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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5年8月，一枚名叫“小男孩”的原子弹在广岛上空爆炸，瞬间将十几万鲜活的生命化为乌有，仅留下被夷为废墟的“核污染区”。敌酋为之丧胆！世界为之惊骇！
1946年，美国记者安娜·路易斯·斯特朗在延安宝塔山下采访毛泽东。毛泽东谈锋正健，说出了令世界振聋发聩的话语：“帝国主义和一切反动派都是纸老虎！原子弹也是美国反动派用来吓人的一只纸老虎。”
1949年8月，刘少奇秘密访苏期间，郑重地向苏联人提出参观其核设施的要求，高傲的斯大林拒绝了“共产国际中国支部”的请求：“你们没有能力也没有必要搞那个玩意儿！”中共代表团在宾馆里以怀疑的口吻议论苏联是否真正拥有原子弹时，被克格勃窃听之后汇报上去，或许是作为补偿，或许是为了显摆，苏联人邀请中共代表团观看了有关核试验的纪录片，目的是让中国人放心，苏联是真正拥有了原子弹。当1950年初毛泽东访问莫斯科时，斯大林炫耀性地邀请毛泽东观看了苏联进行原子弹试验的纪录影片。中国领导人由此而对原子弹产生了相当深刻的感性认识。
但是，此刻的毛泽东并没有那么强烈地想要拥有原子弹。毛泽东坚信他的关于“原子弹也是吓人的纸老虎”的论断。这一种高瞻远瞩的战略判断，已经被长达60多年的战后历史证明是完全正确的，并将继续为世界未来的发展所证实。
毛泽东访苏回国后，对前来迎接的政治局委员们说：“这次到苏联，开眼界哩！看来原子弹能吓唬不少人，美国有了，苏联也有了，我们也可以搞一点嘛。”
1954年9月10日，彭德怀、刘伯承两元帅率领中国军事代表团赴苏观摩原子弹试爆条件下的实兵对抗演习。演习总结会上，苏联国防部长布尔加宁送给彭德怀一把金钥匙：“这是参加原子弹投放的飞行员使用的金钥匙”。大家争相传看着，随团的陈赓大将看了一眼说：“光给把钥匙，不给原子弹有啥用！ ”彭德怀立即说：“你是军事工程学院的院长，你可以组织研制嘛！稀罕人家的东西有啥用，我们还是自己干吧！”
回国后，陈赓大将就着手考虑哈军工如何培养研制导弹、原子弹的人才，并立即开办了原子能工程和导弹工程系。他两次专门向周恩来建议，要争取留美的中国科学家和留学生，如著名科学家钱学森等人回国效力。周恩来告诉陈赓，早在1946年，中共中央就决定与国民党在海外留学生和华裔科学家中展开人才争夺，特别是火箭和核能专家。因此，在苏联首次核试验前夕，我们就知道苏联已经掌握了核技术，“不然，少奇同志也不会那么冒昧地向斯大林提出参观要求。”
周恩来讲，1949年2月，刚回国到北平研究院原子学研究所工作并执教于清华大学的钱三强，准备借去法国参加国际会议的机会，托老师约里奥·居里教授帮助订购一些有关原子能研究的仪器、设备和图书资料。临行前，钱三强向刚刚进入北平的中共领导人申请20万美金的购置费。当时内战正处于炽烈状态，我党的经费十分紧张，在新解放区各项事业百废待兴、亟需资金的情况下，中央立即表态同意，并派统战部长李维汉约见钱三强，明确表示支持。李维汉嘱托钱三强：“中央对发展原子能科学很重视，希望你们好好筹划。”
周恩来对陈赓讲完这段历史后，热忱地鼓励陈赓抓紧在哈军工的“两弹”基础工作。
1990年，钱三强在回忆文章中证实了这件事。他说，当年在中南海，等待我的是中共中央统战部长李维汉。他热情招呼之后，便说：“你的那个建议，中央研究过了，认为很好。清查了国库，还有一部分美金，我们目前有这个力量，决定给予支持。估计一次用不了你提的全部款项，因此在代表团的款项内，先拨出五万美元供你使用。”
当我得到那笔用于发展原子核科学的美元现钞时，感慨万千。这些美元散发出一股霉味，显然是刚从潮湿的库洞中取出来的，不晓得战乱之中它有过什么经历，而现在却把它交给了一位普通科学工作者。钱三强到法国参加国际会议期间，把这笔钱辗转捎给了旅居英法的两位中国留学生，并让他们在法国居里实验室和英国朋友的帮助下，想方设法买到一批仪器设备和图书资料，通过多种途径，冲破禁运封锁带回国内。这些设备和资料，加上后来赵忠尧从美国带回来的30箱器材，便成了北平研究院近代物理研究所（后改为原子能研究所）建所初期赖以进行科研工作的主要条件。
在当年整个北平城都忙着“开国大典”的时候，近代物理研究所的领导人觉得自己也要扬眉吐气地为新中国成立干点事。于是就带领全所人员学习延安革命精神，或修旧利废，或到旧货摊上购买电子元器件，自己制作仪器设备开展科研工作。
共和国成立初期那股热火朝天建设新中国的局面，促使每一个海外归来的爱国科技人员都甘愿贡献出自己的一切。
随着科研试验设施的建成和各种条件的改善，近代物理研究所的科研工作也做出了一定的成绩。赵忠尧等先后主持建成了大气型700千伏的静电加速器、高气压型2.5兆伏静电加速器；何泽慧等主持研制了多种核探测器和核电子仪器；彭桓武等开展了核物理、基本粒子物理和反应堆理论等方面的研究工作；发射化学组的科研人员开展了铀的提取、纯化、分析测定以及重水和高纯石墨的研制工作。
到1955年，近代物理研究所已在6个学科领域开展了研制工作，培养了一批科研骨干，获得了一批具有一定水平的科研成果，为中国核科学技术的发展奠定了初步基础。
当年，在周恩来向陈赓谈起那些发展原子能科学的往事时，可能在周恩来丰富的内心世界里还是真心冀望于苏联“老大哥”向社会主义国家提供“核保护伞”。
然而，莫斯科可以提供有“附加值”的核保护，却并不希望东方阵营兄弟国家分享核科学的秘密，更不想让中国人掌握进入核武库大门的钥匙。
1952年底，在以钱三强为首的中国科学院代表团访苏前夕，苏联科学院院长向苏共中央政治局提交了一份报告。其中谈到对中国科学家来访活动的安排，苏科院院长建议，钱三强是曾在法国研修多年的核物理专家，“我们只能向他介绍一般性质的科研情况，而不要让他详细了解第一总局课题范围内的工作”。“鉴于苏联科学院及第一总局正在领导着苏联原子能利用领域的科学研究工作、铀加工的管理事务和原子动力装置的建造，应明确不让钱了解这方面的情况。”这一建议，足以表明苏联此时尚无意向让中国知晓原子弹秘密。 果然，中国代表团在参观中“只接触到了几名丝毫不了解核技术课题的科研人员”。而当钱三强提出能否提供有关核科学仪器和实验性反应堆资料时，苏方含糊地回答，可以通过外交途径解决。虽然双方对此可能有过接触，但至少在当时并未看到任何结果。没有技术来源，再加上朝鲜战争的特殊环境，以及国家财力有限等原因，中国政府决定在第一个五年计划中不列入研制核武器的准备措施。
时光流逝，真正强烈激扬起中国领导人想拥有原子弹的国际因素，是此后发生的两次台海危机，尤其是1955年美国通过《美台共同防御条约》后。
新中国成立后多次遭受美国核讹诈。
历史的发展，往往因为偶发的因素而导致不能逆转的趋向。当初朝鲜战争的爆发就是如此。当美军在朝鲜战争上遭受重大失利之时，美国总统杜鲁门就开始叫嚣：美国已经在考虑同朝鲜战争相联系的使用原子弹问题。美国人不光是口头上讲讲，而是将原子弹运到停泊在朝鲜半岛海域的航空母舰上，进行了核模拟袭击。1950年11月30日，杜鲁门更是在记者招待会上宣称，将采用包括原子弹在内的一切必要措施来应付目前的军事局势。杜鲁门的虚言恫吓并没有阻止住中朝军队的攻势，到12月24日第二次战役结束时，“联合国军”正仓皇撤往三八线以南。相反，杜鲁门的轻率言辞倒是吓坏了欧洲盟国。在苏联也拥有原子弹的情况下，美国的欧洲盟友首先担心的是自己的安全。如果美国在朝鲜冒冒失失地甩出原子弹，谁能担保苏联不会对“铁幕”另一侧的欧洲国家如法炮制呢？
面对美国的核威胁，毛泽东自然是一笑置之，他深信“原子弹也是美国反动派用来吓人的一只纸老虎。”直至1953年3月，美国人终于坐到板门店的谈判桌前跟中朝两国签订停战协议之时，他们也未敢冒天下之大不韪。
在朝鲜战场交手失败后的美国人，对毛泽东领导的红色中国当然不肯善罢干休。每次台海危机，美国反动派总是公然提出“台湾海峡安全受到威胁时，美国有权使用原子弹”。对此，毛泽东斩钉截铁地回答：“我们不仅要有更多的飞机大炮，还要有原子弹。在今天的世界上，要不受人家欺负，就不能没有这个东西。”
中国领导人清楚地意识到，面对美国海空军先进的高技术兵器和战术核武器攻击的威胁，中国依靠自己的军事力量是难以防御的。根据当时的条件，中国要迅速取得先进武器，或进而发展军事技术，制造尖端武器，最佳的途径，就是争取得到苏联援助。
在朝鲜战争和第一次台湾海峡危机之后，中国领导层才把高度重视核武器的发展提上议事日程，并将发展核武器界定为关乎中国国家利益的重大命题。
在此背景下，中国对国家军事战略做出了相当大的调整，确立了积极防御的战略思想，而建立有限的核打击力量则明确成为积极防御战略的重要组成部分。
1954年底，中国地质队在广西地区找到了铀矿，引起了中央领导的高度重视。
1955年1月14日，地质学家李四光和核物理学家钱三强应召到周恩来办公室，在座的还有副总理薄一波和二机部副部长刘杰。周恩来先请李四光讲讲我国铀矿勘探情况，接着请钱三强介绍原子核科学技术研究状况。周恩来全神贯注地倾听他俩的每一句话，并洞察问题的关键，详细询问了原子反应堆、原子弹的基本原理，以及发展这项事业的必要条件，然后说：“明天毛主席和其他中央领导同志要听取这方面的情况汇报，你们做点准备，简明扼要，可以带点铀矿石和简单仪器做点现场演示。”
翌日，毛泽东主持召开中共中央书记处扩大会议，直接听取李四光、刘杰、钱三强的汇报。按照周恩来的嘱咐，汇报人员将铀矿石标本和探测铀矿石的探测器带到会上，向中央领导人做了操作表演。当听到用于测量放射性的盖革计数器发出“嘎嘎”的响声时，到会领导人都兴奋起来。“领导人一个一个传着看铀矿标本，对它那神话一般的巨大能量感到惊奇。”（钱三强语） 毛泽东关切地询问了发展原子能的有关问题。周恩来坐在他的身旁，一边介绍情况，一边提醒李四光、刘杰、钱三强，重点地方应该汇报得更详细一些。
毛泽东听完汇报后，十分高兴地对到会人员说：“我们国家，现在已经知道有铀矿，进一步勘探一定会找出更多的铀矿来。解放以来，我们也训练了一些人，科学研究也有了一定的基础，创造了一定的条件。”“过去几年，其他事情很多，还来不及抓这件事，这件事总是要抓的。现在到时候了，该抓了。只要排上日程，认真抓一下，一定可以搞起来。”毛泽东用手掂量着铀矿石，深沉地说：这是决定命运的！好好干吧！
会后，毛泽东和科学家们一起吃饭。一生不太喜酒的毛泽东，此时却端起了一杯红葡萄酒。他的祝酒辞是“为我国原子能事业的发展，干杯！”
时隔35年后，钱三强在《神秘而诱人的路程》一文中追怀此事，无限感慨地说：“是不是凡属政治家都能很快地对重大科学问题有远见，能及早把目光投向未来呢？”
“我们中国的原子核科学家，在这方面应该说一直是幸运的。国家最高层不但有果断的决策，实行决策的条件、措施也都在周总理的运筹之中。”
1946年，美国记者安娜·路易斯·斯特朗在延安宝塔山下采访毛泽东。毛泽东谈锋正健，说出了令世界振聋发聩的话语：“帝国主义和一切反动派都是纸老虎！原子弹也是美国反动派用来吓人的一只纸老虎。”
1949年8月，刘少奇秘密访苏期间，郑重地向苏联人提出参观其核设施的要求，高傲的斯大林拒绝了“共产国际中国支部”的请求：“你们没有能力也没有必要搞那个玩意儿！”中共代表团在宾馆里以怀疑的口吻议论苏联是否真正拥有原子弹时，被克格勃窃听之后汇报上去，或许是作为补偿，或许是为了显摆，苏联人邀请中共代表团观看了有关核试验的纪录片，目的是让中国人放心，苏联是真正拥有了原子弹。当1950年初毛泽东访问莫斯科时，斯大林炫耀性地邀请毛泽东观看了苏联进行原子弹试验的纪录影片。中国领导人由此而对原子弹产生了相当深刻的感性认识。
但是，此刻的毛泽东并没有那么强烈地想要拥有原子弹。毛泽东坚信他的关于“原子弹也是吓人的纸老虎”的论断。这一种高瞻远瞩的战略判断，已经被长达60多年的战后历史证明是完全正确的，并将继续为世界未来的发展所证实。
毛泽东访苏回国后，对前来迎接的政治局委员们说：“这次到苏联，开眼界哩！看来原子弹能吓唬不少人，美国有了，苏联也有了，我们也可以搞一点嘛。”
1954年9月10日，彭德怀、刘伯承两元帅率领中国军事代表团赴苏观摩原子弹试爆条件下的实兵对抗演习。演习总结会上，苏联国防部长布尔加宁送给彭德怀一把金钥匙：“这是参加原子弹投放的飞行员使用的金钥匙”。大家争相传看着，随团的陈赓大将看了一眼说：“光给把钥匙，不给原子弹有啥用！ ”彭德怀立即说：“你是军事工程学院的院长，你可以组织研制嘛！稀罕人家的东西有啥用，我们还是自己干吧！”
回国后，陈赓大将就着手考虑哈军工如何培养研制导弹、原子弹的人才，并立即开办了原子能工程和导弹工程系。他两次专门向周恩来建议，要争取留美的中国科学家和留学生，如著名科学家钱学森等人回国效力。周恩来告诉陈赓，早在1946年，中共中央就决定与国民党在海外留学生和华裔科学家中展开人才争夺，特别是火箭和核能专家。因此，在苏联首次核试验前夕，我们就知道苏联已经掌握了核技术，“不然，少奇同志也不会那么冒昧地向斯大林提出参观要求。”
周恩来讲，1949年2月，刚回国到北平研究院原子学研究所工作并执教于清华大学的钱三强，准备借去法国参加国际会议的机会，托老师约里奥·居里教授帮助订购一些有关原子能研究的仪器、设备和图书资料。临行前，钱三强向刚刚进入北平的中共领导人申请20万美金的购置费。当时内战正处于炽烈状态，我党的经费十分紧张，在新解放区各项事业百废待兴、亟需资金的情况下，中央立即表态同意，并派统战部长李维汉约见钱三强，明确表示支持。李维汉嘱托钱三强：“中央对发展原子能科学很重视，希望你们好好筹划。”
周恩来对陈赓讲完这段历史后，热忱地鼓励陈赓抓紧在哈军工的“两弹”基础工作。
1990年，钱三强在回忆文章中证实了这件事。他说，当年在中南海，等待我的是中共中央统战部长李维汉。他热情招呼之后，便说：“你的那个建议，中央研究过了，认为很好。清查了国库，还有一部分美金，我们目前有这个力量，决定给予支持。估计一次用不了你提的全部款项，因此在代表团的款项内，先拨出五万美元供你使用。”
当我得到那笔用于发展原子核科学的美元现钞时，感慨万千。这些美元散发出一股霉味，显然是刚从潮湿的库洞中取出来的，不晓得战乱之中它有过什么经历，而现在却把它交给了一位普通科学工作者。钱三强到法国参加国际会议期间，把这笔钱辗转捎给了旅居英法的两位中国留学生，并让他们在法国居里实验室和英国朋友的帮助下，想方设法买到一批仪器设备和图书资料，通过多种途径，冲破禁运封锁带回国内。这些设备和资料，加上后来赵忠尧从美国带回来的30箱器材，便成了北平研究院近代物理研究所（后改为原子能研究所）建所初期赖以进行科研工作的主要条件。
在当年整个北平城都忙着“开国大典”的时候，近代物理研究所的领导人觉得自己也要扬眉吐气地为新中国成立干点事。于是就带领全所人员学习延安革命精神，或修旧利废，或到旧货摊上购买电子元器件，自己制作仪器设备开展科研工作。
共和国成立初期那股热火朝天建设新中国的局面，促使每一个海外归来的爱国科技人员都甘愿贡献出自己的一切。
随着科研试验设施的建成和各种条件的改善，近代物理研究所的科研工作也做出了一定的成绩。赵忠尧等先后主持建成了大气型700千伏的静电加速器、高气压型2.5兆伏静电加速器；何泽慧等主持研制了多种核探测器和核电子仪器；彭桓武等开展了核物理、基本粒子物理和反应堆理论等方面的研究工作；发射化学组的科研人员开展了铀的提取、纯化、分析测定以及重水和高纯石墨的研制工作。
到1955年，近代物理研究所已在6个学科领域开展了研制工作，培养了一批科研骨干，获得了一批具有一定水平的科研成果，为中国核科学技术的发展奠定了初步基础。
当年，在周恩来向陈赓谈起那些发展原子能科学的往事时，可能在周恩来丰富的内心世界里还是真心冀望于苏联“老大哥”向社会主义国家提供“核保护伞”。
然而，莫斯科可以提供有“附加值”的核保护，却并不希望东方阵营兄弟国家分享核科学的秘密，更不想让中国人掌握进入核武库大门的钥匙。
1952年底，在以钱三强为首的中国科学院代表团访苏前夕，苏联科学院院长向苏共中央政治局提交了一份报告。其中谈到对中国科学家来访活动的安排，苏科院院长建议，钱三强是曾在法国研修多年的核物理专家，“我们只能向他介绍一般性质的科研情况，而不要让他详细了解第一总局课题范围内的工作”。“鉴于苏联科学院及第一总局正在领导着苏联原子能利用领域的科学研究工作、铀加工的管理事务和原子动力装置的建造，应明确不让钱了解这方面的情况。”这一建议，足以表明苏联此时尚无意向让中国知晓原子弹秘密。 果然，中国代表团在参观中“只接触到了几名丝毫不了解核技术课题的科研人员”。而当钱三强提出能否提供有关核科学仪器和实验性反应堆资料时，苏方含糊地回答，可以通过外交途径解决。虽然双方对此可能有过接触，但至少在当时并未看到任何结果。没有技术来源，再加上朝鲜战争的特殊环境，以及国家财力有限等原因，中国政府决定在第一个五年计划中不列入研制核武器的准备措施。
时光流逝，真正强烈激扬起中国领导人想拥有原子弹的国际因素，是此后发生的两次台海危机，尤其是1955年美国通过《美台共同防御条约》后。
新中国成立后多次遭受美国核讹诈。
历史的发展，往往因为偶发的因素而导致不能逆转的趋向。当初朝鲜战争的爆发就是如此。当美军在朝鲜战争上遭受重大失利之时，美国总统杜鲁门就开始叫嚣：美国已经在考虑同朝鲜战争相联系的使用原子弹问题。美国人不光是口头上讲讲，而是将原子弹运到停泊在朝鲜半岛海域的航空母舰上，进行了核模拟袭击。1950年11月30日，杜鲁门更是在记者招待会上宣称，将采用包括原子弹在内的一切必要措施来应付目前的军事局势。杜鲁门的虚言恫吓并没有阻止住中朝军队的攻势，到12月24日第二次战役结束时，“联合国军”正仓皇撤往三八线以南。相反，杜鲁门的轻率言辞倒是吓坏了欧洲盟国。在苏联也拥有原子弹的情况下，美国的欧洲盟友首先担心的是自己的安全。如果美国在朝鲜冒冒失失地甩出原子弹，谁能担保苏联不会对“铁幕”另一侧的欧洲国家如法炮制呢？
面对美国的核威胁，毛泽东自然是一笑置之，他深信“原子弹也是美国反动派用来吓人的一只纸老虎。”直至1953年3月，美国人终于坐到板门店的谈判桌前跟中朝两国签订停战协议之时，他们也未敢冒天下之大不韪。
在朝鲜战场交手失败后的美国人，对毛泽东领导的红色中国当然不肯善罢干休。每次台海危机，美国反动派总是公然提出“台湾海峡安全受到威胁时，美国有权使用原子弹”。对此，毛泽东斩钉截铁地回答：“我们不仅要有更多的飞机大炮，还要有原子弹。在今天的世界上，要不受人家欺负，就不能没有这个东西。”
中国领导人清楚地意识到，面对美国海空军先进的高技术兵器和战术核武器攻击的威胁，中国依靠自己的军事力量是难以防御的。根据当时的条件，中国要迅速取得先进武器，或进而发展军事技术，制造尖端武器，最佳的途径，就是争取得到苏联援助。
在朝鲜战争和第一次台湾海峡危机之后，中国领导层才把高度重视核武器的发展提上议事日程，并将发展核武器界定为关乎中国国家利益的重大命题。
在此背景下，中国对国家军事战略做出了相当大的调整，确立了积极防御的战略思想，而建立有限的核打击力量则明确成为积极防御战略的重要组成部分。
1954年底，中国地质队在广西地区找到了铀矿，引起了中央领导的高度重视。
1955年1月14日，地质学家李四光和核物理学家钱三强应召到周恩来办公室，在座的还有副总理薄一波和二机部副部长刘杰。周恩来先请李四光讲讲我国铀矿勘探情况，接着请钱三强介绍原子核科学技术研究状况。周恩来全神贯注地倾听他俩的每一句话，并洞察问题的关键，详细询问了原子反应堆、原子弹的基本原理，以及发展这项事业的必要条件，然后说：“明天毛主席和其他中央领导同志要听取这方面的情况汇报，你们做点准备，简明扼要，可以带点铀矿石和简单仪器做点现场演示。”
翌日，毛泽东主持召开中共中央书记处扩大会议，直接听取李四光、刘杰、钱三强的汇报。按照周恩来的嘱咐，汇报人员将铀矿石标本和探测铀矿石的探测器带到会上，向中央领导人做了操作表演。当听到用于测量放射性的盖革计数器发出“嘎嘎”的响声时，到会领导人都兴奋起来。“领导人一个一个传着看铀矿标本，对它那神话一般的巨大能量感到惊奇。”（钱三强语） 毛泽东关切地询问了发展原子能的有关问题。周恩来坐在他的身旁，一边介绍情况，一边提醒李四光、刘杰、钱三强，重点地方应该汇报得更详细一些。
毛泽东听完汇报后，十分高兴地对到会人员说：“我们国家，现在已经知道有铀矿，进一步勘探一定会找出更多的铀矿来。解放以来，我们也训练了一些人，科学研究也有了一定的基础，创造了一定的条件。”“过去几年，其他事情很多，还来不及抓这件事，这件事总是要抓的。现在到时候了，该抓了。只要排上日程，认真抓一下，一定可以搞起来。”毛泽东用手掂量着铀矿石，深沉地说：这是决定命运的！好好干吧！
会后，毛泽东和科学家们一起吃饭。一生不太喜酒的毛泽东，此时却端起了一杯红葡萄酒。他的祝酒辞是“为我国原子能事业的发展，干杯！”
时隔35年后，钱三强在《神秘而诱人的路程》一文中追怀此事，无限感慨地说：“是不是凡属政治家都能很快地对重大科学问题有远见，能及早把目光投向未来呢？”
“我们中国的原子核科学家，在这方面应该说一直是幸运的。国家最高层不但有果断的决策，实行决策的条件、措施也都在周总理的运筹之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