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朋友蔡君赴湘开会，特转道邵阳，拜诣蔡锷将军的故居，感而赋诗，记得最后两句是“将军三尺剑，扬我蔡家眉”。对同姓之英杰感到格外骄傲，生发这样的壮慨，为人情之常。蔡锷当年“为四万万人争人格”，扬苍生之“眉”，向袁世凯冒死发难，不惜牺牲自己生命。目睹英雄遗迹，每个素心人皆会发出类似的感慨。
2011年秋，适逢辛亥革命一百周年之际，《中国国家博物馆馆藏——辛亥革命名家墨迹展》在国家博物馆开展，展出了孙中山、黄兴、章太炎、于右任、廖仲恺、蔡元培、徐锡麟、吴芝英、蔡锷、朱执信、田新政、胡汉民、戴季陶、林森、方声洞等辛亥革命仁人志士的书法、手札一百多件。虽然，梁启超当年谈书法时，即感叹今不如昔，“今人不如古人，不是天才差，只是习染坏”。百年流光，再回眸这一代人的书法、墨迹还是非常好的。好在其中有人格，有法度，有情也有义。特别是展出的蔡锷的九封家书，深深吸引我一再品读。
“国博”收藏的这九封家书，就是护国战争打响后，作为护国军第一军总司令，率部队向四川进发与袁军激战的征途中，蔡锷写给留在昆明的妻子潘蕙英的家书。据说蔡锷的家书远远不止这九封，大多在战乱流离中丢失了，仅存的这九封，后由其家属捐赠“国博”收藏。
潘蕙英，这位蔡锷在信中，一再雅问“妆安”，诉说“别后苦相忆”、“别经三月相念弥笃”、“与君别久相忆殊深”、“戎马倥偬中苦忆”、“与君聚首之期当不远也”，想必是蔡锷情意相投的挚爱，并且是一位知书明理、有担待的优秀女性。这些书信满纸除了诉说对她和家人的思念、关心、体贴和爱，方方面面无所不谈。时间从1916年1月26日至同年的5月26日，其中1月31日和5月16日都是一天之内连写两封，有封甚至写于夜半一时。
蔡锷在信中谈到随着军事上的节节胜利，政治形势随之发生变化，5月16日：“大局消息甚好。袁世凯已打算退位，不久即罢兵息战矣。此次事业较之辛亥一役觉得要有光彩，而所历之危险亦大，事后思之殊壮快也。”二十天后，6月6日，袁世凯即在极度的颓丧中死去。
书中谈军事上的行军、战况、息战谈判等情况也很详细，1月26日：“十六号启行按站北进，沿途具安适，所部各队均恪守纪律，士气犹为奋厉。二十五抵黔境之箐头舖，预计一星期内可抵毕节，两星期内可入川境与敌人接触矣。”1月31日：“二十九号于贵州之毕节，因等待队伍在此驻扎两日，现定二月一号向永宁出发。我军左纵队已占领四川之叙州、自流井、南溪、江安一带；右纵队之董团今晚可进取永宁。旬日之内即可会师泸州，三星期内定可抵成都矣。预想成、泸之间，必有几场恶战。我军士气为倍，无不一以当十。逆军虽顽强，必能操胜算也。余素抱以身许国之心，此次犹为决心，万一为敌暗算，或战死疆场决无所悔。”3月25日：“我军入川以来，以攻则捷，以守则固，虽逆军兵力较我为倍，亦能出奇制胜。弥月以来，纳溪之役，逆军死伤三四千人，其胆已落。三月八号，我军转移阵地，竟不敢追出一步……”蔡锷是杰出的军事将领。戊戌变法失败，老师谭嗣同等六君子喋血菜市口，使他痛下决心，由南洋公学毅然转赴日本陆军士官学校学习军事。
谈到部队过宣威时，他写道“大雪，尚不觉寒。据此间人云，今年天气较往年为佳，殆天相中国，不欲以雨雪困吾师行也”。
谈到川中情况，1月31日：“川中军民对余感情甚洽，昨来电有奉余为全川之主云云。”5月20日：“现已促成都独立颇有把握。”5月26日：“成都已迫之独立，此后川事当易解决，但袁军尚有三师在川，不得不有以处分之。其结果或将再开战，新援将到，我军兵力较敌雄厚，当不难一战蹴敌于蜀境之外，乘势东下武汉矣也。”
5月26日信中还询问“滇省近状如何，米价如何？”
特别是他多次谈到自己的病，1月26日：“出发后身体较以前健适，喉病已大愈，夜间无盗汗。从前间作头痛，今则毫无此症象发生。”3月25日：“喉间痒痛而大咳”，“此病起自去冬，因国事奔驰迁延未治遂至缠绵，其来也渐，则医治亦难。”5月16日：“以喉病加剧，暂回永宁调养。”5月20日：“喉病忽松忽剧，自觉体质殊不如前数年之健，亟须乘时休养。”“去冬”当指1915年的冬天。那时正是袁世凯忙着祭天试龙袍，蔡锷潜逃之时。此后蔡锷一直身在疆场，生命之烛在风中急速燃烧！他得的是喉结核，沉疴不治，半年后即去世。
他还谈到自己将来的打算，5月26日：“大局稍定，争权夺利者必蜂拥以出，予素厌见此等伤心悚目之情状，不如及早避去之为得。一俟局势略定，即当抽身引退，或避居林泉或游海外，为疗病计，以适国外为佳。贤妹亦有偕行之意否？”此前的形势千变万化，蔡锷“奔驰国事”，和爱人还无法也无暇谈及这些，此处是明心见性也是体己之言。面对袁世凯执意称帝，蔡锷曾激愤地对梁启超说：“我们明知道力量有限，未必抗得过他，但为四万万人争人格起见，非拼着命去干这一回不可。”师徒二人并庄重约定：“今兹之役若败，则吾侪死之，决不亡命；幸而胜，则吾侪退隐，决不立朝。盖以近年来，国中权力之风大盛，吾任事者当以身作则，以矫正之。”任责而不谋权，这是怎样的一种品质！
信中也谈到钱，1月31日，蔡锷接报第二个儿子出生，当晚十时又写了第二封家书，并嘱“余尚存若干款在解又山处，已嘱拨交”。蔡锷在云南都督任上时，主动将自己的薪俸由六百元减为六十元用以济民困。袁世凯曾“封”蔡锷为“昭威将军”、“参政使兼经界局总裁”和“统率处办事员”，三份高薪月收入共五千大洋，加以笼络。
信中一再谈及家人，谈到母亲，1月26日：“堂上以下闻余此次举动，初当骇怪，继必坦然，盖母亲素明大义而有胆识，必不以余为不肖从而忧虑之也。”谈到对爱人的想念，5月16日深夜一时：“假使能仗飞机驶赴五华，图片时之良晤，予病当不药而疗矣。””家人中谈得最多的是孩子，1月31日，占领永宁时，得到第二个儿子出生的喜讯，蔡锷十分欣慰，给儿子取名“永宁”，并嘱咐尽早请奶妈，请什么样的，奶水的稀浓，孩子的相貌、眼神，如何给孩子拍照等等，全在他的一一关心、叮咛中，真是细致入微，拳拳眷眷，而他此时是“余于疆场中万事猬集”，疾病缠身的万难状态。 三十年前，谢铁骊先生导演了一部以蔡锷和歌伎小凤仙为主角的电影《知音》，这是一部“美人救英雄”式的正剧，影响非常大。许多人都是从这部片子了解蔡锷的。其实，蔡锷当年如何逃出京城，他本人并未提起过，说法就有多种。当然英雄加美人式的版本最好看；芸芸众生追求福禄寿禧外，还要看戏听故事。霸王项羽猛暴异常，杀人如麻，如果不是四面楚歌声中的一声长叹——“虞兮虞兮奈若何！”他和历史上那些失败的所谓“乱世英雄”有什么两样；虞姬也是，历代在人祸中饮剑、跳楼的优秀女子多得很，还不是都如泪撒黄沙，风过迹无，唯有“霸王别姬”才千古传唱！毕竟，英雄和美人都是天地间精华中的精华，他们相互成全，相得益彰，金声玉振，便不同凡响，千古回音！这样的戏才更赏心悦目。有洞见者言，历史上行为最荒诞离奇，最堪被编排演义的其实是晋惠帝的皇后贾南风，而不是屡被演义的杨玉环、武则天等。对此，作家茅盾曾一语道破：“贾南风黑，短，多痣，令人厌恶，谁愿意编排她？”可见是魅力还不够。蔡锷是兼具唯美气质和浪漫情怀，叱咤于“三千年未有之大变局”的时代风云，“再造共和”，文武双全的一代名将；小凤仙是艺伎，“仙露明珠”，侠骨柔肠，才貌两全。作者借这样两位传主的传奇来寄托自己的英雄情怀，发出“人生难得一知己，千古知音最难觅”的浩叹。焉能不一叹而千古唏嘘！
但蔡锷是幸运的，他从来就没缺过知己。七岁赴童子科试时，即遇大名鼎鼎的维新人士、湖南学政江标，被其赞为“神童”；1897年，十五岁时入湖南长沙时务学堂，他作为年龄最小的学员，得以亲聆梁启超、谭嗣同、唐才常、熊希龄、黄遵宪等近代贤哲激进的思想高论，并投身革命，从不乏同气相求的师友、战友。那是怎样的一个风云际会、群星辉耀的黄金时代啊！一个慨然少年在这些智贤大儒的现代精神洗礼下，智能和境界的拔升怕比雨后春笋还快！所以在而立之年，方能有出手如电的智勇和绝决。
蔡锷这组家书，为行草，承绪的是二王一路，俊拔朗然，厚实而空灵，力韵兼具，字行两佳，端庄雅正，文质彬彬，意绪深沉，娓娓道来从容不迫；有相当深厚的功力，且难得的是笔墨清新，没有丝毫习气。一般来说，天分极高的人往往也特别真，其真也足以抵御尘俗的浸染。但，被誉“为四百兆中雄”的梁启超书法就染有一股浓浓的“大卷子气”，不知为何？
蔡锷作为拔山扛鼎的一代儒将，雄才伟略，应时而生，鞠躬尽瘁，英年早逝，“刺破青天，锷也残！”蔡锷生于1882年，原名艮寅，字松坡。1900年，十八岁时，老师唐才常在武汉领导反清的自立军起义，蔡锷因送信回湘才幸免于难。唐才常留下“六尺微躯酬故友，一腔热血洒荒丘”的绝唱从容就义，许多时务学堂的学生死难，蔡锷悲愤交加，改名为“锷”，愿为刀剑之刃！他最终践行了自己舍生取义的崇高信念，完成了历史使命，真是“不短命何以谓英雄”。但他的一生是璀璨的，饱满而舒展的。这，从他的这些家书中分明可见。看看章太炎的字，就知道不得志是多么抑屈！
蔡锷的家书还透露出另一个信息，即作为书法终极价值的“道”，在他的时代还是存在的。“书虽艺事，可进于道，以书见道”。“道”，便是儒、道诸家所阐述的一种生命价值和人格理想。“五四”以后，中国人心目中的“道”，渐已被雨打风吹去。半个多世纪前，林散之曾说“要与古人争一头地！”和前贤角力，尚在智力层面论“段位”。可今人的相互角力，却已沦为“吨位”层面的角蛮力。各种奇奇怪怪，都曲折地反应着现世人们心中传统之“道”的破损、残缺和失落，以及在寻求“新道”路途中的困惑和迷茫。这是不同于蔡锷时代的我们的困境，一个沉重的话题。
蔡锷和爱人潘蕙英的故事已收藏在国家博物馆，这很好。江湖上，依然会有他另一个版本的传奇在传颂，想想，也没什么不好，毕竟，传说才是英雄生命永久栖息的故乡。
秋风渐起，秋意正浓，蔡锷将军正是在秋意更浓的时节，1916年11月8日凌晨2时，病逝于日本九州的福冈医院，时年三十四岁。
“公民赖公有人格，英雄无命亦天心”。这是梁任公送给爱徒蔡锷的挽联。
2011年秋，适逢辛亥革命一百周年之际，《中国国家博物馆馆藏——辛亥革命名家墨迹展》在国家博物馆开展，展出了孙中山、黄兴、章太炎、于右任、廖仲恺、蔡元培、徐锡麟、吴芝英、蔡锷、朱执信、田新政、胡汉民、戴季陶、林森、方声洞等辛亥革命仁人志士的书法、手札一百多件。虽然，梁启超当年谈书法时，即感叹今不如昔，“今人不如古人，不是天才差，只是习染坏”。百年流光，再回眸这一代人的书法、墨迹还是非常好的。好在其中有人格，有法度，有情也有义。特别是展出的蔡锷的九封家书，深深吸引我一再品读。
“国博”收藏的这九封家书，就是护国战争打响后，作为护国军第一军总司令，率部队向四川进发与袁军激战的征途中，蔡锷写给留在昆明的妻子潘蕙英的家书。据说蔡锷的家书远远不止这九封，大多在战乱流离中丢失了，仅存的这九封，后由其家属捐赠“国博”收藏。
潘蕙英，这位蔡锷在信中，一再雅问“妆安”，诉说“别后苦相忆”、“别经三月相念弥笃”、“与君别久相忆殊深”、“戎马倥偬中苦忆”、“与君聚首之期当不远也”，想必是蔡锷情意相投的挚爱，并且是一位知书明理、有担待的优秀女性。这些书信满纸除了诉说对她和家人的思念、关心、体贴和爱，方方面面无所不谈。时间从1916年1月26日至同年的5月26日，其中1月31日和5月16日都是一天之内连写两封，有封甚至写于夜半一时。
蔡锷在信中谈到随着军事上的节节胜利，政治形势随之发生变化，5月16日：“大局消息甚好。袁世凯已打算退位，不久即罢兵息战矣。此次事业较之辛亥一役觉得要有光彩，而所历之危险亦大，事后思之殊壮快也。”二十天后，6月6日，袁世凯即在极度的颓丧中死去。
书中谈军事上的行军、战况、息战谈判等情况也很详细，1月26日：“十六号启行按站北进，沿途具安适，所部各队均恪守纪律，士气犹为奋厉。二十五抵黔境之箐头舖，预计一星期内可抵毕节，两星期内可入川境与敌人接触矣。”1月31日：“二十九号于贵州之毕节，因等待队伍在此驻扎两日，现定二月一号向永宁出发。我军左纵队已占领四川之叙州、自流井、南溪、江安一带；右纵队之董团今晚可进取永宁。旬日之内即可会师泸州，三星期内定可抵成都矣。预想成、泸之间，必有几场恶战。我军士气为倍，无不一以当十。逆军虽顽强，必能操胜算也。余素抱以身许国之心，此次犹为决心，万一为敌暗算，或战死疆场决无所悔。”3月25日：“我军入川以来，以攻则捷，以守则固，虽逆军兵力较我为倍，亦能出奇制胜。弥月以来，纳溪之役，逆军死伤三四千人，其胆已落。三月八号，我军转移阵地，竟不敢追出一步……”蔡锷是杰出的军事将领。戊戌变法失败，老师谭嗣同等六君子喋血菜市口，使他痛下决心，由南洋公学毅然转赴日本陆军士官学校学习军事。
谈到部队过宣威时，他写道“大雪，尚不觉寒。据此间人云，今年天气较往年为佳，殆天相中国，不欲以雨雪困吾师行也”。
谈到川中情况，1月31日：“川中军民对余感情甚洽，昨来电有奉余为全川之主云云。”5月20日：“现已促成都独立颇有把握。”5月26日：“成都已迫之独立，此后川事当易解决，但袁军尚有三师在川，不得不有以处分之。其结果或将再开战，新援将到，我军兵力较敌雄厚，当不难一战蹴敌于蜀境之外，乘势东下武汉矣也。”
5月26日信中还询问“滇省近状如何，米价如何？”
特别是他多次谈到自己的病，1月26日：“出发后身体较以前健适，喉病已大愈，夜间无盗汗。从前间作头痛，今则毫无此症象发生。”3月25日：“喉间痒痛而大咳”，“此病起自去冬，因国事奔驰迁延未治遂至缠绵，其来也渐，则医治亦难。”5月16日：“以喉病加剧，暂回永宁调养。”5月20日：“喉病忽松忽剧，自觉体质殊不如前数年之健，亟须乘时休养。”“去冬”当指1915年的冬天。那时正是袁世凯忙着祭天试龙袍，蔡锷潜逃之时。此后蔡锷一直身在疆场，生命之烛在风中急速燃烧！他得的是喉结核，沉疴不治，半年后即去世。
他还谈到自己将来的打算，5月26日：“大局稍定，争权夺利者必蜂拥以出，予素厌见此等伤心悚目之情状，不如及早避去之为得。一俟局势略定，即当抽身引退，或避居林泉或游海外，为疗病计，以适国外为佳。贤妹亦有偕行之意否？”此前的形势千变万化，蔡锷“奔驰国事”，和爱人还无法也无暇谈及这些，此处是明心见性也是体己之言。面对袁世凯执意称帝，蔡锷曾激愤地对梁启超说：“我们明知道力量有限，未必抗得过他，但为四万万人争人格起见，非拼着命去干这一回不可。”师徒二人并庄重约定：“今兹之役若败，则吾侪死之，决不亡命；幸而胜，则吾侪退隐，决不立朝。盖以近年来，国中权力之风大盛，吾任事者当以身作则，以矫正之。”任责而不谋权，这是怎样的一种品质！
信中也谈到钱，1月31日，蔡锷接报第二个儿子出生，当晚十时又写了第二封家书，并嘱“余尚存若干款在解又山处，已嘱拨交”。蔡锷在云南都督任上时，主动将自己的薪俸由六百元减为六十元用以济民困。袁世凯曾“封”蔡锷为“昭威将军”、“参政使兼经界局总裁”和“统率处办事员”，三份高薪月收入共五千大洋，加以笼络。
信中一再谈及家人，谈到母亲，1月26日：“堂上以下闻余此次举动，初当骇怪，继必坦然，盖母亲素明大义而有胆识，必不以余为不肖从而忧虑之也。”谈到对爱人的想念，5月16日深夜一时：“假使能仗飞机驶赴五华，图片时之良晤，予病当不药而疗矣。””家人中谈得最多的是孩子，1月31日，占领永宁时，得到第二个儿子出生的喜讯，蔡锷十分欣慰，给儿子取名“永宁”，并嘱咐尽早请奶妈，请什么样的，奶水的稀浓，孩子的相貌、眼神，如何给孩子拍照等等，全在他的一一关心、叮咛中，真是细致入微，拳拳眷眷，而他此时是“余于疆场中万事猬集”，疾病缠身的万难状态。 三十年前，谢铁骊先生导演了一部以蔡锷和歌伎小凤仙为主角的电影《知音》，这是一部“美人救英雄”式的正剧，影响非常大。许多人都是从这部片子了解蔡锷的。其实，蔡锷当年如何逃出京城，他本人并未提起过，说法就有多种。当然英雄加美人式的版本最好看；芸芸众生追求福禄寿禧外，还要看戏听故事。霸王项羽猛暴异常，杀人如麻，如果不是四面楚歌声中的一声长叹——“虞兮虞兮奈若何！”他和历史上那些失败的所谓“乱世英雄”有什么两样；虞姬也是，历代在人祸中饮剑、跳楼的优秀女子多得很，还不是都如泪撒黄沙，风过迹无，唯有“霸王别姬”才千古传唱！毕竟，英雄和美人都是天地间精华中的精华，他们相互成全，相得益彰，金声玉振，便不同凡响，千古回音！这样的戏才更赏心悦目。有洞见者言，历史上行为最荒诞离奇，最堪被编排演义的其实是晋惠帝的皇后贾南风，而不是屡被演义的杨玉环、武则天等。对此，作家茅盾曾一语道破：“贾南风黑，短，多痣，令人厌恶，谁愿意编排她？”可见是魅力还不够。蔡锷是兼具唯美气质和浪漫情怀，叱咤于“三千年未有之大变局”的时代风云，“再造共和”，文武双全的一代名将；小凤仙是艺伎，“仙露明珠”，侠骨柔肠，才貌两全。作者借这样两位传主的传奇来寄托自己的英雄情怀，发出“人生难得一知己，千古知音最难觅”的浩叹。焉能不一叹而千古唏嘘！
但蔡锷是幸运的，他从来就没缺过知己。七岁赴童子科试时，即遇大名鼎鼎的维新人士、湖南学政江标，被其赞为“神童”；1897年，十五岁时入湖南长沙时务学堂，他作为年龄最小的学员，得以亲聆梁启超、谭嗣同、唐才常、熊希龄、黄遵宪等近代贤哲激进的思想高论，并投身革命，从不乏同气相求的师友、战友。那是怎样的一个风云际会、群星辉耀的黄金时代啊！一个慨然少年在这些智贤大儒的现代精神洗礼下，智能和境界的拔升怕比雨后春笋还快！所以在而立之年，方能有出手如电的智勇和绝决。
蔡锷这组家书，为行草，承绪的是二王一路，俊拔朗然，厚实而空灵，力韵兼具，字行两佳，端庄雅正，文质彬彬，意绪深沉，娓娓道来从容不迫；有相当深厚的功力，且难得的是笔墨清新，没有丝毫习气。一般来说，天分极高的人往往也特别真，其真也足以抵御尘俗的浸染。但，被誉“为四百兆中雄”的梁启超书法就染有一股浓浓的“大卷子气”，不知为何？
蔡锷作为拔山扛鼎的一代儒将，雄才伟略，应时而生，鞠躬尽瘁，英年早逝，“刺破青天，锷也残！”蔡锷生于1882年，原名艮寅，字松坡。1900年，十八岁时，老师唐才常在武汉领导反清的自立军起义，蔡锷因送信回湘才幸免于难。唐才常留下“六尺微躯酬故友，一腔热血洒荒丘”的绝唱从容就义，许多时务学堂的学生死难，蔡锷悲愤交加，改名为“锷”，愿为刀剑之刃！他最终践行了自己舍生取义的崇高信念，完成了历史使命，真是“不短命何以谓英雄”。但他的一生是璀璨的，饱满而舒展的。这，从他的这些家书中分明可见。看看章太炎的字，就知道不得志是多么抑屈！
蔡锷的家书还透露出另一个信息，即作为书法终极价值的“道”，在他的时代还是存在的。“书虽艺事，可进于道，以书见道”。“道”，便是儒、道诸家所阐述的一种生命价值和人格理想。“五四”以后，中国人心目中的“道”，渐已被雨打风吹去。半个多世纪前，林散之曾说“要与古人争一头地！”和前贤角力，尚在智力层面论“段位”。可今人的相互角力，却已沦为“吨位”层面的角蛮力。各种奇奇怪怪，都曲折地反应着现世人们心中传统之“道”的破损、残缺和失落，以及在寻求“新道”路途中的困惑和迷茫。这是不同于蔡锷时代的我们的困境，一个沉重的话题。
蔡锷和爱人潘蕙英的故事已收藏在国家博物馆，这很好。江湖上，依然会有他另一个版本的传奇在传颂，想想，也没什么不好，毕竟，传说才是英雄生命永久栖息的故乡。
秋风渐起，秋意正浓，蔡锷将军正是在秋意更浓的时节，1916年11月8日凌晨2时，病逝于日本九州的福冈医院，时年三十四岁。
“公民赖公有人格，英雄无命亦天心”。这是梁任公送给爱徒蔡锷的挽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