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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苏童小说的表意策略一直保留着“古典叙事姿态”,尤其是在他“先锋”后的小说创作中,通过设置文本隐喻,充分挖掘物象“显白”与“隐晦”的意义张力,呈现出深邃、开阔、空灵、大气的美学品格。
关键词:苏童 “显白” “隐晦”
苏童虽然一直被视为先锋文学中代表性的作家,但他的叙事方式始终是先锋作家中的“异类”,因为他不过分强调叙述的实验性,不背离故事、人物、情节等传统小说基本叙事元素,仍在文本中注重生活中的现实逻辑、因果关系与小说结构的必要关联,并进行合理化的有叙事情境的想象,其中不乏传奇性和戏剧性的场景。在一定程度上,他的表意策略一直保留着“古典叙事姿态”。而这种叙事姿态是苏童一贯秉持的叙事立场。但他的小说并没有形成密不透风的情节和板滞僵硬的故事结构。相反,苏童却善于通过设置文本隐喻,充分挖掘物象“显白”与“隐晦”的意义张力,形成象征性的意蕴空间,使质实的叙事肌理呈现出深邃、开阔、空灵、大气的美学品格。这在他“先锋”后的小说文本中体现得尤为明显。
《蛇为什么会飞》虽然是苏童的第一部反映现实生活的长篇小说,但文本中频频出现的神秘的“蛇”的意象形成一个巨大的隐喻,给整个作品带来了一层魔幻现实主义的色彩。在中国传统文化中,“蛇”负载着狡诈、阴毒与罪恶的价值内涵。在西方宗教文化中,“蛇”因为引诱亚当和夏娃偷吃智慧树的果实而被判定终生用肚子行走,并因此被赋予魅惑、冷酷等文化象征。苏童就是充分利用人类文化中“蛇”的原型涵义,通过叙事点染形成文本的叙事隐喻。按照苏童自己的说法,“蛇在小说中逐渐演变,变成一种重要的符号。其光滑的形状,象征着人对社会的无从把握,也可以说是一种冷酷的人心,一种变异的人性”。小说中竭力渲染千禧年来临之际“蛇”文化的流行,人们吃蛇肉、看蛇、穿蛇皮,到处都是由霓虹灯构成的消费的诱惑。蛇文化的流行说明了整个时代正是以魅惑为主要文化表征,到处充满了欲壑难填、泛滥成灾的欲望。而单纯为欲望所支配的时代必然会成为一个冷酷无情、毁灭人性的时代。而作品中的几个主要人物的生活经历或性格特点都和蛇的隐喻有关,比如男主人公克渊的日常工作就是按照索债公司老板的布置,以杀蛇和生吃蛇肉来恐吓别人。“蛇”在这里隐喻着人的贪吃无厌的食欲和人性中的残酷与冷血。再比如另一女性人物冷燕,作者详细渲染了她在蛇餐馆里与大蟒蛇相拥共舞的刺激场景,这分明隐喻着人的金钱欲望与人性的彻底沉沦与变异。在文本的结尾,主人公克渊在闯入上流社会的梦想被彻底击碎后,在世纪之夜亡命奔逃,踏上了北去的列车。在这种绝望的境遇中作者居然还让他看到了一条飞起的蛇。本来只能“贴地而行”的“蛇”居然有了“飞翔”的姿势,这种纯粹想象的奇观,使得“蛇”的隐喻有了更多阐释的空间,那是沉沦后的飞越,还是绝望后的希望,还只是暗示着一个遥不可及的梦想?正是“蛇”的隐喻,使小说在承载了厚重的现实之后,有了绮丽而虚幻的飞腾。
《碧奴》是苏童对于传说“孟姜女哭长城”的重写。苏童以自己瑰丽的文学想象赋予这个“老去”的传说以新生和活力。他将前文本的抽象的“苦情”具体化为碧奴的“泪水”,并在充分渲染之后成为笼罩全文的隐喻,使得这个干瘪的传说有了奇幻的形而上的色彩。碧奴来自一个被虚化了历史背景的乱世,一个不允许哭泣的村庄,这一“眼泪的戒条”,隐喻了个体生命的压抑。她千里寻夫的旅程苦难到无以复加,她孤独地找寻着、艰难地跋涉着,一路上无尽的嘲讽和伤害包围着她。她只能用泪水释放自我的情感,击溃“一切缺乏美好心性和灵性皈依的精神城墙”,直到最后,伴着漫天飞来白色的金线蝴蝶,她在长城上用泪水表达震天撼地的悲情与苦楚。这部“眼泪的传奇”,就是“她要用眼泪向现实发问,用眼泪摆脱自己的命运”的生存寓言。而正是全篇“泪水”的隐喻,也使原文本的那个彻头彻尾的悲剧故事,在小说中有了乐观的色彩,因为“即使像碧奴这样处于社会底层的弱女子,即使这样贫贱的生命,也会因为眼泪而有了力量,无疑她对自己是有信心的。眼泪哭倒长城,可以理解成她对不幸命运的一种解脱,是极大的安慰”。
同样,在苏童的新作《河岸》中,“河流”从一个具体的物象上升为一个永远不为语言之网打捞的隐喻,它巧妙地覆盖了故事的时空背景、主题内容的各个声部、章节结构的整体串联以及故事中所有精微的富有想象魅力的细部。在《河岸》中,“河流”不再仅仅指涉一个简单的空间背景,而是与“河岸”相互参照,形成一个繁复意旨的叙事空间。如果说“河岸”,指涉的是以“油坊镇”为中心的现实社会,是一个被政治彻底主宰的现实世界,那么“河流”则指涉以“向阳船队”为中心的、一个因“有罪”被政治无情边缘和放逐的世界;从另一个层面上来讲,“河岸”以坚固稳定的陆地,承载着坚硬残酷的政治律令和世态炎凉的人情法则,是一个政治等级森严、以强凌弱的冰冷的世界。而“河流”则因其深沉、神秘和宽厚的气质容纳着历史的神秘和人性晦涩朦胧的欲望,是一个不带偏见的为放逐者提供家园的温情世界。《河岸》中的所有主人公受命运的驱使奔突于这两个空间,“河”与“岸”成为个体命运陷落与突围的场所。另外,河流还隐喻了无法还原真相的神秘的历史。小说中多次描写了库东亮的幻觉,历史的鬼魂“邓少香”从河流里升上来爬到船上,虽然每次形态各异,有时甚至温情脉脉,但除了留下像喻历史蛛丝马迹的“水迹”和“红莲花”等之外,始终沉默不语,像河流一般拒绝透露内心的任何秘密。历史的真相也如同河流的真相一样,任凭编织什么样的网都无从打捞。同时,河流的水是不可束缚的,它必须要奔腾而下,这隐喻着人的生命欲望与生命活力。《河岸》中的主人公库东亮,他的青春成长就像水流一样充满了奔涌的欲望。然而,这种生命欲望的涌动是备受压抑的,这使得他的成长成为一个无处奔逃无以救赎的青春梦魇。在小说《河岸》中,苏童通过深邃丰富的“河流”的隐喻为我们展现了历史的诡异、现实的荒诞、成长的无奈、人性的幽秘。
在先锋文学的浪潮之后,苏童还一直保持着对短篇小说的热情。这一时期他的短篇小说较突出的一个特点是在文本中设置一些“物象”,或者是一些客观世界中实际存在之物,或者是被虚幻之光笼罩住的“谜”一般的事物,或者是纯粹漂浮于人意识中的幻想之物。这些物象不仅作为全文的叙事焦点,而且还超出了“物”的本义,上升为一种富含象征意蕴的隐喻。如《伞》中的主人公锦红因为一把花雨伞而遭受了梦魇般的命运,而二十年后锦红打着一把玫瑰红的雨伞试图重新找回自己生活的时候却被彻底拒绝。这把曾经寄托少女梦想的花伞隐喻了命运的无常以及少女生命的脆弱。而《U形铁》中冼铁匠临终前留下的那件未完成的U形铁成为横贯全篇的一个隐喻。这块形态奇特的未完成之作,本身就像一个等待具体意义来填充的空白。它隐喻着人生不可理解的一面,以及一些偶然事件就能改变人生轨迹的非理性的、宿命的力量。而《拾婴记》中,围绕神秘弃婴的归属,始终有个“羊”的隐喻。这个隐喻既暗示了美丽安静如羊羔的女婴是一个无辜而娇弱的、需要被保护的生命,同时也隐喻了弃婴的身世是某种伤风败德行为的产物,而女婴本身也成为某种带有耻辱“原罪”的“替罪羊”。《骑兵》中的罗圈腿左林经常在幻觉中看到的那匹白色的长鬃骏马,也成为一个关于梦想的隐喻,它代表了有形体缺陷的孩子幻想自由驰骋的那不可磨灭的梦想。虽然这个梦想遭遇了现实的残酷嘲讽,但这个梦想毕竟为孩子的内心世界涂抹了一层希望而美好的诗意。
苏童曾说:“我喜欢在小说中讲究一种紧张与舒缓的有机结合,不爱笔笔直一气写到底。就像画画中的一个空白,一个背景。”① 而这个“空白”正是苏童在遵循“古典叙述形态”的同时所追求的具有现代审美形式感的文化个性。它使得苏童不满足于创造一个个曲折多姿的故事、一幅幅逼真形象的社会图景。他希望通过情节缝隙处的一片片“空白”,把故事从单纯“模仿现实”的魔咒中解放出来,把小说变成一个可以深思可以玩味的魔幻的存在。而隐喻作为一种以此言彼的话语方式,涉及意义的转换与生成,它所创造的“显白”与“隐晦”之间的意义张力,恰好会从最完美的角度成就追求完美的苏童。
① 徐颖、苏童:《过去的我太商标化》,《南方都市报》2002年4月4日。
关键词:苏童 “显白” “隐晦”
苏童虽然一直被视为先锋文学中代表性的作家,但他的叙事方式始终是先锋作家中的“异类”,因为他不过分强调叙述的实验性,不背离故事、人物、情节等传统小说基本叙事元素,仍在文本中注重生活中的现实逻辑、因果关系与小说结构的必要关联,并进行合理化的有叙事情境的想象,其中不乏传奇性和戏剧性的场景。在一定程度上,他的表意策略一直保留着“古典叙事姿态”。而这种叙事姿态是苏童一贯秉持的叙事立场。但他的小说并没有形成密不透风的情节和板滞僵硬的故事结构。相反,苏童却善于通过设置文本隐喻,充分挖掘物象“显白”与“隐晦”的意义张力,形成象征性的意蕴空间,使质实的叙事肌理呈现出深邃、开阔、空灵、大气的美学品格。这在他“先锋”后的小说文本中体现得尤为明显。
《蛇为什么会飞》虽然是苏童的第一部反映现实生活的长篇小说,但文本中频频出现的神秘的“蛇”的意象形成一个巨大的隐喻,给整个作品带来了一层魔幻现实主义的色彩。在中国传统文化中,“蛇”负载着狡诈、阴毒与罪恶的价值内涵。在西方宗教文化中,“蛇”因为引诱亚当和夏娃偷吃智慧树的果实而被判定终生用肚子行走,并因此被赋予魅惑、冷酷等文化象征。苏童就是充分利用人类文化中“蛇”的原型涵义,通过叙事点染形成文本的叙事隐喻。按照苏童自己的说法,“蛇在小说中逐渐演变,变成一种重要的符号。其光滑的形状,象征着人对社会的无从把握,也可以说是一种冷酷的人心,一种变异的人性”。小说中竭力渲染千禧年来临之际“蛇”文化的流行,人们吃蛇肉、看蛇、穿蛇皮,到处都是由霓虹灯构成的消费的诱惑。蛇文化的流行说明了整个时代正是以魅惑为主要文化表征,到处充满了欲壑难填、泛滥成灾的欲望。而单纯为欲望所支配的时代必然会成为一个冷酷无情、毁灭人性的时代。而作品中的几个主要人物的生活经历或性格特点都和蛇的隐喻有关,比如男主人公克渊的日常工作就是按照索债公司老板的布置,以杀蛇和生吃蛇肉来恐吓别人。“蛇”在这里隐喻着人的贪吃无厌的食欲和人性中的残酷与冷血。再比如另一女性人物冷燕,作者详细渲染了她在蛇餐馆里与大蟒蛇相拥共舞的刺激场景,这分明隐喻着人的金钱欲望与人性的彻底沉沦与变异。在文本的结尾,主人公克渊在闯入上流社会的梦想被彻底击碎后,在世纪之夜亡命奔逃,踏上了北去的列车。在这种绝望的境遇中作者居然还让他看到了一条飞起的蛇。本来只能“贴地而行”的“蛇”居然有了“飞翔”的姿势,这种纯粹想象的奇观,使得“蛇”的隐喻有了更多阐释的空间,那是沉沦后的飞越,还是绝望后的希望,还只是暗示着一个遥不可及的梦想?正是“蛇”的隐喻,使小说在承载了厚重的现实之后,有了绮丽而虚幻的飞腾。
《碧奴》是苏童对于传说“孟姜女哭长城”的重写。苏童以自己瑰丽的文学想象赋予这个“老去”的传说以新生和活力。他将前文本的抽象的“苦情”具体化为碧奴的“泪水”,并在充分渲染之后成为笼罩全文的隐喻,使得这个干瘪的传说有了奇幻的形而上的色彩。碧奴来自一个被虚化了历史背景的乱世,一个不允许哭泣的村庄,这一“眼泪的戒条”,隐喻了个体生命的压抑。她千里寻夫的旅程苦难到无以复加,她孤独地找寻着、艰难地跋涉着,一路上无尽的嘲讽和伤害包围着她。她只能用泪水释放自我的情感,击溃“一切缺乏美好心性和灵性皈依的精神城墙”,直到最后,伴着漫天飞来白色的金线蝴蝶,她在长城上用泪水表达震天撼地的悲情与苦楚。这部“眼泪的传奇”,就是“她要用眼泪向现实发问,用眼泪摆脱自己的命运”的生存寓言。而正是全篇“泪水”的隐喻,也使原文本的那个彻头彻尾的悲剧故事,在小说中有了乐观的色彩,因为“即使像碧奴这样处于社会底层的弱女子,即使这样贫贱的生命,也会因为眼泪而有了力量,无疑她对自己是有信心的。眼泪哭倒长城,可以理解成她对不幸命运的一种解脱,是极大的安慰”。
同样,在苏童的新作《河岸》中,“河流”从一个具体的物象上升为一个永远不为语言之网打捞的隐喻,它巧妙地覆盖了故事的时空背景、主题内容的各个声部、章节结构的整体串联以及故事中所有精微的富有想象魅力的细部。在《河岸》中,“河流”不再仅仅指涉一个简单的空间背景,而是与“河岸”相互参照,形成一个繁复意旨的叙事空间。如果说“河岸”,指涉的是以“油坊镇”为中心的现实社会,是一个被政治彻底主宰的现实世界,那么“河流”则指涉以“向阳船队”为中心的、一个因“有罪”被政治无情边缘和放逐的世界;从另一个层面上来讲,“河岸”以坚固稳定的陆地,承载着坚硬残酷的政治律令和世态炎凉的人情法则,是一个政治等级森严、以强凌弱的冰冷的世界。而“河流”则因其深沉、神秘和宽厚的气质容纳着历史的神秘和人性晦涩朦胧的欲望,是一个不带偏见的为放逐者提供家园的温情世界。《河岸》中的所有主人公受命运的驱使奔突于这两个空间,“河”与“岸”成为个体命运陷落与突围的场所。另外,河流还隐喻了无法还原真相的神秘的历史。小说中多次描写了库东亮的幻觉,历史的鬼魂“邓少香”从河流里升上来爬到船上,虽然每次形态各异,有时甚至温情脉脉,但除了留下像喻历史蛛丝马迹的“水迹”和“红莲花”等之外,始终沉默不语,像河流一般拒绝透露内心的任何秘密。历史的真相也如同河流的真相一样,任凭编织什么样的网都无从打捞。同时,河流的水是不可束缚的,它必须要奔腾而下,这隐喻着人的生命欲望与生命活力。《河岸》中的主人公库东亮,他的青春成长就像水流一样充满了奔涌的欲望。然而,这种生命欲望的涌动是备受压抑的,这使得他的成长成为一个无处奔逃无以救赎的青春梦魇。在小说《河岸》中,苏童通过深邃丰富的“河流”的隐喻为我们展现了历史的诡异、现实的荒诞、成长的无奈、人性的幽秘。
在先锋文学的浪潮之后,苏童还一直保持着对短篇小说的热情。这一时期他的短篇小说较突出的一个特点是在文本中设置一些“物象”,或者是一些客观世界中实际存在之物,或者是被虚幻之光笼罩住的“谜”一般的事物,或者是纯粹漂浮于人意识中的幻想之物。这些物象不仅作为全文的叙事焦点,而且还超出了“物”的本义,上升为一种富含象征意蕴的隐喻。如《伞》中的主人公锦红因为一把花雨伞而遭受了梦魇般的命运,而二十年后锦红打着一把玫瑰红的雨伞试图重新找回自己生活的时候却被彻底拒绝。这把曾经寄托少女梦想的花伞隐喻了命运的无常以及少女生命的脆弱。而《U形铁》中冼铁匠临终前留下的那件未完成的U形铁成为横贯全篇的一个隐喻。这块形态奇特的未完成之作,本身就像一个等待具体意义来填充的空白。它隐喻着人生不可理解的一面,以及一些偶然事件就能改变人生轨迹的非理性的、宿命的力量。而《拾婴记》中,围绕神秘弃婴的归属,始终有个“羊”的隐喻。这个隐喻既暗示了美丽安静如羊羔的女婴是一个无辜而娇弱的、需要被保护的生命,同时也隐喻了弃婴的身世是某种伤风败德行为的产物,而女婴本身也成为某种带有耻辱“原罪”的“替罪羊”。《骑兵》中的罗圈腿左林经常在幻觉中看到的那匹白色的长鬃骏马,也成为一个关于梦想的隐喻,它代表了有形体缺陷的孩子幻想自由驰骋的那不可磨灭的梦想。虽然这个梦想遭遇了现实的残酷嘲讽,但这个梦想毕竟为孩子的内心世界涂抹了一层希望而美好的诗意。
苏童曾说:“我喜欢在小说中讲究一种紧张与舒缓的有机结合,不爱笔笔直一气写到底。就像画画中的一个空白,一个背景。”① 而这个“空白”正是苏童在遵循“古典叙述形态”的同时所追求的具有现代审美形式感的文化个性。它使得苏童不满足于创造一个个曲折多姿的故事、一幅幅逼真形象的社会图景。他希望通过情节缝隙处的一片片“空白”,把故事从单纯“模仿现实”的魔咒中解放出来,把小说变成一个可以深思可以玩味的魔幻的存在。而隐喻作为一种以此言彼的话语方式,涉及意义的转换与生成,它所创造的“显白”与“隐晦”之间的意义张力,恰好会从最完美的角度成就追求完美的苏童。
① 徐颖、苏童:《过去的我太商标化》,《南方都市报》2002年4月4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