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切事物都以它们被感知的形式存在着，至少对于感知者是这样。”在《诗辩》中，雪莱认为，事物之所以存在于人世间，正因为它们是被我们所感知的那样。感知就意味着，心灵在发挥着作用。诗不是去“模仿”现实;诗有崇高的工作，去创造一个世界以便抵抗现实之混乱。因此，心灵在诗中占据一个核心位置。诗性即人性，拯救混乱而晦暗的人间。这种“诗为万物立法”的誓言似乎与现代性格格不入。作为一种前现代主义的诗学观念，它已被许多诗人所遗弃。但我们的问题是，对于诗歌而言，强调心灵重塑现实真的过时了吗？或者说，除却单纯的语言层面，有品质的心灵业已失去吸引力了吗？
　　李元胜的诗歌写作某种程度上就回答了这个问题。在《汨罗江边的屈原》这首诗中，屈原不仅是一位历史人物，也被诗人赋予了强大的象征能量。诗中的屈原也是一位命运不济者，但他具备惊人的“抗摔打”能力;不论是楚国国运、雷鸣电流，还是星辰鬼怪，悉数都“经过他”。种种力量之流不可阻挡地冲向屈原，他变成一种能量介质，一块怪力乱神的操练场。结果，诸多击打非但不能使之消失陨灭，反而让屈原本身获得强力。换句话说，正是那些磨难使屈原加冕象征性的权威，让他超越一国臣子，山水万物归顺于他：
　　汨罗江就是在那一刻变轻的
　　它跃起，扑向他，成为他的一条支流
　　——《汨罗江边的屈原》
　　该诗中，李元胜奉行一种能量累积效应的法则。对屈原而言，世间的重负不是凭空忍受。忍受也是历练，最终都被吸纳为他的本身的一部分。这相当于说，所有的苦难都催促你成熟，让你更有资格对人间判断、与万物对话——言说。所以，李元胜诗中的屈原也可看作他心目中诗人的理想形象：他具备历史意识和文化修养，能在与天地的交往之中领会万物。而写诗即修炼，是诗人的超能力，其境界是万物位移腾挪、重整秩序。诗人并非庸庸碌碌者，用雪莱的话来说，“诗独能战胜那迫使我们屈服于周围印象中的偶然事件的诅咒。”（《诗辩》）
　　在诗中重塑秩序，重造一个世界并非容易之事。尽管在李元胜那里能看到对心灵能力的推崇，但本质上这种能力不是天赋。因为写诗也是一件工作，需要训练和技巧的工作。《圣莲岛之忆》具有“元诗”性质，可以看作诗人对写诗的心灵自白。李元胜把写诗与荷花穿破水面并置，构成品质上的呼应，认为两者的共同点是“各自提炼着毕生的淤泥”。显而易见，这是他对宋代周敦颐《爱莲说》中“出淤泥而不染”的隐微化用。也就是说，写诗是一个“提纯”过程，消化掉那些混杂之物。而诗人必定要像屈原那样，经历一番痛苦才能成熟，才能掌握“提炼的技巧/忍耐的技巧/从破旧的身体进入晨光的技巧”。诗人如同荷花，是“茫然不知自己出处的物种”，两者都并非天生如此。他们原本都是平凡的存在，只因心存清洁的神往，几经游历和曲折才抵达澄明之境：
　　上苍啊，在如此卑微的生命里
　　继续着千万年来的沙里淘金
　　——《圣莲岛之忆》
　　写诗是在语言的浪里淘沙，但诗人本质上是“卑微的生命”。成为一个诗人意味着从平凡中觉醒，成长，修行。当然，从李元胜援引屈原、《爱莲说》等典故来看，他心目中的修行应该主要是一种文化意义上的修行。它要求诗人的阅历、学识和成熟的道德感，更接近于中国古典文人所心仪的诗学路径——在心为志，在言为诗。在这里，诗人拉开了与西方浪漫主义观念的距离;后者认为，诗人仰赖天赋，只要灵感吹皱心灵的湖面，诗就荡漾起来。但《圣莲之忆》娓娓道来，它表明一种心迹：想要改变你的诗歌，先修炼你的心灵。尽管世间事物纷繁混杂，令人痛苦不堪，但诗人心灵若具备穿透性的力量就能为喧闹消音：
　　有好几次，它们因我突然变得安静
　　像两部轰鸣的汽车，用上了同一个消音器
　　——《东湖》
　　李元胜的诗淳朴而清晰，不刻意追求晦涩，也对戏剧性夸张不感兴趣。这让人觉得，为了使主题清楚他已准备好耐心。他的主题往往不是一个要抵达的终点;启程之际，一首诗与主题就是同行的;诗的主题就内蕴于它的徐徐展开之中。比如，《兰州，又见黄河》这首诗就像带着我们去走一趟黄河，沿着黄河曲折蜿蜒，时而急促，时而缓慢。黄河从那条西北名河，渐渐分身变形，它出现在玛曲，显身于彩陶上，黃河变成一种浑然的意识。而黄河的流动也与生命的时间感联系在一起：“整整三年，一圈又一圈/黄河不过是在一颗百合里盘旋”。本质上，它是一首时间之诗。关于流水与时间，中国古典文学中的有“逝者如斯，不舍昼夜”（孔子）“春风任花落，流水放杯行”（晏殊）“六朝旧事随流水”（王安石）等等;这些诗叹息时间之无情，人在时间面前的无能为力。李元胜在这里更重视时间的循环之感，他利用重复和重复中的变化，模拟出时间的具象感。正如布罗茨基所言，一首诗就是对时间的重构。诗人通过叙述黄河流动，实际上重构了他的生命感觉。比如这些诗句，以一定频率出现于诗中：“黄河急急向西”“在玛曲走得急急的/在彩陶上走得缓缓的黄河啊”“整整三年，一圈又一圈/黄河不过是在一颗百合里盘旋”“在彩陶上生锈/在百合里转圈的黄河啊”。由于“黄河”重复性地出现，它变成了一种时间的声音，好像时间也在重复出现。正是在循环不已的时间面前，人才能意识到自身的有限性。而且，诗人以一种相当坦率的心态接受自身之有限;因为，尽管人是有限的但世界却会继续运行而延续意义：
　　足够了，我们的开花够了
　　哭泣也够了
　　不如让水车去继续
　　周而复始
　　替我们打永远打不完的水
　　又把一生又一生倾倒而出
　　——《兰州，又见黄河》
　　尽管人是有限的，但其精神和意义在其他事物那里继续延伸演绎，这就是为何诗人会写出水车“替我们打永远打不完的水”。水车与“我们”之间，联系着亘古的时间。李元胜的许多诗中都能看到这种作诗法，即人与物的连结。诗人常常将事物与人并置，巧妙地暗示出两者的命运的相通性，以达到呼应之目的。实际上，这种并置法中背后有一种宽广而坦荡的世界观。在诗人眼里，人的喜怒哀乐是世间万物的一部分。换句话说，世界不是隔离的，而是整体性的。这点在锱铢必较的当代尤为重要，即一诗人是否有能力去发现事物与事物之间的联系。对李元胜来说，这些联系是必然的;而诗人的工作之一就是寻找甚至创造这些联系。
　　马贵，1991年生于定西，作品散见于各类刊物。现于中国人民大学攻读文学博士学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