一行为，能给读者带来了不同的感受，如果汉语的月亮是思念与寂寞，藏语里的月亮则是圆满与安详。③在《尘埃落定》中主角与茸贡土司的女儿塔娜订婚时就反复提及“月亮”：“我叫她那一吻弄傻了，所以才说：‘多么好的月亮呀！’塔娜笑了，是月光一样清冷的笑，她说：‘要紧事都说不完，你却说月亮！’”④即便读者不曾了解过藏族文化，在其中依然能体会到“月亮”这一词所带来的圆满幸福之意。作品中还几次运用到了藏族的谚语，谚语通常被视为民族文化的结晶，从谚语当中我们可以了解到一个民族的特色文化，如“汉族皇帝在早晨的太阳下面，达赖喇嘛在下午的太阳下面”⑤，继而解释了由于地理位置处于四川藏区“这个位置是有决定性意义的;它决定了我们和东边的汉族皇帝发生更多联系而不是和我们自己的宗教领袖达赖喇嘛。”⑥这一谚语对于其他民族的读者而言是完全陌生的，但是通过作者的解读与阐释，使读者产生了独特的感受。另一条谚语“火烧屁股是土司信上的鸡毛，官寨上召唤送信的锣声一响，哪怕你亲娘正在咽气你也得立马上路。”对于没有相同文化背景的他族读者可以借助“信上的鸡毛”进行理解，鸡毛信是指旧时代需要紧急送达的文件信件在信上粘鸡毛以表示紧急，“在信上的鸡毛”与“火烧屁股”相结合理解即能理解这句谚语的含义。对于汉族人而言这类涉及民族历史、地理文化，同时又富含他族意味的谚语更能激起不同的感受。
二
不论是人物还是内容，阿来都在作品中运用了大量藏族的民间故事、神话、歌谣。首先，在人物塑造上，有学者认为主角的形象塑造受到了西藏民间故事阿古顿巴的影响。更为重要的是在后文中主角自己也提到阿古顿巴的故事，从中可以看出在塑造“傻子”形象的过程中确实有可能受到这一故事的影响。阿古顿巴的形象与我们熟知的维吾尔族民间故事阿凡提有一定的相似之处——他们总能用自己的方式计谋惩治坏人，运用智慧寻找到快乐幸福，并且通过这种幽默的方式使人悟出哲理。主角确实与阿古顿巴这一带有喜剧色彩的智者形象有相似之处，《尘埃落定》是以“我”这个傻子的视角进行书写的，从第一视角我们可以看出，傻子说话的次数并不算多，但是他的心理活动却是非常丰富的，读者可以从他仿若孩童的稚语中读出智者的意味，比如“他（指哥哥）应该明白历史上任何一个土司都不是靠战争来取得最终地位”;“现在想来，照相技术进到我们的地方可真是时候，好像是专门要为我们的末日留下清晰的画图。而在当时我们却都把这一切看成是家族将比以前更加兴旺的开端。”;“我想告诉他，我什么都能看见，不仅今天，还有明天我都全部看见了”等等。这些话语的含义仿佛预言了土司制度最后的结局。在阅读过程中，读者即便没有事先了解“阿古顿巴”这一人物，也能从中体味到“傻子”的角色类似于“阿凡提”一类的形象。“我”不仅是一个隐藏在深处的智者，更是一个先知。“我”多次在众人之前奇迹般地预知到了重要事件的发生，几乎每一次重大转折事件都被“我”所预知，如茸贡土司被拉雪巴土司抢劫、在北方的边界建立繁荣的边境市场以及关于官寨在震荡中不复存在的梦境，都显现了先知这一特征。而在中国的传统文化中，先知这一形象并不常见，阿来将“傻子”与智者先知这些因素融合在同一個人身上，这种矛盾感更能为读者带来新奇的感受。 其次，在内容中，作者曾两次运用了藏族世界起源的神话，首次运用出现于写“我”与卓玛第一次性事时真正使“我”从痴傻意识到真正的世界，第二次运用则是用来说明在四川藏区的土司所构造的神话当中土司们的来历与亲缘关系。我国汉族的世界起源神话是女娲伏羲开天辟地，我国共有五十六个民族，有部分民族拥有自己民族的人类起源神话，如：水族创世神话为兄妹开亲繁衍;壮族巧匠造木产生瑶族和苗族;阿昌族创世神话为神与神结合生下葫芦，自从葫芦中走出人类。但是这些民族的神话中神所创造的对象或者创造世界的主体大多为一男一女的形象，藏族神话分为两个分支，一支为猕猴与罗刹女的故事，一支为五源说，《尘埃落定》中选择展现的神话为藏族“五源说”的改编。全文两次提及这一神话，在第二次提及时，除了世界五源，神最后吐出的“哈”产生了九个土司，在这一神话体系当中除了神之外最先产生的并不是强调创造出了两种性别的人类，而是土司这个阶级，这一点和其他民族的人类起源神话有所不同。神话的产生源自人类对自身起源、生存环境的想象，土司制度的出现最早追溯至元朝，由此可推测，文本当中出现的神话其作用不仅仅是人类对世界起源的解释，更体现了这一口口相传的神话随着时代变迁逐渐带上了政治色彩。
另外，阿来多次在书中描写了角色唱歌的情景。音乐使由具体内容充实起来的内心生活，具体内容与具体情感紧密地结合在一起。唱歌的主体大部分是女人，有时会写出歌词，有时只是简略地一笔带过。歌谣是文学的雏形，它不仅可以传递出歌唱者当下的心情，也可以用于传唱故事记录事件记录历史，中国古代有《诗经》，西方有《荷马史诗》，都可以说明歌谣具有传唱历史故事的重大作用。女人们口中哼唱的歌曲大多是前者的作用，卓玛和央宗的歌声都用于诉说她们命运的悲苦;而另外一首歌谣“国王本德死了”则是后者的作用，它在作品中共出现了三次，对于藏族人民而言这是一首有关历史的歌，是古老故事《马和牦牛的故事》的插曲，纵然这个故事本身带有族群开辟生活新天地的美好寓意，但在文本内容中，每当这首歌谣出现都带有变革、不安定的因素，当主角唱这首歌时预示着另外两个土司部落的战争。对于没有了解过这一民族文化背景的读者而言会更为注重歌谣内容本身而忽略了其中所潜藏着的故事背景，它的出现使故事带上了神秘的色彩。
三
《尘埃落定》所叙述的是从傻子二少爷的视角叙述土司制度分崩离析，故事的发展也是由几个土司部落之间的斗争进行推动的。不论是从“我”这个傻子的视角来看，还是从麦其土司的视角看，都从未将土司部落看作是一个国家，而是将其看作一个从属。当黄特派员将字送给麦其土司时，他“躬一躬身子，道了谢，并立即想到要把这张字纸挂在这间客房里，……客房里还有一块前清皇帝亲赐的御匾，上书四个大字：‘导化群番’”以及“我”所说的“土司就是土司，土司又不能成为国王”⑦。他们对于自身的认知就像“我”的叔叔在信中所写的：“中国的皇帝曾是我们的皇帝，现在，中国的政府也是我们的政府”⑧，即族与国的命运是一体的，族是国的一部分，其中蕴含着一种国家认同感。国家认同感一直深植每个中国人民的心中，因此他族读者在阅读过程中感受到的国家认同感将引发对“同质性”的感受。虽然内容以叙述土司部落之间的矛盾冲突为主，作者并没有忽视对当下时代背景的勾勒，在其中穿插带过了当时中国大环境下的政治变动，比如来与麦其土司交接联络的人由黄特派员变为了姜团长、以及叔叔带来的抗日战争的消息、日本投降、国共内战、共产党的胜利，这些内容又变成了我们所熟知的历史。同时，在主角视角下并没有明确共产党或是国民党之分，取而代之的是颜色，分为“红色汉人”和“白色汉人”。这种独特的、用颜色代替党派的异族视角，在阅读过程中也会唤起读者的“异质性”感受。读者在自己所熟知的历史与陌生藏族文化世界中往来穿梭，产生了奇妙的异质性。
黑格尔在《美学》中提到：“如果一部民族史诗要使其他民族和其他时代也长久地感到兴趣，它所描绘的世界就不能专属于某一特殊的民族，而是要使这一特殊民族和它的英雄品质与事迹能深刻反映出一般人类的东西。”⑨对于文学而言也是如此。《尘埃落定》直至今天依然有新读者出现，这本书的魅力不仅仅在于其中所展现的藏族文化，还在于其中“傻子”智者的形象、不经意中透露出的国家意识以及藏族文化与汉语语言的完美融合，都能够引起中国其他民族的共鸣和认同。
《尘埃落定》在语言上，不仅将藏族意象融入汉语词汇，还运用了藏族谚语，运用读者熟悉的汉语创造出富有藏族韵味的词语、意象;在内容中，融入了大量的民间故事、歌谣、神话，使熟悉女娲伏羲创世故事、熟知《诗经》的读者接触到完全不同的民族文化从而产生新奇的感受;在政治意识上，又在带有民族记忆与民族特色的前提下体现了族与国的共同体意识，不仅促进了藏族文化的传播，更增强了读者的国家认同感。阿来将藏族的文化完美而又贴切地用汉语展现，使读者在阅读作品的过程中，能够在自己所熟悉的汉语环境中感受到藏族文化的魅力，读者在“汉语”这一“同质”环境当中感受到了“藏族语言文化”这一“异质”的存在从而产生了异质性感受。
读者通过阿来的作品，感受到了藏区生活的一种鲜活的状态。带有异质性的文学描述让我们不仅看到了来自崇山峻岭中的爽利洒脱，冰冻的松针与高原的猎猎风声仿佛穿过纸张来到身边。欣赏美的同时，不禁感叹这是中华民族长久发展道路上的文化的融合的鲜明特征。阳光照耀在藏家碉楼上的时候，优秀的文字长久的生命力也将继续延续下去。
注释：
①赖伯疆：《世界华文文学的同质性和异质性（摘录）》，《台港与海外华文文学评论和研究》，1991年2期。
②田耳，赵松等：《何为“异质性”》《文艺报》2020年06月。
③阿来：《汉语：多元文化共建的公共语言》，《当代文坛》2006年1期。
④⑤⑥⑦⑧阿来：《尘埃落定》，人民文学出版社2000年版，第221页，第18页，第18页，第166页，第337页。
⑨[德]黑格尔著，朱光潜译：《美学》，北京大学出版社2017年版。
（作者单位：东华理工大学文法学院）
[基金项目：该论文为江西省高校人文社会科学研究項目，项目编号：ZGW18201的阶段性研究成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