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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魏地拉成功发动军事政变之后，于1976至81年间担任阿根廷总统。此间，魏地拉政府实行独裁统治，反对者被逮捕、囚禁甚至杀害，这导致阿根廷国内民怨丛生，且在国际社会上也受到谴责。1978年，阿根廷作为东道主举办世界杯，吸引了国内外大量关注。足球运动在阿根廷底蕴深厚，受众面极广，魏地拉等军官决定借此机会转移国内矛盾、在国际社会重塑阿根廷的国家形象。为了达到目的，魏地拉政府在严密监管反对者的同时强化了国内舆情管理，甚至对比赛进行干预。阿根廷最终取得了世界杯冠军，但并未给魏地拉政府带来长期助益。
【关键词】：魏地拉政府 1978年世界杯 阿根廷足球
承古希腊、古罗马文化传统而来的西方国家里，当权者利用竞技体育来巩固权力、转移国内矛盾乃至强化民众爱国情怀都并不是新鲜之举，即便在西方民族主义国家兴起之前，“爱国主义情怀”更多地为“地方主义”所代替。[]阿根廷在取得独立之后经历过半个世纪的辉煌，尔后便陷入经济低迷、政治动荡的漩涡当中，这一由盛转衰的过程被学界称为“阿根廷之谜”，学者们从政治、经济、文化、历史等多个方面寻找答案，但至今未有定论。[]现代足球运动在阿根廷现当代历史上扮演着重要角色，这一模式的根源要追溯到20世纪初期阿根廷经济发展的黄金年代。19世纪末，随着而阿根廷与英国在经贸领域联系的加强，足球运动经由来往于阿根廷和英国之间的船员与工人带到阿根廷，下层民众很快就接受了这项运动;彼时大量欧洲移民涌入阿根廷，阿根廷社会面临着如何解决这些欧洲移民带来的文化冲击和民族性认同危机，足球运动在此期间成为融合社会个各阶层的有效工具，并被政府塑造为 “新阿根廷”民族性的代表代表。在二战后贝隆当政期间以及军人集团建立的威权统治期间，足球运动是政客们其取得声望、塑造形象的重要途径。本文拟在简单梳理二战以来的阿根廷历史之后，再以豪尔赫·拉菲尔·魏地拉（Jorge Rafaél Videla）1978年世界杯为例，探讨阿根廷的足球与政治。
二战之后，阿根廷在总统胡安·贝隆（Juan Perón）的治理下进入了“法团主义”时代，阿根廷将按照功能性团体组织起来，民众被分为实业家、农民与工人;政府则在众群体出现矛盾时担任最后仲裁人;政府发表了五年经济计划，新的、强有力的对外贸易机构（阿根廷贸易促进会，即IAPI）将对关键的农产品出口采取国家垄断措施，甚至可以这样说，“阿根廷开始了拉丁美洲20世纪前所未有的国家最直接的控制经济政策。”
贝隆一直被看作是民族主义者和民粹主义者的代表，他的上台表明阿根廷的军官集团在与文人政治家争夺政治权力的竞争中处于领先地位，贝隆对战后阿根廷具有深远影响，在他之后，阿根廷政治在军人与文人、贝隆主义者和反贝隆主义者之间摇摆。阿根廷在战后的衰落不能完全归咎于贝隆的执政理念，但他并未带领阿根廷在战后新的国际秩序中成功破局，贝隆在1946至55年及1973至74年间三度出任阿根廷总统。
50年代之后，贝隆的计划经济出现了问题，随之而来的是政治动荡和社会问题，在接连失去了工人、教会以及军队的支持之后，贝隆于1955年流亡海外，但阿根廷政坛并未就此稳定下来。军队在1962年、1966年与1976年发动政变，贝隆主义政党与反贝隆主义政党争斗不休，但这都无助于解决阿根廷国内混乱的经济形势与社会问题，反政府的武装游击队也在这一时期频繁活动。④以魏地拉为代表的军人集团选择在国内混乱不堪的时候发动军事政变，以至于这场政变甚至得到了相当一部分民众的支持：如果不是军队复出，这种混乱形式最终会引发战争。⑤军人集团试图长久地维持威权主义统治模式，于是在魏地拉授意下，政府在国内发动了后世被称作“肮脏战争（la Guerra Sucia）”的镇压反对派运动，他们为了铲除政治反对势力而扩大战事，游击队员、激进分子、学生以及劳工都被军政府划入了敌人阵营。可疑分子被非法逮捕囚禁，而后备受折磨，许多人被残害致死。这在一时期准确失踪的准确人数至今无法估量，大约在两万到三万人之间，精确数字至今无法确定;这些失踪者多为20岁出头的年轻人，他们的家人在悲痛之下以游行的方式向政府表达抗议，这就是著名的“五月广场母亲（Madres de La Plaza de Mayo）”。政府武装开始随意逮捕支持反政府游击队、反军人集团的所谓的“颠覆者”，他们被逮捕后遭到了囚禁或杀害，因这一行动失踪的阿根廷人数在1万到2万之间，魏地拉镇压“颠覆者”的另一目的是以儆效尤、恐吓其他异见者。这一行为在事后看来很不明智，它不仅使阿根廷民众在沉默中酝酿了对军人集团的不满，而且找来了国际社会的指责。魏地拉政府则宣称他们的目标除了终结贝隆时代的混乱之外，更重要的是“重塑阿根廷社会”，他们计划减少公共部门，重新界定商界、劳工和国家的关系，并决定让阿根廷与西方和基督教世界联盟，公民则需要被“再教育”以了解、支持政府的计划。⑥为了达成这一目的，军队开始全面而深入地渗透到阿根廷人的社会生活当中，在废除劳工总联合会之后，军队还接管了类似体育和慈善组织这样的社会机构。
阿根廷举办1978世界杯之际，这项运动在其国内也经过了将近一个世纪的发展。现代足球运动起源于英国。阿根廷取得独立战争的胜利之后，在19世纪末与英国建立了紧密的经济联系，足球运动随着大量英国劳工和英国公司进入了阿根廷。起初，这项运动只是在英国背景的教会学校和劳工当中流行，但很快就为阿根廷人所接受;贝隆上台前后没，阿根廷足球已经完成了早起的专业化和商业化;足球运动对阿根廷的影响还超出了竞技体育的范围，阿根廷足协、球队与政要之间的紧密联系使得数量庞大的球迷成为潜在的可利用对象。⑦在1966年，阿根廷成功取得了1978世界杯的举办权，魏地拉政府希望借此机会赢得民心，并重塑阿根廷的国际形象，这需要政府在完美完成东道主任务的同时确保国家队顺利夺得大力神杯。
接着魏地拉在1976年3月召开的第一次行政会议上宣布了接下来的工作，首先是要向恐怖分子、颠覆者、游击队以及各种激进分子全面将开战;其次是进行更大规模、更加激烈的自由经济计划;最后是世界杯的筹办。⑧对于将军们而言，世界杯所蕴含的政治意义过于重要。军政府试图以“足球运动和世界杯属于公民社会，不在国家政治的干涉范围内，军方也不会干涉比赛”这个与阿根廷历史和足球传统完全相悖的理由，来向世界解释阿根廷如何在军方把控政权下为足球赛提供和平的环境;他们确信国际足联不会轻易放弃举办世界杯而带来的经济效益，那么只要阿根廷能符合国际足联的审查标准，那么1978年世界杯的举办权将不会轻易易主。于是他们立即宣布成立了名为“Ente Autarquico Mundial”的筹备组织，由奥玛·阿克提斯（Omar Actis）将军全面接管。但是阿克提斯在筹备组织的首次新闻发布会召开之前便被暗杀，军政府宣布凶手来自蒙托内罗斯游击队，但是阿根廷一直流传着阿克提斯实为继任者卡洛斯·阿尔贝托·拉斯科特（Carlos Alberto Lascote）上将所害的流言。之后，拉斯科特与埃米利奥·爱德华多·马塞拉（Emilio Eduardo Massera）上将共同掌管筹备委员会，两人掌控大局，从几乎每笔世界杯所需要的交易中中饱私囊。筹备委员会的主席安东尼奥·梅罗（Antonio Merlo）在接受采访时表示，筹备委员会并没有因为世界杯不如奥运会的规模大而忽视它的重要性，这场盛会的主目标仍是为了展示军政府的组织能力，两年前沒有人相信他们能够筹办好这届世界杯，等到世界杯开幕之后军政府将向世界展示阿根廷人有能力办好任何重要的事项。⑨时任足协主席阿尔弗雷德·坎迪罗（Allfredo Cantilo）在接受《民族报》（La Nación）的采访时候很骄傲的表示这届世界杯的举办将向世界展示国家与民族的浴火重生，并且对军政府的筹办能力极有信心。⑩同时，魏地拉军政府开展了“国家重组计划”（Proceso de Reorganización）。军政府宣称他们的目标不仅是结束庇隆主义时代的混乱，而且也是要重建阿根廷社会。当时阿根廷北部还有人民革命军（ERP）在农村抗争后的余党，而城市中还有蒙托内罗斯游击队在活动。军政府保证清除恐怖主义行动，因此要从政治舞台上清除某些起到强大作用的因素。他们计划减少公共部门，最终重新排列商界、劳工和国家的关系。他们确定了阿根廷与“西方和基督教世界”的联盟，还准备对公民进行“再教育”来贯彻这些原则。经济方面，军政府大力削减人民支出并限制通胀，他们推行一项严格的经济计划，代价是产业大幅衰退以及失业率增高。尽管如此，军政府还是准备了大笔资金用于世界杯的筹备，道路、机场以及球场的更新换代工作紧急开始;彩色电视也在这一期间被推广到阿根廷社会。这一过程中投入的资金远超预算，达到了惊人的5亿美金，是四年后西班牙世界杯的花费的四倍还多。某种程度上而言这也是导致军政府执政后期经济状况糟糕的原因之一。 欧洲大陆在1977年的时候就开始有组织抵制阿根廷世界杯，流亡于欧洲的阿根廷人、人权组织以及左翼同情者发起了抵制阿根廷世界杯的运动。军政府将这些反对举办的的声音都被摒除在外，他们的主要方式是通过把控大众媒体进行舆论控制，阿根廷境内的媒体被迫只能刊登“无损阿根廷国家形象”的正面信息与世界杯赛事报道。《体育画报》与军政府走得很近，它在世界杯决赛前一个星期在头版刊登出了大篇幅对魏地拉的采访。著名足球解说员何塞·玛利亚·穆诺兹（José-María Mu?oz）在此期间也属于亲军政府人士，在比赛解说时曾高喊“我们阿根廷人就是人权的体现”。参加1978年世界杯的阿根廷队成员多次极力否认他们的胜利与政治因素关联，但是据当时的新闻报道来看，魏地拉不止一次与国家队成员会面，更不用说军政府多次公开表达对世界杯的期许。魏地拉在最后一次与国家队的球员们会面时对他们耳提命面，“一定要把握机会向世人展示出国家和人民最好的一面，体现出来阿根廷人是上帝赐予全世界的礼物”并且“务必夺得世界杯冠军，那将是展现阿根廷人绝佳素质的大好机会”。
魏地拉在1978年世界杯开幕式上的演讲重新提到了世界杯對重组阿根廷社会的重要意义，在比赛开始之后，阿根廷队一路高歌猛进、与荷兰队会师决赛，并在最后夺得了大力神杯。决赛现场和通过电视、收音机关注比赛的阿根廷人在国家队取得胜利之后爆发出的欢呼声短暂遮盖了军政府上台之后造成的恐慌。对于阿根廷球迷与阿根廷媒体而言将“国家队在祖国的土地上捧起大力神杯”这一事件赋予政治意义是对足球和国家的亵渎。《体育画报》在夺冠当天刊登的评论是“正义随着阿根廷夺冠而到来实现”。杂志花费大量笔墨来描写“阿根廷夺冠”这一梦想成真的重要意义，尤其是阿根廷队用阿根廷足球的风格在决赛中战胜了荷兰队，这几乎等同于阿根廷战胜了欧洲。对于军政府而言这场胜利彰显的意义更为深远：阿根廷夺冠体现出本民族的绝佳品格，国家队的成功揭示了“团结”品质的重要作用，只要做到这一点便可战胜所有敌人。魏地拉在赛后评论这场胜利“包含了能力，勇气以及协作。”对于阿根廷民众而言这场胜利让他们重温了久违的“纯粹的爱国情怀”，因为奖杯是向世人展现 “阿根廷人优良民族性的最好证据”，他们觉得“就像是全体阿根廷人一起夺得了冠军一样”。1979年上映了军政府赞助拍摄的反映1978年世界杯的电影《所有人的庆典》（La Fiesta para Todos），军方大概希望世界杯夺冠带来的狂喜和阿根廷民众空前的团结能够持续下去，但他们并没能实现目标。
注释：
①.关于竞技体育的历史，可以参考沃尔夫冈·贝林格著、丁娜译：《运动通史：从古希腊罗马到21世纪》，北京大学出版社，2015。
②.关于“阿根廷之谜”的相关研究综述，中文出版物中可参考董国辉在《阿根廷现代化道路研究——早期现代化的历史考察》一书中的前言部分。
③.可参考Nadel Joshua H. Fútbol！ Why soccer matters in Latin America， Florida：University Press of Florida， 2014.
④.阿根廷二战以来的历史无法在本文中完全展示，尤其是她是如何从发达国家跌入发展中国家行列的这一复杂过程，无法简单概述，可以阅读《现代拉丁美洲》、《剑桥拉丁美洲史》等通史或《阿根廷现代化道路研究》等专著作进一步了解;英文、西班牙文的著述更是浩如烟海，在此不多赘述。
⑤.[美]托马斯·E. 斯基德尔莫等著，张森根、岳云霞译：《现代拉丁美洲》，2014，第291页。
⑥.[美]乔纳森·C·布朗，《阿根廷史》，左晓园译，东方出版中心，2010年，第228页。
⑦.Jonathan Wilson， Angels with Dirty Faces： How Argentinian Soccer Defined a Nation and Changed the Game Forever， 2016， New York， Nation Books， pp.23-35.
⑧.Pablo Alabarces， Historia Mínima del Fútbol en América Latina， p.235.
⑨.Juan José Sebreli， La era del fútbol， p.158.
⑩.14.Nadel Joshua H. Fútbol！ Why soccer matters in Latin America，p.53.
.Juan José Sebreli， La Era del fútbol， p.165.
.David Goldblatt， The Ball is Round： a Global History of Football， p.755.
.Alan Tomlinson， and Christopher Young， eds. National identity and global sports events： Culture， politics， and spectacle in the Olympics and the football World Cup. Suny Press， 2006， p.67.
.Alan Tomlinson， and Christopher Young， eds. National identity and global sports events： Culture， politics， and spectacle in the Olympics and the football World Cup. Suny Press， 2006， p.69. .Alan Tomlinson， and Christopher Young， eds. National identity and global sports events： Culture， politics， and spectacle in the Olympics and the football World Cup. Suny Press， 2006， p.70.
【参考文献】
【1】[德]沃尔冈夫·贝林格，《运动通史：从古希腊罗马到21世纪》，丁娜译，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5。
【2】[美]乔纳森·C·布朗，《阿根廷史》，左晓园译，东方出版中心，2010年1月。
【3】[美]托马斯·E.斯基德莫尔，《现代拉丁美洲史》，张森根、岳云霞译，北京：当代中国出版社，2014。
【4】Alan Tomlinson， and Christopher Young， eds. National identity and global sports events： Culture， politics， and spectacle in the Olympics and the football World Cup. Suny Press， 2006.
【5】David Goldblatt， The ball is round： a global history of football， Penguin UK， 2007.
【6】Juan José Sebreli， La era del fútbol， Ciudad de Autónoma de Buenos Aires： Sudamericana， 2011.
【7】Nadel Joshua H. Fútbol！ Why soccer matters in Latin America， University Press of Florida， 2014.
【8】Pablo Alabarces， Historia mínima del fútbol en América Latina， Madrid： Turner Publicaciones S.L.， 2018.
【9】Jonathan Wilson， Angels with Dirty Faces： How Argentinian Soccer Defined a Nation and Changed the Game Forever， Bold Type Books， 2016.
作者簡介：李桥路（1993-），女，硕士研究生，上海大学，拉丁美洲史方向。
【关键词】：魏地拉政府 1978年世界杯 阿根廷足球
承古希腊、古罗马文化传统而来的西方国家里，当权者利用竞技体育来巩固权力、转移国内矛盾乃至强化民众爱国情怀都并不是新鲜之举，即便在西方民族主义国家兴起之前，“爱国主义情怀”更多地为“地方主义”所代替。[]阿根廷在取得独立之后经历过半个世纪的辉煌，尔后便陷入经济低迷、政治动荡的漩涡当中，这一由盛转衰的过程被学界称为“阿根廷之谜”，学者们从政治、经济、文化、历史等多个方面寻找答案，但至今未有定论。[]现代足球运动在阿根廷现当代历史上扮演着重要角色，这一模式的根源要追溯到20世纪初期阿根廷经济发展的黄金年代。19世纪末，随着而阿根廷与英国在经贸领域联系的加强，足球运动经由来往于阿根廷和英国之间的船员与工人带到阿根廷，下层民众很快就接受了这项运动;彼时大量欧洲移民涌入阿根廷，阿根廷社会面临着如何解决这些欧洲移民带来的文化冲击和民族性认同危机，足球运动在此期间成为融合社会个各阶层的有效工具，并被政府塑造为 “新阿根廷”民族性的代表代表。在二战后贝隆当政期间以及军人集团建立的威权统治期间，足球运动是政客们其取得声望、塑造形象的重要途径。本文拟在简单梳理二战以来的阿根廷历史之后，再以豪尔赫·拉菲尔·魏地拉（Jorge Rafaél Videla）1978年世界杯为例，探讨阿根廷的足球与政治。
二战之后，阿根廷在总统胡安·贝隆（Juan Perón）的治理下进入了“法团主义”时代，阿根廷将按照功能性团体组织起来，民众被分为实业家、农民与工人;政府则在众群体出现矛盾时担任最后仲裁人;政府发表了五年经济计划，新的、强有力的对外贸易机构（阿根廷贸易促进会，即IAPI）将对关键的农产品出口采取国家垄断措施，甚至可以这样说，“阿根廷开始了拉丁美洲20世纪前所未有的国家最直接的控制经济政策。”
贝隆一直被看作是民族主义者和民粹主义者的代表，他的上台表明阿根廷的军官集团在与文人政治家争夺政治权力的竞争中处于领先地位，贝隆对战后阿根廷具有深远影响，在他之后，阿根廷政治在军人与文人、贝隆主义者和反贝隆主义者之间摇摆。阿根廷在战后的衰落不能完全归咎于贝隆的执政理念，但他并未带领阿根廷在战后新的国际秩序中成功破局，贝隆在1946至55年及1973至74年间三度出任阿根廷总统。
50年代之后，贝隆的计划经济出现了问题，随之而来的是政治动荡和社会问题，在接连失去了工人、教会以及军队的支持之后，贝隆于1955年流亡海外，但阿根廷政坛并未就此稳定下来。军队在1962年、1966年与1976年发动政变，贝隆主义政党与反贝隆主义政党争斗不休，但这都无助于解决阿根廷国内混乱的经济形势与社会问题，反政府的武装游击队也在这一时期频繁活动。④以魏地拉为代表的军人集团选择在国内混乱不堪的时候发动军事政变，以至于这场政变甚至得到了相当一部分民众的支持：如果不是军队复出，这种混乱形式最终会引发战争。⑤军人集团试图长久地维持威权主义统治模式，于是在魏地拉授意下，政府在国内发动了后世被称作“肮脏战争（la Guerra Sucia）”的镇压反对派运动，他们为了铲除政治反对势力而扩大战事，游击队员、激进分子、学生以及劳工都被军政府划入了敌人阵营。可疑分子被非法逮捕囚禁，而后备受折磨，许多人被残害致死。这在一时期准确失踪的准确人数至今无法估量，大约在两万到三万人之间，精确数字至今无法确定;这些失踪者多为20岁出头的年轻人，他们的家人在悲痛之下以游行的方式向政府表达抗议，这就是著名的“五月广场母亲（Madres de La Plaza de Mayo）”。政府武装开始随意逮捕支持反政府游击队、反军人集团的所谓的“颠覆者”，他们被逮捕后遭到了囚禁或杀害，因这一行动失踪的阿根廷人数在1万到2万之间，魏地拉镇压“颠覆者”的另一目的是以儆效尤、恐吓其他异见者。这一行为在事后看来很不明智，它不仅使阿根廷民众在沉默中酝酿了对军人集团的不满，而且找来了国际社会的指责。魏地拉政府则宣称他们的目标除了终结贝隆时代的混乱之外，更重要的是“重塑阿根廷社会”，他们计划减少公共部门，重新界定商界、劳工和国家的关系，并决定让阿根廷与西方和基督教世界联盟，公民则需要被“再教育”以了解、支持政府的计划。⑥为了达成这一目的，军队开始全面而深入地渗透到阿根廷人的社会生活当中，在废除劳工总联合会之后，军队还接管了类似体育和慈善组织这样的社会机构。
阿根廷举办1978世界杯之际，这项运动在其国内也经过了将近一个世纪的发展。现代足球运动起源于英国。阿根廷取得独立战争的胜利之后，在19世纪末与英国建立了紧密的经济联系，足球运动随着大量英国劳工和英国公司进入了阿根廷。起初，这项运动只是在英国背景的教会学校和劳工当中流行，但很快就为阿根廷人所接受;贝隆上台前后没，阿根廷足球已经完成了早起的专业化和商业化;足球运动对阿根廷的影响还超出了竞技体育的范围，阿根廷足协、球队与政要之间的紧密联系使得数量庞大的球迷成为潜在的可利用对象。⑦在1966年，阿根廷成功取得了1978世界杯的举办权，魏地拉政府希望借此机会赢得民心，并重塑阿根廷的国际形象，这需要政府在完美完成东道主任务的同时确保国家队顺利夺得大力神杯。
接着魏地拉在1976年3月召开的第一次行政会议上宣布了接下来的工作，首先是要向恐怖分子、颠覆者、游击队以及各种激进分子全面将开战;其次是进行更大规模、更加激烈的自由经济计划;最后是世界杯的筹办。⑧对于将军们而言，世界杯所蕴含的政治意义过于重要。军政府试图以“足球运动和世界杯属于公民社会，不在国家政治的干涉范围内，军方也不会干涉比赛”这个与阿根廷历史和足球传统完全相悖的理由，来向世界解释阿根廷如何在军方把控政权下为足球赛提供和平的环境;他们确信国际足联不会轻易放弃举办世界杯而带来的经济效益，那么只要阿根廷能符合国际足联的审查标准，那么1978年世界杯的举办权将不会轻易易主。于是他们立即宣布成立了名为“Ente Autarquico Mundial”的筹备组织，由奥玛·阿克提斯（Omar Actis）将军全面接管。但是阿克提斯在筹备组织的首次新闻发布会召开之前便被暗杀，军政府宣布凶手来自蒙托内罗斯游击队，但是阿根廷一直流传着阿克提斯实为继任者卡洛斯·阿尔贝托·拉斯科特（Carlos Alberto Lascote）上将所害的流言。之后，拉斯科特与埃米利奥·爱德华多·马塞拉（Emilio Eduardo Massera）上将共同掌管筹备委员会，两人掌控大局，从几乎每笔世界杯所需要的交易中中饱私囊。筹备委员会的主席安东尼奥·梅罗（Antonio Merlo）在接受采访时表示，筹备委员会并没有因为世界杯不如奥运会的规模大而忽视它的重要性，这场盛会的主目标仍是为了展示军政府的组织能力，两年前沒有人相信他们能够筹办好这届世界杯，等到世界杯开幕之后军政府将向世界展示阿根廷人有能力办好任何重要的事项。⑨时任足协主席阿尔弗雷德·坎迪罗（Allfredo Cantilo）在接受《民族报》（La Nación）的采访时候很骄傲的表示这届世界杯的举办将向世界展示国家与民族的浴火重生，并且对军政府的筹办能力极有信心。⑩同时，魏地拉军政府开展了“国家重组计划”（Proceso de Reorganización）。军政府宣称他们的目标不仅是结束庇隆主义时代的混乱，而且也是要重建阿根廷社会。当时阿根廷北部还有人民革命军（ERP）在农村抗争后的余党，而城市中还有蒙托内罗斯游击队在活动。军政府保证清除恐怖主义行动，因此要从政治舞台上清除某些起到强大作用的因素。他们计划减少公共部门，最终重新排列商界、劳工和国家的关系。他们确定了阿根廷与“西方和基督教世界”的联盟，还准备对公民进行“再教育”来贯彻这些原则。经济方面，军政府大力削减人民支出并限制通胀，他们推行一项严格的经济计划，代价是产业大幅衰退以及失业率增高。尽管如此，军政府还是准备了大笔资金用于世界杯的筹备，道路、机场以及球场的更新换代工作紧急开始;彩色电视也在这一期间被推广到阿根廷社会。这一过程中投入的资金远超预算，达到了惊人的5亿美金，是四年后西班牙世界杯的花费的四倍还多。某种程度上而言这也是导致军政府执政后期经济状况糟糕的原因之一。 欧洲大陆在1977年的时候就开始有组织抵制阿根廷世界杯，流亡于欧洲的阿根廷人、人权组织以及左翼同情者发起了抵制阿根廷世界杯的运动。军政府将这些反对举办的的声音都被摒除在外，他们的主要方式是通过把控大众媒体进行舆论控制，阿根廷境内的媒体被迫只能刊登“无损阿根廷国家形象”的正面信息与世界杯赛事报道。《体育画报》与军政府走得很近，它在世界杯决赛前一个星期在头版刊登出了大篇幅对魏地拉的采访。著名足球解说员何塞·玛利亚·穆诺兹（José-María Mu?oz）在此期间也属于亲军政府人士，在比赛解说时曾高喊“我们阿根廷人就是人权的体现”。参加1978年世界杯的阿根廷队成员多次极力否认他们的胜利与政治因素关联，但是据当时的新闻报道来看，魏地拉不止一次与国家队成员会面，更不用说军政府多次公开表达对世界杯的期许。魏地拉在最后一次与国家队的球员们会面时对他们耳提命面，“一定要把握机会向世人展示出国家和人民最好的一面，体现出来阿根廷人是上帝赐予全世界的礼物”并且“务必夺得世界杯冠军，那将是展现阿根廷人绝佳素质的大好机会”。
魏地拉在1978年世界杯开幕式上的演讲重新提到了世界杯對重组阿根廷社会的重要意义，在比赛开始之后，阿根廷队一路高歌猛进、与荷兰队会师决赛，并在最后夺得了大力神杯。决赛现场和通过电视、收音机关注比赛的阿根廷人在国家队取得胜利之后爆发出的欢呼声短暂遮盖了军政府上台之后造成的恐慌。对于阿根廷球迷与阿根廷媒体而言将“国家队在祖国的土地上捧起大力神杯”这一事件赋予政治意义是对足球和国家的亵渎。《体育画报》在夺冠当天刊登的评论是“正义随着阿根廷夺冠而到来实现”。杂志花费大量笔墨来描写“阿根廷夺冠”这一梦想成真的重要意义，尤其是阿根廷队用阿根廷足球的风格在决赛中战胜了荷兰队，这几乎等同于阿根廷战胜了欧洲。对于军政府而言这场胜利彰显的意义更为深远：阿根廷夺冠体现出本民族的绝佳品格，国家队的成功揭示了“团结”品质的重要作用，只要做到这一点便可战胜所有敌人。魏地拉在赛后评论这场胜利“包含了能力，勇气以及协作。”对于阿根廷民众而言这场胜利让他们重温了久违的“纯粹的爱国情怀”，因为奖杯是向世人展现 “阿根廷人优良民族性的最好证据”，他们觉得“就像是全体阿根廷人一起夺得了冠军一样”。1979年上映了军政府赞助拍摄的反映1978年世界杯的电影《所有人的庆典》（La Fiesta para Todos），军方大概希望世界杯夺冠带来的狂喜和阿根廷民众空前的团结能够持续下去，但他们并没能实现目标。
注释：
①.关于竞技体育的历史，可以参考沃尔夫冈·贝林格著、丁娜译：《运动通史：从古希腊罗马到21世纪》，北京大学出版社，2015。
②.关于“阿根廷之谜”的相关研究综述，中文出版物中可参考董国辉在《阿根廷现代化道路研究——早期现代化的历史考察》一书中的前言部分。
③.可参考Nadel Joshua H. Fútbol！ Why soccer matters in Latin America， Florida：University Press of Florida， 2014.
④.阿根廷二战以来的历史无法在本文中完全展示，尤其是她是如何从发达国家跌入发展中国家行列的这一复杂过程，无法简单概述，可以阅读《现代拉丁美洲》、《剑桥拉丁美洲史》等通史或《阿根廷现代化道路研究》等专著作进一步了解;英文、西班牙文的著述更是浩如烟海，在此不多赘述。
⑤.[美]托马斯·E. 斯基德尔莫等著，张森根、岳云霞译：《现代拉丁美洲》，2014，第291页。
⑥.[美]乔纳森·C·布朗，《阿根廷史》，左晓园译，东方出版中心，2010年，第228页。
⑦.Jonathan Wilson， Angels with Dirty Faces： How Argentinian Soccer Defined a Nation and Changed the Game Forever， 2016， New York， Nation Books， pp.23-35.
⑧.Pablo Alabarces， Historia Mínima del Fútbol en América Latina， p.235.
⑨.Juan José Sebreli， La era del fútbol， p.158.
⑩.14.Nadel Joshua H. Fútbol！ Why soccer matters in Latin America，p.53.
.Juan José Sebreli， La Era del fútbol， p.165.
.David Goldblatt， The Ball is Round： a Global History of Football， p.755.
.Alan Tomlinson， and Christopher Young， eds. National identity and global sports events： Culture， politics， and spectacle in the Olympics and the football World Cup. Suny Press， 2006， p.67.
.Alan Tomlinson， and Christopher Young， eds. National identity and global sports events： Culture， politics， and spectacle in the Olympics and the football World Cup. Suny Press， 2006， p.69. .Alan Tomlinson， and Christopher Young， eds. National identity and global sports events： Culture， politics， and spectacle in the Olympics and the football World Cup. Suny Press， 2006， p.70.
【参考文献】
【1】[德]沃尔冈夫·贝林格，《运动通史：从古希腊罗马到21世纪》，丁娜译，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5。
【2】[美]乔纳森·C·布朗，《阿根廷史》，左晓园译，东方出版中心，2010年1月。
【3】[美]托马斯·E.斯基德莫尔，《现代拉丁美洲史》，张森根、岳云霞译，北京：当代中国出版社，2014。
【4】Alan Tomlinson， and Christopher Young， eds. National identity and global sports events： Culture， politics， and spectacle in the Olympics and the football World Cup. Suny Press， 2006.
【5】David Goldblatt， The ball is round： a global history of football， Penguin UK， 2007.
【6】Juan José Sebreli， La era del fútbol， Ciudad de Autónoma de Buenos Aires： Sudamericana， 2011.
【7】Nadel Joshua H. Fútbol！ Why soccer matters in Latin America， University Press of Florida， 2014.
【8】Pablo Alabarces， Historia mínima del fútbol en América Latina， Madrid： Turner Publicaciones S.L.， 2018.
【9】Jonathan Wilson， Angels with Dirty Faces： How Argentinian Soccer Defined a Nation and Changed the Game Forever， Bold Type Books， 2016.
作者簡介：李桥路（1993-），女，硕士研究生，上海大学，拉丁美洲史方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