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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头说老头：认真的老人家
“《边城》改了两百次”
沈从文是我的表叔，我们都是凤凰人。在他的身上，我感觉到一种智慧和人格的力量。而我对于他呢，我仅仅是他长河里面几滴感情的水，这个人离开我们还不太久，但是这种人在今天看是不会再有了。
我看他写他的童年，那真是个老实人。我们小学校里面有两棵楠木树，一两百年了，他曾被老师罚跪在那里，但我却没有过。
他的老师叫田兴六，是当年南社的诗人，也是我爸爸的结拜兄弟，解放后被请到北京的文史馆做馆员，在我们家乡他曾是一个圣人。沈从文写他时可不是这样，说他：袜子里放了一把刀，经常赌钱，忽然一下变成一个学者了，后来在旧社会做过八、九任县长，掩护过共产党。
这个老人家（沈从文的老师）和我表叔（沈从文）之间的距离，相当于我同表叔的距离，时代不一样了。
沈从文的文章不是讲故事一样讲出来的，是一个字一个字抠出来的。他曾跟我说，《边城》改了两百次，没有看到他工作的人是不会相信他是这么改文章的。有时觉得他像一个神，一个小学水平的人，写文章也好，研究文物也好，他的记忆力和归纳的能力多么了不起。我写的文章让表叔看就很麻烦了，他可能改得比我的文章本身起码要多两三倍。这么一个认真的老人家！
“要从容”
文革开始，我们基本上都在自己的单位被禁锢起来了。有一天我和他在东堂子胡同的活动上碰见了，当时我们绝对不能说话的。实际上谁去管你呢，但心里就是恐惧，我恐惧，他也恐惧！明明看见他过来了，他也看见我了，就在几秒钟里，他讲了三个字：“要从容”。这么一个温和的人，说出的这三个字包含了多么大的勇敢，这三个字对我的启发很大。
人家都问，“文革”期间你是怎么过来的，我说大概从小我在家乡见的死亡、杀戮太多了，所以我对恐怖的事看得比较从容。那时我医疗本全满了，装病，然后去玩，我把家乡那点民族性的本钱全用出来了。还年轻时，一个朋友同我闹意见，他说你这样是说谎。我对他说，拿破仑说过，对待魔鬼要采取魔鬼的手段。有的领导同志替我着急，暗暗地告诉我说，你要稍微表现出点精神负担，太轻松了不好。
而沈从文呢，钱钟书先生曾说到：“你不要看沈从文那么善良，温和，他不想做的事你刀子架到脖子上他也不会做。”这是真的，钱钟书先生对沈从文相当了解，因为我们住在一个院子里。有一次我跑到他屋子里说有人骂你们，您看到了没有？他说看到了。我说您有什么感觉？他说，我希望跟从文一起努力多做作品，好提供材料让他骂。
“要不停地工作，不能停”
如果说沈从文对我的艺术创作产生过什么影响，我想那就是要不停地工作，不能停。如果有一样马虎了，他会从东堂子胡同跑到大雅宝胡同去训我。五十年代，有一次我帮《民间文学》杂志做插图，他骂我马虎，就为了这个走来训了我一顿：你三十多了怎么还这样马虎呢？我是很认真地听他的话的。
我刚到北京工作时，（家里）小孩子才几个月。他第二天就催我做功课，“不停地工作”这个思想影响我一辈子。我现在连做梦都在写小说，想到一句话爬起来就写下去。
我最近也在学画画，也给自己找一些题目，我拿了一卷印刷品《清明上河图》，在局部地、一点一点地临，张择端的《清明上河图》这么大的规模，从渔村到小人物，小人物往前走的脚后跟脚底板怎么翻，每一点都不是凡人能够做得到的，尤其是这么大的一个场面。我现在一点一点地临，人家问我在干什么，我说在学画画，这是真正的学习。
老头说自己：一辈子的好奇
Q= 《北京青年》周刊A=黄永玉
Q：刚才讲述您同沈从文先生的交往，提到很多细节，让人惊讶于您的记忆力，能不能谈谈您的养生之道？在您的自传体小说《无愁河的浪荡汉子》中，主人公的讲述是从两岁多开始的，您真的那么早就开始记事了吗？
A：我这个人抽烟、晚睡、不运动、不吃水果，主要是不考虑养生问题。还有，我喜欢睡硬板床，这点和毛泽东差不多。我不光是两岁多的时候就有记忆，我妈妈刚生下我的时候，她在常德教书，当时丁玲的妈妈是校长。我大概才七个月，双十节那天晚上学校里的学生提着灯庆祝的事我都还记得。还有一次回凤凰，坐船碰到了土匪，妈妈就把脸涂黑装成是船夫的老婆，把我藏到一个树洞里面，我居然就可以一声不响！等土匪走了，妈妈再把我抱出来，我还在对着树洞讲话，这都是我两岁以前的事情。小孩子刚生下的就有感觉，我刚生下来不哭不出声，接生婆就拧我的屁股，结果我就笑了，接生婆差点吓得坐到地上（笑），这些我都有印象。
Q：不管是沈先生还是您笔下的湘西都充满着奇谲的色彩，似乎也滋养了你们那旺盛的生命力。那片土地也令我们好奇，尤其是湘西的一些传说，比如赶尸，这事儿真的有吗？
A：这就是一个传说，要是赶尸都能走的话，为什么不把腊肉赶着跑呢？现在到凤凰旅游还会看到赶尸表演。我觉得这是一种落后的东西，不应该再拿出来了，自己都弄不清楚的事不要糊弄人。说到这些，比如说看杀头，我们倒是看得太多了。小学正在上课，一听到吹号，那个号声和一般的号声不一样，调子都跑了，就知道要杀头了。现在有各种各样的关于杀头的传说，但真正的杀头就是一刀砍下去。上学的时候，早上八九点砍下的头，到黄昏五六点就臭了，头还在那里，身体都被狗咬了。我拎着耳朵拎起来，结果头就掉了。有人就到我家里报信，我回家就挨骂了。
Q：刚才您也回顾了文革期间和沈先生的交往，孩提时代关于生死的经历对于你捱过那段时期有非常大的帮助？ A：我小时候看杀头看枪毙看得多了，抗战八年又是成天轰炸，炸弹追着，我们在前面跑，看到别人肠子肚子粘在墙上……到了“文革”，我还怕什么呢？不像别人那么紧张，觉得生死没什么了不起。这讲的都是一般的“社会性的杀戮”，另外一个就是“风俗性的杀戮”。比如山上盖个简陋的瓦房，把一个死人装进棺材放在里面一张条凳上，接着再往上面摞上一个棺材，直到有四五个棺材摞在一起。我们那时逃学，跑到那里还要透过缝隙往里看，看看里面有什么怪东西。文革时，我一请病假就是一个月，就在家里做烟斗，或者出去写生。碰到了其他在牛棚的难友，他们吓坏了，怎么也没想到我能出来玩儿。后来我干脆在颐和园的谐趣园那的一个小山坡上搭了个帐篷，全家都住在那里。
Q：汪曾祺在《人间滋味》里谈到去老师沈从文家中做客，师母会做好吃的招待大家。关于湘西的美食，有什么特别的吃食让您至今回味吗？
A：我们家乡的人都爱吃，不是大吃，吃得很尖端，很有意思，有些东西出乎你的想象。捉鹌鹑的时候用狗来赶，用网一抄，就抄到很多只。凤凰当地人有的专门吃“瘟猪”，是发病死了的小猪，吃法也很特别，把小猪剖开，毛刮了肠子肚子都不要了，用一个架子把它撑开，用火烤。里里外外烤干，回家再切成小块，加辣椒和酱来炒，这时就会出现一种味道，他们就特别喜欢这种味道，据说是很香，跟吃臭豆腐一样吧。
Q：刚才谈到了烟斗，这似乎是您在很多场合出现的一个标志，和烟斗结缘是怎样的故事？
A：我抽烟，看到有意思的烟斗就买一个。越买越多，几十年过去就很多了。文革时我做了四十多个，现在可能还剩下一两个，可惜了。那时都是装病在家里做的，不光做烟斗，也做语录牌，还拿一种叫“云光玻璃”的塑料雕列宁像。
Q：您现在的兴趣是什么？
A：我一辈子都在探索新的世界，到今天也是这样，没有阶段性，而是一辈子的好奇，对每样事情都抱有兴趣。比如我最近看古罗马的历史，凯撒说人生有三件大事：第一阅读，第二思维，第三交谈。长学问一个是看书、阅读，一个要自己想，然后要交谈。交谈的是多么重要，交谈是温习。当年印象派那一帮人都坐在塞纳河畔，脾气都不一样，但是他们常常在那里交谈，甚至吵架，所以他们形成一个流派，总体是一致的，但是各有各的风格。他们是依靠交谈成长起来的，很多都是。拉斐尔前派也是这样，都是依靠着交谈。
“《边城》改了两百次”
沈从文是我的表叔，我们都是凤凰人。在他的身上，我感觉到一种智慧和人格的力量。而我对于他呢，我仅仅是他长河里面几滴感情的水，这个人离开我们还不太久，但是这种人在今天看是不会再有了。
我看他写他的童年，那真是个老实人。我们小学校里面有两棵楠木树，一两百年了，他曾被老师罚跪在那里，但我却没有过。
他的老师叫田兴六，是当年南社的诗人，也是我爸爸的结拜兄弟，解放后被请到北京的文史馆做馆员，在我们家乡他曾是一个圣人。沈从文写他时可不是这样，说他：袜子里放了一把刀，经常赌钱，忽然一下变成一个学者了，后来在旧社会做过八、九任县长，掩护过共产党。
这个老人家（沈从文的老师）和我表叔（沈从文）之间的距离，相当于我同表叔的距离，时代不一样了。
沈从文的文章不是讲故事一样讲出来的，是一个字一个字抠出来的。他曾跟我说，《边城》改了两百次，没有看到他工作的人是不会相信他是这么改文章的。有时觉得他像一个神，一个小学水平的人，写文章也好，研究文物也好，他的记忆力和归纳的能力多么了不起。我写的文章让表叔看就很麻烦了，他可能改得比我的文章本身起码要多两三倍。这么一个认真的老人家！
“要从容”
文革开始，我们基本上都在自己的单位被禁锢起来了。有一天我和他在东堂子胡同的活动上碰见了，当时我们绝对不能说话的。实际上谁去管你呢，但心里就是恐惧，我恐惧，他也恐惧！明明看见他过来了，他也看见我了，就在几秒钟里，他讲了三个字：“要从容”。这么一个温和的人，说出的这三个字包含了多么大的勇敢，这三个字对我的启发很大。
人家都问，“文革”期间你是怎么过来的，我说大概从小我在家乡见的死亡、杀戮太多了，所以我对恐怖的事看得比较从容。那时我医疗本全满了，装病，然后去玩，我把家乡那点民族性的本钱全用出来了。还年轻时，一个朋友同我闹意见，他说你这样是说谎。我对他说，拿破仑说过，对待魔鬼要采取魔鬼的手段。有的领导同志替我着急，暗暗地告诉我说，你要稍微表现出点精神负担，太轻松了不好。
而沈从文呢，钱钟书先生曾说到：“你不要看沈从文那么善良，温和，他不想做的事你刀子架到脖子上他也不会做。”这是真的，钱钟书先生对沈从文相当了解，因为我们住在一个院子里。有一次我跑到他屋子里说有人骂你们，您看到了没有？他说看到了。我说您有什么感觉？他说，我希望跟从文一起努力多做作品，好提供材料让他骂。
“要不停地工作，不能停”
如果说沈从文对我的艺术创作产生过什么影响，我想那就是要不停地工作，不能停。如果有一样马虎了，他会从东堂子胡同跑到大雅宝胡同去训我。五十年代，有一次我帮《民间文学》杂志做插图，他骂我马虎，就为了这个走来训了我一顿：你三十多了怎么还这样马虎呢？我是很认真地听他的话的。
我刚到北京工作时，（家里）小孩子才几个月。他第二天就催我做功课，“不停地工作”这个思想影响我一辈子。我现在连做梦都在写小说，想到一句话爬起来就写下去。
我最近也在学画画，也给自己找一些题目，我拿了一卷印刷品《清明上河图》，在局部地、一点一点地临，张择端的《清明上河图》这么大的规模，从渔村到小人物，小人物往前走的脚后跟脚底板怎么翻，每一点都不是凡人能够做得到的，尤其是这么大的一个场面。我现在一点一点地临，人家问我在干什么，我说在学画画，这是真正的学习。
老头说自己：一辈子的好奇
Q= 《北京青年》周刊A=黄永玉
Q：刚才讲述您同沈从文先生的交往，提到很多细节，让人惊讶于您的记忆力，能不能谈谈您的养生之道？在您的自传体小说《无愁河的浪荡汉子》中，主人公的讲述是从两岁多开始的，您真的那么早就开始记事了吗？
A：我这个人抽烟、晚睡、不运动、不吃水果，主要是不考虑养生问题。还有，我喜欢睡硬板床，这点和毛泽东差不多。我不光是两岁多的时候就有记忆，我妈妈刚生下我的时候，她在常德教书，当时丁玲的妈妈是校长。我大概才七个月，双十节那天晚上学校里的学生提着灯庆祝的事我都还记得。还有一次回凤凰，坐船碰到了土匪，妈妈就把脸涂黑装成是船夫的老婆，把我藏到一个树洞里面，我居然就可以一声不响！等土匪走了，妈妈再把我抱出来，我还在对着树洞讲话，这都是我两岁以前的事情。小孩子刚生下的就有感觉，我刚生下来不哭不出声，接生婆就拧我的屁股，结果我就笑了，接生婆差点吓得坐到地上（笑），这些我都有印象。
Q：不管是沈先生还是您笔下的湘西都充满着奇谲的色彩，似乎也滋养了你们那旺盛的生命力。那片土地也令我们好奇，尤其是湘西的一些传说，比如赶尸，这事儿真的有吗？
A：这就是一个传说，要是赶尸都能走的话，为什么不把腊肉赶着跑呢？现在到凤凰旅游还会看到赶尸表演。我觉得这是一种落后的东西，不应该再拿出来了，自己都弄不清楚的事不要糊弄人。说到这些，比如说看杀头，我们倒是看得太多了。小学正在上课，一听到吹号，那个号声和一般的号声不一样，调子都跑了，就知道要杀头了。现在有各种各样的关于杀头的传说，但真正的杀头就是一刀砍下去。上学的时候，早上八九点砍下的头，到黄昏五六点就臭了，头还在那里，身体都被狗咬了。我拎着耳朵拎起来，结果头就掉了。有人就到我家里报信，我回家就挨骂了。
Q：刚才您也回顾了文革期间和沈先生的交往，孩提时代关于生死的经历对于你捱过那段时期有非常大的帮助？ A：我小时候看杀头看枪毙看得多了，抗战八年又是成天轰炸，炸弹追着，我们在前面跑，看到别人肠子肚子粘在墙上……到了“文革”，我还怕什么呢？不像别人那么紧张，觉得生死没什么了不起。这讲的都是一般的“社会性的杀戮”，另外一个就是“风俗性的杀戮”。比如山上盖个简陋的瓦房，把一个死人装进棺材放在里面一张条凳上，接着再往上面摞上一个棺材，直到有四五个棺材摞在一起。我们那时逃学，跑到那里还要透过缝隙往里看，看看里面有什么怪东西。文革时，我一请病假就是一个月，就在家里做烟斗，或者出去写生。碰到了其他在牛棚的难友，他们吓坏了，怎么也没想到我能出来玩儿。后来我干脆在颐和园的谐趣园那的一个小山坡上搭了个帐篷，全家都住在那里。
Q：汪曾祺在《人间滋味》里谈到去老师沈从文家中做客，师母会做好吃的招待大家。关于湘西的美食，有什么特别的吃食让您至今回味吗？
A：我们家乡的人都爱吃，不是大吃，吃得很尖端，很有意思，有些东西出乎你的想象。捉鹌鹑的时候用狗来赶，用网一抄，就抄到很多只。凤凰当地人有的专门吃“瘟猪”，是发病死了的小猪，吃法也很特别，把小猪剖开，毛刮了肠子肚子都不要了，用一个架子把它撑开，用火烤。里里外外烤干，回家再切成小块，加辣椒和酱来炒，这时就会出现一种味道，他们就特别喜欢这种味道，据说是很香，跟吃臭豆腐一样吧。
Q：刚才谈到了烟斗，这似乎是您在很多场合出现的一个标志，和烟斗结缘是怎样的故事？
A：我抽烟，看到有意思的烟斗就买一个。越买越多，几十年过去就很多了。文革时我做了四十多个，现在可能还剩下一两个，可惜了。那时都是装病在家里做的，不光做烟斗，也做语录牌，还拿一种叫“云光玻璃”的塑料雕列宁像。
Q：您现在的兴趣是什么？
A：我一辈子都在探索新的世界，到今天也是这样，没有阶段性，而是一辈子的好奇，对每样事情都抱有兴趣。比如我最近看古罗马的历史，凯撒说人生有三件大事：第一阅读，第二思维，第三交谈。长学问一个是看书、阅读，一个要自己想，然后要交谈。交谈的是多么重要，交谈是温习。当年印象派那一帮人都坐在塞纳河畔，脾气都不一样，但是他们常常在那里交谈，甚至吵架，所以他们形成一个流派，总体是一致的，但是各有各的风格。他们是依靠交谈成长起来的，很多都是。拉斐尔前派也是这样，都是依靠着交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