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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从2006年初要创广东省为中医药强省以来，中医似乎迎来了自己的春天，国家卫生部等领导对广东省的中医药事业投入增加，并且要创建八大中医院。全国的中医师闻讯纷纷南下投身这片中医热土。
可事实上，中医复兴真就能从点及面吗?诚然，国家对中医发展的投入是增加了，体现在设备硬件，课题研究，药品开发等方面，但懂行的人都清楚，中医不要说复兴，连生存都难。
就我所在的中医院(三甲)坚持纯中医治疗者不出5人，在住院部中医治疗只是象征性的辅助治疗，医生不会用中医去指导治疗，治疗常规全套的西医标准，原因何在？中医的命运交给了市场。纯中医治疗除去挂号费诊金医院能在一个病人身上获利甚少，同样一个病人交给西医处理，全套的检查和昂贵的西药回扣提成带来的效益是中医的几十倍，而为医院创造价值的多少又是与医生收入直接挂钩的，所以人人都愿意开西药，科班出身的中医师虽然知道中医的效果，但受市场的影响，中医技术完全生疏，甚至害怕用中医治病，久而久之，真正会用中医看病的人越来越少，中医院变成了有中药吃的西医院。
要改变中医所处的现状，就要改变中医的培养模式及其生存文化土壤，但中医在中国至今似乎没有受到文化上的虔诚对待。一直以来，国家都没有按照中医的本来面目来评价和确定中医的价值，中医的复兴需要很多的财力和政策扶持，需要很多人在底层一点点培育。正如文中所言，这是一项伟大而长期的事业，这里需要大量的人，大量的奉献精神。邹一(2007年7月下《古中医危墙下的复兴》)
对于大多数外资跨国公司而言，能否在中国这个被神话了的新兴市场赚到钱，其实并不值得讨论。值得讨论的或许是：还能否再多赚些?很多外资跨国公司，每年财报上利润的1／10甚至1／3，都来自中国，这样的报道几乎随处可见。
当然，美林那份报告的结论——认为在中国赚钱是件很可怕的事，对于部分跨国公司而言，也是有着现实意义的。很不幸，达能集团董事长兼CEO弗兰克·里布就有此遭遇，而且，还闹得沸反盈天。不过，排除所谓“民族品牌保护”等因素，这或许也是早期“淘金者”必须付出的代价。
对于中国这样的新兴市场而言，确立并向市场经济转轨，不过是最近10余年的事。这期间，制度的不完善、规则的不健全，在所难免；而且，受计划经济思想的影响，政府干预过多、资源配置受限等的情况，也是绕不过去的弯儿。
此外，由于上述原因，中国改革开放之后成长起来的一二三代企业家，也会受到这种大环境的影响，比如，契约精神的缺乏，对政府依赖过度而对规则过于漠视，也会对合资方产生一些非正常的影响。
不过，不要把所有过错及责任全部归咎于此。在任何新兴的国家及地区，类似的问题总会或多或少地存在；比如，中国商人同样会在越南或者俄罗斯受到某些“不公正待遇”。即使是美国等发达国家，中海油并购优尼科意外失利的情况，不也同样发生过吗?
所以，早期“淘金者”要真正有“淘金者”的心态，不要光盘算着赚钱，还要对成本和代价有充分的预计。
张刚(2007年7月下《合资中国：早期“淘金者”命运备忘》)
如何体面地离开伊拉克?
现在，关于是否从伊拉克撤军，美国国内有两种截然相反的声音：民主党认为美军应尽快从伊拉克撤出，让伊拉克人自己管理自己；布什政府则认为，美军必须继续战斗下去，否则伊拉克就会被伊朗和基地组织控制，从而动摇海湾地区的稳定和美国盟友的安全。4年来的实践证明，这两种极端的做法都不可能奏效：仓促离开伊拉克必然大乱，而硬撑下去似乎也于事无补。鉴于美国现在的目标已经不是如何取得胜利，而是如何避免伤亡。现实的做法似乎是，部分和缓慢地撤军。在2008年年中之前，将现有的16万驻军的一半撤出，留下5万到10万人捍卫美国在该地区的核利益：防止伊拉克发生内战，阻止基地组织的再起；其余事务移交给伊拉克政府。
伊朗之谜
现在，伊朗正在蹒跚地靠近成为一个核国家的目标。普遍的看法是，在德黑兰以南的小城纳坦兹，3000台离心机已经高速运转了一年，试图分离出制造核武器所必须的六氟化铀气体。下一步伊朗的计划是要把离心机的数量扩大到5.4万台。虽然这离造出可用的核武器还有一段距离，但以色列和美国一些专家都说，伊朗很可能在2009年底就会造出核弹。尽管俄罗斯和中国 已经加人游说伊朗放弃核计划的行列中，但伊朗依然我行我素。当然，伊朗是顽固的、神经质的和野心勃勃的，但还不是不可救药。没有经历过伊斯兰革命的年轻一代正在为失业烦恼，西方的经济制裁会让伊朗明白自己的真实处境。但在此之前，和美国达成历史性和解，从而得到一个体面的台阶下，这不失为一个好办法。
“第二人生”的虚拟与现实
“第二人生”是总部位于旧金山的Linden Lab于2003年推出的一款以“合作、交融和开放”为特色的大型网络游戏。在这个游戏中，每个人可以建立自己的一个虚拟的“第二人生”，与同在这个虚拟世界中的其他人发生各种各样的关系，实现自己在第一人生中没能实现的梦想。在Myspace和Youtube的光芒之后，“第二人生”将成为这个时代的新宠。现在，路透社有了Second Life分社；Dell在里面开了虚拟商店；迪奥(Dior)最新一季的产品会先在“第二人生”上展示，随后再至巴黎的橙树博物馆展出，然后才进入实体销售。更加令人震撼的消息是：今年1月26日，瑞士达沃斯世界经济论坛进入《第二人生》开设网络论坛，这标志着现实世界正在接受虚拟世界创造性的一面。
谁是鸿海接班人?
鸿海最够格的接班人郭台成不幸过世后，谁会是延续郭台铭霸业的另一人选?最受瞩目的当属今年6月刚进入鸿海董事会的资讯系统整合与服务产品事业群总经理简宜彬，以及明上任的鸿准董事长李翰明。在拥有多艘营收动辄上千亿元庞大舰队的鸿海集团中，简、李两人掌舵的舰队又堪称航空母舰级，简宜彬手握的是鸿海最大营收事业群，李翰明则是掌握鸿海集团中股价最高的鸿准精密。两人的共同特色都是鸿海基层出身，身处潜力产业。在鸿海的新董事会中，简宜彬竟然能取代鸿海老将游象富与李光陆，这亦是鸿海走向接班人年轻化的指标。在鸿海要谈接班，除了个人能力，还要看所处的产业潜力有多强，毕竟，万一郭台铭看错产业，升了一个人却让别人离开，这对鸿海将是极大的损失。
中国的危机
经过多年的飞速发展，中国的发展达到了一个临界点，急切需要一套与现代化工业国家相匹配的金融、法制和管理体系。而所有的对策。归根结底都离不开政治上的改变和进步。
在管制方面，中国对互联网的管制可以做到滴水不漏，但是却对满街的贩卖假名牌、侵犯知识产权的盗版行为无能为力；中国一声称注意环保，节能，但是污染严重的工厂和煤发电站仍然林立，污染事故层出不穷；在科技研究开发方面，中国的投入高过日本，但是，中国的科学和发明，没有什么拿得出手的。在社会保障体系方面，劳动者的基本医疗、教育和养老金无法保证，随着人口老年化的进程，矛盾凸现。
另外，股票这个最具有资本主义特色的机制，到了中国，也完全变了味道。股票市场的目的应该是最有效地为最好的公司融资，而在中国，绝大部分的钱跑到了国营企业。在上海上市的95％上市公司是国营企业，去年，没有一家私营企业被允许上市，但是14家国营企业却可以。
中国的法律可与发达国家媲美，但问题在于不执行，因为地方政府只想着取悦有钱的大老板。GDP被用来考核官员政绩，权力导致了腐败盛行，演化成一群有钱又有势的红色资本家。中国的环境保护部门有6万多名环保官员，美国则只有1.6万名。因为这一帮人只服从于地方政府，而地方政府重视经济发展远胜于绿色可持续发展。至于中国的研究开发，也是非常注重短期行为，恨不得立刻生钱。
中国面临的这些问题，西方国家、韩国、日本也经历过，但在那些地方，人民的不满逼迫民选的政府实施了社会改革，解决了这些问题。但是大家知道，中国的情况是不同的。
可事实上，中医复兴真就能从点及面吗?诚然，国家对中医发展的投入是增加了，体现在设备硬件，课题研究，药品开发等方面，但懂行的人都清楚，中医不要说复兴，连生存都难。
就我所在的中医院(三甲)坚持纯中医治疗者不出5人，在住院部中医治疗只是象征性的辅助治疗，医生不会用中医去指导治疗，治疗常规全套的西医标准，原因何在？中医的命运交给了市场。纯中医治疗除去挂号费诊金医院能在一个病人身上获利甚少，同样一个病人交给西医处理，全套的检查和昂贵的西药回扣提成带来的效益是中医的几十倍，而为医院创造价值的多少又是与医生收入直接挂钩的，所以人人都愿意开西药，科班出身的中医师虽然知道中医的效果，但受市场的影响，中医技术完全生疏，甚至害怕用中医治病，久而久之，真正会用中医看病的人越来越少，中医院变成了有中药吃的西医院。
要改变中医所处的现状，就要改变中医的培养模式及其生存文化土壤，但中医在中国至今似乎没有受到文化上的虔诚对待。一直以来，国家都没有按照中医的本来面目来评价和确定中医的价值，中医的复兴需要很多的财力和政策扶持，需要很多人在底层一点点培育。正如文中所言，这是一项伟大而长期的事业，这里需要大量的人，大量的奉献精神。邹一(2007年7月下《古中医危墙下的复兴》)
对于大多数外资跨国公司而言，能否在中国这个被神话了的新兴市场赚到钱，其实并不值得讨论。值得讨论的或许是：还能否再多赚些?很多外资跨国公司，每年财报上利润的1／10甚至1／3，都来自中国，这样的报道几乎随处可见。
当然，美林那份报告的结论——认为在中国赚钱是件很可怕的事，对于部分跨国公司而言，也是有着现实意义的。很不幸，达能集团董事长兼CEO弗兰克·里布就有此遭遇，而且，还闹得沸反盈天。不过，排除所谓“民族品牌保护”等因素，这或许也是早期“淘金者”必须付出的代价。
对于中国这样的新兴市场而言，确立并向市场经济转轨，不过是最近10余年的事。这期间，制度的不完善、规则的不健全，在所难免；而且，受计划经济思想的影响，政府干预过多、资源配置受限等的情况，也是绕不过去的弯儿。
此外，由于上述原因，中国改革开放之后成长起来的一二三代企业家，也会受到这种大环境的影响，比如，契约精神的缺乏，对政府依赖过度而对规则过于漠视，也会对合资方产生一些非正常的影响。
不过，不要把所有过错及责任全部归咎于此。在任何新兴的国家及地区，类似的问题总会或多或少地存在；比如，中国商人同样会在越南或者俄罗斯受到某些“不公正待遇”。即使是美国等发达国家，中海油并购优尼科意外失利的情况，不也同样发生过吗?
所以，早期“淘金者”要真正有“淘金者”的心态，不要光盘算着赚钱，还要对成本和代价有充分的预计。
张刚(2007年7月下《合资中国：早期“淘金者”命运备忘》)
如何体面地离开伊拉克?
现在，关于是否从伊拉克撤军，美国国内有两种截然相反的声音：民主党认为美军应尽快从伊拉克撤出，让伊拉克人自己管理自己；布什政府则认为，美军必须继续战斗下去，否则伊拉克就会被伊朗和基地组织控制，从而动摇海湾地区的稳定和美国盟友的安全。4年来的实践证明，这两种极端的做法都不可能奏效：仓促离开伊拉克必然大乱，而硬撑下去似乎也于事无补。鉴于美国现在的目标已经不是如何取得胜利，而是如何避免伤亡。现实的做法似乎是，部分和缓慢地撤军。在2008年年中之前，将现有的16万驻军的一半撤出，留下5万到10万人捍卫美国在该地区的核利益：防止伊拉克发生内战，阻止基地组织的再起；其余事务移交给伊拉克政府。
伊朗之谜
现在，伊朗正在蹒跚地靠近成为一个核国家的目标。普遍的看法是，在德黑兰以南的小城纳坦兹，3000台离心机已经高速运转了一年，试图分离出制造核武器所必须的六氟化铀气体。下一步伊朗的计划是要把离心机的数量扩大到5.4万台。虽然这离造出可用的核武器还有一段距离，但以色列和美国一些专家都说，伊朗很可能在2009年底就会造出核弹。尽管俄罗斯和中国 已经加人游说伊朗放弃核计划的行列中，但伊朗依然我行我素。当然，伊朗是顽固的、神经质的和野心勃勃的，但还不是不可救药。没有经历过伊斯兰革命的年轻一代正在为失业烦恼，西方的经济制裁会让伊朗明白自己的真实处境。但在此之前，和美国达成历史性和解，从而得到一个体面的台阶下，这不失为一个好办法。
“第二人生”的虚拟与现实
“第二人生”是总部位于旧金山的Linden Lab于2003年推出的一款以“合作、交融和开放”为特色的大型网络游戏。在这个游戏中，每个人可以建立自己的一个虚拟的“第二人生”，与同在这个虚拟世界中的其他人发生各种各样的关系，实现自己在第一人生中没能实现的梦想。在Myspace和Youtube的光芒之后，“第二人生”将成为这个时代的新宠。现在，路透社有了Second Life分社；Dell在里面开了虚拟商店；迪奥(Dior)最新一季的产品会先在“第二人生”上展示，随后再至巴黎的橙树博物馆展出，然后才进入实体销售。更加令人震撼的消息是：今年1月26日，瑞士达沃斯世界经济论坛进入《第二人生》开设网络论坛，这标志着现实世界正在接受虚拟世界创造性的一面。
谁是鸿海接班人?
鸿海最够格的接班人郭台成不幸过世后，谁会是延续郭台铭霸业的另一人选?最受瞩目的当属今年6月刚进入鸿海董事会的资讯系统整合与服务产品事业群总经理简宜彬，以及明上任的鸿准董事长李翰明。在拥有多艘营收动辄上千亿元庞大舰队的鸿海集团中，简、李两人掌舵的舰队又堪称航空母舰级，简宜彬手握的是鸿海最大营收事业群，李翰明则是掌握鸿海集团中股价最高的鸿准精密。两人的共同特色都是鸿海基层出身，身处潜力产业。在鸿海的新董事会中，简宜彬竟然能取代鸿海老将游象富与李光陆，这亦是鸿海走向接班人年轻化的指标。在鸿海要谈接班，除了个人能力，还要看所处的产业潜力有多强，毕竟，万一郭台铭看错产业，升了一个人却让别人离开，这对鸿海将是极大的损失。
中国的危机
经过多年的飞速发展，中国的发展达到了一个临界点，急切需要一套与现代化工业国家相匹配的金融、法制和管理体系。而所有的对策。归根结底都离不开政治上的改变和进步。
在管制方面，中国对互联网的管制可以做到滴水不漏，但是却对满街的贩卖假名牌、侵犯知识产权的盗版行为无能为力；中国一声称注意环保，节能，但是污染严重的工厂和煤发电站仍然林立，污染事故层出不穷；在科技研究开发方面，中国的投入高过日本，但是，中国的科学和发明，没有什么拿得出手的。在社会保障体系方面，劳动者的基本医疗、教育和养老金无法保证，随着人口老年化的进程，矛盾凸现。
另外，股票这个最具有资本主义特色的机制，到了中国，也完全变了味道。股票市场的目的应该是最有效地为最好的公司融资，而在中国，绝大部分的钱跑到了国营企业。在上海上市的95％上市公司是国营企业，去年，没有一家私营企业被允许上市，但是14家国营企业却可以。
中国的法律可与发达国家媲美，但问题在于不执行，因为地方政府只想着取悦有钱的大老板。GDP被用来考核官员政绩，权力导致了腐败盛行，演化成一群有钱又有势的红色资本家。中国的环境保护部门有6万多名环保官员，美国则只有1.6万名。因为这一帮人只服从于地方政府，而地方政府重视经济发展远胜于绿色可持续发展。至于中国的研究开发，也是非常注重短期行为，恨不得立刻生钱。
中国面临的这些问题，西方国家、韩国、日本也经历过，但在那些地方，人民的不满逼迫民选的政府实施了社会改革，解决了这些问题。但是大家知道，中国的情况是不同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