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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满族说部 “窝车库乌勒本”研究》是整体研究“窝车库乌勒本”的开拓性著作，拓展了满族说部的学术空间，提升了满族说部研究的学术高度，为后续的满族说部研究提供新的视野和新的思路，显示了高荷红独立思考的科学研究精神。
关键词：满族说部 “窝车库乌勒本” 高荷红
满族说部体例庞大，包罗万象，蕴含了天地形成、人类诞生、部落征战，以及满族先民物质生产活动和社会精神生活等内容。根据演唱内容和演唱方式的不同，满族说部可分为“窝车库乌勒本”“巴图鲁乌勒本”“包衣乌勒本”“给孙乌春乌勒本”四种类型。
高荷红研究员所著《满族说部“窝车库乌勒本”研究》敏锐地择取“窝车库乌勒本”为研究对象，辨析与之相关的概念、继续“书写型传承人”的探讨、解析该类文本及异文，阐述与满族文化的内在联系，从而揭示了文本间内在叙事逻辑上的关系，建构起“窝车库乌勒本”的故事谱系。于此而言，该书是整体研究“窝车库乌勒本”的开拓性著作，拓展了满族说部的学术空间，提升了满族说部研究的学术高度，为后续研究提供新视野及新思路。
该著的每一章节各有颇具学术价值的论见，其中四处值得再次特别论述。
一、厘清“窝车库乌勒本”独特的文类属性
“窝车库乌勒本”指“神龛上的故事”，包括《天宫大战》《恩切布库》《乌布西奔妈妈》《奥克敦妈妈》《西林安班玛发》和《尼山萨满传》。“窝车库乌勒本”的文类属性，是为神话还是史诗，学界众说纷纭。从语言形式、字数/行数、传承方式、语境、流传地区/群体、内容构成、时间、地点、取态等维度，作者对该类文本进行了学理性的辨析。其结论如下：《天宫大战》《恩切布库》《乌布西奔妈妈》《奥克敦妈妈》《西林安班玛发》应为史诗，《尼山萨满传》则为传說。而被界定为史诗的五部文本中，《天宫大战》重在描述女神阿布卡赫赫如何凭借自身的智慧和勇气与其他女神一起战胜邪恶的耶鲁里，从而确立天庭秩序，而世间万物的形成、自然现象的产生等都独居创世史诗特性。《恩切布库》《乌布西奔妈妈》《奥克敦妈妈》《西林安班玛发》则是讲述主人公英雄业绩的史诗。
而后，作者依照尼米克·希珀提出的八个史诗特征（形式特征、书写文本所指明的与听众的关系、文类与故事类型、主题、人物、时间、空间、物件）依次对《恩切布库》《乌布西奔妈妈》《奥克敦妈妈》《西林安班玛发》展开分析，进一步探讨了英雄史诗的特点。更为重要的是，作者没有僵化地看待“窝车库乌勒本”的文类属性，而是以发展和开放的眼光看待作为一种文类的“窝车库乌勒本”的演进：“与‘窝车库乌勒本’相关的概念有神本子、神谕、神歌、神话、传说等。‘窝车库乌勒本’的文本更着重其与神灵的沟通，强调其神圣性，因讲述环境的变化，其神圣性也逐渐减弱；就具体文本而言，不能将其固化为某一文类，而应关注其历时的变化，清楚勾勒其发展脉络。”a作者也没有简单地将《恩切布库》《乌布西奔妈妈》《奥克敦妈妈》《西林安班玛发》划定为史诗，而是从对女性的尊崇、独特的叙事模式和其散韵结合的叙事风格等方面阐述了“窝车库乌勒本”萨满文化特质，进而指出将其称为萨满史诗更贴合其实际。
二、“窝车库乌勒本”与满族文化关系密不可分
史诗是一个民族的历史和文化的承载者，“窝车库乌勒本”亦不例外。“窝车库乌勒本”因其自身的神圣性，与萨满教有着密不可分的联系，其讲述人由萨满担任并且世代相传。作者分析了“窝车库乌勒本”呈现的萨满教神话和历世萨满祖师的非凡神迹与伟业故事。她认为：“‘窝车库乌勒本’较为完整地展现了萨满教从遴选萨满到各种祭祀仪轨的过程，祭祀都有其独特的功能，而主人公在梦中获得神谕更是神奇。”b由此，作者总结了萨满祭祀具有降魔、祭奠亡灵、占卜以及寻人的社会功能。
史诗以艺术的方式呈现历史。“氏族或部族之间的冲突、斗争、融合以及迁徙等历史内容在融入史诗的过程中经过以史诗为导向的加工和再创作，史诗吸收和消化史实的目的在于表达民众的历史观，这既使得史诗故事情节真实可信，又使英雄具有典型性，充满艺术感染力”c。“ 窝车库乌勒本”中保留的满族古老文化传统和兄弟互助的观念，涉及满族的原始婚配习俗、生产生活工具、团结互助与和睦友善的生存观念等，完成了对“窝车库乌勒本”与满族历史的相互阐释与印证。同时，作者认为，“窝车库乌勒本”与史实毕竟有着一定的区别，它们可能直接或间接地以某种历史事实为基础，乃至其主人公或多或少有一个历史来源，但是它们描述的许多内容都是非历史的，充满着许多难以置信的要素。而且，满族说部传承人对历史人物和历史事件的艺术处理有着相当大的自由，他可能将现实中发生在不同时间的事件放在一个特定的情节里，或创造和虚构一些人物，让故事变得更有意义。
通过对文本的细致解读，作者发现《恩切布库》《奥克敦妈妈》《西林安班玛发》《乌布西奔妈妈》四部史诗在某种意义上应为《天宫大战》的衍生文本，且主人公都与萨满女神有关。且女神阿布卡赫赫与耶鲁里斗争的事迹在另四部史诗中均有体现，而且它们均有日神、月神、火神等神话。可见，在神灵体系、主人公的内在关联上，“窝车库乌勒本”文本是互相呼应、互相印证、互相补充的。
三、呈现史诗文本间的内在逻辑
“窝车库乌勒本”的叙事主线是从天庭秩序到人间秩序的确立。《天宫大战》中的主人公善神阿布卡赫赫战胜了恶神耶鲁里，天庭秩序由此确立。此后，因人间有难，天神派恩切布库、乌布西奔妈妈、西林安班玛发等来到了人间。在与恶神斗争的过程中，萨满女神帮助人间建立了秩序。作者开创性地将“窝车库乌勒本”文本中的三百女神分为三个层级。作者认为，第一层级为以天母阿布卡赫赫、地母巴那吉额母、星神卧勒多赫赫为主的创世女神；第二层级为经由创世女神化生而成的后代；第三个层级则为女神身边的侍女或动物神。《天宫大战》中善神与恶神斗争的背后体现了善、恶二元对立观念。恶神耶鲁里通过幻化变形、与阿布卡赫赫多次打赌、比赛本领等方式，最终都没有取得成功只能逃亡人间，却给人类带来了无尽的灾难。但也为其他四部史诗主人公下界伏魔埋下伏笔。 阿布卡赫赫执掌天庭以后，派遣女神前往人世间。降临人间的神祇或半神半人的萨满英雄确立人间秩序的过程，在人间建立种种宏伟功绩。作者从物质生产、精神生活两方面详细阐释了各位英雄确立人间秩序的举措。在物质生产方面，他们带领人类创制了石棒、弓箭等生产工具，教会人类使用火，改善了人类的居住环境。在精神生活方面，她们帮助人类确立了禁止近亲结婚的婚配习俗、萨满祭祀习俗，以及通过制定族规、族约来规范和约束人们的行为。在人间建立了功业后，英雄最终重返天庭。从天界秩序的确立到人间秩序的稳定，整个过程都是在女神体系下完成的，作者将四部史诗的内在脉络清晰地呈現在我们面前，将“窝车库乌勒本”的故事事件组合成一个具有内在有机逻辑的系列。
四、“书写型传承人”的延展
2008年，高荷红在其博士论文《满族说部传承研究》中，基于满族说部传承的特殊性，将那些擅长书写但并未完全摒弃口述方式的传承人界定为“书写型传承人”，之后有多位学者对此或借用或有所发展。
也许是巧合，六部“窝车库乌勒本”都与富育光有关，由他讲述或整理或汇编。将其作为个案研究势在必行，相关的学理思考对民间文学理论亦有所裨益。
富育光对满族说部贡献无人可出其右。他既是萨满文化的研究专家，又是满族说部的传承人。他受到了来自地域和家族的双重影响，从小就生活在满族及其先辈世世代居住的黑龙江流域，受到了满族文化的熏陶以及父辈与祖辈受的影响，自觉承担起传承及弘扬满族说部的重任，在满族说部的搜集整理、编辑出版、研究论述、传承讲述等方面都扮演了重要的角色。对于这个选择，富育光道出了其中的深层原因：“学者或艺术家与民族文化继承人和传承人双层职能合二为一者，往往是一个民族或集群在一定社会的特殊环境和条件下形成的，是社会发展中很必然和很普遍的现象，何足为奇。原胎文化由原胎民族后裔的文化人士参与抢救与承袭，更易守其纯真性。这种现象，恰说明文化承袭事业的普及和深化，乃民族文化之幸事。而满族有悠久文化历史渊源，因有特殊历史缘故，1949年后又遇多年‘左’的干扰，各地文化知情人谢世甚众，文化链呈现出严重断裂态势，抢救文化倍显重要。” d
“书写型传承人”不仅掌握着口语文学，也掌握着书写文学，他们对传统或讲述，或记录，或搜集、整理、创编。他们既继承了传统，又反映了传统，还对传统有了进一步的阐释，他们既是传统的承载者，又是传统的创作者。对富育光来说，书面文学和口承文学的影响并重，他兼通满汉两种文化。他以研究者的身份来搜集和整理说部，之后又将其传承下来，从而改变了说部的传承方式。富育光在说部中的角色也是多重的，他首先是说部的搜集整理者；其次是说部的讲述者；再次是协助搜集和出版说部的中间人；最后是阐释研究者，说部的界定和分类标准多以其研究为准。他同样是现存说部传承人中的连接者和信息提供者。因此，他又是 “复合型传承人”。
“窝车库乌勒本”从口头传唱文本转变为书面文本过程中，其语言文字背后潜藏着讲述人思维特质的变化，作者发现“ 窝车库乌勒本”“不可避免地带有富育光的个人特质，且因他谙于书写，具备极强的分析能力和逻辑能力，这些对文本都有着较大的影响”e。在书写时，富育光会更加注意语言的精练与文雅，采用更为精细和固定的语法，使用的句子逻辑性更强，常使用多种修辞手法，且多见对仗。当然，随着纸质和电子媒介的迅速发展，“书写型传承人”将扮演着越来越重要的角色。作者对“书写型传承人”的研究必将引起学界对这一类型的传承人的关注，为“窝车库乌勒本”研究提供了新的发展方向。
总而言之，该书全面而系统地辨析了“窝车库乌勒本”文本属性及其相关概念，具有较强的说服力，显示了高荷红独立的科学研究精神。她在“窝车库乌勒本”与满族文化关系的阐述、文本的解读、传承人的关注等方面提出颇有创获的见解，推进了满族说部的研究，见出了作者很强的创新科研思维能力。
abe高荷红：《满族说部“窝车库乌勒本”研究》，中国社会科学出版2019年版，第70—71页，第128页，第 262页。
c 冯文开：《中国少数民族史诗研究的反思与建构》，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9年版，第223页。
d 富育光：《谈满族说部的传承特征》，学苑出版社2009年版，第247页。
基金项目 ：内蒙古民族大学2018年优秀课程立项建设《比较文学》项目阶段性成果
作 者： 秋喜，民俗学博士，内蒙古民族大学教授，研究方向：蒙古族民间文学；武文华，内蒙古大学文学与新闻传播学院2019级硕士研究生，研究方向：中国民间文学。
编 辑：赵红玉 E-mail： zhaohongyu69@126.com
关键词：满族说部 “窝车库乌勒本” 高荷红
满族说部体例庞大，包罗万象，蕴含了天地形成、人类诞生、部落征战，以及满族先民物质生产活动和社会精神生活等内容。根据演唱内容和演唱方式的不同，满族说部可分为“窝车库乌勒本”“巴图鲁乌勒本”“包衣乌勒本”“给孙乌春乌勒本”四种类型。
高荷红研究员所著《满族说部“窝车库乌勒本”研究》敏锐地择取“窝车库乌勒本”为研究对象，辨析与之相关的概念、继续“书写型传承人”的探讨、解析该类文本及异文，阐述与满族文化的内在联系，从而揭示了文本间内在叙事逻辑上的关系，建构起“窝车库乌勒本”的故事谱系。于此而言，该书是整体研究“窝车库乌勒本”的开拓性著作，拓展了满族说部的学术空间，提升了满族说部研究的学术高度，为后续研究提供新视野及新思路。
该著的每一章节各有颇具学术价值的论见，其中四处值得再次特别论述。
一、厘清“窝车库乌勒本”独特的文类属性
“窝车库乌勒本”指“神龛上的故事”，包括《天宫大战》《恩切布库》《乌布西奔妈妈》《奥克敦妈妈》《西林安班玛发》和《尼山萨满传》。“窝车库乌勒本”的文类属性，是为神话还是史诗，学界众说纷纭。从语言形式、字数/行数、传承方式、语境、流传地区/群体、内容构成、时间、地点、取态等维度，作者对该类文本进行了学理性的辨析。其结论如下：《天宫大战》《恩切布库》《乌布西奔妈妈》《奥克敦妈妈》《西林安班玛发》应为史诗，《尼山萨满传》则为传說。而被界定为史诗的五部文本中，《天宫大战》重在描述女神阿布卡赫赫如何凭借自身的智慧和勇气与其他女神一起战胜邪恶的耶鲁里，从而确立天庭秩序，而世间万物的形成、自然现象的产生等都独居创世史诗特性。《恩切布库》《乌布西奔妈妈》《奥克敦妈妈》《西林安班玛发》则是讲述主人公英雄业绩的史诗。
而后，作者依照尼米克·希珀提出的八个史诗特征（形式特征、书写文本所指明的与听众的关系、文类与故事类型、主题、人物、时间、空间、物件）依次对《恩切布库》《乌布西奔妈妈》《奥克敦妈妈》《西林安班玛发》展开分析，进一步探讨了英雄史诗的特点。更为重要的是，作者没有僵化地看待“窝车库乌勒本”的文类属性，而是以发展和开放的眼光看待作为一种文类的“窝车库乌勒本”的演进：“与‘窝车库乌勒本’相关的概念有神本子、神谕、神歌、神话、传说等。‘窝车库乌勒本’的文本更着重其与神灵的沟通，强调其神圣性，因讲述环境的变化，其神圣性也逐渐减弱；就具体文本而言，不能将其固化为某一文类，而应关注其历时的变化，清楚勾勒其发展脉络。”a作者也没有简单地将《恩切布库》《乌布西奔妈妈》《奥克敦妈妈》《西林安班玛发》划定为史诗，而是从对女性的尊崇、独特的叙事模式和其散韵结合的叙事风格等方面阐述了“窝车库乌勒本”萨满文化特质，进而指出将其称为萨满史诗更贴合其实际。
二、“窝车库乌勒本”与满族文化关系密不可分
史诗是一个民族的历史和文化的承载者，“窝车库乌勒本”亦不例外。“窝车库乌勒本”因其自身的神圣性，与萨满教有着密不可分的联系，其讲述人由萨满担任并且世代相传。作者分析了“窝车库乌勒本”呈现的萨满教神话和历世萨满祖师的非凡神迹与伟业故事。她认为：“‘窝车库乌勒本’较为完整地展现了萨满教从遴选萨满到各种祭祀仪轨的过程，祭祀都有其独特的功能，而主人公在梦中获得神谕更是神奇。”b由此，作者总结了萨满祭祀具有降魔、祭奠亡灵、占卜以及寻人的社会功能。
史诗以艺术的方式呈现历史。“氏族或部族之间的冲突、斗争、融合以及迁徙等历史内容在融入史诗的过程中经过以史诗为导向的加工和再创作，史诗吸收和消化史实的目的在于表达民众的历史观，这既使得史诗故事情节真实可信，又使英雄具有典型性，充满艺术感染力”c。“ 窝车库乌勒本”中保留的满族古老文化传统和兄弟互助的观念，涉及满族的原始婚配习俗、生产生活工具、团结互助与和睦友善的生存观念等，完成了对“窝车库乌勒本”与满族历史的相互阐释与印证。同时，作者认为，“窝车库乌勒本”与史实毕竟有着一定的区别，它们可能直接或间接地以某种历史事实为基础，乃至其主人公或多或少有一个历史来源，但是它们描述的许多内容都是非历史的，充满着许多难以置信的要素。而且，满族说部传承人对历史人物和历史事件的艺术处理有着相当大的自由，他可能将现实中发生在不同时间的事件放在一个特定的情节里，或创造和虚构一些人物，让故事变得更有意义。
通过对文本的细致解读，作者发现《恩切布库》《奥克敦妈妈》《西林安班玛发》《乌布西奔妈妈》四部史诗在某种意义上应为《天宫大战》的衍生文本，且主人公都与萨满女神有关。且女神阿布卡赫赫与耶鲁里斗争的事迹在另四部史诗中均有体现，而且它们均有日神、月神、火神等神话。可见，在神灵体系、主人公的内在关联上，“窝车库乌勒本”文本是互相呼应、互相印证、互相补充的。
三、呈现史诗文本间的内在逻辑
“窝车库乌勒本”的叙事主线是从天庭秩序到人间秩序的确立。《天宫大战》中的主人公善神阿布卡赫赫战胜了恶神耶鲁里，天庭秩序由此确立。此后，因人间有难，天神派恩切布库、乌布西奔妈妈、西林安班玛发等来到了人间。在与恶神斗争的过程中，萨满女神帮助人间建立了秩序。作者开创性地将“窝车库乌勒本”文本中的三百女神分为三个层级。作者认为，第一层级为以天母阿布卡赫赫、地母巴那吉额母、星神卧勒多赫赫为主的创世女神；第二层级为经由创世女神化生而成的后代；第三个层级则为女神身边的侍女或动物神。《天宫大战》中善神与恶神斗争的背后体现了善、恶二元对立观念。恶神耶鲁里通过幻化变形、与阿布卡赫赫多次打赌、比赛本领等方式，最终都没有取得成功只能逃亡人间，却给人类带来了无尽的灾难。但也为其他四部史诗主人公下界伏魔埋下伏笔。 阿布卡赫赫执掌天庭以后，派遣女神前往人世间。降临人间的神祇或半神半人的萨满英雄确立人间秩序的过程，在人间建立种种宏伟功绩。作者从物质生产、精神生活两方面详细阐释了各位英雄确立人间秩序的举措。在物质生产方面，他们带领人类创制了石棒、弓箭等生产工具，教会人类使用火，改善了人类的居住环境。在精神生活方面，她们帮助人类确立了禁止近亲结婚的婚配习俗、萨满祭祀习俗，以及通过制定族规、族约来规范和约束人们的行为。在人间建立了功业后，英雄最终重返天庭。从天界秩序的确立到人间秩序的稳定，整个过程都是在女神体系下完成的，作者将四部史诗的内在脉络清晰地呈現在我们面前，将“窝车库乌勒本”的故事事件组合成一个具有内在有机逻辑的系列。
四、“书写型传承人”的延展
2008年，高荷红在其博士论文《满族说部传承研究》中，基于满族说部传承的特殊性，将那些擅长书写但并未完全摒弃口述方式的传承人界定为“书写型传承人”，之后有多位学者对此或借用或有所发展。
也许是巧合，六部“窝车库乌勒本”都与富育光有关，由他讲述或整理或汇编。将其作为个案研究势在必行，相关的学理思考对民间文学理论亦有所裨益。
富育光对满族说部贡献无人可出其右。他既是萨满文化的研究专家，又是满族说部的传承人。他受到了来自地域和家族的双重影响，从小就生活在满族及其先辈世世代居住的黑龙江流域，受到了满族文化的熏陶以及父辈与祖辈受的影响，自觉承担起传承及弘扬满族说部的重任，在满族说部的搜集整理、编辑出版、研究论述、传承讲述等方面都扮演了重要的角色。对于这个选择，富育光道出了其中的深层原因：“学者或艺术家与民族文化继承人和传承人双层职能合二为一者，往往是一个民族或集群在一定社会的特殊环境和条件下形成的，是社会发展中很必然和很普遍的现象，何足为奇。原胎文化由原胎民族后裔的文化人士参与抢救与承袭，更易守其纯真性。这种现象，恰说明文化承袭事业的普及和深化，乃民族文化之幸事。而满族有悠久文化历史渊源，因有特殊历史缘故，1949年后又遇多年‘左’的干扰，各地文化知情人谢世甚众，文化链呈现出严重断裂态势，抢救文化倍显重要。” d
“书写型传承人”不仅掌握着口语文学，也掌握着书写文学，他们对传统或讲述，或记录，或搜集、整理、创编。他们既继承了传统，又反映了传统，还对传统有了进一步的阐释，他们既是传统的承载者，又是传统的创作者。对富育光来说，书面文学和口承文学的影响并重，他兼通满汉两种文化。他以研究者的身份来搜集和整理说部，之后又将其传承下来，从而改变了说部的传承方式。富育光在说部中的角色也是多重的，他首先是说部的搜集整理者；其次是说部的讲述者；再次是协助搜集和出版说部的中间人；最后是阐释研究者，说部的界定和分类标准多以其研究为准。他同样是现存说部传承人中的连接者和信息提供者。因此，他又是 “复合型传承人”。
“窝车库乌勒本”从口头传唱文本转变为书面文本过程中，其语言文字背后潜藏着讲述人思维特质的变化，作者发现“ 窝车库乌勒本”“不可避免地带有富育光的个人特质，且因他谙于书写，具备极强的分析能力和逻辑能力，这些对文本都有着较大的影响”e。在书写时，富育光会更加注意语言的精练与文雅，采用更为精细和固定的语法，使用的句子逻辑性更强，常使用多种修辞手法，且多见对仗。当然，随着纸质和电子媒介的迅速发展，“书写型传承人”将扮演着越来越重要的角色。作者对“书写型传承人”的研究必将引起学界对这一类型的传承人的关注，为“窝车库乌勒本”研究提供了新的发展方向。
总而言之，该书全面而系统地辨析了“窝车库乌勒本”文本属性及其相关概念，具有较强的说服力，显示了高荷红独立的科学研究精神。她在“窝车库乌勒本”与满族文化关系的阐述、文本的解读、传承人的关注等方面提出颇有创获的见解，推进了满族说部的研究，见出了作者很强的创新科研思维能力。
abe高荷红：《满族说部“窝车库乌勒本”研究》，中国社会科学出版2019年版，第70—71页，第128页，第 262页。
c 冯文开：《中国少数民族史诗研究的反思与建构》，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9年版，第223页。
d 富育光：《谈满族说部的传承特征》，学苑出版社2009年版，第247页。
基金项目 ：内蒙古民族大学2018年优秀课程立项建设《比较文学》项目阶段性成果
作 者： 秋喜，民俗学博士，内蒙古民族大学教授，研究方向：蒙古族民间文学；武文华，内蒙古大学文学与新闻传播学院2019级硕士研究生，研究方向：中国民间文学。
编 辑：赵红玉 E-mail： zhaohongyu69@126.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