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几年一到端午，朋友圈上就开始刷平安，说端午曾是恶节，祝快乐不合适，得平安才行。
　　事实上，类似端午这种“恶”节多的是，比如“年”，传说也是怪兽。人们过年是为了驱赶怪兽。说白了，节日本身就和人们的畏惧有关，克服了畏惧，才有欣喜。
　　所以，在端午，还是说说粽子吧。
　　事实上，五月端午并不是粽子的生日。粽子不是双子，也不是巨蟹，它出生时还没历法，先民们刚学会生火做飯，把食物包上树叶，放火中煨熟。再后来挖坑注水，把石头烧烫了往里扔，水滚了，就扔树叶包着的食物，这叫“包烹”，算是粽子的雏形。
　　东汉许慎的《说文解字》有关于粽子最早的记载，“粽”字本作“糉”，意思为芦叶裹米，也没说要在端午吃。端午在汉代有时令食品，叫“枭羹”，就是一种鸟汤，而且是一种恶鸟，逮了炖，可能是枭不好逮，喝了容易变成枭雄，所以习俗没传下来。
　　汉末枭雄林立，不知是不是和五月五喝“枭羹”有关，倒是三国一归晋，端午才开始吃粽子，西晋周处，就是那个以除三害事迹被树为道德模范的著名“官二代”，他著有一本《风土记》，专门提到五月五，吃“角黍”。粽子的这个名字好，黍米带角，形象生动，一听就恨不得张大口，先咬下一只角再说。
　　再后来才有人把粽子和屈原联系起来，说是喂龙，让龙吃饱了，不咬屈原，为了能让龙吃到，鱼吃不着，才把米包成粽子，龙大口直接吞，鱼小嘴咬不下。传说虽是编造，但充满善意，也是好的。
　　另外，把端午节附会到屈原身上，也是历代文人的功劳。文人多坎坷，一生如大盘琢磨不定，春风得意马蹄疾时，顾不上看落花流水;不如意了，就会想起屈原，感慨沧浪之水的清与浊，每逢端午表节操，表了这么多年，屈原就被表进了端午节。食物恒久远，煽情永流传。后来文人对粽子的赞美，多和屈原有瓜葛，裹进了许多情感色彩，才有了“可口非因香味美，身有正气誉乾坤。”
　　其实，粽子在南北方还是有很多差异的，北方人对粽子，远没有对水饺，甚至对月饼的情结那么深。我儿时就很少吃到粽子，不管是端午节还是平常时候。卖粽子的很少，往往在夏天才会偶尔出现。有人骑着一辆自行车，车后放一个筐，里面都是煮好的粽子，只有一种馅，红枣加白糖，味道倒是不错，却不能当主食充饥，在我记忆中，只是点心的一种而已。
　　但在南方，粽子就花样百出了，各种馅，咸的甜的俱全，个头也不一样，像汪曾祺，就写过他家乡的小粽子，用丝线缠成，“里头装了香面，一个一个串起来，挂在帐钩上。”吃粽子也未必要等到端午节，随时可吃，对粽子的感情也非常之深。
　　金庸是嘉兴人，小说里就常写到粽子。《侠客行》第九章，题目就叫“大粽子”。关于粽子，金庸最精彩的描写在《神雕侠侣》上，杨过受伤，由深爱他的程英姑娘来照顾，程英问杨过想吃什么，杨过说想吃粽子。当晚，程英给杨过亲手裹了几个粽子，“甜的是猪油豆沙，咸的是火腿鲜肉，端的是美味无比。”就在杨过喝采不迭时，程英叹了口气，说道：“你真聪明，终于猜出了我的身世。”杨过心下奇怪，程英道：“我家乡江南的粽子天下驰名，你不说旁的，偏偏要吃粽子。”此番对话，道出少女心中那份美好情愫，让人读了，不由为之心动。
　　同样是南方人，周作人自然也爱吃粽子，并且，绍兴有过年包粽子的习俗。1961年，周作人在北京过年，想包粽子，却无处寻得粽叶，只得作罢。彼时，周作人生活困窘，再加上妻子卧病在床，只得经常写信求助友人，这一年12月28日，他给香港的鲍耀明写信，提到此事，还求鲍寄上一两公斤白糖过来。
　　粽子中，不仅裹着爱情的酸甜苦辣，更有生活的一丝甜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