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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摘要：笔筒是传统文人案头的必备文具。竹木笔筒在题材内容的雕刻上，多选择那些代代相传的、具有文人审美情趣的人物故事，集中体现了竹木笔筒的独特魅力。一件刻满了体现文人理想生活追求的人物性题材的竹木笔筒，几乎可以满足文人雅士全部的精神需求、审美需求和生活需求。
关键词：竹木笔筒；雕刻；文人性
历代的文人雅士经常在文房中摆设一些精美的器物，以示风雅。明清以来，这种情况更为常见。据“广志绎》载： “如斋头清玩、几案床榻，近皆以紫檀、花梨为尚……雕镂亦皆商周秦汉之式，海内僻远皆效尤之，此亦嘉、隆、万三朝为盛。至于寸竹片石，摩弄成物，动辄千文百缗。”李渔在“闲情偶寄》中也说： “位置器玩与位置人才同一理也，使人人其庐，登其堂，见物皆非苟设，事事具有深情。”可见当时的文人雅士，无不以获取美器为荣。
笔筒是传统文人案头的必备文具。文房用具中，称笔、墨、纸、砚为“文房四宝”，加上笔筒，则可以称为“文房五宝”。笔筒的式样非常繁多，小小的器物，却蕴含了极为深远悠长的中国文人的艺术和文化内涵，因而在文房用具范畴里，笔筒有“小器大雅”的美誉。制作笔筒的材质很多，包括名贵金属、犀角象牙、陶瓷泥塑等。由于文人的提倡，大量的竹木笔筒雕刻被摆上文人的桌案，笔筒成为了文人的最爱。屠隆的《文房器具笺》说，笔筒中以湘妃竹、紫檀、乌木为雅，其余的都不入品。文震亨的《长物志》关于“笔筒”一条中也认为： “湘竹、棕榈者佳，毛竹以古铜镶者为雅，紫檀、乌木、花梨亦间可用。”这大概是因为竹木的材质有着其他材质如象牙、犀角、瓷器等不可比拟的优越性。竹子和各种木料，具有天然的造型和自然的纹理，不需要过多装饰就具有美感。竹木本身色泽的深浅和质地的松疏密实，能给人们以一种生命和灵秀的美感。随着时间的流逝，其色泽更加沉稳，那种久远的自然韵味呈现出一种独特的淡雅之美。竹木笔筒在体型上推崇古朴、清秀、典雅之美，表现出器物结构比例的韵律之美。它们的造型或柔和流畅、或转折明快，结构规整、比例和谐，呈现出一种既端庄凝重又轻巧细腻的美妙造型。
笔筒作为古代文人生活中重要的文化符号，浓缩了文人对于自身修养与品质的要求。 “从某个方面来说，笔筒的艺术风格首先是文人化的，其中融入了文人们的审美趣味和雅逸才华。而且，文人化的笔筒自始至终贯穿于文人用笔筒的设计、制作之中。”因为笔筒首先是一件文化用具，所以它的题材必然打上浓厚的文人意趣。竹木笔筒在题材内容的雕刻上，多选择那些代代相传的、具有文人审美情趣的人物故事，集中体现了竹木笔筒的独特魅力。
竹木笔筒雕刻中的人物，通常都有故事性，它们用雕刻的手法将其表现得淋漓尽致，留给人们更为直观的视觉空间，使人们从中捕捉到故事之外的内涵。在笔筒雕刻的题材中，文学家及文学对雕刻的影响是显而易见的。竹木笔筒中的人物故事题材，种类繁多，常见的有“高山流水”“竹林七贤”“陶渊明爱菊”“周敦颐爱莲”“孟浩然爱梅” “王羲之爱鹅”，还有“萧何月下追韩信” “文王访贤” “空城计”“刘备三顾茅庐”“太白醉酒”“东坡赤壁”“兰亭会”等。这些题材或者为历代文人之间发生的故事，或者为文人所创作的文学作品中的故事。有些人物虽然不一定有特定的故事情节，但都反映了文人们的理想，比如常见的“深山访道”“松下对弈”等。简而言之，竹木笔筒雕刻的内容和题材来自文学作品和现实生活中，它用各种艺术手法表现出人物和场景，把故事更为直观地展现在人们的视野中，这就大大增加了竹木笔筒的观赏性和趣味性。
更重要的是，这对于文人所崇尚的“雅”的品格，具有极大的影响力。文人士大夫会将他们的审美趣味和高雅境界融入到竹木笔筒的雕刻中来。最容易体现文人生活品味和性格的就是“雅”。雅，是一种“书卷气”，更是美的一种境界。文人尚“雅”，因此，竹木笔筒在设计制作时就十分强调“雅”。很多文人和画家们都直接或间接地参与笔筒的设计制作，工匠们也迎合文人士大夫们的风雅幽趣，也就形成了竹木笔筒的“雅”的品性。这些文房中的工艺作品虽然具有实用性，但更是比较重视表现“文心”和“自然”的艺术品。实际上，对于“器以载道”的传统，这种对于审美性的追求是一种反抗。在竹木笔筒雕刻当中，这些符合文人审美理想的题材，体现了一种高情逸趣，能充分体现出文人们的高雅情怀。在这个理想的世界里，他们纵情山水、饮酒品茶、养花种竹，既自娱也娱人，充盈于精神和物质之间，任性情之所往。这种与众不同的艺术趣味，使竹木笔筒具有一种超越、含蓄、平和、恬淡的具有“文”和“雅”双重特性的美学特征。
在这些题材中， “竹林七贤”的故事常常出现，留下了大量的名家名作。 “竹林七贤”是魏晋时期7位文人的总称，他们是嵇康、阮籍、山涛、向秀、阮咸、王戎、刘伶。他们常常在竹林中聚会，逃离世俗生活。武汉市博物馆馆藏的一件明代朱三松竹雕笔筒，作品构思巧妙，运用深浮雕技法，用笔如刀，线条流畅，刻着“竹林七贤”的故事。笔筒以楠竹为主，镶嵌有红木。七贤分别处于竹林深处，有两个年龄较老的人在下棋，旁边有一个老者在观看。竹林中的一侧，抚琴者应该是嵇康，有一人在侧耳静听。旁边坐着饮酒者为刘伶。小桥上站着一人，根据身后有一个童子背着铲子的情况来看，应该是阮籍。下方有两个童子在烹茶，虽然不是魏晋时代的习俗，但并不影响这件作品的艺术性。因为竹林七贤在后世人的心目中，只是一个时代的文化象征。在这件作品中，人物众多、神态各异、茂林修竹、小桥流水、生动传神。集镂雕、浮雕、阳刻于一体，具有很强的层次感。整个画面动静相宜，人物的表情既生动传神，又含蓄内敛，表现出一种秀润而幽深的意境。这种题材的笔筒，在南京市博物院、北京故宫博物院等机构都有收藏，并不少见。
一些有名的文学题材通常被用来雕刻在竹木笔筒上。宋代文人苏轼被贬为黄州（今湖北黄冈）团练副使的时候，先后两次游览了黄州附近的赤壁，在中国文学史上留下了两篇《赤壁赋》。尽管这个赤壁并不是三国时期曹操和孙权大战的赤壁，但通过苏东坡的文章，黄州赤壁在文学史上较前者更加有名。通过这两篇文学作品，可以发现：一方面，苏东坡对受到残酷打击感到愤懑、痛苦；另一方面，他时时能从老庄佛学求得解脱。这种矛盾常常能引起后世文人的共鸣，因此，在造型艺术作品中，苏东坡夜游赤壁的典故也就常常被用作表现题材。浙江省博物馆收藏的一件竹雕笔筒，刻的就是东坡及友人夜游赤壁的场景。整个笔筒以天然竹节制成，筒壁以透雕、浮雕相结合的技法雕刻，画面中，江流有声，一叶小舟顺流而下；石壁陡峭，断岸千尺，松柏苍劲。舟中诸人，东坡、鲁直、佛印、童子和舟子，或坐而观景，或立而御舟，造型生动，栩栩如生。构图疏密有致，层次丰富。用刀雄健精炼，气势开阔凝重。整幅画面的人物表现得活灵活现，江流石壁下的生活表现得自然得体，把一段经典的文学场景活灵活现地展现在人们的视野中。 在一些竹木笔筒雕刻中，有很多的人物题材并不具有特定的故事情节，也不取材于某个文学作品，但是依然具有表现力。其中有些作品，都没有人物姓名，只具有身份特征。沈阳故宫博物院藏的一件清代的竹雕山水人物笔筒上所雕刻的内容就是如此。这件笔筒以一节直径竹筒用浮雕与高浮雕的手法雕成。画面中，参天的古松在山林中耸立，在岩石之旁，有很多人物造型活跃其间。画面上开阔之地有3位浓眉长髯的老者在观看一幅太极图，正面坐一老者头戴方巾，右手执笏板；身后一持扇侍童，皆目视画轴；左侧一老翁安然端坐视图，右侧一老翁在给他人讲释；身后有人吹笙，有人拄杖倾听；画面后方岩石上放置琴、棋、书，典型的文人雅士活动场面；古松下有一位老者，身着大袖宽袍，手持灵芝，一只梅花鹿在交流；沿山峦曲径处有两个采灵芝的童子；深处为层叠山岩，是以高浮雕、浮雕手法错落地雕出山岩、古松，给人以深邃之感。其他岩石均用陷地深刻的犀利刀法向内侧，给人陡峭、险要、石质坚硬之感。
通过分析这几件作品所雕刻的人物形态，我们可以发现，它们均充分地表现出了文人墨客的审美情趣。文人们将自身对自然山水和生活的感悟，融入笔筒的刻画中。从欣赏和使用笔筒的过程中，体味大自然的山水丛林带来的那种忘却尘世的高雅情趣。在画面意境表现的同时，展露出文人墨客那种自由自在，与世无争的境界。
山林是文人精神寄托和修身养德的主要场所。竹木笔筒雕刻中的这类人物故事，大多数都发生在隐逸的山林之中。在中国传统文化中，隐逸文化作为一种文化现象和社会心理，传承和沉淀于中国文人们的血脉之中。它的影响绝不仅限于那些归隐山林的隐士，也渗透进古代士大夫阶层的处世方式、价值判断、甚至人格追求之中。画工们由于受当时文人墨客崇尚自然的影响，也乐于在笔筒雕刻的画面中，表现文人们所喜爱的场景，让人从其中感受到一种悠然的情怀。
有的学者指出：“笔筒自诞生之始直至明清时期的盛行，始终被当作文人墨客钟爱有加的文房雅物，而被文人雅士寄托了丰富的情感与内涵，它所包寓的文化性与艺术性，已远远超越了其作为文房用具的实用范畴，彰显出独特的魅力和价值。”对中国的文人雅士来说，营造一个优雅的读书环境，配之以雅致的文房器物予以随时把玩，有时甚至比读书还重要。
一件刻满了文人理想生活的人物性题材的竹木笔筒，几乎可以满足文人们全部的精神需要、审美需要和生活需要。一方面，这种笔筒文化能够直接参与文人的风雅之事，他们在独自使用或者雅聚时拿它们进行把玩；另一方面，这些在笔筒上雕刻的耳熟能详的经典故事，也成为了文人士大夫用以标榜自己文化情操，取得一种文化认同和文化身份的“标记”。
关键词：竹木笔筒；雕刻；文人性
历代的文人雅士经常在文房中摆设一些精美的器物，以示风雅。明清以来，这种情况更为常见。据“广志绎》载： “如斋头清玩、几案床榻，近皆以紫檀、花梨为尚……雕镂亦皆商周秦汉之式，海内僻远皆效尤之，此亦嘉、隆、万三朝为盛。至于寸竹片石，摩弄成物，动辄千文百缗。”李渔在“闲情偶寄》中也说： “位置器玩与位置人才同一理也，使人人其庐，登其堂，见物皆非苟设，事事具有深情。”可见当时的文人雅士，无不以获取美器为荣。
笔筒是传统文人案头的必备文具。文房用具中，称笔、墨、纸、砚为“文房四宝”，加上笔筒，则可以称为“文房五宝”。笔筒的式样非常繁多，小小的器物，却蕴含了极为深远悠长的中国文人的艺术和文化内涵，因而在文房用具范畴里，笔筒有“小器大雅”的美誉。制作笔筒的材质很多，包括名贵金属、犀角象牙、陶瓷泥塑等。由于文人的提倡，大量的竹木笔筒雕刻被摆上文人的桌案，笔筒成为了文人的最爱。屠隆的《文房器具笺》说，笔筒中以湘妃竹、紫檀、乌木为雅，其余的都不入品。文震亨的《长物志》关于“笔筒”一条中也认为： “湘竹、棕榈者佳，毛竹以古铜镶者为雅，紫檀、乌木、花梨亦间可用。”这大概是因为竹木的材质有着其他材质如象牙、犀角、瓷器等不可比拟的优越性。竹子和各种木料，具有天然的造型和自然的纹理，不需要过多装饰就具有美感。竹木本身色泽的深浅和质地的松疏密实，能给人们以一种生命和灵秀的美感。随着时间的流逝，其色泽更加沉稳，那种久远的自然韵味呈现出一种独特的淡雅之美。竹木笔筒在体型上推崇古朴、清秀、典雅之美，表现出器物结构比例的韵律之美。它们的造型或柔和流畅、或转折明快，结构规整、比例和谐，呈现出一种既端庄凝重又轻巧细腻的美妙造型。
笔筒作为古代文人生活中重要的文化符号，浓缩了文人对于自身修养与品质的要求。 “从某个方面来说，笔筒的艺术风格首先是文人化的，其中融入了文人们的审美趣味和雅逸才华。而且，文人化的笔筒自始至终贯穿于文人用笔筒的设计、制作之中。”因为笔筒首先是一件文化用具，所以它的题材必然打上浓厚的文人意趣。竹木笔筒在题材内容的雕刻上，多选择那些代代相传的、具有文人审美情趣的人物故事，集中体现了竹木笔筒的独特魅力。
竹木笔筒雕刻中的人物，通常都有故事性，它们用雕刻的手法将其表现得淋漓尽致，留给人们更为直观的视觉空间，使人们从中捕捉到故事之外的内涵。在笔筒雕刻的题材中，文学家及文学对雕刻的影响是显而易见的。竹木笔筒中的人物故事题材，种类繁多，常见的有“高山流水”“竹林七贤”“陶渊明爱菊”“周敦颐爱莲”“孟浩然爱梅” “王羲之爱鹅”，还有“萧何月下追韩信” “文王访贤” “空城计”“刘备三顾茅庐”“太白醉酒”“东坡赤壁”“兰亭会”等。这些题材或者为历代文人之间发生的故事，或者为文人所创作的文学作品中的故事。有些人物虽然不一定有特定的故事情节，但都反映了文人们的理想，比如常见的“深山访道”“松下对弈”等。简而言之，竹木笔筒雕刻的内容和题材来自文学作品和现实生活中，它用各种艺术手法表现出人物和场景，把故事更为直观地展现在人们的视野中，这就大大增加了竹木笔筒的观赏性和趣味性。
更重要的是，这对于文人所崇尚的“雅”的品格，具有极大的影响力。文人士大夫会将他们的审美趣味和高雅境界融入到竹木笔筒的雕刻中来。最容易体现文人生活品味和性格的就是“雅”。雅，是一种“书卷气”，更是美的一种境界。文人尚“雅”，因此，竹木笔筒在设计制作时就十分强调“雅”。很多文人和画家们都直接或间接地参与笔筒的设计制作，工匠们也迎合文人士大夫们的风雅幽趣，也就形成了竹木笔筒的“雅”的品性。这些文房中的工艺作品虽然具有实用性，但更是比较重视表现“文心”和“自然”的艺术品。实际上，对于“器以载道”的传统，这种对于审美性的追求是一种反抗。在竹木笔筒雕刻当中，这些符合文人审美理想的题材，体现了一种高情逸趣，能充分体现出文人们的高雅情怀。在这个理想的世界里，他们纵情山水、饮酒品茶、养花种竹，既自娱也娱人，充盈于精神和物质之间，任性情之所往。这种与众不同的艺术趣味，使竹木笔筒具有一种超越、含蓄、平和、恬淡的具有“文”和“雅”双重特性的美学特征。
在这些题材中， “竹林七贤”的故事常常出现，留下了大量的名家名作。 “竹林七贤”是魏晋时期7位文人的总称，他们是嵇康、阮籍、山涛、向秀、阮咸、王戎、刘伶。他们常常在竹林中聚会，逃离世俗生活。武汉市博物馆馆藏的一件明代朱三松竹雕笔筒，作品构思巧妙，运用深浮雕技法，用笔如刀，线条流畅，刻着“竹林七贤”的故事。笔筒以楠竹为主，镶嵌有红木。七贤分别处于竹林深处，有两个年龄较老的人在下棋，旁边有一个老者在观看。竹林中的一侧，抚琴者应该是嵇康，有一人在侧耳静听。旁边坐着饮酒者为刘伶。小桥上站着一人，根据身后有一个童子背着铲子的情况来看，应该是阮籍。下方有两个童子在烹茶，虽然不是魏晋时代的习俗，但并不影响这件作品的艺术性。因为竹林七贤在后世人的心目中，只是一个时代的文化象征。在这件作品中，人物众多、神态各异、茂林修竹、小桥流水、生动传神。集镂雕、浮雕、阳刻于一体，具有很强的层次感。整个画面动静相宜，人物的表情既生动传神，又含蓄内敛，表现出一种秀润而幽深的意境。这种题材的笔筒，在南京市博物院、北京故宫博物院等机构都有收藏，并不少见。
一些有名的文学题材通常被用来雕刻在竹木笔筒上。宋代文人苏轼被贬为黄州（今湖北黄冈）团练副使的时候，先后两次游览了黄州附近的赤壁，在中国文学史上留下了两篇《赤壁赋》。尽管这个赤壁并不是三国时期曹操和孙权大战的赤壁，但通过苏东坡的文章，黄州赤壁在文学史上较前者更加有名。通过这两篇文学作品，可以发现：一方面，苏东坡对受到残酷打击感到愤懑、痛苦；另一方面，他时时能从老庄佛学求得解脱。这种矛盾常常能引起后世文人的共鸣，因此，在造型艺术作品中，苏东坡夜游赤壁的典故也就常常被用作表现题材。浙江省博物馆收藏的一件竹雕笔筒，刻的就是东坡及友人夜游赤壁的场景。整个笔筒以天然竹节制成，筒壁以透雕、浮雕相结合的技法雕刻，画面中，江流有声，一叶小舟顺流而下；石壁陡峭，断岸千尺，松柏苍劲。舟中诸人，东坡、鲁直、佛印、童子和舟子，或坐而观景，或立而御舟，造型生动，栩栩如生。构图疏密有致，层次丰富。用刀雄健精炼，气势开阔凝重。整幅画面的人物表现得活灵活现，江流石壁下的生活表现得自然得体，把一段经典的文学场景活灵活现地展现在人们的视野中。 在一些竹木笔筒雕刻中，有很多的人物题材并不具有特定的故事情节，也不取材于某个文学作品，但是依然具有表现力。其中有些作品，都没有人物姓名，只具有身份特征。沈阳故宫博物院藏的一件清代的竹雕山水人物笔筒上所雕刻的内容就是如此。这件笔筒以一节直径竹筒用浮雕与高浮雕的手法雕成。画面中，参天的古松在山林中耸立，在岩石之旁，有很多人物造型活跃其间。画面上开阔之地有3位浓眉长髯的老者在观看一幅太极图，正面坐一老者头戴方巾，右手执笏板；身后一持扇侍童，皆目视画轴；左侧一老翁安然端坐视图，右侧一老翁在给他人讲释；身后有人吹笙，有人拄杖倾听；画面后方岩石上放置琴、棋、书，典型的文人雅士活动场面；古松下有一位老者，身着大袖宽袍，手持灵芝，一只梅花鹿在交流；沿山峦曲径处有两个采灵芝的童子；深处为层叠山岩，是以高浮雕、浮雕手法错落地雕出山岩、古松，给人以深邃之感。其他岩石均用陷地深刻的犀利刀法向内侧，给人陡峭、险要、石质坚硬之感。
通过分析这几件作品所雕刻的人物形态，我们可以发现，它们均充分地表现出了文人墨客的审美情趣。文人们将自身对自然山水和生活的感悟，融入笔筒的刻画中。从欣赏和使用笔筒的过程中，体味大自然的山水丛林带来的那种忘却尘世的高雅情趣。在画面意境表现的同时，展露出文人墨客那种自由自在，与世无争的境界。
山林是文人精神寄托和修身养德的主要场所。竹木笔筒雕刻中的这类人物故事，大多数都发生在隐逸的山林之中。在中国传统文化中，隐逸文化作为一种文化现象和社会心理，传承和沉淀于中国文人们的血脉之中。它的影响绝不仅限于那些归隐山林的隐士，也渗透进古代士大夫阶层的处世方式、价值判断、甚至人格追求之中。画工们由于受当时文人墨客崇尚自然的影响，也乐于在笔筒雕刻的画面中，表现文人们所喜爱的场景，让人从其中感受到一种悠然的情怀。
有的学者指出：“笔筒自诞生之始直至明清时期的盛行，始终被当作文人墨客钟爱有加的文房雅物，而被文人雅士寄托了丰富的情感与内涵，它所包寓的文化性与艺术性，已远远超越了其作为文房用具的实用范畴，彰显出独特的魅力和价值。”对中国的文人雅士来说，营造一个优雅的读书环境，配之以雅致的文房器物予以随时把玩，有时甚至比读书还重要。
一件刻满了文人理想生活的人物性题材的竹木笔筒，几乎可以满足文人们全部的精神需要、审美需要和生活需要。一方面，这种笔筒文化能够直接参与文人的风雅之事，他们在独自使用或者雅聚时拿它们进行把玩；另一方面，这些在笔筒上雕刻的耳熟能详的经典故事，也成为了文人士大夫用以标榜自己文化情操，取得一种文化认同和文化身份的“标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