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部分内容阅读
无论是英国、美国、德国、瑞士还是中国香港，凡是慈善公益组织发达的国家和地区，对慈善公益组织都有捐款信息披露制度，保证公众随时了解善款流向。而社会公益捐赠是不可撤销的契约，无论是个人还是企业只要是把钱捐赠到公益组织的，那就是整个社会的公共财富，而信息公开是保证慈善公益组织社会公信力的重要环节。
最近，《慈善法》草案公布，引发很多讨论。据人民网报道，全国人大常委会黄献中委员认为，草案对于捐赠受益人的权益提得比较充分，但缺乏充分尊重捐赠人合法权益的表述。捐赠人的合法权益至少有三方面，知情权、隐私权、公平公正对待捐赠行为的法律保障，这三方面缺一不可。
从全球范围来看，法制越是完善的国家和地区，关于慈善公益行为相关的法律中，保护捐款人的利益几乎都是慈善公益立法的重中之重。而在慈善公益不发达的地区，捐款人和社会公众的知情权被忽视，几乎随处可见。2014年，知名网络爆料人落魄书生周筱赟依据《政府信息公开条例》要求北京市朝阳区卫生局、民政局公开李亚鹏注册北京嫣然天使医院的验资报告、财务报告等，却被告知属于商业秘密和个人隐私，“相关利益人不同意公开”。
在英国，《2 0 0 6慈善法案》（CharitiesA ct 2006）要求所有慈善公益组织的注册登记信息都要在“慈善委员会”保留副本，社会公众在任何时间都可以拷贝、复印、审阅，并对其是否符合慈善公益法规提出质疑。在英国，即便是红十字会这样法律不要求注册登记的慈善公益组织，也特别规定英国内阁大臣有权监管，而非不受约束。
英国对慈善公益组织的监管已有400多年历史，英国慈善委员会在履行对慈善公益组织的监管责任时，直接代表英国王室，不受任何内阁部长和政府部门的约束。
2012年，英国广播公司BBC家喻户晓的节目主持人、社会慈善家吉米·萨维尔在逝世一周年后被媒体曝光，其在从事慈善活动的40年间，性侵多达300名未成年儿童。萨维尔创办的两家知名的公益基金会被要求立刻关闭，以保护英国公益慈善组织的纯洁。由于萨维尔曾被英国王室封为爵士，唐宁街10号在此事件中也接受了调查。
慈善公益组织的利他行为是为社会未来发展而形成的合作契约，其成立的目的是为群体的发展和不特定的多数人的利益。如果慈善公益组织有违法行为，社会公众的起诉资格容易受到限制。所以，美国的大多数州都赋予了最高检察官监督和管理慈善公益组织的权力，并要求慈善公益组织必须经常性地公布自己做了哪些善事，花了多少善款。
美国加利福尼亚首席检察官可以随时对慈善公益组织展开调查和诉讼，杜绝慈善公益组织成为“假爱心，真骗钱”的机构。如果不懂管理、财务或慈善公益组织运作的好莱坞明星发起成立慈善公益组织后，因为自身缺乏专业技术导致公益组织的“铺张浪费”，州首席检察官有权要求其个人赔偿损失。
根据“期待明星”网站的统计，美国有三分之二的好莱坞明星参与慈善公益活动，他们大多聘请专业的慈善公益顾问公司帮助参与管理，包括朱莉和皮特夫妇、麦当娜、克鲁尼和布洛克等都雇用专业顾问公司打理慈善公益组织。有专业人士的指导，以保证公益热情正确落脚，每一分善款落到实处。好莱坞明星如此谨慎地参与慈善公益活动，不得不说是最高检察官监督权的一种内在化的因果关系。
在严格的法律约束下，美国慈善公益组织自然而然地形成了自我监督机制，理事会负责整个慈善公益组织的决策和监督，秘书处执行理事会的决议，理事会定期考察秘书处的工作绩效，包括监督如何使用善款，是否符合其使命宗旨。
一个良善社会除了严明的法律外，还要有完善的社会监督机制。始创于1918年的美国民间评估机构——慈善信息局，是美国慈善公益组织的行业管理机构，在美国具有非常高的权威性，他们的主要工作就是对美国所有慈善公益组织的慈善行为、善款使用等进行评估，并将评估结果公之于众，让社会公众知道把钱捐到哪个慈善公益组织更靠谱。
无论是英国、美国、德国、瑞士还是中国香港，凡是慈善公益组织发达的国家和地区，对慈善公益组织都有捐款信息披露制度，保证公众随时了解善款流向。披露的信息包括向税务局填写各种报表、日常活动、钱物支出等信息，供社会公众查阅。在香港，大部分有名的基金会都是以公司名义成立，再根据税法提出免税申请，而税务局通过慈善组织提供的各种信息进行审计监督，对违规的慈善机构进行处罚，使之获得更好的社会信任。
社会公益捐赠是不可撤销的契约，无论是个人还是企业只要是把钱捐赠到公益组织的，那就是整个社会的公共财富，而信息公开是保证慈善公益组织社会公信力的重要环节。德国巴伐利亚州规定，所有的慈善公益组织准入信息及日常活动信息必须向社会公众进行公布，德国人说慈善公益组织信息公开是降低社会法律监督成本和提供慈善公益组织效率的好办法，只有这样的制度才能最大限度地呵护社会公众的热情和爱心，从而建立一个相互信任、和谐的社会。而国内一些公益组织把“成本太高”或是“忙于做善事没有时间整理公开信息”作为推托的理由，未免显得太过牵强。
晋代哲学家傅玄说：“近朱者赤，近墨者黑；声和则响清，形正则影直”，说的是好的环境会让人受到好的影响，坏的环境会让人受到坏的影响。人天生就是自私的动物，公益人也只是凡夫俗子，一个社会的利他和互助机制的完善需要良好的法律与道德环境，如何让中国人能够更好地行善，不仅需要公益组织自身提高透明化建设，更要求法律的正确引导和整个社会监督体系的构建，这才能为人类利他精神发扬光大提供可能。
最近，《慈善法》草案公布，引发很多讨论。据人民网报道，全国人大常委会黄献中委员认为，草案对于捐赠受益人的权益提得比较充分，但缺乏充分尊重捐赠人合法权益的表述。捐赠人的合法权益至少有三方面，知情权、隐私权、公平公正对待捐赠行为的法律保障，这三方面缺一不可。
从全球范围来看，法制越是完善的国家和地区，关于慈善公益行为相关的法律中，保护捐款人的利益几乎都是慈善公益立法的重中之重。而在慈善公益不发达的地区，捐款人和社会公众的知情权被忽视，几乎随处可见。2014年，知名网络爆料人落魄书生周筱赟依据《政府信息公开条例》要求北京市朝阳区卫生局、民政局公开李亚鹏注册北京嫣然天使医院的验资报告、财务报告等，却被告知属于商业秘密和个人隐私，“相关利益人不同意公开”。
在英国，《2 0 0 6慈善法案》（CharitiesA ct 2006）要求所有慈善公益组织的注册登记信息都要在“慈善委员会”保留副本，社会公众在任何时间都可以拷贝、复印、审阅，并对其是否符合慈善公益法规提出质疑。在英国，即便是红十字会这样法律不要求注册登记的慈善公益组织，也特别规定英国内阁大臣有权监管，而非不受约束。
英国对慈善公益组织的监管已有400多年历史，英国慈善委员会在履行对慈善公益组织的监管责任时，直接代表英国王室，不受任何内阁部长和政府部门的约束。
2012年，英国广播公司BBC家喻户晓的节目主持人、社会慈善家吉米·萨维尔在逝世一周年后被媒体曝光，其在从事慈善活动的40年间，性侵多达300名未成年儿童。萨维尔创办的两家知名的公益基金会被要求立刻关闭，以保护英国公益慈善组织的纯洁。由于萨维尔曾被英国王室封为爵士，唐宁街10号在此事件中也接受了调查。
慈善公益组织的利他行为是为社会未来发展而形成的合作契约，其成立的目的是为群体的发展和不特定的多数人的利益。如果慈善公益组织有违法行为，社会公众的起诉资格容易受到限制。所以，美国的大多数州都赋予了最高检察官监督和管理慈善公益组织的权力，并要求慈善公益组织必须经常性地公布自己做了哪些善事，花了多少善款。
美国加利福尼亚首席检察官可以随时对慈善公益组织展开调查和诉讼，杜绝慈善公益组织成为“假爱心，真骗钱”的机构。如果不懂管理、财务或慈善公益组织运作的好莱坞明星发起成立慈善公益组织后，因为自身缺乏专业技术导致公益组织的“铺张浪费”，州首席检察官有权要求其个人赔偿损失。
根据“期待明星”网站的统计，美国有三分之二的好莱坞明星参与慈善公益活动，他们大多聘请专业的慈善公益顾问公司帮助参与管理，包括朱莉和皮特夫妇、麦当娜、克鲁尼和布洛克等都雇用专业顾问公司打理慈善公益组织。有专业人士的指导，以保证公益热情正确落脚，每一分善款落到实处。好莱坞明星如此谨慎地参与慈善公益活动，不得不说是最高检察官监督权的一种内在化的因果关系。
在严格的法律约束下，美国慈善公益组织自然而然地形成了自我监督机制，理事会负责整个慈善公益组织的决策和监督，秘书处执行理事会的决议，理事会定期考察秘书处的工作绩效，包括监督如何使用善款，是否符合其使命宗旨。
一个良善社会除了严明的法律外，还要有完善的社会监督机制。始创于1918年的美国民间评估机构——慈善信息局，是美国慈善公益组织的行业管理机构，在美国具有非常高的权威性，他们的主要工作就是对美国所有慈善公益组织的慈善行为、善款使用等进行评估，并将评估结果公之于众，让社会公众知道把钱捐到哪个慈善公益组织更靠谱。
无论是英国、美国、德国、瑞士还是中国香港，凡是慈善公益组织发达的国家和地区，对慈善公益组织都有捐款信息披露制度，保证公众随时了解善款流向。披露的信息包括向税务局填写各种报表、日常活动、钱物支出等信息，供社会公众查阅。在香港，大部分有名的基金会都是以公司名义成立，再根据税法提出免税申请，而税务局通过慈善组织提供的各种信息进行审计监督，对违规的慈善机构进行处罚，使之获得更好的社会信任。
社会公益捐赠是不可撤销的契约，无论是个人还是企业只要是把钱捐赠到公益组织的，那就是整个社会的公共财富，而信息公开是保证慈善公益组织社会公信力的重要环节。德国巴伐利亚州规定，所有的慈善公益组织准入信息及日常活动信息必须向社会公众进行公布，德国人说慈善公益组织信息公开是降低社会法律监督成本和提供慈善公益组织效率的好办法，只有这样的制度才能最大限度地呵护社会公众的热情和爱心，从而建立一个相互信任、和谐的社会。而国内一些公益组织把“成本太高”或是“忙于做善事没有时间整理公开信息”作为推托的理由，未免显得太过牵强。
晋代哲学家傅玄说：“近朱者赤，近墨者黑；声和则响清，形正则影直”，说的是好的环境会让人受到好的影响，坏的环境会让人受到坏的影响。人天生就是自私的动物，公益人也只是凡夫俗子，一个社会的利他和互助机制的完善需要良好的法律与道德环境，如何让中国人能够更好地行善，不仅需要公益组织自身提高透明化建设，更要求法律的正确引导和整个社会监督体系的构建，这才能为人类利他精神发扬光大提供可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