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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区域治理是国家治理的重要组成部分，有着国家治理的一般性，也有着自身的特殊性。参与即治理的解说，强调治理的多主体参与，强调区域共同体建设。从治理圈层来考察，深度贫困地区应然的治理主体强调更大圈层的作为。作为深度贫困地区的藏族地区，治理主体结构的理想模型是政府主导体系、本地社会支持体系、区域外社会支持体系的结合。但在现实中，藏族地区社会治理的主体结构却是只有政府与当地民众的“二元结构”。在藏族地区，促生“强国家—强社会”模式，需要政府的强力作为，而不是逐渐退出，即需要更大圈层的更多投入，以及基层政府行动力的提升，同时也需要延续惯习，不断强化乡村自组织治理。
关键词：藏族地区;治理主体;参与;二元结构
基金项目：国家社会科学基金一般项目“深度贫困地区脱贫攻坚中的引领型市场体制研究”（18BSH053）
中图分类号：C915;D668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3-854X（2019）11-0139-06
藏族地区①是我国的西南边疆，具有重要的战略地位。习近平不断强调“治国必先治边，治边先稳藏”②，党的十九大要求“加快边疆发展，确保边疆巩固、边境安全”。区域治理是国家治理的重要组成部分，有着国家治理的一般性，也有着自身的特殊性。构建现代国家治理体系、提高治理能力，有必要更为深入地探求区域治理的规律性。
宏观上，边疆少数民族地区应构建一个由中央政府、边疆地方政府、边疆社会组成的治理主体结构。中央政府一直是藏族地区治理的主要主体，边疆地方政府是边疆治理的具体责任主体，边疆社会过去一直是被治理对象，现在也应转变角色，积极参与治理。③ 多主体的参与是治理结构的理想状态。藏族地区有其独特的经济社会文化，其治理主体的结构与行动是否不同于其他地区？本文试图從参与的视角出发，分析藏族地区治理主体结构及其行动的特征。
一、参与即治理
基层社会治理研究中，存在着“国家—社会关系理论模式”以及“行动—制度关系理论模式”。前者将参与置于国家—社会的关系结构中加以分析;后者研讨治理实践中的行动和制度，却往往侧重其一，割裂两者。事实上，自上而下的国家与自下而上的社会、行动与制度在治理参与的实践中往往是互相建构、互相型塑的。④ 国家与社会、行动与制度之间的相互建构与型塑，源于治理参与主体形成一定的结构并有所行动，即国家与社会、行动与制度的关联（或者连接的桥梁）在于治理主体结构及其行动。这就是说，我们可以从治理主体的“结构—行动”来讨论参与，更可以由此来讨论区域治理的特征。按地域，治理可分为全球治理、国家治理、区域治理、村庄治理等。藏族地区独特的社会治理情境下，无论是藏族地区这一区域层面还是村庄层面，其社会治理主体的结构与行动都有别于其他很多地区。
研究区域社会治理主体结构问题，实则是讨论谁参与以及参与者建立怎样的关系。这一问题中，“谁”的问题与参与密切相关，“关系”是参与者在参与中的联结⑤，换言之，这一问题的“硬核”是参与，或者可以表述为参与即治理。
有学者认为参与是民众（或组织）“试图对公共政策与公共生活产生影响的所有活动”⑥，如果家庭之外就是“共”或“公”，那么，“参与即治理”或许可超越国家与社会二分法，因为不同于已有研究认为基层社会是国家控制力量与社会自主力量博弈并此消彼长的空间，“参与即治理”的解说认为区域社会是国家和民众（或组织）在互助中共同成长的场域，这是建设“区域共同体”的内在要求与价值所在。“区域共同体”是生活共同体、社会共同体、精神共同体、文化共同体的集合。“区域共同体”的建设需要创造良好的生活环境，提升人的生活质量;形成祥和、团结、合作的社会环境以及共同体成员互助共济、友爱、奉献的内部氛围;强化区域团结，形成共同的社会价值观和共同的精神追求。⑦ “区域共同体”的形成有赖于个人、家庭、组织等利益相关者“从家户之内走到家户之外”的参与，或者说是利益相关者既为了个体需求，也为了家庭利益，至少不损害集体，甚至为增进集体福利而参与。参与中或许会形成多样化、多层次的福利增进：从个体到家庭再到集体（组织）;从小一点的村庄再到大一点的区域;从决策的相互协商，到生产的共同协作，再到福利的共同享用等。从公共性的结构来看，这恰恰是公共性不断拓展的路径。⑧
参与中的公共性拓展，深层次地蕴涵“从私到共或公”的演绎以及社会福利“从公或共到私”的交融。这双向的演绎和交融，正是参与促成善治的内在价值。“从私到共或到公”的演绎有两个层面：一是利益相关者联结的延展，即利益相关者以个体或组织身份的参与，其联结的社会空间得以扩张，从个体的“私”延展到集体或社区的“共”与“公”。二是吸纳、包容个体的“私”之后，整合形成“共”或“公”。“共”或“公”不可能无基础而形成，它仰仗于个体的“私”在其所处的社会环境中的表述与实践（互动的过程），渐渐生成“集体选择单位”并进行“一系列集体选择行为”⑨，由此满足不同的利益相关者相似或不相似的需求。社会福利“从公或共到私”的交融主要是指通过参与，形成“相容性利益集团”，在集体行动中，集团（共或公）的福利在增长，集团成员也在其中分到蛋糕，蛋糕一旦分配到手就转化成为个人或家庭的“私”，这或许就是大河涨水小河满的道理。
参与中“从私到共或公”的演绎以及社会福利“从公或共到私”的交融，浸透于主体结构的型塑，也是治理客体、过程、目标的核心要义。主体、客体、过程与目标的内在逻辑关联是：多主体参与是治理的基础，治理客体强调治理旨在向民众提供公共产品以及公共服务，公共产品供给与公共服务是利益诉求表达、协商、妥协以及共同生产和消费的过程，善治的目标在上述三方面的基础上方可达成。⑩ 这就是说，治理的全过程都意味着参与。公共产品供给和公共服务内在地包含着多主体以各种身份和角色参与，例如民众既可以是公共产品和公共服务的供应者、生产者，也自然是消费者;治理过程是多主体的协同行动;治理结果也被各主体所共同享受。或许正因为如此，有人将治理的精髓归纳为“参与、互动、合作、服务”。 总之，治理即参与强调这三点：首先，从个体的角度，走出个体的“私”形成“共”或“公”的过程，就是参与，就是治理。其次，利益相关者只要是参与，就是在进行治理。最后，可以从主体的“结构—行动”来考察区域治理的特点。
二、结构：多主体的理想模型与“二元结构”的现实景致
1. 多主体参与的国家全景
治理是为了满足公共需求，“公共需求的无限性与多变性是绝对的，公共服务的稀缺性也是绝对的，而政府的能力与职能却是有限的。由政府替代市场和社会来包揽一切的做法不仅会增加服务的成本，也将影响社会资本的积累和社会的自我发育，同时还会使对政府绝对依赖的人群越来越庞大”。这就意味着，治理的参与主体不应该仅仅是各级政府，而应该是利益相关者，既包括政府，也包括市场组织、社会组织以及民众等。就国家整体发展状况而言，我国多元主体共同参与治理的局面已经逐步形成。学术界虽然有许多学者认为我国多元主体参与度不够，但也有学者认为我国公众参与的发展如火如荼，只是现阶段社会各界没有做好应对的准备，即便是公众也未意识到自己正在参与。参与有多个方面，包括建言献策和冲突维权、动员型参与和主动式参与、大众参与和精英参与、扶贫助弱和参政议政、在场行动和网络参与等，无论是参与的目标、内容、对象还是形式、技术等，都呈现广泛支持的样态。可以肯定的是，在我国中东部以及西部较为发达的城市，无论是个人参与还是组织参与都在不断发展，多元主体参与治理已见雏形。总之，就我国的整体状况来看，企业、社会组织、民众正越来越多地参与治理，尤其是当所发生的事件与自己的利益密切相关时。
2. 治理圈层中，发达地区与深度贫困地区的参与有别
在民族国家范畴内，如果从行政区划的序列来看，治理范围由宏观（大）到微观（小）依次为国家—省（自治区、直辖市）—市（地区、自治州）—县（市、区）—乡（镇、街道）—村（居），如果以村（居）为圆心，便形成前者包含后者的同心圆的圈层结构。如果将整个国家称为第一圈层，则省（自治区、直辖市）为第二圈层，市（地区、自治州）为第三圈层，县（市、区）为第四圈层，乡（镇、街道）为第五圈层，村（居）是第六圈层。在这个圈层结构中，每一个行政层级的辖区便是其治理的区域，这一个区域内的利益相关者便是治理主体。需要指出的是，不同的地区，由于发展程度有异，上一个行政层级对下一个行政层级的社会治理所起到的作用有所不同。
发达地区的人力、财力、物力雄厚，上级政府以及外地政府无需更多地投入。这些地区用丰厚的经济收入投入本区域公共产品供给和公共服务以及社会治理、社区治理。在发达地区，各种市场组织众多，它们在一定程度上参与着公共产品供给;社会发育程度高，各种社会组织（包括社区内的各种服务组织）蓬勃发展，它们更是社会治理的积极参与者。由此，发达地区的上一圈层对下一圈层似乎不必过多地特殊关照，平级圈层之间也无需更多地相互挂怀。但是，深度贫困地区的治理却不是这样，如若没有国家以及所在省市（我们简称为“更大圈层”）的特殊关照，深度贫困地区的发展和治理就会遇到难题，或者这正是国家发展中需要补齐的“短板”。深度贫困地区的贫困治理、经济发展、社会治理，都需要有更大圈层的参与。因为“社会是一个极其庞大的体系或系统，中国社会的状况尤其复杂，这主要表现为中国人口数量庞大，地域辽阔，区域类型多元，民族多样，所形成的社会阶层、社会群体等也相应多元复杂。基于此，中国要想走向良性治理，就需全体人民共同参与其中”。更大圈层参与对藏族地区治理有着积极效应及重要作用，这既是基于藏族地区经济社会欠发展的实际状况，也是因为藏族地区治理有着极强的外部性及公共性。简单地说，如果藏族地区治理状况很差，危害的不仅仅是藏族地区，或许将波及整个国家，相反，如果藏族地区真正地形成“富裕幸福、安定团结、和谐发展”局面，这一局面作为纯公共产品，可被当地民众享有，也被整个国家的民众享受，甚至全世界民众所共享。或许这也是“治国必先治边，治边先稳藏”的内在机理。
更大圈层对深度贫困地区的特殊关照包括各种有利于其发展和治理的制度安排与实践。对于藏族地区来说，特殊关照最集中地体现在国家和省级层面安排的“对口援藏”。全国援助西藏的格局多年前已经形成;四省藏区有来自国家安排的对口援助（例如国家安排浙江省对口援助甘孜藏区），也有来自本省安排的平级政府的援助（例如四川省安排本省的成都市援助甘孜州，德阳市援助阿坝州）。“对口援藏”为深度贫困地区输入了人力、物力、财力，也加强了藏族地区与内地的沟通与交流。
3. 藏族地区社会治理多主体结构的理想模型
可以说，发达地区社会治理的主体主要是本圈层的利益相关者，而深度贫困地区的社会治理需要有来自更大圈层安排的多种对口援助。较之于发达地区，藏族地区的治理不仅需要构建三个支持体系，还需要这三个支持体系形成合力。三个支持体系，首先是政府主导体系，它不仅包括本地政府，还包括中央政府、省市政府等上级政府以及由中央政府通过制度安排的对口支援政府。上级政府及对口支援政府是主要的资源输入者，本地政府是资源整合者及具体实施者。其次是本地社会支持体系，包括本地的企事业单位、社会组织和民众，它们是本地治理最为重要的主体。再次是区域外社会支持体系，它包括通过制度安排的对口支援的企事业单位、社会组织，以及区域外的民众等。我们将藏族地区治理主体的理想结构描绘为图1。
4.“二元结构”：藏族地区社会治理主体结构的现实景致
有学者认为，新时期民族地区治理以其“多元、民主、合作、互助”的特质替代统治，并成为国家和地方政府使用公共权力维护民族地区稳定与发展的手段，即管理正在逐步转变为治理。 需要思考的是，在藏族地区，多元治理主体结构真的形成了吗？
应然参与并不必然带来实际参与，实践中，藏族地区社会治理的主体结构与国家整体以及发达地区相差甚巨。据我们的长期考察，与相对发达地区相比较，与治理主体结构的理想模型相比较，甘孜藏区并未形成多元治理主体，而只存在二元治理主体，即只有政府和当地民众，其他主体缺失。二元主体中，政府包括中央政府、省政府、州政府以及縣政府和乡镇政府。其中乡镇政府几乎没有财力，主要是协调、组织以及协助实施上级政府设置和安排的各项事务;县级财政相对困窘，投入也极为有限。 由此看来，藏族地区的治理，尤其强调上级政府主导体系的作用以及本级政府的治理能力。 甘孜藏区治理中，区域之外的企事业单位、社会组织和民众缺失，本地的社会组织、企业等治理主体依然缺失。甘孜藏区的企业、社会组织数量极少，能力很小，确实难以成为社会治理的主体。社会组织在甘孜藏区的发育还极为薄弱，更难以说得上是治理的主体。藏族地区实际的治理主体结构可描述为图2。
这就是说，理想状态下的主体结构应有三大体系，但现实中，甘孜藏区的社会治理主体只剩下了政府和当地民众。
三、行动：政府和民众的强作为
多元主体结构理想模型的建构，是希冀建设“强国家—强社会”的格局。目前，藏族地区社会治理主体的二元结构下，政府很难说得上是强政府，民众也相对贫弱。这就是说，藏族地区的治理要促生“强国家—强社会”，中央、省级政府更大力量的投入自然是需要的，而且应该是长期的;对于基层政府而言，急需政府的强力作为，这与学术界主张的政府逐渐退出有所不同;需要不断强化乡村自组织治理能力。总之，需要增强政府及民众的行动力。
1. 增强基层政府的行动力：多层次地联结，多重角色扮演
从圈层的角度来看，增强基层政府的行动力，需要基层政府多层次地联结。多层次地联结包括与上级政府所管辖的更大圈层的联结、与区域外个人或组织的联结、与本地区民众的联结。如果从藏族地区县级政府的角度来看，与更大圈层的联结就包括了与州（市）圈层、省（自治区）圈层、国家圈层的联结，这既是更多地争取上级政府的支持，也是在更大的范围获得资源。与区域外个人或组织的联结是多样化的，首先是与对口支援地区的政府以及企事业单位、社会组织甚至个人联结;其次是与区域外同本地形成一定关联的组织、个人联结。从政府的角度来讲，自然还需更深厚地与当地民众紧密联结。
藏族地区基层政府的强力作为除了多层次地联结，在实践中尚要承担多重角色的职责。一般说来，在合作治理中，政府作为主导者，负责制度层面的研究与发展，它是最低标准的设定者、多方协商的召集者与助成者、机构能力的建设者、治理的最终监管者。 对于藏族地区而言，政府不仅是最低标准设定者、协商的召集者与助成者、能力建设者，还是主要的出资者、规划者，此外还要选择生产者。具体工程建设中，作为政府代表的相关单位是出资者、设计者，更是监管者、协调者。
2. 延续惯习，强化乡村自组织治理能力
村庄利用自身资源进行治理，可称为内生性治理，内生性治理更能促进乡村的良好秩序。在藏族地区，千百年形成的惯习和秩序支撑的自组织治理是极为有效的。
自组织治理具体表现为农牧民自动参与村庄公共事务以及村庄内的互帮互助。“村落虽然是由众多的个体家庭所构成，但作为一个血缘、亲缘、地缘关系的共同体，在生产和生活方面有着密切的交往和联系，都要共同协作。换工互助，是甘孜藏区村落中的互助习俗。这一协作有多种方式，如土地多劳力少的人家和土地少劳力多的人家互相换工，土地多的一方付给劳动力多的一方一定的报酬（以工时计算）;畜力多人力少的人家和畜力少人力多的人家换工，以畜力对换人力;血族、亲族之间进行无报酬的劳力支援、畜力支援。总之，这种换工互助的方式，是在自愿、平等、互利的原则下进行的，它保证不误农时进行播种、管理和收获，是一种优良的互助传统，乃至传承到今天……甘孜藏区村落特注重发扬生活中的互助习俗。在村落社会的个体家庭中，总有一些家庭成员力所不及的事情，比如起房架屋婚丧嫁娶诸事，除请工匠、媒人帮忙外，还要求助社会力量。每当此时，全村落的人都会主动相帮，甘孜藏区有家喻户晓维护村落共同利益的诺言：‘有灾共担，患难与共，一致对外，章法共遵，信守不渝。上至喇嘛头人，下至鳏寡孤独，均一视同仁’。” 传统上，自组织参与是藏区村庄的普遍惯习。例如，村庄资源管理也沿袭着长久以来的生产生活习惯。在调查中，村干部们告诉我们：“村中的资源村民自己管理，虫草什么的都不让外来人挖，本村的可以挖一点。再比如像内地，随便打渔，但是我们这里的老百姓自己不打，也不让别人打。内地的话，政府要有个禁渔期，但是在我们藏区，全时期都禁渔。这些习惯乡规民约里都规定，但是大多数还是口头上的传承。”
在藏族地区调研，我们也发现很多村庄的自组织状态都比较好，村民遵守村规民约，村民之间守望相助，相互帮助、相互支持，可谓是滕尼斯笔下传统的“乡村生活共同体”的经典再现。在雅江县西俄洛乡杰珠村，村民自组织完成了许多村庄公共事务。如村民自组织安排每年几次的村集体行动以及现在的轮流为游客提供服务等。村里的集体活动包括每年夏天耍坝子、金秋听经、藏历新年祭拜山神等。在杰珠村，谁来组织开展集体活动，几十年前就排好了顺序，每年组织者有五六户人家，这是杰珠村长期以来的习惯。每年轮流到的那几家，负责组织全年的几次活动。村民负责承担大部分集体活动的经费。杰珠村集体活动的自组织状态，应该说是礼俗社会中社会组织方式良好的集中表现。细究起来，能形成这样的自组织状态，得益于历史传统和村庄的团结。
在甘孜县河坝村，我们也亲眼见识了这种自组织治理。2014年7月29日，我们一行到达河坝村。当时在村口的小卖部聚集了很多人，我们已去过多次，村里人基本认识我们。在村口，原有的窄路被挖开了，挖掘机、装载车工作的声音有些刺耳。许多村民拿着铁铲、铁锹，和我们说：“这些天，我们村忙得很哦，我们要把路修宽，我们大家都在拉石头、砂子，拆房子。”我们去施工现场，看到一大群人在拆房子，个个都是一身灰，各种机器都非常忙碌。问后方知，机器是村民自带并自己支付油费。更让人难以想象的是，房屋被拆的村民根本不知道拆掉房屋是否有补偿就自己动手拆了自己的房屋。我们问村民：“心疼不？如果没有补偿还拆不拆？”他们告诉我们：“心疼归心疼，咋个不心疼嘛？疼得很！没得补偿还是得拆哦，不拆不得行哦，不拆修不起路的嘛，房子挡起，路咋个修得宽嘛？没得法哈，只有等路修好了，可能就好了。等游客来了，我们大家就有钱赚了。还有，要是我不拆，村里人也会埋怨我，何苦呢？拆就拆吧。现在住得挤一点，忍一段时间就好了。”2016年7月，我们再次回到河坝村，见到村子里道路宽敞，房屋也很漂亮，村民们办起藏餐厅、温泉洗浴馆、民宿客栈、家具店等。跟村民们聊天，他们大多喜形于色：“哈哈，你看，现在多好，路宽、房子漂亮，店店也开起来了。老师，说句不客气的话，我们的房子比你们城里人安逸，是不是？”我们在一位村民家里待了半天，参观了他们家即将开业的藏餐馆和接待住宿的三层藏式房屋。男主人告诉我们，他家还在建设用于接待游客的帐篷城，他请我们明年一定来帐篷城玩耍。他一再感慨着这是党和政府的政策好，也是村民们共同努力，河壩村才有了这么好的今天。2017年，甘孜县开始建设“格萨尔文化精准扶贫百村产业基地”（人们通俗地称之为“格萨尔王城”），位于县城东南的河坝村也纳入其中。2018年我们再次回到河坝村，发现道路更加畅通，村庄更加整洁，“格萨尔王城”的建设仍然在继续。 四、简要结论
民族地区的治理“需要通过国家政治体系和民族地方政治体系的共同作用，与民族地区社会系统实现良性互动”。这是一般规律，对于藏族地区而言，理想的三个支持体系的创建，更需要强调“参与即治理”的理念。因为参与贯穿着“从私到共或公”的演绎以及社会福利“从公或共到私”的交融，参与扩展了公共性;参与型塑主体结构，渗透治理客体、过程和目标。在参与的视角下，探究藏族地区社会治理主体的结构与行动，我们发现了一些具有区域特殊性的治理规律：现实中的二元主体结构，需要更强调政府的强作为，而不是退出;需要通过更多层面的联结、多重角色的扮演，强化基层政府的行动力;需要延续惯习，并强化基层社会的自组织治理。
注释：
① 藏族地区一般意义上是指藏民族聚居区，在今天的行政区划上，藏族地区包括西藏自治区和四省藏区。四省藏区包括四川省的甘孜藏族自治州、阿坝羌族藏族自治州，青海省的七个藏族自治州，云南省的迪庆藏族自治州，甘肃省的甘南藏族自治州等。人们在习惯上将藏族地区简称为藏区，与此同时将藏族地区内的某一个区域简称为某某藏区，例如云南迪庆藏族自治州简称为云南藏区、四川甘孜藏族自治州简称为甘孜藏区等。
② 2013年，习近平在参加十二届全国人大西藏代表团审议时，提出了“治国必治边，治边先稳藏”的重要战略思想。2015年，习近平在中央第六次西藏工作座谈会上再次强调这一重要战略思想。参见陈凡、蓝国华：《治国必治边，治边先稳藏》，《西藏日报》2018年9月3日。
③ 周平：《中国的边疆治理：族际主义还是区域主义？》，《思想战线》2008年第3期。
④ 方亚琴：《社会控制的延续，抑或公民社会的发轫？——不同理论视角下的城市居民社区参与》，《城市发展研究》2012年第7期。
⑤“联结”主要是指治理参与者的“关系束”。王汉生等认为，“与一般表示‘存在某种关系’的‘连接’相比，‘联结’的内涵更丰富：它不仅指向关系本身，而且也内含了被关系所缔结的行动者本身;并且，‘联结’暗示着行动者之间可能会由一种‘连接’关系而衍生出具有不同内涵与性质的一束关系。”（参见王汉生、王一鸽：《目标管理责任制：农村基层政权的实践逻辑》，《社会学研究》2009年第2期）我们认为，作为“关系束”的“联结”正是本文所要讨论的社会治理主体“结构—行动”的关键，因为参与者的行动会受到联结的影响，行动也会影响和建构进一步可能的联结。
⑥ 俞可平：《公民参与的几个理论问题》，《学习时报》2006年12月18日。
⑦ 郑杭生、黄家亮：《论我国社区治理的双重困境与创新之维——基于北京市社区管理体制改革实践的分析》，《东岳论丛》2012年第1期。
⑧[美]英吉·考尔等编：《全球化之道——全球公共产品的提供与管理》，张春波、高静译，人民出版社2006年版，第82—83页。
⑨ 奥斯特诺姆等认为，社区公共产品和公共服务的供应是“一系列集体选择行为的总称”。奥克森指出，社区公共产品供应者是“那些组织起来需要做集体决定的利益共同体”，它“是一个集体性的消费单位，它代表一定的集体人口对于某项或者多项公共服务进行选择”。总体来说，“集体选择单位”的存在及其所发挥的作用，从根本上把市场产业（私人性）和公共产品产业区别开来。参见[美]奥斯特罗姆、帕克斯、惠特克：《公共服务的制度建构》，毛寿龙译，上海三联书店2000年版，第16页;[美]罗纳德·J·奥克森：《治理地方公共经济》，万鹏飞译，北京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11页;李雪萍：《城市社区公共产品供给研究》，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8年版，第188页。
⑩ 李雪萍：《社区参与在路上》，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5年版，第54页。
陈庆云等：《公共管理理论研究：概念、视角与模式》，《中国行政管理》2005年第3期。
杨寅主编：《公共行政与社区发展》，浙江人民出版社2005年版，第17—18页。
闵学勤：《行动者的逻辑——公众参与的阶层化与结构化研究》，《江苏社会科学》2013年第4期。
2017年11月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印发的《关于支持深度贫困地区脱贫攻坚的实施意见》指出：深度贫困地区主要包括西藏、四省藏区、南疆四地州和四川凉山州、云南怒江州、甘肃临夏州（简称“三区三州”）以及贫困发生率超过18%的贫困县和贫困发生率超过20%的贫困村。也就是说，包括西藏和四省藏区在内的藏族地区都是深度贫困地区。
李强：《创新社会治理体制》，《前线》2014年第1期。
李雪萍等：《主体集结整合资源：藏区贫困治理之关键——以四川省甘孜藏族自治州甘孜县为例》，《贵州民族研究》2015年第3期。
借鉴并修正了李雪萍等的“藏区贫困治理主体之理想结构”示意图。参见李雪萍等：《主体集结整合资源：藏区贫困治理之关键——以四川省甘孜藏族自治州甘孜县为例》，《贵州民族研究》2015年第3期。
罗志佳：《群众路线视域下少数民族地区的社会治理》，《贵州民族研究》2014年第8期;羌洲：《我国少数民族地区社会治理体系创新探析：基于社会风险的测度》，《西北民族研究》2014年第2期。
江必新、李沫：《论社会治理创新》，《新疆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4年第2期。
赵普兵、刘义强：《惯习、秩序与生活理性：一个民族村庄的治理逻辑——基于西藏自治区江孜县A村的观察》，《湖北民族学院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9年第1期。
凌立等：《康巴藏族民俗文化》，四川人民出版社2012年版，第428页。
青藏高原上，夏季短促，却环境宜人，藏族同胞喜欢在草地上、树林里休闲、游玩、联欢，这种活动在甘孜藏区被称为“耍坝子”，在拉萨称为“过林卡”。
左宏源：《民族地區政治稳定理论探析：内涵、特征与影响因素》，《广西民族研究》2011年第2期。
作者简介：陈艾，湖北省社会科学院助理研究员，湖北武汉，430077。
（责任编辑 刘龙伏）
关键词：藏族地区;治理主体;参与;二元结构
基金项目：国家社会科学基金一般项目“深度贫困地区脱贫攻坚中的引领型市场体制研究”（18BSH053）
中图分类号：C915;D668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3-854X（2019）11-0139-06
藏族地区①是我国的西南边疆，具有重要的战略地位。习近平不断强调“治国必先治边，治边先稳藏”②，党的十九大要求“加快边疆发展，确保边疆巩固、边境安全”。区域治理是国家治理的重要组成部分，有着国家治理的一般性，也有着自身的特殊性。构建现代国家治理体系、提高治理能力，有必要更为深入地探求区域治理的规律性。
宏观上，边疆少数民族地区应构建一个由中央政府、边疆地方政府、边疆社会组成的治理主体结构。中央政府一直是藏族地区治理的主要主体，边疆地方政府是边疆治理的具体责任主体，边疆社会过去一直是被治理对象，现在也应转变角色，积极参与治理。③ 多主体的参与是治理结构的理想状态。藏族地区有其独特的经济社会文化，其治理主体的结构与行动是否不同于其他地区？本文试图從参与的视角出发，分析藏族地区治理主体结构及其行动的特征。
一、参与即治理
基层社会治理研究中，存在着“国家—社会关系理论模式”以及“行动—制度关系理论模式”。前者将参与置于国家—社会的关系结构中加以分析;后者研讨治理实践中的行动和制度，却往往侧重其一，割裂两者。事实上，自上而下的国家与自下而上的社会、行动与制度在治理参与的实践中往往是互相建构、互相型塑的。④ 国家与社会、行动与制度之间的相互建构与型塑，源于治理参与主体形成一定的结构并有所行动，即国家与社会、行动与制度的关联（或者连接的桥梁）在于治理主体结构及其行动。这就是说，我们可以从治理主体的“结构—行动”来讨论参与，更可以由此来讨论区域治理的特征。按地域，治理可分为全球治理、国家治理、区域治理、村庄治理等。藏族地区独特的社会治理情境下，无论是藏族地区这一区域层面还是村庄层面，其社会治理主体的结构与行动都有别于其他很多地区。
研究区域社会治理主体结构问题，实则是讨论谁参与以及参与者建立怎样的关系。这一问题中，“谁”的问题与参与密切相关，“关系”是参与者在参与中的联结⑤，换言之，这一问题的“硬核”是参与，或者可以表述为参与即治理。
有学者认为参与是民众（或组织）“试图对公共政策与公共生活产生影响的所有活动”⑥，如果家庭之外就是“共”或“公”，那么，“参与即治理”或许可超越国家与社会二分法，因为不同于已有研究认为基层社会是国家控制力量与社会自主力量博弈并此消彼长的空间，“参与即治理”的解说认为区域社会是国家和民众（或组织）在互助中共同成长的场域，这是建设“区域共同体”的内在要求与价值所在。“区域共同体”是生活共同体、社会共同体、精神共同体、文化共同体的集合。“区域共同体”的建设需要创造良好的生活环境，提升人的生活质量;形成祥和、团结、合作的社会环境以及共同体成员互助共济、友爱、奉献的内部氛围;强化区域团结，形成共同的社会价值观和共同的精神追求。⑦ “区域共同体”的形成有赖于个人、家庭、组织等利益相关者“从家户之内走到家户之外”的参与，或者说是利益相关者既为了个体需求，也为了家庭利益，至少不损害集体，甚至为增进集体福利而参与。参与中或许会形成多样化、多层次的福利增进：从个体到家庭再到集体（组织）;从小一点的村庄再到大一点的区域;从决策的相互协商，到生产的共同协作，再到福利的共同享用等。从公共性的结构来看，这恰恰是公共性不断拓展的路径。⑧
参与中的公共性拓展，深层次地蕴涵“从私到共或公”的演绎以及社会福利“从公或共到私”的交融。这双向的演绎和交融，正是参与促成善治的内在价值。“从私到共或到公”的演绎有两个层面：一是利益相关者联结的延展，即利益相关者以个体或组织身份的参与，其联结的社会空间得以扩张，从个体的“私”延展到集体或社区的“共”与“公”。二是吸纳、包容个体的“私”之后，整合形成“共”或“公”。“共”或“公”不可能无基础而形成，它仰仗于个体的“私”在其所处的社会环境中的表述与实践（互动的过程），渐渐生成“集体选择单位”并进行“一系列集体选择行为”⑨，由此满足不同的利益相关者相似或不相似的需求。社会福利“从公或共到私”的交融主要是指通过参与，形成“相容性利益集团”，在集体行动中，集团（共或公）的福利在增长，集团成员也在其中分到蛋糕，蛋糕一旦分配到手就转化成为个人或家庭的“私”，这或许就是大河涨水小河满的道理。
参与中“从私到共或公”的演绎以及社会福利“从公或共到私”的交融，浸透于主体结构的型塑，也是治理客体、过程、目标的核心要义。主体、客体、过程与目标的内在逻辑关联是：多主体参与是治理的基础，治理客体强调治理旨在向民众提供公共产品以及公共服务，公共产品供给与公共服务是利益诉求表达、协商、妥协以及共同生产和消费的过程，善治的目标在上述三方面的基础上方可达成。⑩ 这就是说，治理的全过程都意味着参与。公共产品供给和公共服务内在地包含着多主体以各种身份和角色参与，例如民众既可以是公共产品和公共服务的供应者、生产者，也自然是消费者;治理过程是多主体的协同行动;治理结果也被各主体所共同享受。或许正因为如此，有人将治理的精髓归纳为“参与、互动、合作、服务”。 总之，治理即参与强调这三点：首先，从个体的角度，走出个体的“私”形成“共”或“公”的过程，就是参与，就是治理。其次，利益相关者只要是参与，就是在进行治理。最后，可以从主体的“结构—行动”来考察区域治理的特点。
二、结构：多主体的理想模型与“二元结构”的现实景致
1. 多主体参与的国家全景
治理是为了满足公共需求，“公共需求的无限性与多变性是绝对的，公共服务的稀缺性也是绝对的，而政府的能力与职能却是有限的。由政府替代市场和社会来包揽一切的做法不仅会增加服务的成本，也将影响社会资本的积累和社会的自我发育，同时还会使对政府绝对依赖的人群越来越庞大”。这就意味着，治理的参与主体不应该仅仅是各级政府，而应该是利益相关者，既包括政府，也包括市场组织、社会组织以及民众等。就国家整体发展状况而言，我国多元主体共同参与治理的局面已经逐步形成。学术界虽然有许多学者认为我国多元主体参与度不够，但也有学者认为我国公众参与的发展如火如荼，只是现阶段社会各界没有做好应对的准备，即便是公众也未意识到自己正在参与。参与有多个方面，包括建言献策和冲突维权、动员型参与和主动式参与、大众参与和精英参与、扶贫助弱和参政议政、在场行动和网络参与等，无论是参与的目标、内容、对象还是形式、技术等，都呈现广泛支持的样态。可以肯定的是，在我国中东部以及西部较为发达的城市，无论是个人参与还是组织参与都在不断发展，多元主体参与治理已见雏形。总之，就我国的整体状况来看，企业、社会组织、民众正越来越多地参与治理，尤其是当所发生的事件与自己的利益密切相关时。
2. 治理圈层中，发达地区与深度贫困地区的参与有别
在民族国家范畴内，如果从行政区划的序列来看，治理范围由宏观（大）到微观（小）依次为国家—省（自治区、直辖市）—市（地区、自治州）—县（市、区）—乡（镇、街道）—村（居），如果以村（居）为圆心，便形成前者包含后者的同心圆的圈层结构。如果将整个国家称为第一圈层，则省（自治区、直辖市）为第二圈层，市（地区、自治州）为第三圈层，县（市、区）为第四圈层，乡（镇、街道）为第五圈层，村（居）是第六圈层。在这个圈层结构中，每一个行政层级的辖区便是其治理的区域，这一个区域内的利益相关者便是治理主体。需要指出的是，不同的地区，由于发展程度有异，上一个行政层级对下一个行政层级的社会治理所起到的作用有所不同。
发达地区的人力、财力、物力雄厚，上级政府以及外地政府无需更多地投入。这些地区用丰厚的经济收入投入本区域公共产品供给和公共服务以及社会治理、社区治理。在发达地区，各种市场组织众多，它们在一定程度上参与着公共产品供给;社会发育程度高，各种社会组织（包括社区内的各种服务组织）蓬勃发展，它们更是社会治理的积极参与者。由此，发达地区的上一圈层对下一圈层似乎不必过多地特殊关照，平级圈层之间也无需更多地相互挂怀。但是，深度贫困地区的治理却不是这样，如若没有国家以及所在省市（我们简称为“更大圈层”）的特殊关照，深度贫困地区的发展和治理就会遇到难题，或者这正是国家发展中需要补齐的“短板”。深度贫困地区的贫困治理、经济发展、社会治理，都需要有更大圈层的参与。因为“社会是一个极其庞大的体系或系统，中国社会的状况尤其复杂，这主要表现为中国人口数量庞大，地域辽阔，区域类型多元，民族多样，所形成的社会阶层、社会群体等也相应多元复杂。基于此，中国要想走向良性治理，就需全体人民共同参与其中”。更大圈层参与对藏族地区治理有着积极效应及重要作用，这既是基于藏族地区经济社会欠发展的实际状况，也是因为藏族地区治理有着极强的外部性及公共性。简单地说，如果藏族地区治理状况很差，危害的不仅仅是藏族地区，或许将波及整个国家，相反，如果藏族地区真正地形成“富裕幸福、安定团结、和谐发展”局面，这一局面作为纯公共产品，可被当地民众享有，也被整个国家的民众享受，甚至全世界民众所共享。或许这也是“治国必先治边，治边先稳藏”的内在机理。
更大圈层对深度贫困地区的特殊关照包括各种有利于其发展和治理的制度安排与实践。对于藏族地区来说，特殊关照最集中地体现在国家和省级层面安排的“对口援藏”。全国援助西藏的格局多年前已经形成;四省藏区有来自国家安排的对口援助（例如国家安排浙江省对口援助甘孜藏区），也有来自本省安排的平级政府的援助（例如四川省安排本省的成都市援助甘孜州，德阳市援助阿坝州）。“对口援藏”为深度贫困地区输入了人力、物力、财力，也加强了藏族地区与内地的沟通与交流。
3. 藏族地区社会治理多主体结构的理想模型
可以说，发达地区社会治理的主体主要是本圈层的利益相关者，而深度贫困地区的社会治理需要有来自更大圈层安排的多种对口援助。较之于发达地区，藏族地区的治理不仅需要构建三个支持体系，还需要这三个支持体系形成合力。三个支持体系，首先是政府主导体系，它不仅包括本地政府，还包括中央政府、省市政府等上级政府以及由中央政府通过制度安排的对口支援政府。上级政府及对口支援政府是主要的资源输入者，本地政府是资源整合者及具体实施者。其次是本地社会支持体系，包括本地的企事业单位、社会组织和民众，它们是本地治理最为重要的主体。再次是区域外社会支持体系，它包括通过制度安排的对口支援的企事业单位、社会组织，以及区域外的民众等。我们将藏族地区治理主体的理想结构描绘为图1。
4.“二元结构”：藏族地区社会治理主体结构的现实景致
有学者认为，新时期民族地区治理以其“多元、民主、合作、互助”的特质替代统治，并成为国家和地方政府使用公共权力维护民族地区稳定与发展的手段，即管理正在逐步转变为治理。 需要思考的是，在藏族地区，多元治理主体结构真的形成了吗？
应然参与并不必然带来实际参与，实践中，藏族地区社会治理的主体结构与国家整体以及发达地区相差甚巨。据我们的长期考察，与相对发达地区相比较，与治理主体结构的理想模型相比较，甘孜藏区并未形成多元治理主体，而只存在二元治理主体，即只有政府和当地民众，其他主体缺失。二元主体中，政府包括中央政府、省政府、州政府以及縣政府和乡镇政府。其中乡镇政府几乎没有财力，主要是协调、组织以及协助实施上级政府设置和安排的各项事务;县级财政相对困窘，投入也极为有限。 由此看来，藏族地区的治理，尤其强调上级政府主导体系的作用以及本级政府的治理能力。 甘孜藏区治理中，区域之外的企事业单位、社会组织和民众缺失，本地的社会组织、企业等治理主体依然缺失。甘孜藏区的企业、社会组织数量极少，能力很小，确实难以成为社会治理的主体。社会组织在甘孜藏区的发育还极为薄弱，更难以说得上是治理的主体。藏族地区实际的治理主体结构可描述为图2。
这就是说，理想状态下的主体结构应有三大体系，但现实中，甘孜藏区的社会治理主体只剩下了政府和当地民众。
三、行动：政府和民众的强作为
多元主体结构理想模型的建构，是希冀建设“强国家—强社会”的格局。目前，藏族地区社会治理主体的二元结构下，政府很难说得上是强政府，民众也相对贫弱。这就是说，藏族地区的治理要促生“强国家—强社会”，中央、省级政府更大力量的投入自然是需要的，而且应该是长期的;对于基层政府而言，急需政府的强力作为，这与学术界主张的政府逐渐退出有所不同;需要不断强化乡村自组织治理能力。总之，需要增强政府及民众的行动力。
1. 增强基层政府的行动力：多层次地联结，多重角色扮演
从圈层的角度来看，增强基层政府的行动力，需要基层政府多层次地联结。多层次地联结包括与上级政府所管辖的更大圈层的联结、与区域外个人或组织的联结、与本地区民众的联结。如果从藏族地区县级政府的角度来看，与更大圈层的联结就包括了与州（市）圈层、省（自治区）圈层、国家圈层的联结，这既是更多地争取上级政府的支持，也是在更大的范围获得资源。与区域外个人或组织的联结是多样化的，首先是与对口支援地区的政府以及企事业单位、社会组织甚至个人联结;其次是与区域外同本地形成一定关联的组织、个人联结。从政府的角度来讲，自然还需更深厚地与当地民众紧密联结。
藏族地区基层政府的强力作为除了多层次地联结，在实践中尚要承担多重角色的职责。一般说来，在合作治理中，政府作为主导者，负责制度层面的研究与发展，它是最低标准的设定者、多方协商的召集者与助成者、机构能力的建设者、治理的最终监管者。 对于藏族地区而言，政府不仅是最低标准设定者、协商的召集者与助成者、能力建设者，还是主要的出资者、规划者，此外还要选择生产者。具体工程建设中，作为政府代表的相关单位是出资者、设计者，更是监管者、协调者。
2. 延续惯习，强化乡村自组织治理能力
村庄利用自身资源进行治理，可称为内生性治理，内生性治理更能促进乡村的良好秩序。在藏族地区，千百年形成的惯习和秩序支撑的自组织治理是极为有效的。
自组织治理具体表现为农牧民自动参与村庄公共事务以及村庄内的互帮互助。“村落虽然是由众多的个体家庭所构成，但作为一个血缘、亲缘、地缘关系的共同体，在生产和生活方面有着密切的交往和联系，都要共同协作。换工互助，是甘孜藏区村落中的互助习俗。这一协作有多种方式，如土地多劳力少的人家和土地少劳力多的人家互相换工，土地多的一方付给劳动力多的一方一定的报酬（以工时计算）;畜力多人力少的人家和畜力少人力多的人家换工，以畜力对换人力;血族、亲族之间进行无报酬的劳力支援、畜力支援。总之，这种换工互助的方式，是在自愿、平等、互利的原则下进行的，它保证不误农时进行播种、管理和收获，是一种优良的互助传统，乃至传承到今天……甘孜藏区村落特注重发扬生活中的互助习俗。在村落社会的个体家庭中，总有一些家庭成员力所不及的事情，比如起房架屋婚丧嫁娶诸事，除请工匠、媒人帮忙外，还要求助社会力量。每当此时，全村落的人都会主动相帮，甘孜藏区有家喻户晓维护村落共同利益的诺言：‘有灾共担，患难与共，一致对外，章法共遵，信守不渝。上至喇嘛头人，下至鳏寡孤独，均一视同仁’。” 传统上，自组织参与是藏区村庄的普遍惯习。例如，村庄资源管理也沿袭着长久以来的生产生活习惯。在调查中，村干部们告诉我们：“村中的资源村民自己管理，虫草什么的都不让外来人挖，本村的可以挖一点。再比如像内地，随便打渔，但是我们这里的老百姓自己不打，也不让别人打。内地的话，政府要有个禁渔期，但是在我们藏区，全时期都禁渔。这些习惯乡规民约里都规定，但是大多数还是口头上的传承。”
在藏族地区调研，我们也发现很多村庄的自组织状态都比较好，村民遵守村规民约，村民之间守望相助，相互帮助、相互支持，可谓是滕尼斯笔下传统的“乡村生活共同体”的经典再现。在雅江县西俄洛乡杰珠村，村民自组织完成了许多村庄公共事务。如村民自组织安排每年几次的村集体行动以及现在的轮流为游客提供服务等。村里的集体活动包括每年夏天耍坝子、金秋听经、藏历新年祭拜山神等。在杰珠村，谁来组织开展集体活动，几十年前就排好了顺序，每年组织者有五六户人家，这是杰珠村长期以来的习惯。每年轮流到的那几家，负责组织全年的几次活动。村民负责承担大部分集体活动的经费。杰珠村集体活动的自组织状态，应该说是礼俗社会中社会组织方式良好的集中表现。细究起来，能形成这样的自组织状态，得益于历史传统和村庄的团结。
在甘孜县河坝村，我们也亲眼见识了这种自组织治理。2014年7月29日，我们一行到达河坝村。当时在村口的小卖部聚集了很多人，我们已去过多次，村里人基本认识我们。在村口，原有的窄路被挖开了，挖掘机、装载车工作的声音有些刺耳。许多村民拿着铁铲、铁锹，和我们说：“这些天，我们村忙得很哦，我们要把路修宽，我们大家都在拉石头、砂子，拆房子。”我们去施工现场，看到一大群人在拆房子，个个都是一身灰，各种机器都非常忙碌。问后方知，机器是村民自带并自己支付油费。更让人难以想象的是，房屋被拆的村民根本不知道拆掉房屋是否有补偿就自己动手拆了自己的房屋。我们问村民：“心疼不？如果没有补偿还拆不拆？”他们告诉我们：“心疼归心疼，咋个不心疼嘛？疼得很！没得补偿还是得拆哦，不拆不得行哦，不拆修不起路的嘛，房子挡起，路咋个修得宽嘛？没得法哈，只有等路修好了，可能就好了。等游客来了，我们大家就有钱赚了。还有，要是我不拆，村里人也会埋怨我，何苦呢？拆就拆吧。现在住得挤一点，忍一段时间就好了。”2016年7月，我们再次回到河坝村，见到村子里道路宽敞，房屋也很漂亮，村民们办起藏餐厅、温泉洗浴馆、民宿客栈、家具店等。跟村民们聊天，他们大多喜形于色：“哈哈，你看，现在多好，路宽、房子漂亮，店店也开起来了。老师，说句不客气的话，我们的房子比你们城里人安逸，是不是？”我们在一位村民家里待了半天，参观了他们家即将开业的藏餐馆和接待住宿的三层藏式房屋。男主人告诉我们，他家还在建设用于接待游客的帐篷城，他请我们明年一定来帐篷城玩耍。他一再感慨着这是党和政府的政策好，也是村民们共同努力，河壩村才有了这么好的今天。2017年，甘孜县开始建设“格萨尔文化精准扶贫百村产业基地”（人们通俗地称之为“格萨尔王城”），位于县城东南的河坝村也纳入其中。2018年我们再次回到河坝村，发现道路更加畅通，村庄更加整洁，“格萨尔王城”的建设仍然在继续。 四、简要结论
民族地区的治理“需要通过国家政治体系和民族地方政治体系的共同作用，与民族地区社会系统实现良性互动”。这是一般规律，对于藏族地区而言，理想的三个支持体系的创建，更需要强调“参与即治理”的理念。因为参与贯穿着“从私到共或公”的演绎以及社会福利“从公或共到私”的交融，参与扩展了公共性;参与型塑主体结构，渗透治理客体、过程和目标。在参与的视角下，探究藏族地区社会治理主体的结构与行动，我们发现了一些具有区域特殊性的治理规律：现实中的二元主体结构，需要更强调政府的强作为，而不是退出;需要通过更多层面的联结、多重角色的扮演，强化基层政府的行动力;需要延续惯习，并强化基层社会的自组织治理。
注释：
① 藏族地区一般意义上是指藏民族聚居区，在今天的行政区划上，藏族地区包括西藏自治区和四省藏区。四省藏区包括四川省的甘孜藏族自治州、阿坝羌族藏族自治州，青海省的七个藏族自治州，云南省的迪庆藏族自治州，甘肃省的甘南藏族自治州等。人们在习惯上将藏族地区简称为藏区，与此同时将藏族地区内的某一个区域简称为某某藏区，例如云南迪庆藏族自治州简称为云南藏区、四川甘孜藏族自治州简称为甘孜藏区等。
② 2013年，习近平在参加十二届全国人大西藏代表团审议时，提出了“治国必治边，治边先稳藏”的重要战略思想。2015年，习近平在中央第六次西藏工作座谈会上再次强调这一重要战略思想。参见陈凡、蓝国华：《治国必治边，治边先稳藏》，《西藏日报》2018年9月3日。
③ 周平：《中国的边疆治理：族际主义还是区域主义？》，《思想战线》2008年第3期。
④ 方亚琴：《社会控制的延续，抑或公民社会的发轫？——不同理论视角下的城市居民社区参与》，《城市发展研究》2012年第7期。
⑤“联结”主要是指治理参与者的“关系束”。王汉生等认为，“与一般表示‘存在某种关系’的‘连接’相比，‘联结’的内涵更丰富：它不仅指向关系本身，而且也内含了被关系所缔结的行动者本身;并且，‘联结’暗示着行动者之间可能会由一种‘连接’关系而衍生出具有不同内涵与性质的一束关系。”（参见王汉生、王一鸽：《目标管理责任制：农村基层政权的实践逻辑》，《社会学研究》2009年第2期）我们认为，作为“关系束”的“联结”正是本文所要讨论的社会治理主体“结构—行动”的关键，因为参与者的行动会受到联结的影响，行动也会影响和建构进一步可能的联结。
⑥ 俞可平：《公民参与的几个理论问题》，《学习时报》2006年12月18日。
⑦ 郑杭生、黄家亮：《论我国社区治理的双重困境与创新之维——基于北京市社区管理体制改革实践的分析》，《东岳论丛》2012年第1期。
⑧[美]英吉·考尔等编：《全球化之道——全球公共产品的提供与管理》，张春波、高静译，人民出版社2006年版，第82—83页。
⑨ 奥斯特诺姆等认为，社区公共产品和公共服务的供应是“一系列集体选择行为的总称”。奥克森指出，社区公共产品供应者是“那些组织起来需要做集体决定的利益共同体”，它“是一个集体性的消费单位，它代表一定的集体人口对于某项或者多项公共服务进行选择”。总体来说，“集体选择单位”的存在及其所发挥的作用，从根本上把市场产业（私人性）和公共产品产业区别开来。参见[美]奥斯特罗姆、帕克斯、惠特克：《公共服务的制度建构》，毛寿龙译，上海三联书店2000年版，第16页;[美]罗纳德·J·奥克森：《治理地方公共经济》，万鹏飞译，北京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11页;李雪萍：《城市社区公共产品供给研究》，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8年版，第188页。
⑩ 李雪萍：《社区参与在路上》，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5年版，第54页。
陈庆云等：《公共管理理论研究：概念、视角与模式》，《中国行政管理》2005年第3期。
杨寅主编：《公共行政与社区发展》，浙江人民出版社2005年版，第17—18页。
闵学勤：《行动者的逻辑——公众参与的阶层化与结构化研究》，《江苏社会科学》2013年第4期。
2017年11月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印发的《关于支持深度贫困地区脱贫攻坚的实施意见》指出：深度贫困地区主要包括西藏、四省藏区、南疆四地州和四川凉山州、云南怒江州、甘肃临夏州（简称“三区三州”）以及贫困发生率超过18%的贫困县和贫困发生率超过20%的贫困村。也就是说，包括西藏和四省藏区在内的藏族地区都是深度贫困地区。
李强：《创新社会治理体制》，《前线》2014年第1期。
李雪萍等：《主体集结整合资源：藏区贫困治理之关键——以四川省甘孜藏族自治州甘孜县为例》，《贵州民族研究》2015年第3期。
借鉴并修正了李雪萍等的“藏区贫困治理主体之理想结构”示意图。参见李雪萍等：《主体集结整合资源：藏区贫困治理之关键——以四川省甘孜藏族自治州甘孜县为例》，《贵州民族研究》2015年第3期。
罗志佳：《群众路线视域下少数民族地区的社会治理》，《贵州民族研究》2014年第8期;羌洲：《我国少数民族地区社会治理体系创新探析：基于社会风险的测度》，《西北民族研究》2014年第2期。
江必新、李沫：《论社会治理创新》，《新疆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4年第2期。
赵普兵、刘义强：《惯习、秩序与生活理性：一个民族村庄的治理逻辑——基于西藏自治区江孜县A村的观察》，《湖北民族学院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9年第1期。
凌立等：《康巴藏族民俗文化》，四川人民出版社2012年版，第428页。
青藏高原上，夏季短促，却环境宜人，藏族同胞喜欢在草地上、树林里休闲、游玩、联欢，这种活动在甘孜藏区被称为“耍坝子”，在拉萨称为“过林卡”。
左宏源：《民族地區政治稳定理论探析：内涵、特征与影响因素》，《广西民族研究》2011年第2期。
作者简介：陈艾，湖北省社会科学院助理研究员，湖北武汉，430077。
（责任编辑 刘龙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