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从一位中央领导人推荐近代法国思想家托克维尔的《旧制度与大革命》以来，以知识界为最，并波及社会其他各界，掀起一股托克维尔热。高层重视这本书，是居安思危，是提醒自己，也提醒大家更加重视当下的建设。一些人就不免“误读”高层的远虑，又进一步误读托氏之书。于是，有人宣称当前已具备类同法国大革命前的形势，更有位学者在南方一份著名报纸上撰文，说他从托氏之书中读出“革命”的三个层次，分别是，政治革命——好得很，社会革命——要防范，文化革命——糟得很。但是，在《旧制度与大革命》中，托氏提出，恰恰是当时的行政（政治）改革成了大革命的导火线。
　　无论如何，对于以史鉴今的思路，笔者是赞同的。我们先看看与传统中国相似的一些描写。
　　经济上，13世纪之后，农奴经改革变成农民，成为土地所有者，土地像中国一样不断被分割。“瓜分遗产使得原来够维持一家人的土地被分给五六个孩子。这些孩子及其家庭此后是无法完全靠土地为生的。”
　　社会上，如，法国的中央政府（以国王为首）打击贵族，使他们离开乡土（切断他们与人民的联系）来到宫廷服务，而中国历史上也多次有迁移豪族、富户充实首都、边疆的措施。再如，那些已经穷困但是还顶着贵族帽子的大领主，正如清末的旗人，宁可游手好闲也不去政府任职以“侮辱”自己的地位。至于民情上的相同就更多。像，善于苦中作乐。“绝不能轻信法国人在他们最大的痛苦中经常表现出来的轻松愉快；轻松愉快只不过说明法国人相信他们的厄运是不可避免的，所以自寻开心，不去想它，而絕不是完全忘怀。”
　　思想上，进行大革命的人，“百般警惕，唯恐把过去的东西带进他们的新天地，”他们相信“人类的可能完美性和力量。”构筑大革命本性的那些经济学家们认定，“国家应依照某种预先树立的楷模来培养公民精神；国家的义务是用某些它认为必要的思想充实公民的头脑，向公民心中灌输某些它认为必需的情感。”
　　政治上，大革命要求“只有一个唯一的、拥有无限权力的政府，由它领导国家，保护个人。”政治自由无立足之地，只能在无政府状态和人民专政之间做选择——这正是中国近代史上胡适之流“好人政府”面临的尴尬。为推行政府政策，地方官吏可以“连夜包围可疑的村庄，乘天亮前闯入民宅，不需任何凭证，便逮捕了被指定的农民。”
　　也许正是以上种种的类似，使得人们忧心忡忡，担心法国的历史在当代中国重演。依笔者浅见，其“情”可敬，其“实”不必。当前确实有许多如托克维尔所说令人担忧的现象，却并没有“革命”的条件。依笔者浅薄的见识，可归纳原因如下。
　　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成就历历可见，这是社会安定的根本。90多年的历史，前20多年打天下，实现民族独立，人民在真正意义上登上历史舞台；1949年之后，党致力于建立实现“发展”、“平等”、“富强”的社会主义制度；特别是改革开放30多年来，不论是经济成就还是政治、文化、社会成就，都是无法否认的。
　　作为领路人，中国共产党善于改正错误、善于提出适应新形势的发展思路。90多年的历史，弯路是有的，重要的是，共产党能够不断提醒自己，有改正错误的勇气、理论创新的勇气。这就使党始终走在社会发展的前列。
　　体制外，社会处于“平面化”。作为社会人，每个人几乎都是孤立的、原子的；各类社会组织主要是政府部门的补充，不是与政府“对话”的法人。
　　群众意识不是革命的。群众的牢骚是有的，有时不满还会很强烈。但是，这种不满往往是针对具体情事，是一种情绪化的表达，不是有意识的抗争。一旦具体问题解决了，“不满”大多会转化为“感恩”——新闻中经常让我们看到这样的画面。而且，大多数人转变“不满”的途径是寻找政府讨说法——这恰恰表明民众对政府的信任。民众的权利意识还是传统的。除了生存权，对于其他权利——诸如托氏提到的“自由”、“（随意从事各种职业的）劳动权”、“（相关公益事项）自治权”、“（自我处置）财产权”等等，这些概念在中国文化中付之阙如，民众对此意识模糊，也不会因此去跟政府讨价还价。
　　最后的但并不是最不重要的，即使有人存心抗拒社会，他们也很难提出足以打动民众的纲领。法国大革命的理论准备是作家们提倡的“普遍的理性”与“自然法（与人的基本权利有关）”。而在当代中国，共产党才是共同价值观的拥有者。群众所向往的幸福、所愤怒的现象，正对应着这些价值观所引导、所反对的。就如《十八大报告》提出的“三个倡导”：富强、民主、文明、和谐；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爱国、敬业、诚信、友善。尽管笔者不认为现在有暴发“革命”的条件，但是，笔者并不是由此来否定托克维尔的见地，更不是不认同托氏“悖论”——“革命的发生并非总因为人们的处境越来越坏。最经常的情况是，一向毫无怨言仿佛若无其事地忍受着最难以忍受的法律的人民，一旦法律的压力减轻，他们就将它猛力抛弃。被革命摧毁的政权几乎总是比它前面的那个政权更好”现在虽然没有“可能的”革命，却有“必然的”动荡。原因正来源于改革引起的变化——社会松动、人们的处境越来越好，这既带来幸福感的提高，也带来欲望的无限膨胀，特别是当这种膨胀与收入分配差距过大、特权依然存在、社会不公正、权利意识觉醒等等结合在一起时，社会的空气中就飘荡着一股狂躁的情绪，很容易一触即发。据不完全统计，现在全国每年发生的群体性事件几万起，参加人数也在不断增长。“维稳”成了各地政府工作的重中之重。
　　中央领导人推荐托克维尔的书，说明中央的思考，让人们看到高层对现实问题的重视，因此也让人生发希望。由各级领导推荐书还有一个好处，就是书目一出，往往就引起一股读书热潮，这在一个浮躁的时代是意外的收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