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7世纪是古典主义文学盛行的时代，政治上不可逾越的等级制度不可避免的渗透到了文学领域，古典主义文学推崇三一律，推崇理性，拥护王权。拉辛创作的《费得尔》就诞生在这样的环境下。
　　戏剧的女主人公费得尔爱上了自己的继子依包利特，在这个理性至上的社会，作者描写的费得尔是存留一丝理性的，她的内心一直在进行激烈的矛盾冲突，认为乱伦是羞耻的，她对乳母厄诺娜说“只要不讲出这内心的耻辱我情愿死去”，但是一直压抑的欲望在得知丈夫去世后爆发了出来，她向依包利特表明心迹，却最终造成依包利特死于非命，她自己也不可避免的成为了感情冲动的牺牲品。她无法忍受如此罪孽深重的自己，在向国王吐露实情之后选择了自杀，费得尔的死是对自己行为的忏悔，费得尔一度把爱神作为自己无法控制欲望的托词，企图摆脱乱伦的罪名。在这部戏剧中，悲剧的成因是费得尔无法抑制的不当情欲导致悲惨结局，拉辛用反面规劝的方式强调理性的重要性，抨击情欲的罪恶。
　　反观奥尼尔在1924年首映的戏剧《榆树下的欲望》，同样是乱伦的悲剧其悲剧的成因就有许多不同之处。
　　《榆树下的欲望》的女主人公爱碧同样爱上了自己的继子伊本，欲望是这两部作品的共同主题，但与费得尔不同的是，爱碧的欲望是物欲和情欲的结合，伊本和爱碧在一起是双向的，是欲望和利益的切合点，爱碧和伊本并不认为乱伦是罪恶的，羞耻的行为，他们认为乱伦是是本性，是普遍且必然的，当伊本一开始拒绝爱碧的求爱时，爱碧对伊本说：“你不能够这样，这是违背自然本性的。”，可见在爱碧眼中自己的伊本的结合是天经地义的，性欲望是第一性的 。剧中金钱欲望也贯穿全剧，他们每个人都渴望占有农庄，占有黄金，老父亲贪婪自私，将儿子视为自己能够继续占有财产的工具，儿子们仇视父亲，每个人都想占有农场将父亲取而代之，妻子爱碧也是为了钱嫁给了老凯勃特，并为了得到继承权与伊本乱伦生下儿子，都是对物欲的贪念。
　　《榆树下的欲望》的悲剧成因是性欲与物欲的双重结合，在欲望的支配下产生了非理性行为，是欲望贪念，人性的扭曲造成的结果，同时也可以反思人性扭曲背后的社会现实。
　　二十世纪致力于悲剧创作，奥尼尔认为“戏剧就是生活，而生活就是一出悲剧。”所谓悲剧就是把社会的所有阴暗面放大、剥光、“真实”的呈献给世人，为了强调性欲望，二十世纪的文学不断地把人丑化、矮化、动物化，把人定位成动物，动物间何来伦理道德，因此人的乱伦也是正常的。
　　二十世纪流行悲观主义文学思潮，流行非理性主义哲学和现代心理学。非理性主义哲学与传统西方理性传统不同，认为人由欲望构成。现代心理学强调本我，认为人的本我即性本能，弗洛伊德的学说提出了本我自我超我的概念，认为“本我”是生物性冲动和欲望的贮存库，按照“唯乐主义”活动的，是人一出生就固有的本能，是原始的，人的性欲、性冲动都是一种本能，无需抑制也无法抑制，在这样的社会背景下，欲望成了理所应当的事。
　　二十世纪非理性主义哲学思想逐渐取代了西方理性传统，文艺复兴时期主张以科学理性反对宗教蒙昧，崇尚理性，而非理性主义哲学否认世界是一个合乎理性的和谐的整体，把世界看做一个无序的，不可理解的，荒诞的世界。叔本华最先开始对理性主义的批判，建立了意志主义思想体系，而尼采更是将叔本华的理论升华，认为生命的本质就是意志，是一种贪得无厌的欲望和创造本能，提出“上帝死了”的口号，重新建立起一套价值评价标准，非理性主义哲学的风靡使人们的思想文化发生了变迁，奥尼尔正是利用《榆树下的欲望》一文将当时认为的人的欲望，社会的弊端毫不保留的揭示出来，而当时这种具有浓厚悲剧色彩的文学作品也很大程度上的影响到了整个社会氛围，人们的思想文化，社会生活笼罩着一层阴霾。
　　同时，二十世纪又是满目疮痍的一个世纪，世界大战给人们的生活埋上了阴影。社会的发展，经济的繁荣，物质的富足使资本主义金钱万能的观念应运而生，冲破了理性、道德的围栏，社会黑暗、腐败、堕落，人们丧失了传统的道德信仰，成为金钱的奴隶。在《榆树的欲望》中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冷漠疏离，人性的欲望使一家人相互怨恨，父子相残，邻里之间更是冷眼旁观，奥尼尔将二十世纪的流行思想“人是欲望构成的”完整透彻的反映在自己的作品中。
　　二十世纪之前，西方经历了文艺复兴、启蒙运动，一改之前神创造一切，主宰一切，否定现世生活的禁欲主义，要求自由平等，天賦人权，不再压制人的本性，到二十世纪更是强调人的自我意识，开始掀起女权主义运动，社会由禁欲向纵欲转变，流行的非理性主义哲学和现代心理学更是将人的本性与性欲挂钩，人们衡量世界的道德标准便开始瓦解。
　　这两部作品都是描写乱伦的悲剧，由理性至上到尊崇本性，由乱伦是羞耻的到乱伦是本性，我们可以看出人们的思想文化在十七到二十世纪间发生了重大变迁，二十世纪文学的“比烂”使二十世纪人性的扭曲，道德价值观的瓦解被清晰地刻画下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