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编辑部的故事》正在各大电视台热映，这勾起了我对于《编辑部的故事》的回忆。当年这部电视剧引发的轰动是具有标志性的，也是在《渴望》之后的又一次巨大的成功，说明中国电视文化的特色已经形成，这是二十世纪九十年代的文化生活中具有象征性的事件。
　　二十多年的岁月让这部剧和那个时代一起和我们之间有了不可跨越的距离。王朔的那自来水般流利、机敏、兴之所至却可以触动人的对话在那部戏里彰显得淋漓尽致。中国市场经济开端时刻，刚刚从计划经济束缚中脱离出来的那种复杂而微妙的心态，那种个体生命刚刚获得的精神空间之后的兴奋，对物质的渴望和追逐，这些生动描述都让人感慨良多，在当时这部剧能够引发轰动效应正是它触及了那个时代的敏感神经。
　　今天的《新编辑部的故事》向经典致敬，让我们有了一个怀旧的机会，虽然有二十年的时空跨度，但当年的戈玲仍然在编辑部里，老人们还和编辑部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让我们感受到过去对于今天的意义。
　　二十世纪九十年代是今天社会的真正起点，当下的许多状况其实在那个时代就能找到渊源。二十世纪的八十年代是从计划经济脱离的时代，那时所表现的是一种不及物的精神性。虽然有物质匮乏的苦恼现实，但大家都相似的困窘使得精神的追求变得更为重要。所以王朔早期小说中的男主角都是脱离了计划经济体制，没有钱，却对体制内的女性有一种巨大的吸引力。他们是通过一种自由的、无拘无束的姿态和充满嘲讽的语言展示魅力的。但到了《编辑部的故事》出现的九十年代，中国的市场经济已经发端，中国已经和全球有了不可或缺的联系。人们开始意识到空有抽象的、自我意识的觉醒还是虚幻的，还需要有物质基础，人们被八十年代的主体性召唤出来的自我仅仅是用头脑站立着的，但九十年代就需要用实在的欲望给予它一个基础，可以说是用脚站住。这是从康德的主体的抽象到黑格尔的人在大历史中的宿命的、现实的转变。这里的故事虽然仍然是靠着滔滔不绝的幽默语言为推进基础，却有了物质性的、渴望的彰显。所以这部《编辑部的故事》的故事动力往往是“骗”，无论是正面或负面都离不开语言和现实脱节所产生的差异性，也就是“骗”的效果。既有对八十年代的精神留恋，又有对于未知未来的渴望。其中闪现的欲望和对物质的焦虑在王朔的语言中流动。
　　而今天的《新编辑部的故事》降临，市场化和全球化已经是我们生存的现实，那段开端的历史已经成为今天的源头。当年所朦胧感知的一切都有了现实的、真切的展开。当年的不少物质渴望已经实现，但我们的精神困扰和焦虑反而越演越烈。
　　王朔早就淡出名利场，今天的编剧熟悉的是网络里的一套幽默，当然不会有王朔的那种天才般的语言力量，而不过是网络里普通人平常的幽默挖苦，王朔的风格虽然被模仿，但难以被超越。于是今天人们熟悉的情境喜剧的动作性和戏剧性成为了主导故事的风格。这里的故事都是今天已经成熟的市场之中的故事，少了当年初来的青涩，却多了历经沧桑的成熟。故事仍然是从当下的现实中截取，是贴近今天日常生活的段落。但日常生活已经变得被市场的新规范所驱动，年轻人的焦虑苦闷更为现实，更为具体，生活方式已经越来越确定，白领的身份、中产的定位是社会主流的现实已经没有疑问。于是海外回来的安妮必然把当年曾经为面临市场经济最初岁月困惑的年轻人答疑解惑的《人间指南》改头换面，成为互联网时代网络文化的附属消费品——《WWW》。这里已经不再以语言的“骗”作为情节推进的支柱，而是靠夸张的形体动作和大胆的作秀表演。语言和现实的缝隙在这里被弥合了，“骗”变成了“炒作”。炒作不是骗，而是所有人都知道这里的一切是虚幻的，但大家都接受这个虚拟的现实，觉得虚幻比现实更有趣、更生动、更好玩。当年的《人间指南》是真想帮人排忧解难，今天的《WWW》却只是制造诸多娱乐的笑料聊供大家一乐。人们都饱经沧桑，知道本来就没那回事，却还是要从中获得一些压力中的娱乐。因此这一切都不能说是“骗”，而只是一种公众和媒介共同知晓谜底的“炒作”。
　　“骗”的时候还天真地想象某种真诚，而“炒作”就是大家都明白本来真实就不存在，然后共同逢场作戏。比如当年剧中的双双渴望成为明星，靠的是虚幻的骗，而今天的花无双的炒作，是所有人都心知肚明，却仍然趋之若鹜。比如袁帅要当安妮的假恋人，这都说不上是“骗”，不过是虚幻的面对所有人都知晓的现实，进行的一种滑稽的“炒作”。从“骗”到“炒作”，其实是社会变迁的真实表征。
　　《新编辑部的故事》是向九十年代的致敬，更是面对当下的必然反应；看起来夸张热闹，竭尽全力地让我们获得乐趣，却仍然包含着让我们看后感慨的某些元素。
　　我们还能期望什么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