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坐落在北京天安门广场东的中国历史博物馆展览大厅里，摆放着一件国家一级文物——绞刑架。
“这是杀害李大钊同志的绞刑架原件。1927年，中国共产主义运动的开山者。中国共产党的重要创始人之一李大钊英勇就义……”解说员用低沉的声音。对络绎不绝的观众介绍着。
历经了近80年的岁月风尘，绞刑架看上去仍然坚固，似乎刚从当年的血腥刑场中移来。这座绞刑架是如何被发现的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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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8年12月14日，伴随着解放战争胜利的炮火，一支由县团级、初中以上文化程度的干部，外加8名党员大学生组成的108名保卫干部行军队伍，从中国共产党最后一个农村指挥部——河北平山县西柏坡出发。12月17日途经保定市时，中共北平(今北京)市委书记彭真召开会议宣布：从今天起。成立北平市人民政府公安局。叶剑英以北平市市长身份对他们说：“从现在起。你们这‘一百单八将’就成为新中国第一代人民警察。我命令你们。进入古都北平城。接管国民党警察局!”
次年1月31日，北平和平解放。这一天，中国人民解放军北平市军事管制委员会主任、北平市市长叶剑英在中南海会见原国民党北平市各级官员。会上，北平市公安局局长谭政文与国民党北平市警察局代理局长徐澍见面，两位局长商谈了接交警察局的日期及程序。
2月2日，中国人民解放军北平市军事管制委员会正式接管了国民党北平市警察局。当天“一百单八将”之一的朱文刚(后任市局四处内部保卫科科长)，奉命带领8名警察和中央警卫团一个班的战士前去接管国民党警察局外七分局管辖的功德林监狱。朱文刚当时的职务是北平市公安局郊七分局局长。当年的北平市，内城设有七个公安分局。外城设五个，郊区设八个，简称“内七外五郊八”。朱文刚所在的郊七分局位于现在的北京市朝阳区。
被留用的旧警察带着朱文刚等人逐处清点物品。走进一间大房子时，朱文刚一眼看见靠墙摆着的一个庞大铁架子。朱文刚曾当过山东省淄博县县长和淄博县公安局局长，他知道这是绞刑架，是外国人处决犯人时喜欢用的洋刑具。在接管前，他初步了解了一下这座监狱的历史。这里原来是一个叫功德林的庙宇。清朝时被改为顺天府习艺所；民国二年又改为宛平监狱。北洋军阀时期，功德林是段祺瑞执政北京时的一所“模范监狱”，又称“京师第二模范监狱”。从北洋军阀到国民党统治时期，这里曾关押、迫害过许多革命党人及进步群众。
绞刑架的底座是木质的，框架是黑森森的铁轨做成，同时可以绞杀两个人。朱文刚用手晃晃绞刑架，纹丝不动。他问身旁一名旧警察：“你们这个监狱用这个大家伙处决过死刑犯吗？”
“没有……我在这当差的时候没用过……”留用旧警察知道朱文刚是局长。忙躬身回答。
“哦．你知道什么时候用过?”朱文刚继续问。
“听说绞死过共产党首领李大钊，那以后好像没再用过……”
朱文刚心里一惊，认为自己听错了：“你再说一遍，绞死过谁?!”
“李……”留用旧警察见朱文刚瞪着大眼睛，一副怒不可遏的样子，不敢往下说了。但是朱文刚已经非常清晰地听见了李大钊这三个字。
“看好它，你们把这绞刑架给我看好了，听见没有!”朱文刚边对旧警察厉声说着，边骑上自行车匆匆赶往位于前门公安街16号(现中国历史博物馆的位置)的北平市公安局去汇报。谭政文听了他的汇报后，马上又赶往彭真同志的办公室汇报，彭真马上意识到，杀害李大钊同志的绞刑架是一件革命文物，立即通知市政府文物部接管组的同志，并指示市公安局文保组的民警配合文物部接管组的同志，把绞刑架从功德林监狱运到北平故宫午门的北平历史博物馆(中国历史博物馆前身)。
由于这座绞刑架是北平市文物部接管组接管的第一件文物，又是杀害革命先驱李大钊的凶器，所以，被编为了0001号。
1958年8月，中国革命博物馆和中国历史博物馆工程开工，北京市公安局搬到前门东大街9号(现在的办公地点)。
第2年夏天，中国革命博物馆建成，作为国家一级革命文物，这座绞刑架被移到革命博物馆珍藏，直至现在，它仍然占据着重要展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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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1年6月5日，一封盖着“绝密”红戳的信封摆在了北京市人民政府公安局副局长兼侦查处处长冯基平(后任北京市公安局局长、北京市副市长、中央调查部副部长等职)的案头，他拆开来，五行竖排文字映入眼帘：
冯副局长：
本部房产管理所中统特务分子阎振郎反映：原李大钊同志被害之主谋人，即当时张作霖之侦缉处长吴郁文，化名吴博哉，现在住在北京后门鼓楼湾×号，希望迅速调查处理为荷。
此致
敬礼
中央人民政府铁道部公安局
“真是及时雨，正找不着杀害李大钊的凶手呢!”冯基平马上把任务布置给了侦查处副处长狄飞(后任公安部12局局长)。狄飞从冯基平那里领了任务，拿着密函回到处里，叫来侦察员温振海。当时北京市公安局侦查处共分三个科：调查科，执行科，预审科。三个科职责分明，又相互协作，调查科把线索调查清楚后，交给执行科去抓人。当年的温振海就是调查科的一名侦查员。工作需要，调查科侦查员的身份是隐秘的，相当于现在的便衣警察或者秘密警察。秘密调查结束后，就轮到执行科的民警上场了，执行科抓到目标后，再交给预审科审理。
见温振海进来，狄飞把密函一举：“这是一条十分重要的线索，一定要秘密进行调查，仅限你一个人知道，调查情况直接向我汇报。”
“放心吧。我知道轻重。”
第二天一大早，温振海就骑着自行车到了鼓楼地区，混在人群里在鼓楼内外的街上若无其事地转悠，锐利的眼睛却把走过的各家各户的门牌看得真真切切。
旧鼓楼大街有没有一个叫吴博哉的老头儿？民警拿来户口底簿，翻到旧鼓楼大街4号时，发现有一个叫“吴博斋”的人，69岁，汉族，北京市密云县人，职业栏里写着“老人”，其余栏目里都空着。
“吴博斋”，与密函里提到的“吴博哉”只差一个字，年龄也差不多，有谱。
温振海心里想着，离开派出所径直奔了旧鼓楼大街。站在一个不显眼的地方端详4号的院门。温振海支好自行车，进了院子。看样子，这里成了一个大杂院，东、西、南、北屋都住着人家，如果这房子过去是吴博哉的，解放后归政府分配了，那么，可能会把最好的北屋给他留下。于是他径直奔了北屋。门没锁，他敲了敲门，没人答应，接着敲，并且高喊：“于永奎，于永奎是住在这吗？”温振海随口编出一句话。
“这院子里没你要找的人。”
温振海循着声音看去，屋子东侧有一张床，床上歪躺着一个老头儿，声音就是这个老头儿发出来的。老头儿人很老，眼神却并不老，透着一股锋利。
温振海走出四合院大门时，碰到一个人。温振海忙问他：“北屋那个老头儿姓什么?”“姓吴，都叫他吴老头 儿，是个拐子，好几年出不了门了。”
温振海推着自行车拐进了附近一个胡同，见胡同里几位大爷大妈坐在那里聊天，他站在一边听了会儿，就把话题引到这一带住着的名流显贵上了：“可不怎么着，我们这一带还真有名流，1号院子里住过前清的举人，4号院子的吴老头儿以前也是个大官儿。”一个大爷听了温振海的话后说。
“是吗?吴老头儿是什么大官儿?”温振海忙问。
“听说给张作霖张大帅效过力。”
“对!那阵子他可神气了，毛料衣服大皮靴，闹小日本的时候他也是京城宪兵队的头头，小日本滚蛋了，他也不神气了，现在也老了，一条腿也拐了。走不了路了，自打解放就没见他出过院门。”一个大妈接过话头。
温振海心里踏实了，回处里就向狄飞作了汇报。听了温振海讲述的情况，狄飞乐呵呵地说：“好啊!干得不错，这边查敌伪档案的同志也大有收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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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来，狄飞安排温振海去秘密调查后，马上又叫来另外几名调查科的侦查员，让他们从接管下来的敌伪档案中查找线索。就在温振海见到那个歪躺在床上的老头儿时，这边的同志也有了重大发现，他们在1927年国民党北平市警察局一份关于授奖晋级的档案里发现了吴郁文的名字。吴郁文当年任京师警察厅侦缉处处长，因在调查抓捕李大钊等人的行动中有功，与京师警察厅总监陈兴亚受到张作霖的特别奖赏，陈兴亚被授予陆军中将，吴郁文晋升陆军中将衔，并被授予二等文虎勋章。
为了充分掌握证据，狄飞又组织人力，提审在押的国民党北平市警察局有血债的旧警和中统、军统特务分子，他们证实了吴郁文有两个别名：吴博斋、吴博哉，提供了吴郁文的照片，并揭发了其累累罪恶：任京师警察总监署侦缉处长和北平警察局保安警察第一队队长期间，参与了大量捕杀、迫害共产党人和进步人士的活动，其中尤以镇压“一二·九”学生抗日运动突出。他亲自指挥保安警察在王府井大街南口镇压爱国学生，先后逮捕中国共产党员及爱国青年共14名送交日寇宪兵队及京、津伪法院处理。
案情汇报到了彭真书记那里。彭真认为，证据确凿。又罪大恶极，应该立即抓捕吴郁文。他要求北京市公安局严格按照党的政策办。他说，李大钊被害是历史案件，必然涉及不少当年在京师警察厅供职的人。应该抓主要人物，小兵小卒就不要抓了。于是，最后确定抓获四名杀害李大钊的主要凶手——京师警察总监陈兴亚、京师警察厅侦缉处处长吴郁文、副处长留恒成、京师警察厅司法处处长蒲志中。
1951年6月20日，一辆绿色吉普车停在了旧鼓楼大街4号院前。执行科科长杨永宣带着几名同志走进了院子，温振海密查的那个老头儿依然歪躺在床上，见进来几个警察，他立即明白了什么，费劲地直起身。
“你是吴郁文吗?”杨永宣问。
“是，”吴郁文毫无表情，好像早就料到会有这么一天。
“你是抓捕杀害我党先驱李大钊的主谋，现在逮捕你!”杨永宣正色道。
“可是我走不了路。”吴郁文仍旧毫无表情。
“那也得跟我们走!”杨永宣说完。和几名民警一起，连架带拖，把吴郁文弄到车上。
4个主要凶手刚抓到了一个，另外3个的调查任务自然又落到了温振海身上。他感到压力不小，正在这时，原京师警察厅司法处处长蒲志中主动投案自首了。
北京解放后，特别是镇反运动开始后，蒲志中深知自己过去的罪孽，整日坐卧不安的，怕被人民群众揭发出来镇压。他的惊恐被孙女察觉了。他的孙女当年是北京市公安局民警，她发现祖父整天心事重重的。联想到祖父解放前曾在旧警察机关就职，就询问原因。祖父说自己任京师警察厅司法处处长时，审讯过李大钊。她听后果断地说：“你必须去自首!”接着就带着祖父到了位于王佐胡同的北京市公安局侦查处投案自首。
事情汇报到中共北京市委那里，彭真和北京市委第二书记刘仁都认为，出于无产阶级革命感情，应该抓蒲志中，但是我们党有政策，有自首情节的，就不能再抓了。于是，蒲志中交待清楚自己的历史后，没被收监。
4个主要凶手到案了一半，温振海满怀信心地开始查找京师警察总监陈兴亚和侦缉处副处长雷恒成。找这两个人可比找吴郁文复杂多了。温振海花了大半年的时间，找遍了京城各个角落，最后得知这两个人都在解放初期逃离北京，去了上海。他马不停蹄地赶到上海，上海市公安局接待他的同志告诉他一个喜讯：“镇压反革命运动开始后，陈兴亚被群众揭发了出来，不久前已经被我们抓获了，正在审理中。”但是对于雷恒成，上海方面却一点儿也不掌握情况。温振海打电话把这一情况告诉了处长狄飞，狄飞请示上级后，向上海市公安局通报了雷恒成的罪行和日前调查情况，请上海方面展开调查，北京方面也同时加紧调查，两方互通信息。以尽快将雷恒成缉拿归案。
上海市公安局组成了专门力量投入了查找雷恒成的工作。第二年，也就是1952年10月，终于在上海市重庆北路的一座二层小楼里抓住了化名藏匿的雷恒成。此人在交待了参与抓捕李大钊等人行动后的1953年4月26日，被押赴刑场执行枪决。
在此案中罪行最严重的吴郁文，因为被捕前就患病。虽被判处了死刑，但本着人道主义精神，并没有马上执行死刑，而是先为他治病。但是因为久病，并且年事已高，1953年5月17日死在看守所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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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大钊是中国共产党建党初期最核心的人物。1911年辛亥革命爆发，对国人触动很大，一股由中国先进知识分子和青年学生掀起的留学热潮开始涌动，李大钊就在他们之中。1913年，李大钊启程奔赴日本，就读著名的早稻田大学政治系。
在日本三年，李大钊接触到来自西方世界的各种思潮，其中当然包括当时全世界范围广泛讨论的社会主义思潮。刚一回国，李大钊便积极投身新文化运动，办报、发表文章、演说，到处奔走疾呼，成为当时最耀眼的革新者。在革命实践和1917年俄国革命的激励下，李大钊终于从1918年起在思想上确立了救中国的共产主义信念。
1920年初，在李大钊的支持下，北大学生组织了早期共产主义组织关于亢慕义斋(英文Communism，共产主义的谐音)，此时，他也与陈独秀开始着手建党事宜。党员陈独秀提议是否称社会党，李大钊回信一锤定音：“叫共产党!”
1927年4月6日清晨。北京东交民巷使馆区路静人稀。一辆轿车驶入荷兰使馆的大门。车上下来的是安国军总司令部外交次长吴晋。迎接吴晋的是使馆区领袖公使欧登科。吴晋是奉安国军总司令张作霖之命前来秘访欧登科的。
吴晋与欧登科秘密接洽后，匆匆离开荷兰使馆。两个小时后，平素只有金发碧眼外国人的东交民巷里，突然涌进300多名中国警察、宪兵和便衣侦探。领头的是京师警察厅侦缉处处长吴郁文。
头天夜里，根据张作霖的授意，京师警察厅总监陈兴亚召集侦缉处处长吴郁文、副处长雷恒成、司法 处处长蒲志中、总务处处长王铁铮、督察处长邢砥中、行政处科长吉世安、内一区署长祝瑞麟、宪兵队队长傅长瑞、保警处负责人等，在京师警察厅会议室内制定了查抄范围：“凡属外人居住处所，除有容纳党人及宣传赤化证据者外，一概不得侵害自由安全。”同时，吴郁文以京师警察总监署的名义拟定公函：“苏联使馆西院旧兵营内密存大枪2000支……准予派武装警察进入搜捕，届时不要阻拦和干涉搜捕行动。”由工部局通知了东交民巷的外国巡捕。
接着，行动总指挥部组成。陈兴亚宣布：“在侦缉处处长吴郁文有效指挥调动下，藏匿于俄使馆兵营内之共产党机关情况业已查明，行动在即。因匿于俄馆兵营之共党分子不在少数，故需兵力如下：侦缉处派出200人，内一区警署抽100人，保警处抽140人，宪兵队抽100人。行动时，除去苏联人及妇女，苏联使馆内之中国人。一律抓住带回审问。此次行动事关重大，特组成总指挥部．以确保抓捕行动大获成功。我宣布：侦缉处处长吴郁文任行动总指挥官：督察处处长邢砥中任副指挥官。各路人马一律听从吴总指挥官的统一调遣。现在由行动总指挥官吴郁文分派任务。”
吴郁文站了起来。将地图铺开：“总监、诸位，总监命我充任行动总指挥官，我愿为此次行动成功尽犬马之劳。现匿于俄馆兵营内的共党机关分布情况已经查明。共党机关均在俄兵营北楼内，李大钊一家在兵营路西的一洋房里。南楼是第三国际办公地点。此次行动的目标是北楼内的所有房间以及共党首领李大钊住的洋房。除洋人外，兵营内所有国人都在抓捕之列。会后12个行动小组组长各自拿取一份地图，明日照图索人。”
吴郁文把抽调的540人以侦缉处200名便衣警察为主要力量。分为12个小组，每个小组都由一名侦缉分队长和宪兵中小队长负责。把身着制服和全副武装的宪兵分散到12个组里。其中两个小组由吴郁文亲自指挥，专门抓捕李大钊；8个小组由雷恒成和内一区警察署长祝瑞霖指挥。抓捕兵营内所有中国人。另外两个小组由司法处长蒲志中指挥，在警察总署收押人犯。
为防止苏联使馆抵抗不开门，吴郁文还特别命令侦缉处第一分队队长南宝祥挑选了10名身强力壮的便衣警探，遇到苏联使馆闭门不开时，10个壮汉便抱在一起把门撞开。
除此之外。吴郁文还派侦缉分队队长张良臣率领100名警察，外加保安警察80人，把守苏联使馆外围。防止使馆内有人跳墙逃跑。
吴郁文向荷兰公使欧登科递交了他所拟定的公函。
欧登科浏览了一下公文，其实，不必看，他也早就清楚知道吴晋清展秘访的内容，比公文细致得多。不仅如此，应张作霖的请求，两天前的4月4日，欧登科召集各国公使举行了一次秘密会议。会上对查抄共产党人躲避的苏联使馆一事达成了一致：“此乃中国内政之治安问题。”“中国内部之事，应由中国自行处理。使团方面概不过问。”
欧登科代表使馆公使团在公文上签了字，并通知使馆区捕房：“有中国军警入界，勿得拦阻。”
吴郁文手一挥，300多名全副武装的军警分头散开。少部分人到远东银行、中东铁路办事处和庚子赔款委员会搜查，而绝大多数军警都目的明确地直奔苏联使馆。
苏联使馆的大门紧闭，吴郁文手一挥，有人上前用力敲打大铁门。无人应答，吴郁文的手又挥动了一下，10个彪形大汉抱在一起，用身体作木桩，强行撞击大门。苏联使馆工作人员甘布克高声阻止无效，拔出手枪对空鸣了一枪。枪声未落，大门被撞开，军警们抓住甘布克，一涌而进。吴郁文看了一眼手中的一张地图，一指西院的门口，军警们扑向了西院——苏联使馆也并非目的，目的是使馆西院的俄国旧兵营，因为那里面住着一年前搬进来的国共两党北方区委机关——中共北方区委机关和国民党北京市党部机关，这两个机关的负责人是李大钊。
枪声，加上突然闯进来这么多军警，旧兵营院子里顿时乱了起来。国共两党的机关工作人员不堪束手被擒，试图逃离，但因为院里院外都层层设有军警，大家相继落入魔爪。
李大钊牵着女儿的手走进办公室。工作人员们匆忙躲藏着，混乱中，吴郁文高喊：“不要放走一个!”
李大钊拉着女儿快步走进兵营北楼二层靠东的一个套间里，坐在一张椅子上，把女儿揽在腿边，握着那把手枪。一句话不说。
不多时，楼外传来杂乱的脚步声。然后是他们上楼的声音。“不要放走一个！”吴郁文的吼声传到李大钊和女儿耳中。喊声未落。军警蜂拥而入，一个警察夺下李大钊的手枪。侦缉处处长吴郁文走到李大钊跟前：“如果敝人没有认错的话，你就是李大钊先生吧？”
“对，我就是李大钊。”李大钊坦然、平静地回答。
“好，那就先委屈一下李先生了，请跟我们到警察署吧!”吴郁文的话虽然显得彬彬有礼，但声音却带着阴森和狠毒。
有人上前把李大钊全身上下搜了一遍，然后捆绑上，簇拥着下楼。临下楼时，李大钊回身无言地看了一眼女儿。
军警们共强行逮捕了李大钊、路友于、谭祖尧等国共北方革命党人30多名，以及李大钊的妻子赵纫兰及女儿李星华、李炎华，谭祖尧的未婚妻李婉玉等，另外还有拦阻搜查的甘布克等15名苏联使馆工作人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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京师警察厅在逮捕李大钊，导致李大钊等人被害的罪恶中，起了鹰犬的卑劣作用。其实，作为帮助军阀镇压革命运动的一支反动力量，京师警察厅一直视共产党为镇压对象，李大钊被段祺瑞政府通缉后，京师警察厅竭尽全力探寻李大钊的下落。
1926年9月的一天，吴郁文办公室的电话突然响了起来，他拿起话筒，是警察厅总监陈兴业打来的：“吴处长，北郊警察区属发现了共产党的案子，你马上派人过去帮助审理。”
吴郁文马上派侦缉二队队长王景有和四队队长杨恩华带人赶去协助。王景有和杨恩华到了北郊警察区属，见区属的警察正在审问拷打一个人。这个人是北郊区署北苑分署的警察在北苑西南一个村子的东口抓到的，从他身上搜出了一些共产党的宣传印刷品。由于经不住拷打，这个人承认自己是中共北平市党部的交通员，叫李大成，并供出了中共北苑支部负责人的名字。吴郁文命令王景有和杨恩华立即逮捕中共北苑支部那个负责人，严加审讯，结果，这个负责人也招供了。
吴郁文感到那个交通员和中共北苑支部负责人身上还有油水可榨，于是与蒲志中亲自审讯。吴郁文对李大成说：“你如果给我们帮忙，要官给官。要钱给钱!好好想一想吧，是合作还是抗拒。合作呢，大家都有好处；不合作呢，一条路，站着进来，躺着出去。”
酷刑加上利诱。李大成的骨头软了，答应与吴郁文合作，吴郁文给他规定，以后每次从兵营里出来送信时，先给吴郁文打电话，确定与吴郁文派去的特务的见面地点，将信件交由特务检查、抄录。万幸的是，被李大成出卖的信件大都是给北京各学校党总支的中共北方区委机关报《政治生活》。
吴郁文还根据李大成描述的旧兵营内详细情况，动手绘制了一张地图，图上标明：国共两党机关设在兵 营北楼；南楼是苏联第三国际组织(总部设在莫斯科)；李大钊及眷属住在旧兵营路西的洋房内。逮捕李大钊时，军警就是根据吴郁文画的这张图实施抓捕的。
1927年3月下旬，陈兴亚把李大钊藏在苏联使馆旧兵营的情况报告给了北京政府和奉系军阀张作霖。张作霖立即向使馆领袖公使欧登科提出查抄苏联使馆，抓捕革命党人的要求。
在狱中，李大钊身受剥指甲等酷刑，仍坚韧不屈。在他入狱后的第6天，也就是1927年4月12日凌晨。一场突如其来的镇压在中国大地开始了，血雨腥风从上海开始，淹没了1927年中国的春天。台湾历史学家曾毫不掩饰地总结说：“此次北京政府搜查俄国使馆的结果。更促成国民党在南京清党的决心。”蒋介石密电张作霖：“将所捕共党即行处决，以免后患。”
李大钊蒙难的那个春天，“旷代逸才”杨度忧心如焚。且看他在李大钊被捕后的时间表：
4月6日，派长子前往东交民巷观察，惊悉大钊先生等众人被捕：
9日，以张作霖所聘的“政治讨论会专职委员”身份前往出席会议，并与人议决将“李大钊党案”移交法庭审理以避免被军法滥判；
10日，与司法总长等人同往安国军总司令部面见张作霖，陈述将此案移交法庭的理由。
其间，他还曾两度派其长子前往京师警察厅探视李大钊并密传消息；他甚至毅然变卖了京城的寓所“悦庐”，将所得4500银圆悉数交出以充营救费用。
然而，4月28日上午11点，特别法庭不顾各界人民和社会舆论的强烈反对。突然宣判李大钊等20名革命者死刑。下午1点，李大钊等20人，被荷枪实弹的士兵押解到西交民巷京师看守所里一个庞大的绞刑架下。这个绞刑架是段祺瑞政府从意大利进口的。据说曾在1919年绞杀过一次人犯。
用这个洋刑具绞杀李大钊这样德高望重的学者和教授，大规模地迫害共产党人，激起了社会上的极大反响，也充分反映了军阀倒行逆施的本性。
李大钊身着棉袍，谈笑自若地在敌人的镜头前留了最后的一张照片，从容地看了看风中摇曳的绞索。第一个蹬上了绞刑架，从容就义时，年仅38岁。
残忍的刽子手对李大钊特别使用“三绞处决法”以延长痛苦，绞杀整整进行了40分钟。绞杀他的这个刽子手，便是臭名昭著的王振南。1927年，王振南以高等审判厅代表的身份担任临时组成的特别法庭的法官，几次对李大钊等30人进行“会审”，他不仅杀害了李大钊，还于1937年2月8日展秘密杀害了“左联”的胡也频、柔石、冯铿、李伟森、殷夫五位作家，经他手迫害的共产党员和革命志士多达180余人。
1955年12月13日，上海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举行了有650人参加的公开审判，依法判处王振南死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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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大钊牺牲后，身后萧条，当时《晨报》报道说：李死后，“李妻闻耗，悲痛号泣，气绝复苏者数次，痛乃愈益加剧、以致卧床不起，小女儿绕榻环立，其孤苦伶仃之惨状，见者莫不泪下。李之乐亭原籍，家业毫无。生前唯知努力学问，不事生产，平素又极俭朴，故境状萧条”云云。
于是当时的急务是死者的安葬。幸有北京大学同事梁漱溟、蒋梦麟等和友人章士钊、吴弱男夫妇等出手相援，大家集资置办了棺木，才将烈士遗体装殓入棺，由下斜街长椿寺移厝至妙光阁浙寺内停放。
北大同事感李大钊之事迹。相与发起厚葬。发起者的13人中，有蒋梦麟、胡适、沈兼士、何基鸿、王烈、樊际昌等。每人捐20元；后梁漱溟等各捐50元，马叙伦等各捐20元，李四光等各捐10元；外地故友闻讯捐助者，上海如鲁迅，捐了50元。国民党一些派系的要人也出钱捐助，如江精卫一人就捐了1000元，陈公博300元，戴季陶100元，他们或与烈士生前系“同志”(陈公博曾是中共“一大”的代表、戴季陶则曾参与了中共的创建)，或曾是“盟友”(汪精卫是国共合作时的国民党“左派”领袖)，这些善款都由北大会计科代收。这些事实。过去很少披露，但终归是不能改变的历史。
李大钊后来安葬在北京的万安公墓，那是北大校长蒋梦麟出面购置的墓地(并为烈士的夫人预购了穴地)，墓碑则是由刘半农撰写的。
1933年4月22日举行公祭时，参加者中还有教育部部长李书华、农矿部部长易培基、国民党中央监委的黄少谷(都曾与李大钊于“三·一八”后遭北洋军阀通缉)等，以及烈士生前北大同事胡适、周作人、马裕藻等。
人格高尚的李大钊的圣像在绞架上的定格．使素不言变的杨度一下子变了。是的，正是崇高的死唤醒了沉溺的活，使救国志不泯的杨度不再抱守他那残缺的“君宪梦”，幡然变成革命党的同路人并最终成为其中的一员。
李大钊牺牲22年后的10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诞生了。宛如青春之火的五星红旗，是包括李大钊在内的无数革命先烈用鲜血染红的，如今，在天安门广场上空高高飘扬……
(责编：吉诚)
“这是杀害李大钊同志的绞刑架原件。1927年，中国共产主义运动的开山者。中国共产党的重要创始人之一李大钊英勇就义……”解说员用低沉的声音。对络绎不绝的观众介绍着。
历经了近80年的岁月风尘，绞刑架看上去仍然坚固，似乎刚从当年的血腥刑场中移来。这座绞刑架是如何被发现的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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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8年12月14日，伴随着解放战争胜利的炮火，一支由县团级、初中以上文化程度的干部，外加8名党员大学生组成的108名保卫干部行军队伍，从中国共产党最后一个农村指挥部——河北平山县西柏坡出发。12月17日途经保定市时，中共北平(今北京)市委书记彭真召开会议宣布：从今天起。成立北平市人民政府公安局。叶剑英以北平市市长身份对他们说：“从现在起。你们这‘一百单八将’就成为新中国第一代人民警察。我命令你们。进入古都北平城。接管国民党警察局!”
次年1月31日，北平和平解放。这一天，中国人民解放军北平市军事管制委员会主任、北平市市长叶剑英在中南海会见原国民党北平市各级官员。会上，北平市公安局局长谭政文与国民党北平市警察局代理局长徐澍见面，两位局长商谈了接交警察局的日期及程序。
2月2日，中国人民解放军北平市军事管制委员会正式接管了国民党北平市警察局。当天“一百单八将”之一的朱文刚(后任市局四处内部保卫科科长)，奉命带领8名警察和中央警卫团一个班的战士前去接管国民党警察局外七分局管辖的功德林监狱。朱文刚当时的职务是北平市公安局郊七分局局长。当年的北平市，内城设有七个公安分局。外城设五个，郊区设八个，简称“内七外五郊八”。朱文刚所在的郊七分局位于现在的北京市朝阳区。
被留用的旧警察带着朱文刚等人逐处清点物品。走进一间大房子时，朱文刚一眼看见靠墙摆着的一个庞大铁架子。朱文刚曾当过山东省淄博县县长和淄博县公安局局长，他知道这是绞刑架，是外国人处决犯人时喜欢用的洋刑具。在接管前，他初步了解了一下这座监狱的历史。这里原来是一个叫功德林的庙宇。清朝时被改为顺天府习艺所；民国二年又改为宛平监狱。北洋军阀时期，功德林是段祺瑞执政北京时的一所“模范监狱”，又称“京师第二模范监狱”。从北洋军阀到国民党统治时期，这里曾关押、迫害过许多革命党人及进步群众。
绞刑架的底座是木质的，框架是黑森森的铁轨做成，同时可以绞杀两个人。朱文刚用手晃晃绞刑架，纹丝不动。他问身旁一名旧警察：“你们这个监狱用这个大家伙处决过死刑犯吗？”
“没有……我在这当差的时候没用过……”留用旧警察知道朱文刚是局长。忙躬身回答。
“哦．你知道什么时候用过?”朱文刚继续问。
“听说绞死过共产党首领李大钊，那以后好像没再用过……”
朱文刚心里一惊，认为自己听错了：“你再说一遍，绞死过谁?!”
“李……”留用旧警察见朱文刚瞪着大眼睛，一副怒不可遏的样子，不敢往下说了。但是朱文刚已经非常清晰地听见了李大钊这三个字。
“看好它，你们把这绞刑架给我看好了，听见没有!”朱文刚边对旧警察厉声说着，边骑上自行车匆匆赶往位于前门公安街16号(现中国历史博物馆的位置)的北平市公安局去汇报。谭政文听了他的汇报后，马上又赶往彭真同志的办公室汇报，彭真马上意识到，杀害李大钊同志的绞刑架是一件革命文物，立即通知市政府文物部接管组的同志，并指示市公安局文保组的民警配合文物部接管组的同志，把绞刑架从功德林监狱运到北平故宫午门的北平历史博物馆(中国历史博物馆前身)。
由于这座绞刑架是北平市文物部接管组接管的第一件文物，又是杀害革命先驱李大钊的凶器，所以，被编为了0001号。
1958年8月，中国革命博物馆和中国历史博物馆工程开工，北京市公安局搬到前门东大街9号(现在的办公地点)。
第2年夏天，中国革命博物馆建成，作为国家一级革命文物，这座绞刑架被移到革命博物馆珍藏，直至现在，它仍然占据着重要展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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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1年6月5日，一封盖着“绝密”红戳的信封摆在了北京市人民政府公安局副局长兼侦查处处长冯基平(后任北京市公安局局长、北京市副市长、中央调查部副部长等职)的案头，他拆开来，五行竖排文字映入眼帘：
冯副局长：
本部房产管理所中统特务分子阎振郎反映：原李大钊同志被害之主谋人，即当时张作霖之侦缉处长吴郁文，化名吴博哉，现在住在北京后门鼓楼湾×号，希望迅速调查处理为荷。
此致
敬礼
中央人民政府铁道部公安局
“真是及时雨，正找不着杀害李大钊的凶手呢!”冯基平马上把任务布置给了侦查处副处长狄飞(后任公安部12局局长)。狄飞从冯基平那里领了任务，拿着密函回到处里，叫来侦察员温振海。当时北京市公安局侦查处共分三个科：调查科，执行科，预审科。三个科职责分明，又相互协作，调查科把线索调查清楚后，交给执行科去抓人。当年的温振海就是调查科的一名侦查员。工作需要，调查科侦查员的身份是隐秘的，相当于现在的便衣警察或者秘密警察。秘密调查结束后，就轮到执行科的民警上场了，执行科抓到目标后，再交给预审科审理。
见温振海进来，狄飞把密函一举：“这是一条十分重要的线索，一定要秘密进行调查，仅限你一个人知道，调查情况直接向我汇报。”
“放心吧。我知道轻重。”
第二天一大早，温振海就骑着自行车到了鼓楼地区，混在人群里在鼓楼内外的街上若无其事地转悠，锐利的眼睛却把走过的各家各户的门牌看得真真切切。
旧鼓楼大街有没有一个叫吴博哉的老头儿？民警拿来户口底簿，翻到旧鼓楼大街4号时，发现有一个叫“吴博斋”的人，69岁，汉族，北京市密云县人，职业栏里写着“老人”，其余栏目里都空着。
“吴博斋”，与密函里提到的“吴博哉”只差一个字，年龄也差不多，有谱。
温振海心里想着，离开派出所径直奔了旧鼓楼大街。站在一个不显眼的地方端详4号的院门。温振海支好自行车，进了院子。看样子，这里成了一个大杂院，东、西、南、北屋都住着人家，如果这房子过去是吴博哉的，解放后归政府分配了，那么，可能会把最好的北屋给他留下。于是他径直奔了北屋。门没锁，他敲了敲门，没人答应，接着敲，并且高喊：“于永奎，于永奎是住在这吗？”温振海随口编出一句话。
“这院子里没你要找的人。”
温振海循着声音看去，屋子东侧有一张床，床上歪躺着一个老头儿，声音就是这个老头儿发出来的。老头儿人很老，眼神却并不老，透着一股锋利。
温振海走出四合院大门时，碰到一个人。温振海忙问他：“北屋那个老头儿姓什么?”“姓吴，都叫他吴老头 儿，是个拐子，好几年出不了门了。”
温振海推着自行车拐进了附近一个胡同，见胡同里几位大爷大妈坐在那里聊天，他站在一边听了会儿，就把话题引到这一带住着的名流显贵上了：“可不怎么着，我们这一带还真有名流，1号院子里住过前清的举人，4号院子的吴老头儿以前也是个大官儿。”一个大爷听了温振海的话后说。
“是吗?吴老头儿是什么大官儿?”温振海忙问。
“听说给张作霖张大帅效过力。”
“对!那阵子他可神气了，毛料衣服大皮靴，闹小日本的时候他也是京城宪兵队的头头，小日本滚蛋了，他也不神气了，现在也老了，一条腿也拐了。走不了路了，自打解放就没见他出过院门。”一个大妈接过话头。
温振海心里踏实了，回处里就向狄飞作了汇报。听了温振海讲述的情况，狄飞乐呵呵地说：“好啊!干得不错，这边查敌伪档案的同志也大有收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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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来，狄飞安排温振海去秘密调查后，马上又叫来另外几名调查科的侦查员，让他们从接管下来的敌伪档案中查找线索。就在温振海见到那个歪躺在床上的老头儿时，这边的同志也有了重大发现，他们在1927年国民党北平市警察局一份关于授奖晋级的档案里发现了吴郁文的名字。吴郁文当年任京师警察厅侦缉处处长，因在调查抓捕李大钊等人的行动中有功，与京师警察厅总监陈兴亚受到张作霖的特别奖赏，陈兴亚被授予陆军中将，吴郁文晋升陆军中将衔，并被授予二等文虎勋章。
为了充分掌握证据，狄飞又组织人力，提审在押的国民党北平市警察局有血债的旧警和中统、军统特务分子，他们证实了吴郁文有两个别名：吴博斋、吴博哉，提供了吴郁文的照片，并揭发了其累累罪恶：任京师警察总监署侦缉处长和北平警察局保安警察第一队队长期间，参与了大量捕杀、迫害共产党人和进步人士的活动，其中尤以镇压“一二·九”学生抗日运动突出。他亲自指挥保安警察在王府井大街南口镇压爱国学生，先后逮捕中国共产党员及爱国青年共14名送交日寇宪兵队及京、津伪法院处理。
案情汇报到了彭真书记那里。彭真认为，证据确凿。又罪大恶极，应该立即抓捕吴郁文。他要求北京市公安局严格按照党的政策办。他说，李大钊被害是历史案件，必然涉及不少当年在京师警察厅供职的人。应该抓主要人物，小兵小卒就不要抓了。于是，最后确定抓获四名杀害李大钊的主要凶手——京师警察总监陈兴亚、京师警察厅侦缉处处长吴郁文、副处长留恒成、京师警察厅司法处处长蒲志中。
1951年6月20日，一辆绿色吉普车停在了旧鼓楼大街4号院前。执行科科长杨永宣带着几名同志走进了院子，温振海密查的那个老头儿依然歪躺在床上，见进来几个警察，他立即明白了什么，费劲地直起身。
“你是吴郁文吗?”杨永宣问。
“是，”吴郁文毫无表情，好像早就料到会有这么一天。
“你是抓捕杀害我党先驱李大钊的主谋，现在逮捕你!”杨永宣正色道。
“可是我走不了路。”吴郁文仍旧毫无表情。
“那也得跟我们走!”杨永宣说完。和几名民警一起，连架带拖，把吴郁文弄到车上。
4个主要凶手刚抓到了一个，另外3个的调查任务自然又落到了温振海身上。他感到压力不小，正在这时，原京师警察厅司法处处长蒲志中主动投案自首了。
北京解放后，特别是镇反运动开始后，蒲志中深知自己过去的罪孽，整日坐卧不安的，怕被人民群众揭发出来镇压。他的惊恐被孙女察觉了。他的孙女当年是北京市公安局民警，她发现祖父整天心事重重的。联想到祖父解放前曾在旧警察机关就职，就询问原因。祖父说自己任京师警察厅司法处处长时，审讯过李大钊。她听后果断地说：“你必须去自首!”接着就带着祖父到了位于王佐胡同的北京市公安局侦查处投案自首。
事情汇报到中共北京市委那里，彭真和北京市委第二书记刘仁都认为，出于无产阶级革命感情，应该抓蒲志中，但是我们党有政策，有自首情节的，就不能再抓了。于是，蒲志中交待清楚自己的历史后，没被收监。
4个主要凶手到案了一半，温振海满怀信心地开始查找京师警察总监陈兴亚和侦缉处副处长雷恒成。找这两个人可比找吴郁文复杂多了。温振海花了大半年的时间，找遍了京城各个角落，最后得知这两个人都在解放初期逃离北京，去了上海。他马不停蹄地赶到上海，上海市公安局接待他的同志告诉他一个喜讯：“镇压反革命运动开始后，陈兴亚被群众揭发了出来，不久前已经被我们抓获了，正在审理中。”但是对于雷恒成，上海方面却一点儿也不掌握情况。温振海打电话把这一情况告诉了处长狄飞，狄飞请示上级后，向上海市公安局通报了雷恒成的罪行和日前调查情况，请上海方面展开调查，北京方面也同时加紧调查，两方互通信息。以尽快将雷恒成缉拿归案。
上海市公安局组成了专门力量投入了查找雷恒成的工作。第二年，也就是1952年10月，终于在上海市重庆北路的一座二层小楼里抓住了化名藏匿的雷恒成。此人在交待了参与抓捕李大钊等人行动后的1953年4月26日，被押赴刑场执行枪决。
在此案中罪行最严重的吴郁文，因为被捕前就患病。虽被判处了死刑，但本着人道主义精神，并没有马上执行死刑，而是先为他治病。但是因为久病，并且年事已高，1953年5月17日死在看守所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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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大钊是中国共产党建党初期最核心的人物。1911年辛亥革命爆发，对国人触动很大，一股由中国先进知识分子和青年学生掀起的留学热潮开始涌动，李大钊就在他们之中。1913年，李大钊启程奔赴日本，就读著名的早稻田大学政治系。
在日本三年，李大钊接触到来自西方世界的各种思潮，其中当然包括当时全世界范围广泛讨论的社会主义思潮。刚一回国，李大钊便积极投身新文化运动，办报、发表文章、演说，到处奔走疾呼，成为当时最耀眼的革新者。在革命实践和1917年俄国革命的激励下，李大钊终于从1918年起在思想上确立了救中国的共产主义信念。
1920年初，在李大钊的支持下，北大学生组织了早期共产主义组织关于亢慕义斋(英文Communism，共产主义的谐音)，此时，他也与陈独秀开始着手建党事宜。党员陈独秀提议是否称社会党，李大钊回信一锤定音：“叫共产党!”
1927年4月6日清晨。北京东交民巷使馆区路静人稀。一辆轿车驶入荷兰使馆的大门。车上下来的是安国军总司令部外交次长吴晋。迎接吴晋的是使馆区领袖公使欧登科。吴晋是奉安国军总司令张作霖之命前来秘访欧登科的。
吴晋与欧登科秘密接洽后，匆匆离开荷兰使馆。两个小时后，平素只有金发碧眼外国人的东交民巷里，突然涌进300多名中国警察、宪兵和便衣侦探。领头的是京师警察厅侦缉处处长吴郁文。
头天夜里，根据张作霖的授意，京师警察厅总监陈兴亚召集侦缉处处长吴郁文、副处长雷恒成、司法 处处长蒲志中、总务处处长王铁铮、督察处长邢砥中、行政处科长吉世安、内一区署长祝瑞麟、宪兵队队长傅长瑞、保警处负责人等，在京师警察厅会议室内制定了查抄范围：“凡属外人居住处所，除有容纳党人及宣传赤化证据者外，一概不得侵害自由安全。”同时，吴郁文以京师警察总监署的名义拟定公函：“苏联使馆西院旧兵营内密存大枪2000支……准予派武装警察进入搜捕，届时不要阻拦和干涉搜捕行动。”由工部局通知了东交民巷的外国巡捕。
接着，行动总指挥部组成。陈兴亚宣布：“在侦缉处处长吴郁文有效指挥调动下，藏匿于俄使馆兵营内之共产党机关情况业已查明，行动在即。因匿于俄馆兵营之共党分子不在少数，故需兵力如下：侦缉处派出200人，内一区警署抽100人，保警处抽140人，宪兵队抽100人。行动时，除去苏联人及妇女，苏联使馆内之中国人。一律抓住带回审问。此次行动事关重大，特组成总指挥部．以确保抓捕行动大获成功。我宣布：侦缉处处长吴郁文任行动总指挥官：督察处处长邢砥中任副指挥官。各路人马一律听从吴总指挥官的统一调遣。现在由行动总指挥官吴郁文分派任务。”
吴郁文站了起来。将地图铺开：“总监、诸位，总监命我充任行动总指挥官，我愿为此次行动成功尽犬马之劳。现匿于俄馆兵营内的共党机关分布情况已经查明。共党机关均在俄兵营北楼内，李大钊一家在兵营路西的一洋房里。南楼是第三国际办公地点。此次行动的目标是北楼内的所有房间以及共党首领李大钊住的洋房。除洋人外，兵营内所有国人都在抓捕之列。会后12个行动小组组长各自拿取一份地图，明日照图索人。”
吴郁文把抽调的540人以侦缉处200名便衣警察为主要力量。分为12个小组，每个小组都由一名侦缉分队长和宪兵中小队长负责。把身着制服和全副武装的宪兵分散到12个组里。其中两个小组由吴郁文亲自指挥，专门抓捕李大钊；8个小组由雷恒成和内一区警察署长祝瑞霖指挥。抓捕兵营内所有中国人。另外两个小组由司法处长蒲志中指挥，在警察总署收押人犯。
为防止苏联使馆抵抗不开门，吴郁文还特别命令侦缉处第一分队队长南宝祥挑选了10名身强力壮的便衣警探，遇到苏联使馆闭门不开时，10个壮汉便抱在一起把门撞开。
除此之外。吴郁文还派侦缉分队队长张良臣率领100名警察，外加保安警察80人，把守苏联使馆外围。防止使馆内有人跳墙逃跑。
吴郁文向荷兰公使欧登科递交了他所拟定的公函。
欧登科浏览了一下公文，其实，不必看，他也早就清楚知道吴晋清展秘访的内容，比公文细致得多。不仅如此，应张作霖的请求，两天前的4月4日，欧登科召集各国公使举行了一次秘密会议。会上对查抄共产党人躲避的苏联使馆一事达成了一致：“此乃中国内政之治安问题。”“中国内部之事，应由中国自行处理。使团方面概不过问。”
欧登科代表使馆公使团在公文上签了字，并通知使馆区捕房：“有中国军警入界，勿得拦阻。”
吴郁文手一挥，300多名全副武装的军警分头散开。少部分人到远东银行、中东铁路办事处和庚子赔款委员会搜查，而绝大多数军警都目的明确地直奔苏联使馆。
苏联使馆的大门紧闭，吴郁文手一挥，有人上前用力敲打大铁门。无人应答，吴郁文的手又挥动了一下，10个彪形大汉抱在一起，用身体作木桩，强行撞击大门。苏联使馆工作人员甘布克高声阻止无效，拔出手枪对空鸣了一枪。枪声未落，大门被撞开，军警们抓住甘布克，一涌而进。吴郁文看了一眼手中的一张地图，一指西院的门口，军警们扑向了西院——苏联使馆也并非目的，目的是使馆西院的俄国旧兵营，因为那里面住着一年前搬进来的国共两党北方区委机关——中共北方区委机关和国民党北京市党部机关，这两个机关的负责人是李大钊。
枪声，加上突然闯进来这么多军警，旧兵营院子里顿时乱了起来。国共两党的机关工作人员不堪束手被擒，试图逃离，但因为院里院外都层层设有军警，大家相继落入魔爪。
李大钊牵着女儿的手走进办公室。工作人员们匆忙躲藏着，混乱中，吴郁文高喊：“不要放走一个!”
李大钊拉着女儿快步走进兵营北楼二层靠东的一个套间里，坐在一张椅子上，把女儿揽在腿边，握着那把手枪。一句话不说。
不多时，楼外传来杂乱的脚步声。然后是他们上楼的声音。“不要放走一个！”吴郁文的吼声传到李大钊和女儿耳中。喊声未落。军警蜂拥而入，一个警察夺下李大钊的手枪。侦缉处处长吴郁文走到李大钊跟前：“如果敝人没有认错的话，你就是李大钊先生吧？”
“对，我就是李大钊。”李大钊坦然、平静地回答。
“好，那就先委屈一下李先生了，请跟我们到警察署吧!”吴郁文的话虽然显得彬彬有礼，但声音却带着阴森和狠毒。
有人上前把李大钊全身上下搜了一遍，然后捆绑上，簇拥着下楼。临下楼时，李大钊回身无言地看了一眼女儿。
军警们共强行逮捕了李大钊、路友于、谭祖尧等国共北方革命党人30多名，以及李大钊的妻子赵纫兰及女儿李星华、李炎华，谭祖尧的未婚妻李婉玉等，另外还有拦阻搜查的甘布克等15名苏联使馆工作人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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京师警察厅在逮捕李大钊，导致李大钊等人被害的罪恶中，起了鹰犬的卑劣作用。其实，作为帮助军阀镇压革命运动的一支反动力量，京师警察厅一直视共产党为镇压对象，李大钊被段祺瑞政府通缉后，京师警察厅竭尽全力探寻李大钊的下落。
1926年9月的一天，吴郁文办公室的电话突然响了起来，他拿起话筒，是警察厅总监陈兴业打来的：“吴处长，北郊警察区属发现了共产党的案子，你马上派人过去帮助审理。”
吴郁文马上派侦缉二队队长王景有和四队队长杨恩华带人赶去协助。王景有和杨恩华到了北郊警察区属，见区属的警察正在审问拷打一个人。这个人是北郊区署北苑分署的警察在北苑西南一个村子的东口抓到的，从他身上搜出了一些共产党的宣传印刷品。由于经不住拷打，这个人承认自己是中共北平市党部的交通员，叫李大成，并供出了中共北苑支部负责人的名字。吴郁文命令王景有和杨恩华立即逮捕中共北苑支部那个负责人，严加审讯，结果，这个负责人也招供了。
吴郁文感到那个交通员和中共北苑支部负责人身上还有油水可榨，于是与蒲志中亲自审讯。吴郁文对李大成说：“你如果给我们帮忙，要官给官。要钱给钱!好好想一想吧，是合作还是抗拒。合作呢，大家都有好处；不合作呢，一条路，站着进来，躺着出去。”
酷刑加上利诱。李大成的骨头软了，答应与吴郁文合作，吴郁文给他规定，以后每次从兵营里出来送信时，先给吴郁文打电话，确定与吴郁文派去的特务的见面地点，将信件交由特务检查、抄录。万幸的是，被李大成出卖的信件大都是给北京各学校党总支的中共北方区委机关报《政治生活》。
吴郁文还根据李大成描述的旧兵营内详细情况，动手绘制了一张地图，图上标明：国共两党机关设在兵 营北楼；南楼是苏联第三国际组织(总部设在莫斯科)；李大钊及眷属住在旧兵营路西的洋房内。逮捕李大钊时，军警就是根据吴郁文画的这张图实施抓捕的。
1927年3月下旬，陈兴亚把李大钊藏在苏联使馆旧兵营的情况报告给了北京政府和奉系军阀张作霖。张作霖立即向使馆领袖公使欧登科提出查抄苏联使馆，抓捕革命党人的要求。
在狱中，李大钊身受剥指甲等酷刑，仍坚韧不屈。在他入狱后的第6天，也就是1927年4月12日凌晨。一场突如其来的镇压在中国大地开始了，血雨腥风从上海开始，淹没了1927年中国的春天。台湾历史学家曾毫不掩饰地总结说：“此次北京政府搜查俄国使馆的结果。更促成国民党在南京清党的决心。”蒋介石密电张作霖：“将所捕共党即行处决，以免后患。”
李大钊蒙难的那个春天，“旷代逸才”杨度忧心如焚。且看他在李大钊被捕后的时间表：
4月6日，派长子前往东交民巷观察，惊悉大钊先生等众人被捕：
9日，以张作霖所聘的“政治讨论会专职委员”身份前往出席会议，并与人议决将“李大钊党案”移交法庭审理以避免被军法滥判；
10日，与司法总长等人同往安国军总司令部面见张作霖，陈述将此案移交法庭的理由。
其间，他还曾两度派其长子前往京师警察厅探视李大钊并密传消息；他甚至毅然变卖了京城的寓所“悦庐”，将所得4500银圆悉数交出以充营救费用。
然而，4月28日上午11点，特别法庭不顾各界人民和社会舆论的强烈反对。突然宣判李大钊等20名革命者死刑。下午1点，李大钊等20人，被荷枪实弹的士兵押解到西交民巷京师看守所里一个庞大的绞刑架下。这个绞刑架是段祺瑞政府从意大利进口的。据说曾在1919年绞杀过一次人犯。
用这个洋刑具绞杀李大钊这样德高望重的学者和教授，大规模地迫害共产党人，激起了社会上的极大反响，也充分反映了军阀倒行逆施的本性。
李大钊身着棉袍，谈笑自若地在敌人的镜头前留了最后的一张照片，从容地看了看风中摇曳的绞索。第一个蹬上了绞刑架，从容就义时，年仅38岁。
残忍的刽子手对李大钊特别使用“三绞处决法”以延长痛苦，绞杀整整进行了40分钟。绞杀他的这个刽子手，便是臭名昭著的王振南。1927年，王振南以高等审判厅代表的身份担任临时组成的特别法庭的法官，几次对李大钊等30人进行“会审”，他不仅杀害了李大钊，还于1937年2月8日展秘密杀害了“左联”的胡也频、柔石、冯铿、李伟森、殷夫五位作家，经他手迫害的共产党员和革命志士多达180余人。
1955年12月13日，上海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举行了有650人参加的公开审判，依法判处王振南死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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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大钊牺牲后，身后萧条，当时《晨报》报道说：李死后，“李妻闻耗，悲痛号泣，气绝复苏者数次，痛乃愈益加剧、以致卧床不起，小女儿绕榻环立，其孤苦伶仃之惨状，见者莫不泪下。李之乐亭原籍，家业毫无。生前唯知努力学问，不事生产，平素又极俭朴，故境状萧条”云云。
于是当时的急务是死者的安葬。幸有北京大学同事梁漱溟、蒋梦麟等和友人章士钊、吴弱男夫妇等出手相援，大家集资置办了棺木，才将烈士遗体装殓入棺，由下斜街长椿寺移厝至妙光阁浙寺内停放。
北大同事感李大钊之事迹。相与发起厚葬。发起者的13人中，有蒋梦麟、胡适、沈兼士、何基鸿、王烈、樊际昌等。每人捐20元；后梁漱溟等各捐50元，马叙伦等各捐20元，李四光等各捐10元；外地故友闻讯捐助者，上海如鲁迅，捐了50元。国民党一些派系的要人也出钱捐助，如江精卫一人就捐了1000元，陈公博300元，戴季陶100元，他们或与烈士生前系“同志”(陈公博曾是中共“一大”的代表、戴季陶则曾参与了中共的创建)，或曾是“盟友”(汪精卫是国共合作时的国民党“左派”领袖)，这些善款都由北大会计科代收。这些事实。过去很少披露，但终归是不能改变的历史。
李大钊后来安葬在北京的万安公墓，那是北大校长蒋梦麟出面购置的墓地(并为烈士的夫人预购了穴地)，墓碑则是由刘半农撰写的。
1933年4月22日举行公祭时，参加者中还有教育部部长李书华、农矿部部长易培基、国民党中央监委的黄少谷(都曾与李大钊于“三·一八”后遭北洋军阀通缉)等，以及烈士生前北大同事胡适、周作人、马裕藻等。
人格高尚的李大钊的圣像在绞架上的定格．使素不言变的杨度一下子变了。是的，正是崇高的死唤醒了沉溺的活，使救国志不泯的杨度不再抱守他那残缺的“君宪梦”，幡然变成革命党的同路人并最终成为其中的一员。
李大钊牺牲22年后的10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诞生了。宛如青春之火的五星红旗，是包括李大钊在内的无数革命先烈用鲜血染红的，如今，在天安门广场上空高高飘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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