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评估“灰犀牛”的标准是它们如何和另一个问题产生联系。
中国金融工作会议召开后的首个工作日，《人民日报》在头版刊发评论员文章《有效防范金融风险》，强调防范金融风险，既防“黑天鹅”，也防“灰犀牛”，让学界和业界对中国经济存在哪些“灰犀牛”，产生热议。比“黑天鹅”更可怕的“灰犀牛”到底是什么？近日，我们邀请《灰犀牛：如何应对大概率危机》一书作者米歇尔·沃克（Michele Wucker）分享她的洞见。
直面“灰犀牛”
李大巍：要躲避危险，首先要做的是发现危险。在野外发现犀牛的能力是长期训练的结果。我们应该如何提升发现“灰犀牛”式危机的能力？
米歇尔·沃克：常常有人希望我预测市场何时会崩溃。单单专注于预测本身是很危险的事，预测危机是很困难的，而且如果有人发现了危机并事先进行防范，你的预测也不会成真。进行预测的目的应当是界定问题并解决问题，而并非为了预测成真。
同样有很多人害怕进行预测，害怕预测不会实现。很多人害怕做错事情，于是他们什么也不做。举例来说，20世纪80年代可口可乐推出新产品，我当时在欧洲和一些美国朋友联系，嘲笑他们只能喝难喝的新可乐，欧洲当时并没有新可乐。新可乐的推出在商学院被当做是一次失败的案例。可口可乐公司以为人们喜欢喝更甜的可乐，但是他们却没有考虑到用户对原有产品的忠诚度。这个故事的第二部分却是好的——可口可乐公司改回了经典的产品，并在这次事件之后市场份额越发增多。
在很多实践中人们希望能够解决问题，但是最初可能解决策略并未奏效，甚至让事情变得更糟糕。但是如果你足够灵活機敏，你总能让自己离解决办法更进一步。不论是从公司角度还是个人角度，这一点都很少有人意识到。相较于尝试解决问题但是失败了，你更应当害怕什么都不做。
李大巍：“如果不能避免灾难，那么维持现状也是一种不错的选择。”这是你书中的一句话，这是否和你关于防患于未然、警惕早期风险的核心观点相矛盾？维持现状难道不是坐以待毙吗？
米歇尔·沃克：维持现状这是一种古老的选择，在无法把事情变得更好时就坦然面对。我这种观点的核心是：在很多事例中我们要认清什么值得挽救，什么不值得。
我举一个柯达公司的例子，他们在20世纪90年代生产出了数码相机。他们的公司内部却决定量产数码相机，因为他们希望保住自己的主营业务——胶卷。对于公司内部的人来说，“灰犀牛”是失去主营业务，真正的“灰犀牛”却是不能满足新兴市场的需求和适应科技进步的趋势。
有时候你需要决定在面对“灰犀牛”时可以舍弃什么，需要认清自己的能力能否在其他地方得到更好应用。如果无论如何都要被犀牛踩过去，为什么不做出更好的选择呢？
低效率公司是中国的“灰犀牛”
李大巍：有学者提到，中国经济当中有四个“灰犀牛”：房地产、人民币汇率、金融坏账和资本外流。你认为这些真的是“灰犀牛”吗？中国真正要面对的“灰犀牛”是什么？
米歇尔·沃克：我认为这四项都很重要。评估“灰犀牛”的标准是它们如何和另一个问题产生联系。这四个问题相关性十分密切。我认为还有一个西方媒体常常提到的中国“灰犀牛”，即低效率公司。这些公司生产的产品很少有人需要。效率问题与可持续问题联系密切。
我认为对低效率公司的解决办法是将其资产向高效率部门配置。在能源问题上中国政府已经为可持续能源提供了大量支持。中国在共享经济上成果斐然，这本身就是对资源的高效利用。另一方面，我前几天在上海的人工智能与自动化大会上发表了演讲。人工智能对实体经济来说就是一只巨大的“灰犀牛”。有些人看见了这点而有些人还没有。这对我来说是人力资本方面的问题，我们要关注的是人在哪些地方能比机器做得更好、创造更多的价值。
中国和其他很多国家一样，由于实行了扩张的货币政策而导致了房地产泡沫和货币币值不稳定。当前全球都面临这种情况。这表明了货币政策并非有效的政策，它常常带来很多副作用。美国也是如此，美国人并不关心这种副作用。如果流动性泡沫产生，人们就能对各种不稳定资产注入流动性。这在短期能够促进经济指标的上升，但在长期却会对那些沉迷其中的人造成巨大损伤，尤以小型投资者为甚。
有一件事情十分有趣。在撰写《灰犀牛》一书时，我十分关注对真正的犀牛的保护。中国经济学家提到了犀牛角价格的上涨成了一种投资泡沫，这些经济学家认为货币政策助长了犀牛角价格的上升，这进一步推动了犀牛盗猎。在过去的五年间犀牛角并非好的投资选择，所以我认为中国政府为降低经济运行风险所采取的举措一定程度上缓解了投资泡沫，犀牛角投资也算在其中，这对犀牛保护实在有些功劳。
李大巍：你的回答之中提到了人工智能，你认为人工智能是人类的“灰犀牛”吗？你对此还有更多的评价吗？
米歇尔：沃克：人工智能十分引人注目，在过去的几年间人工智能取得了很多进步，我并不确定未来会发生什么。关于人工智能的争论非常复杂，有人表示机器会取代很多人的工作，就像工业革命夺走了工匠们的工作一样。我认为很多正在接受教育的人会眼睁睁看着他们的工作被机器夺走。但人工智能也为一些职业创造了新的机会，这些职业都需要提前对人进行训练。我认为尽管它能为人们创造新的工作，人们对生活的改变依旧怀有抵触心理，所以增加人们的安全感，保证社会稳定十分重要。同时还需要加大对人力资本的投入。经过训练以后，人们就更能得心应手地使用和监控人工智能的工作。
对那些技能水平更高的人，他们常常工作很长时间，人工智能或许能帮助他们减少工作时间。在中国和美国有些人一周工作60-80小时，他们鲜有时间陪伴家人。
同时我们需要一个更好的市场机制和政策引导。有人认为政府能够解决所有问题，也有人认为不应当都交给政府，我认为两者应当结合起来。在美国对这一问题的争论更为多样化，但过多的争论也可能让我们错过解决问题的时间，无法为继续前行创造条件。 性别不平等会引发“灰犀牛”
李大巍：你在书中提到了雷曼兄弟的破产。你也提到如果该公司变成雷曼姐妹公司，结果可能大不相同。那么在你心目中女性是否能比男性更好地避开“灰犀牛”呢？
米歇尔·沃克：这句话还有一个说法，叫做如果是雷曼兄弟姐妹公司，公司可能就不會出现这么大的问题了。这不仅仅是性别问题，而是不同角色构成的决策团队和多元化决策过程的问题，也是面对危机和责任的不同态度的问题。
特雷斯·休斯顿发布的一份报告中提到了男女在决策过程中的不同，女性在决策时能更好地评估风险，也能更好地评估自身表现。你可能看见过一份报告中提到团队中有更多的女性成员，团队的工作产出会更好。这项研究还有更广阔的应用前景。在斯堪的纳维亚半岛的城市中，公司试图增加更多的女性，他们认为一个团队中任何一个性别应至少占40%。一个全是女性的董事会做出的决定和全是男性的董事会做的决定可能没有什么不同。所以问题的关键是多样性。多样化的团队能够带来不同的观点，从而平衡风险。如果一个决策团队中全是律师或者工程师，决策都不会特别有效。另一篇研究报告中提到不同的人以不同的方式进行决策，每一个不同的决策方法都应当被了解，因为不同的决策方法之间可以实现一种平衡。众口一词对于决策最为危险，如果整个决策团队的构成太过相似，每个人表述自己意见时只会赞同上一个人的意见而不会进行辩论。
李大巍：我的最后一个问题是关于性别平等的。和你的“灰犀牛”相对的是“黑天鹅”，在我遇见《黑天鹅》一书的作者时，他认为男性的发展前景相较女性来说并不乐观。作为一位女性作者，你认为性别平等会是一个“灰犀牛”吗？
米歇尔·沃克：我认为真正的“灰犀牛”是社会和经济体能否正确对待女性的技能和观念所创造的价值。如果不能的话，人力资本中的很大一部分将会被浪费。我在决策制定的部分就曾提及这件事。我认为当前社会没有对养育子女的价值给予足够重视，很多女性都出去赚钱养家。但是女性花在家庭上的时间却被看作是休息时间。越来越多的人认同多样性可以让我们更具生产力，经历的多样性十分重要。合理评估女性在养育小孩时进行的工作则对社会健康发展十分必要。
与此同时，男性在家中所做的工作同样应当得到重视和鼓励。研究显示当父母双方都积极参与到家庭工作中的时候家庭状况最为健康。还有研究显示，父亲参与教育更多的女儿在工作环境中表现也更好。所以性别平等的问题归根结底还是男性和女性两者关系的问题。像我刚刚提到的，在给男性更多时间陪伴家人这件事上，人工智能或许能够帮上忙。人工智能让人们的效率更高，从而能省出时间陪伴家人。
（翟雨实译）
中国金融工作会议召开后的首个工作日，《人民日报》在头版刊发评论员文章《有效防范金融风险》，强调防范金融风险，既防“黑天鹅”，也防“灰犀牛”，让学界和业界对中国经济存在哪些“灰犀牛”，产生热议。比“黑天鹅”更可怕的“灰犀牛”到底是什么？近日，我们邀请《灰犀牛：如何应对大概率危机》一书作者米歇尔·沃克（Michele Wucker）分享她的洞见。
直面“灰犀牛”
李大巍：要躲避危险，首先要做的是发现危险。在野外发现犀牛的能力是长期训练的结果。我们应该如何提升发现“灰犀牛”式危机的能力？
米歇尔·沃克：常常有人希望我预测市场何时会崩溃。单单专注于预测本身是很危险的事，预测危机是很困难的，而且如果有人发现了危机并事先进行防范，你的预测也不会成真。进行预测的目的应当是界定问题并解决问题，而并非为了预测成真。
同样有很多人害怕进行预测，害怕预测不会实现。很多人害怕做错事情，于是他们什么也不做。举例来说，20世纪80年代可口可乐推出新产品，我当时在欧洲和一些美国朋友联系，嘲笑他们只能喝难喝的新可乐，欧洲当时并没有新可乐。新可乐的推出在商学院被当做是一次失败的案例。可口可乐公司以为人们喜欢喝更甜的可乐，但是他们却没有考虑到用户对原有产品的忠诚度。这个故事的第二部分却是好的——可口可乐公司改回了经典的产品，并在这次事件之后市场份额越发增多。
在很多实践中人们希望能够解决问题，但是最初可能解决策略并未奏效，甚至让事情变得更糟糕。但是如果你足够灵活機敏，你总能让自己离解决办法更进一步。不论是从公司角度还是个人角度，这一点都很少有人意识到。相较于尝试解决问题但是失败了，你更应当害怕什么都不做。
李大巍：“如果不能避免灾难，那么维持现状也是一种不错的选择。”这是你书中的一句话，这是否和你关于防患于未然、警惕早期风险的核心观点相矛盾？维持现状难道不是坐以待毙吗？
米歇尔·沃克：维持现状这是一种古老的选择，在无法把事情变得更好时就坦然面对。我这种观点的核心是：在很多事例中我们要认清什么值得挽救，什么不值得。
我举一个柯达公司的例子，他们在20世纪90年代生产出了数码相机。他们的公司内部却决定量产数码相机，因为他们希望保住自己的主营业务——胶卷。对于公司内部的人来说，“灰犀牛”是失去主营业务，真正的“灰犀牛”却是不能满足新兴市场的需求和适应科技进步的趋势。
有时候你需要决定在面对“灰犀牛”时可以舍弃什么，需要认清自己的能力能否在其他地方得到更好应用。如果无论如何都要被犀牛踩过去，为什么不做出更好的选择呢？
低效率公司是中国的“灰犀牛”
李大巍：有学者提到，中国经济当中有四个“灰犀牛”：房地产、人民币汇率、金融坏账和资本外流。你认为这些真的是“灰犀牛”吗？中国真正要面对的“灰犀牛”是什么？
米歇尔·沃克：我认为这四项都很重要。评估“灰犀牛”的标准是它们如何和另一个问题产生联系。这四个问题相关性十分密切。我认为还有一个西方媒体常常提到的中国“灰犀牛”，即低效率公司。这些公司生产的产品很少有人需要。效率问题与可持续问题联系密切。
我认为对低效率公司的解决办法是将其资产向高效率部门配置。在能源问题上中国政府已经为可持续能源提供了大量支持。中国在共享经济上成果斐然，这本身就是对资源的高效利用。另一方面，我前几天在上海的人工智能与自动化大会上发表了演讲。人工智能对实体经济来说就是一只巨大的“灰犀牛”。有些人看见了这点而有些人还没有。这对我来说是人力资本方面的问题，我们要关注的是人在哪些地方能比机器做得更好、创造更多的价值。
中国和其他很多国家一样，由于实行了扩张的货币政策而导致了房地产泡沫和货币币值不稳定。当前全球都面临这种情况。这表明了货币政策并非有效的政策，它常常带来很多副作用。美国也是如此，美国人并不关心这种副作用。如果流动性泡沫产生，人们就能对各种不稳定资产注入流动性。这在短期能够促进经济指标的上升，但在长期却会对那些沉迷其中的人造成巨大损伤，尤以小型投资者为甚。
有一件事情十分有趣。在撰写《灰犀牛》一书时，我十分关注对真正的犀牛的保护。中国经济学家提到了犀牛角价格的上涨成了一种投资泡沫，这些经济学家认为货币政策助长了犀牛角价格的上升，这进一步推动了犀牛盗猎。在过去的五年间犀牛角并非好的投资选择，所以我认为中国政府为降低经济运行风险所采取的举措一定程度上缓解了投资泡沫，犀牛角投资也算在其中，这对犀牛保护实在有些功劳。
李大巍：你的回答之中提到了人工智能，你认为人工智能是人类的“灰犀牛”吗？你对此还有更多的评价吗？
米歇尔：沃克：人工智能十分引人注目，在过去的几年间人工智能取得了很多进步，我并不确定未来会发生什么。关于人工智能的争论非常复杂，有人表示机器会取代很多人的工作，就像工业革命夺走了工匠们的工作一样。我认为很多正在接受教育的人会眼睁睁看着他们的工作被机器夺走。但人工智能也为一些职业创造了新的机会，这些职业都需要提前对人进行训练。我认为尽管它能为人们创造新的工作，人们对生活的改变依旧怀有抵触心理，所以增加人们的安全感，保证社会稳定十分重要。同时还需要加大对人力资本的投入。经过训练以后，人们就更能得心应手地使用和监控人工智能的工作。
对那些技能水平更高的人，他们常常工作很长时间，人工智能或许能帮助他们减少工作时间。在中国和美国有些人一周工作60-80小时，他们鲜有时间陪伴家人。
同时我们需要一个更好的市场机制和政策引导。有人认为政府能够解决所有问题，也有人认为不应当都交给政府，我认为两者应当结合起来。在美国对这一问题的争论更为多样化，但过多的争论也可能让我们错过解决问题的时间，无法为继续前行创造条件。 性别不平等会引发“灰犀牛”
李大巍：你在书中提到了雷曼兄弟的破产。你也提到如果该公司变成雷曼姐妹公司，结果可能大不相同。那么在你心目中女性是否能比男性更好地避开“灰犀牛”呢？
米歇尔·沃克：这句话还有一个说法，叫做如果是雷曼兄弟姐妹公司，公司可能就不會出现这么大的问题了。这不仅仅是性别问题，而是不同角色构成的决策团队和多元化决策过程的问题，也是面对危机和责任的不同态度的问题。
特雷斯·休斯顿发布的一份报告中提到了男女在决策过程中的不同，女性在决策时能更好地评估风险，也能更好地评估自身表现。你可能看见过一份报告中提到团队中有更多的女性成员，团队的工作产出会更好。这项研究还有更广阔的应用前景。在斯堪的纳维亚半岛的城市中，公司试图增加更多的女性，他们认为一个团队中任何一个性别应至少占40%。一个全是女性的董事会做出的决定和全是男性的董事会做的决定可能没有什么不同。所以问题的关键是多样性。多样化的团队能够带来不同的观点，从而平衡风险。如果一个决策团队中全是律师或者工程师，决策都不会特别有效。另一篇研究报告中提到不同的人以不同的方式进行决策，每一个不同的决策方法都应当被了解，因为不同的决策方法之间可以实现一种平衡。众口一词对于决策最为危险，如果整个决策团队的构成太过相似，每个人表述自己意见时只会赞同上一个人的意见而不会进行辩论。
李大巍：我的最后一个问题是关于性别平等的。和你的“灰犀牛”相对的是“黑天鹅”，在我遇见《黑天鹅》一书的作者时，他认为男性的发展前景相较女性来说并不乐观。作为一位女性作者，你认为性别平等会是一个“灰犀牛”吗？
米歇尔·沃克：我认为真正的“灰犀牛”是社会和经济体能否正确对待女性的技能和观念所创造的价值。如果不能的话，人力资本中的很大一部分将会被浪费。我在决策制定的部分就曾提及这件事。我认为当前社会没有对养育子女的价值给予足够重视，很多女性都出去赚钱养家。但是女性花在家庭上的时间却被看作是休息时间。越来越多的人认同多样性可以让我们更具生产力，经历的多样性十分重要。合理评估女性在养育小孩时进行的工作则对社会健康发展十分必要。
与此同时，男性在家中所做的工作同样应当得到重视和鼓励。研究显示当父母双方都积极参与到家庭工作中的时候家庭状况最为健康。还有研究显示，父亲参与教育更多的女儿在工作环境中表现也更好。所以性别平等的问题归根结底还是男性和女性两者关系的问题。像我刚刚提到的，在给男性更多时间陪伴家人这件事上，人工智能或许能够帮上忙。人工智能让人们的效率更高，从而能省出时间陪伴家人。
（翟雨实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