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谢桃坊先生青年时期就树立起了走纯学术道路的理想，并成功找准了奋斗方向。先生词学考证、词学理论上的建树，奠定了先生在词学界的中坚地位。但他同时跋涉在甚为热门也很专门的敦煌学、客家文化、国学及蜀学、新儒学等领域，并对其中的热点和难点问题做了具体而深入的研究，从而走出了以博养专，由专至博的治学之路。最近，其《国学论集》由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出版（2011年12月），其中收录了先生于1991年以来所发表的有关国学研究的精华文章26篇，标志着先生之学问境界已经达到炉火纯青的圆熟境地。
先生的国学论文，体现了史家的眼光及反传统的进步人文精神。先生治国学，始于对上世纪20年代以来国学运动的历史检讨。国学运动代表人物如章太炎、刘师培、刘咸炘、胡适、顾颉刚、傅斯年、冯友兰、刘复、梁启超、余嘉锡、吕思勉、唐兰、郭沫若、蒙文通等，皆是史学家或考古学家、经学家、文学家、文献学家、哲学家、文字学家中成果卓越者。他们领起的国学运动是伴随着对中国新文化运动前后的历史命运、民族命运、中国传统文化和中国传统学术未来走向的深刻思索和检讨而进行的。先生同样是带着进步的历史观和深刻的人文精神，来对国学家们的国学思想和治学途径进行系列梳理和现代审视。如其在高度评价胡适、顾颉刚等学者研究成果的基础上对国学概念的定义，即国学是以西方自然科学考证法融合中国传统乾嘉考证法而成的科学考证法，用以研究中国文献与历史上的若干狭小的、困难的学术问题，是一种纯粹学术意义的研究，并不需要担负其他任何政治的、伦理的、社会的以及普及的任务。先生的这个概念，并不是创建，而是恢复，是遍考上世纪20年代以来的国学诸大家的全部活动和成果而得出的，然而这个恢复本身又反映了先生自己坚守终身的纯学术信仰。盖先生对近年以来，学术界逐渐热炒国学活动背后的庸俗商业操作或某些政治、伦理的导向极为反感，所以他借国学之历史研究，尖锐地批判倡导读经和儒学的媚俗学术。先生有数十年的被政治迫害的底层生活经验，所以他用坚韧和独立的复杂人格，排斥着学术上的虚伪和不端。先生对蜀学的解释，亦属同类。他对巴蜀文化的历史源头进行学术史料的辨伪，指出蜀学之兴始于汉代接受中原儒家文化之后，只不过带有自己地域文化的某些特点。他由此批评一些学者为了适应地方经济与文化建设的要求，盲目扩大“巴蜀文化”这个考古学概念，将神话传说当信史的行为。身为川中学者，先生显示出了纯粹学者的历史批判精神。又如从上世纪80年代以来，学术界掀起了用西方诗学体系来检讨和建设中国诗学体系的热潮，有人为此全盘否定中国诗学的内在系统。先生对中国诗学概念的逐步形成进行了追本溯源的考证，发现中国诗学至上世纪20年代以前，已经由历代诗学家逐步建立了基本完整的体系。中国诗学的归属应该是中国语言文学下中国古代文学的一个分支，它已经是现代学科之一。先生此文，源于学界的一些争论，其鲜明而肯定的结论，对西方诗学概念纷扰下的中国诗学，有拨云见日之效。再如对俗文学的评价，北宋以来诸如小唱、诸宫调、话本、杂剧、戏文、通俗小说、时调小曲等文学形式是非主流的俗文学，不仅缺少一定程度上的文学价值，甚而杂有某些比较低级的淫谑成分。然先生却以新文化的眼光，见出它们代表中国市民阶层兴起以后市民们真实日常生活和普通情感的一面，因此认为这些市民文学中蕴含着反传统文化精神，属于中国传统文学的异质面；某些方面而言，表现了我们民族文化精神最有活力的一个部分，因而具有现代意义。先生理性历史的视角和文化批判的精神，造就了其国学研究中的人文价值和现代意义。
先生非常关注治学的方法。先生自谓早年在大学时期，就有意识地吸收西方近代理论和学术方法，并在其后的学术研究中接受了新文化运动者提倡的科学考证方法。这两者其实有共通之处。先生结合自己的学术习惯和学术优势，在理解和运用时更形成了自己的学术特点。首先，先生有着鲜明的问题意识。学者能否发现学术问题，这是制约其学术成就的一个根本因素。先生这部《国学论集》所收论文，每一篇都立足于解决一个学术问题。他讨论国学，解决了国学性质究竟是什么的问题；他讨论王国维纪念碑，解决了如何确定纯粹学术信仰，实现相对学术独立与自由的问题；他评述章太炎的学术思想与方法，解决了国粹主义的国学理念能否正确诠释国学的概念和内涵的问题；他对胡适国学新方向的研究，解决了近代国学研究应该如何在传统文化研究中定位的问题；他对胡适白话小说考证的研究，是想回答国学范围和外延的问题；他对古蜀史料辨伪，是要回答蜀学与中原文化的关系问题。凡此种种，不胜枚举。我们考察先生选择的学术问题，发现每每都是该领域的最高点和最核心的学术难题，这些难题一旦被解决，显然会将该领域的研究推向更高水平。其次，先生非常注意治学的视角。先生对每一种特定的学术问题，都有着机动灵活的考察视角。比如，先生研究新儒学派之定名为“理学”的历史过程，完全是从细致的文献考证切入，从而解决理学是最为准确地反映新儒学派性质和特点的学术概念的问题；其对古蜀史料进行辨伪，是从对史料疑古切入，从而推翻盲目建立古蜀世系者的基本理论基础；其对儒家与宗教之关系的研究，是从西方学者的儒教观念之分歧和西方宗教的三大基本特征来切入，从而解决儒教之概念不能成立的问题；其对明清时调小曲的考原，是从人民的立场来包容其中的风月调笑、淫邪粗鄙的内容成分，从而解决了如何面对这一文学遗产的文化态度问题。显然，对每一种学术问题选择灵活切入的角度，使得先生之学术结论总能既坚持人文立场，又坚守历史之客观态度。再者，先生非常注意原始资料和稀见史料的收集和分析。比如其对四川国学运动述评时，运用了大量四川特有的文史资料，乃至于先生个人收集的民间资料；其对四川学者和在川时期国学家们的国学活动史料的收集，也往往为其他同类文章所忽略；其论蜀学的特征，除了使用司马相如、杨雄、常璩、陈子昂、赵蕤、李白、苏轼、魏了翁、杨慎、廖平、郭沫若等常见学者的史料外，还使用了谯周、龙昌期、吴镇、任渊、唐甄、吴虞、刘咸炘、李宗吾、贺昌群等不为国学研究者熟知或常用的史料。即便是对学术界所熟悉的苏洵，先生也是从其权术思想对儒家“义利”思想的理论颠覆角度进行考察的。其关于敦煌学藏经洞性质的讨论，是一篇纯学术的考证性文字。针对敦煌学界所提出的各种民间、私家或寺院藏书的说法，先生根据其中保存的政府档案资料、特别是重大外交和军事情报资料以及其他儒家典籍、史书、地志、民间契约、宗教弃卷的具体线索，推断它们应该是沙洲都督府的文献档案。先生善于抓住中国古代地方政权的政治管辖特点，以及沙洲都督府与中原政权相隔离后造成的纸张缺乏的可能性，所以他的这个推论合情入理，已为敦煌学界所重视。确实，使用史料之生、僻、险、新，已是先生治学中的一个典型特征。最后，先生有一种追求崇高学术境界的进取意识。先生在《自传》中明确肯定了自己对高远学术境界的不懈追求。我们反观其学术历程，不难发现这种对学术境界的拓新意识，同样也是激励和促进其国学成就的内在源动力。考察其国学成就，我们能看到其不断将国学研究推向纵深和宽广的持续努力。如其完成了对国学概念和性质的界定问题之后，很快把视野转向了国学家们在国学运动中所起到的转折性历史作用；当他解决了古史辨派在国学运动中的历史意义问题之后，立即又着手于对四川国学运动进行整体的考评；他在蜀学被夸张学风误导的现实环境中，着手解决了蜀学的性质和文化渊源问题，并很快又以现实的眼光考察了蜀学特有的地方文化特征；他在解决了新儒学的创始和定名的演变过程之后，马上又致力于回答新儒学派对传统文学观念之修正行为，对于明清以后中国传统文化观念的质变的影响问题；他在确立市民文学的概念和明清时调小曲文化意义后，随即又把人文精神和包容态度转向了明清艳情小说上，从而对近代禁毁小说戏曲给予了冷静的批判。先生自谓其学术境界凡七年而一变，这个“变”，实际是先生对学术境界的自我超越。
先生在青年时代即确定了纯粹学术信仰和崇高学术目标，并为此单纯而稳步地奋斗着。《国学论集》所收录文章，很多是极其艰深的考证，但我们总能读到某种现代的思想价值。先生的学术方法，成熟而有效，对后学极富有启发性。其书后所附《自传》，更能以坚韧、理性的人生信念激励后来者。先生年近八旬，居处简陋，心态和悦，步履矫健，思想敏锐，在学术的道路上永远保持着令人羡慕的蓬勃朝气。我谨在此衷心祝愿先生健康长寿，并为中国古典文学研究和中国传统文化研究做出更加卓越的贡献！
（责任编辑：尹富）
谢桃坊先生青年时期就树立起了走纯学术道路的理想，并成功找准了奋斗方向。先生词学考证、词学理论上的建树，奠定了先生在词学界的中坚地位。但他同时跋涉在甚为热门也很专门的敦煌学、客家文化、国学及蜀学、新儒学等领域，并对其中的热点和难点问题做了具体而深入的研究，从而走出了以博养专，由专至博的治学之路。最近，其《国学论集》由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出版（2011年12月），其中收录了先生于1991年以来所发表的有关国学研究的精华文章26篇，标志着先生之学问境界已经达到炉火纯青的圆熟境地。
先生的国学论文，体现了史家的眼光及反传统的进步人文精神。先生治国学，始于对上世纪20年代以来国学运动的历史检讨。国学运动代表人物如章太炎、刘师培、刘咸炘、胡适、顾颉刚、傅斯年、冯友兰、刘复、梁启超、余嘉锡、吕思勉、唐兰、郭沫若、蒙文通等，皆是史学家或考古学家、经学家、文学家、文献学家、哲学家、文字学家中成果卓越者。他们领起的国学运动是伴随着对中国新文化运动前后的历史命运、民族命运、中国传统文化和中国传统学术未来走向的深刻思索和检讨而进行的。先生同样是带着进步的历史观和深刻的人文精神，来对国学家们的国学思想和治学途径进行系列梳理和现代审视。如其在高度评价胡适、顾颉刚等学者研究成果的基础上对国学概念的定义，即国学是以西方自然科学考证法融合中国传统乾嘉考证法而成的科学考证法，用以研究中国文献与历史上的若干狭小的、困难的学术问题，是一种纯粹学术意义的研究，并不需要担负其他任何政治的、伦理的、社会的以及普及的任务。先生的这个概念，并不是创建，而是恢复，是遍考上世纪20年代以来的国学诸大家的全部活动和成果而得出的，然而这个恢复本身又反映了先生自己坚守终身的纯学术信仰。盖先生对近年以来，学术界逐渐热炒国学活动背后的庸俗商业操作或某些政治、伦理的导向极为反感，所以他借国学之历史研究，尖锐地批判倡导读经和儒学的媚俗学术。先生有数十年的被政治迫害的底层生活经验，所以他用坚韧和独立的复杂人格，排斥着学术上的虚伪和不端。先生对蜀学的解释，亦属同类。他对巴蜀文化的历史源头进行学术史料的辨伪，指出蜀学之兴始于汉代接受中原儒家文化之后，只不过带有自己地域文化的某些特点。他由此批评一些学者为了适应地方经济与文化建设的要求，盲目扩大“巴蜀文化”这个考古学概念，将神话传说当信史的行为。身为川中学者，先生显示出了纯粹学者的历史批判精神。又如从上世纪80年代以来，学术界掀起了用西方诗学体系来检讨和建设中国诗学体系的热潮，有人为此全盘否定中国诗学的内在系统。先生对中国诗学概念的逐步形成进行了追本溯源的考证，发现中国诗学至上世纪20年代以前，已经由历代诗学家逐步建立了基本完整的体系。中国诗学的归属应该是中国语言文学下中国古代文学的一个分支，它已经是现代学科之一。先生此文，源于学界的一些争论，其鲜明而肯定的结论，对西方诗学概念纷扰下的中国诗学，有拨云见日之效。再如对俗文学的评价，北宋以来诸如小唱、诸宫调、话本、杂剧、戏文、通俗小说、时调小曲等文学形式是非主流的俗文学，不仅缺少一定程度上的文学价值，甚而杂有某些比较低级的淫谑成分。然先生却以新文化的眼光，见出它们代表中国市民阶层兴起以后市民们真实日常生活和普通情感的一面，因此认为这些市民文学中蕴含着反传统文化精神，属于中国传统文学的异质面；某些方面而言，表现了我们民族文化精神最有活力的一个部分，因而具有现代意义。先生理性历史的视角和文化批判的精神，造就了其国学研究中的人文价值和现代意义。
先生非常关注治学的方法。先生自谓早年在大学时期，就有意识地吸收西方近代理论和学术方法，并在其后的学术研究中接受了新文化运动者提倡的科学考证方法。这两者其实有共通之处。先生结合自己的学术习惯和学术优势，在理解和运用时更形成了自己的学术特点。首先，先生有着鲜明的问题意识。学者能否发现学术问题，这是制约其学术成就的一个根本因素。先生这部《国学论集》所收论文，每一篇都立足于解决一个学术问题。他讨论国学，解决了国学性质究竟是什么的问题；他讨论王国维纪念碑，解决了如何确定纯粹学术信仰，实现相对学术独立与自由的问题；他评述章太炎的学术思想与方法，解决了国粹主义的国学理念能否正确诠释国学的概念和内涵的问题；他对胡适国学新方向的研究，解决了近代国学研究应该如何在传统文化研究中定位的问题；他对胡适白话小说考证的研究，是想回答国学范围和外延的问题；他对古蜀史料辨伪，是要回答蜀学与中原文化的关系问题。凡此种种，不胜枚举。我们考察先生选择的学术问题，发现每每都是该领域的最高点和最核心的学术难题，这些难题一旦被解决，显然会将该领域的研究推向更高水平。其次，先生非常注意治学的视角。先生对每一种特定的学术问题，都有着机动灵活的考察视角。比如，先生研究新儒学派之定名为“理学”的历史过程，完全是从细致的文献考证切入，从而解决理学是最为准确地反映新儒学派性质和特点的学术概念的问题；其对古蜀史料进行辨伪，是从对史料疑古切入，从而推翻盲目建立古蜀世系者的基本理论基础；其对儒家与宗教之关系的研究，是从西方学者的儒教观念之分歧和西方宗教的三大基本特征来切入，从而解决儒教之概念不能成立的问题；其对明清时调小曲的考原，是从人民的立场来包容其中的风月调笑、淫邪粗鄙的内容成分，从而解决了如何面对这一文学遗产的文化态度问题。显然，对每一种学术问题选择灵活切入的角度，使得先生之学术结论总能既坚持人文立场，又坚守历史之客观态度。再者，先生非常注意原始资料和稀见史料的收集和分析。比如其对四川国学运动述评时，运用了大量四川特有的文史资料，乃至于先生个人收集的民间资料；其对四川学者和在川时期国学家们的国学活动史料的收集，也往往为其他同类文章所忽略；其论蜀学的特征，除了使用司马相如、杨雄、常璩、陈子昂、赵蕤、李白、苏轼、魏了翁、杨慎、廖平、郭沫若等常见学者的史料外，还使用了谯周、龙昌期、吴镇、任渊、唐甄、吴虞、刘咸炘、李宗吾、贺昌群等不为国学研究者熟知或常用的史料。即便是对学术界所熟悉的苏洵，先生也是从其权术思想对儒家“义利”思想的理论颠覆角度进行考察的。其关于敦煌学藏经洞性质的讨论，是一篇纯学术的考证性文字。针对敦煌学界所提出的各种民间、私家或寺院藏书的说法，先生根据其中保存的政府档案资料、特别是重大外交和军事情报资料以及其他儒家典籍、史书、地志、民间契约、宗教弃卷的具体线索，推断它们应该是沙洲都督府的文献档案。先生善于抓住中国古代地方政权的政治管辖特点，以及沙洲都督府与中原政权相隔离后造成的纸张缺乏的可能性，所以他的这个推论合情入理，已为敦煌学界所重视。确实，使用史料之生、僻、险、新，已是先生治学中的一个典型特征。最后，先生有一种追求崇高学术境界的进取意识。先生在《自传》中明确肯定了自己对高远学术境界的不懈追求。我们反观其学术历程，不难发现这种对学术境界的拓新意识，同样也是激励和促进其国学成就的内在源动力。考察其国学成就，我们能看到其不断将国学研究推向纵深和宽广的持续努力。如其完成了对国学概念和性质的界定问题之后，很快把视野转向了国学家们在国学运动中所起到的转折性历史作用；当他解决了古史辨派在国学运动中的历史意义问题之后，立即又着手于对四川国学运动进行整体的考评；他在蜀学被夸张学风误导的现实环境中，着手解决了蜀学的性质和文化渊源问题，并很快又以现实的眼光考察了蜀学特有的地方文化特征；他在解决了新儒学的创始和定名的演变过程之后，马上又致力于回答新儒学派对传统文学观念之修正行为，对于明清以后中国传统文化观念的质变的影响问题；他在确立市民文学的概念和明清时调小曲文化意义后，随即又把人文精神和包容态度转向了明清艳情小说上，从而对近代禁毁小说戏曲给予了冷静的批判。先生自谓其学术境界凡七年而一变，这个“变”，实际是先生对学术境界的自我超越。
先生在青年时代即确定了纯粹学术信仰和崇高学术目标，并为此单纯而稳步地奋斗着。《国学论集》所收录文章，很多是极其艰深的考证，但我们总能读到某种现代的思想价值。先生的学术方法，成熟而有效，对后学极富有启发性。其书后所附《自传》，更能以坚韧、理性的人生信念激励后来者。先生年近八旬，居处简陋，心态和悦，步履矫健，思想敏锐，在学术的道路上永远保持着令人羡慕的蓬勃朝气。我谨在此衷心祝愿先生健康长寿，并为中国古典文学研究和中国传统文化研究做出更加卓越的贡献！
（责任编辑：尹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