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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先秦道家思想讲究“虚静”，老子和庄子认为“虚静”是自然和生命的本质，同时也是艺术的本质。老庄认为只有虚静恬淡，以无为做有为才能创造出好的作品，得大我，称道德。在这种思想影响下，魏晋六朝时期形成了玄学为核心的文化体系，魏晋文化中蕴含着那种清静无为，乐观旷达无我的态度。本文拟对老庄“虚静”学说对于魏晋文化的影响进行分析。
关键词：老庄;虚静说;玄学;魏晋风流
一、老庄“虚静”学说与刘勰的“虚静说”
道家思想有“致虚极，守静笃”的观点。老子认为世界的万物是静止的，处于一种相对静止的虚无状态，事物的发展都经历了从“无”到“有”，再从“有”到“无”，最后回归到虚静的过程。因此老子认为“虚静”是事物的本源，人们在探索自然时，需要“为无为，事无事，味无味”的态度，顺应自然的态度，必须以平静的思想和行为对侍生活，回归到最初的“虚静”状态，这也就是老子所说的“无为而无不为”。保持内心的纯净和空明，排除欲望和杂念的干扰才能更好的去观察和体会世界。庄子在老子思想的基础上，又进一步的发展“虚静”学说。他在“致虚守静”的前提下，提出了心斋和坐忘的方法，《庄子·人世间》：“唯道虚集。虚者，心斋也”就是摒除杂念，使心境虚静纯一。在庄子看来，要想达到虚静的境界，就要摒弃内心的私欲和杂念，忘记世间的一切，做到物我皆忘。用无知、无欲、无我的心态去感受“道”，真正地认识自然和世界。只有忘我，才能得到真正的大我，与自然相契合。老庄的“虚静”思想在这时仅仅是一种人生态度，偏重于哲学方面，正式作为一种审美心态应用到艺术领域就到了魏晋南北朝时期。
魏晋六朝开始，中国文化由自发阶段到自觉阶段，在文艺理论方面有了较大发展。最早把“虚静”作为一种文艺理论来阐发的是西晋陆机，他认为一个好的作品需要细致精密地观察世界，而想要对世界进行广泛而深入的观察，就需要排除杂念，内心清静。陆机强调的“虚静”是创作主体必须要具备的心态，但陆机并没有直接使用“虚静”的概念，而是讲“伫中区以玄览”，只是停留在思想层面，并未形成完整的理论体系。真正明确提及“虚静”这一概念的是刘勰的《文心雕龙》：“陶钧文思，贵在虚静;疏五藏，澡雪精神”，意思是在构思文艺作品和意象构造时要摒除杂念，清静守一，疏通身体，洗涤精神。到这里，“虚静”才正式作为一个概念被引入文艺理论，从思想上升到了理论阶段并开始指导文学创作的实践。刘勰认为“虚静”是创作主体进行创作活动中最好的创作态度，能够使创作主体平心静气，排除外界干扰更好的去观察和感受世界，从而创作出与自然相契合的文艺作品。自此“虚静”成为中国古代艺术家在追求艺术的最高境界，对中国古代审美和创作实践具有重要指导作用。
二、魏晋风流中的“虚静”
在玄学和儒学的双重影响下，魏晋出现了一大批以风流清谈的魏晋名士，建安七子、竹林七贤都是其中代表。这些名士率真任性、随心所欲，喜饮酒作诗、好游山玩水。魏晋士大夫生活不易，但他们的思想行为又极为潇洒自信、淡迫名利、不拘礼法，独立特行。这种思想和行为正是“虚静”思想在士人身上的真实体现。
魏晋士大夫的内心其实是十分挣扎的，他们的行为是时代的无奈，他们经历了由入世到出世的转变。从建安七子到竹林七贤，足以证明这一点，建安七子大多为官在朝，比较出名的是擔任过北海相国的孔融，其他人也都仕曹魏。而连年战乱使本身脆弱的士大夫阶级风雨飘摇;朝廷实行九品中正制，世袭门阀把持朝中大权，大肆打压士人;八王之乱，五胡乱华，内忧外患下晋王朝岌岌可危。这种情况下，士人们隐退山林，这才有了竹林唱和，金谷留声。文人士大夫寄情山水之间，放浪形骸之外，游山玩水创作出一大批经典的作品，产生了许多有趣的故事。魏晋风流的标志之一是“啸”的流行，“啸”类似于现在的吹口哨，一般来说啸是有环境的，游历深山幽谷、茂林修竹间，登高望远而心旷神怡之时。这样是一种自我表现和自我欣赏，是寄情山水之后的审美体验，给人动中有静的感觉。竹林七贤之一的阮籍，司马政权有意与他联姻，而他却酩酊大醉两个月，还有宴会上装疯长啸。他在喧嚣的乱世中保持自己的独立性，不愿被官场的气息污染，《晋书.阮籍传》记载“阮籍外坦荡而内淳至”，躁动不羁的外表下是虚静清净的内心。正因如此阮籍才能创作出悲愤哀怨，隐晦曲折的咏怀诗。
魏晋风流的杰出代表陶渊明，他的身上既有魏晋名士的特立独行，也有儒家思想的积极进取，更体现了老庄哲学的虚静无为、乐天知命。陶渊明在物质上，精神上，审美上都体现出“虚静”的态度：陶渊明早期同其他士人一样，积极入仕，想要建立一番事业，但现实给了他沉重的打击，社会黑暗，官场腐败。即使是做官他也不忘寄情山水、饮酒作诗，更有不为五斗米折腰作《归去来兮辞》回乡。他作《桃花源记》表现他理想的人格和对山水自然的向往，更带有道家思想中“民至老死不相往来”的影子。他醉心田园生活，热爱山水自然，从容地对待生活，开荒南野，采菊东篱，把酒黄昏。这无疑是魏晋风流的集大成，同时又有所升华。同时体现在他的诗歌创作上，他写了大量的山水田园诗，既展现了山水田园风光的美好，又带有丰富的哲理，也人们感受到他独特的人生魅力。
三、“虚静”下魏晋文化的得与失
整个魏晋文学中，文人士大夫担任了文学作品的主要创作者，他们在玄学和儒学的影响下，创作了大量关于个人知趣、咏史咏物、山水田园的文学作品，而且在音乐、绘画等方面也取得了巨大成就。但是在“虚静”思想影响下的魏晋风流有些过于的无为，流于表面，而被称为“清谈”。王夫之讲“孔融死而士气灰，嵇康死而清议绝”，这种清谈之风不利于维护封建统治，因此曹操杀孔融，司马昭杀嵇康就类似于杀鸡儆猴。再者就是这些名士饮酒过度，醉生梦死，后期他们有些人炼丹服药以求长生这才有了“清谈误国”的说法。
“虚静”说产生于中国古典哲学的基础上，对中国古代文学实践有重要的指导作用，在中国古典文论史上有着重要地位。但“虚静”这一概念太过笼统，缺少细密的分析和明确的阐释，而且两千多年来发展较慢，缺乏突破。我们应扬弃“虚静”说的超功利思想和神秘色彩之外，还应该吸取西方现代美学的优秀成果建立属于自己的审美心理学，使“虚静”说发扬光大焕发出新的生机。
参考文献：
[1]袁行霈、中国文学史第二卷[M]、高等教育出版社、1999
[2]陈良运、中国文学史略（上）[M]、黑龙江教育出版社、1994
关键词：老庄;虚静说;玄学;魏晋风流
一、老庄“虚静”学说与刘勰的“虚静说”
道家思想有“致虚极，守静笃”的观点。老子认为世界的万物是静止的，处于一种相对静止的虚无状态，事物的发展都经历了从“无”到“有”，再从“有”到“无”，最后回归到虚静的过程。因此老子认为“虚静”是事物的本源，人们在探索自然时，需要“为无为，事无事，味无味”的态度，顺应自然的态度，必须以平静的思想和行为对侍生活，回归到最初的“虚静”状态，这也就是老子所说的“无为而无不为”。保持内心的纯净和空明，排除欲望和杂念的干扰才能更好的去观察和体会世界。庄子在老子思想的基础上，又进一步的发展“虚静”学说。他在“致虚守静”的前提下，提出了心斋和坐忘的方法，《庄子·人世间》：“唯道虚集。虚者，心斋也”就是摒除杂念，使心境虚静纯一。在庄子看来，要想达到虚静的境界，就要摒弃内心的私欲和杂念，忘记世间的一切，做到物我皆忘。用无知、无欲、无我的心态去感受“道”，真正地认识自然和世界。只有忘我，才能得到真正的大我，与自然相契合。老庄的“虚静”思想在这时仅仅是一种人生态度，偏重于哲学方面，正式作为一种审美心态应用到艺术领域就到了魏晋南北朝时期。
魏晋六朝开始，中国文化由自发阶段到自觉阶段，在文艺理论方面有了较大发展。最早把“虚静”作为一种文艺理论来阐发的是西晋陆机，他认为一个好的作品需要细致精密地观察世界，而想要对世界进行广泛而深入的观察，就需要排除杂念，内心清静。陆机强调的“虚静”是创作主体必须要具备的心态，但陆机并没有直接使用“虚静”的概念，而是讲“伫中区以玄览”，只是停留在思想层面，并未形成完整的理论体系。真正明确提及“虚静”这一概念的是刘勰的《文心雕龙》：“陶钧文思，贵在虚静;疏五藏，澡雪精神”，意思是在构思文艺作品和意象构造时要摒除杂念，清静守一，疏通身体，洗涤精神。到这里，“虚静”才正式作为一个概念被引入文艺理论，从思想上升到了理论阶段并开始指导文学创作的实践。刘勰认为“虚静”是创作主体进行创作活动中最好的创作态度，能够使创作主体平心静气，排除外界干扰更好的去观察和感受世界，从而创作出与自然相契合的文艺作品。自此“虚静”成为中国古代艺术家在追求艺术的最高境界，对中国古代审美和创作实践具有重要指导作用。
二、魏晋风流中的“虚静”
在玄学和儒学的双重影响下，魏晋出现了一大批以风流清谈的魏晋名士，建安七子、竹林七贤都是其中代表。这些名士率真任性、随心所欲，喜饮酒作诗、好游山玩水。魏晋士大夫生活不易，但他们的思想行为又极为潇洒自信、淡迫名利、不拘礼法，独立特行。这种思想和行为正是“虚静”思想在士人身上的真实体现。
魏晋士大夫的内心其实是十分挣扎的，他们的行为是时代的无奈，他们经历了由入世到出世的转变。从建安七子到竹林七贤，足以证明这一点，建安七子大多为官在朝，比较出名的是擔任过北海相国的孔融，其他人也都仕曹魏。而连年战乱使本身脆弱的士大夫阶级风雨飘摇;朝廷实行九品中正制，世袭门阀把持朝中大权，大肆打压士人;八王之乱，五胡乱华，内忧外患下晋王朝岌岌可危。这种情况下，士人们隐退山林，这才有了竹林唱和，金谷留声。文人士大夫寄情山水之间，放浪形骸之外，游山玩水创作出一大批经典的作品，产生了许多有趣的故事。魏晋风流的标志之一是“啸”的流行，“啸”类似于现在的吹口哨，一般来说啸是有环境的，游历深山幽谷、茂林修竹间，登高望远而心旷神怡之时。这样是一种自我表现和自我欣赏，是寄情山水之后的审美体验，给人动中有静的感觉。竹林七贤之一的阮籍，司马政权有意与他联姻，而他却酩酊大醉两个月，还有宴会上装疯长啸。他在喧嚣的乱世中保持自己的独立性，不愿被官场的气息污染，《晋书.阮籍传》记载“阮籍外坦荡而内淳至”，躁动不羁的外表下是虚静清净的内心。正因如此阮籍才能创作出悲愤哀怨，隐晦曲折的咏怀诗。
魏晋风流的杰出代表陶渊明，他的身上既有魏晋名士的特立独行，也有儒家思想的积极进取，更体现了老庄哲学的虚静无为、乐天知命。陶渊明在物质上，精神上，审美上都体现出“虚静”的态度：陶渊明早期同其他士人一样，积极入仕，想要建立一番事业，但现实给了他沉重的打击，社会黑暗，官场腐败。即使是做官他也不忘寄情山水、饮酒作诗，更有不为五斗米折腰作《归去来兮辞》回乡。他作《桃花源记》表现他理想的人格和对山水自然的向往，更带有道家思想中“民至老死不相往来”的影子。他醉心田园生活，热爱山水自然，从容地对待生活，开荒南野，采菊东篱，把酒黄昏。这无疑是魏晋风流的集大成，同时又有所升华。同时体现在他的诗歌创作上，他写了大量的山水田园诗，既展现了山水田园风光的美好，又带有丰富的哲理，也人们感受到他独特的人生魅力。
三、“虚静”下魏晋文化的得与失
整个魏晋文学中，文人士大夫担任了文学作品的主要创作者，他们在玄学和儒学的影响下，创作了大量关于个人知趣、咏史咏物、山水田园的文学作品，而且在音乐、绘画等方面也取得了巨大成就。但是在“虚静”思想影响下的魏晋风流有些过于的无为，流于表面，而被称为“清谈”。王夫之讲“孔融死而士气灰，嵇康死而清议绝”，这种清谈之风不利于维护封建统治，因此曹操杀孔融，司马昭杀嵇康就类似于杀鸡儆猴。再者就是这些名士饮酒过度，醉生梦死，后期他们有些人炼丹服药以求长生这才有了“清谈误国”的说法。
“虚静”说产生于中国古典哲学的基础上，对中国古代文学实践有重要的指导作用，在中国古典文论史上有着重要地位。但“虚静”这一概念太过笼统，缺少细密的分析和明确的阐释，而且两千多年来发展较慢，缺乏突破。我们应扬弃“虚静”说的超功利思想和神秘色彩之外，还应该吸取西方现代美学的优秀成果建立属于自己的审美心理学，使“虚静”说发扬光大焕发出新的生机。
参考文献：
[1]袁行霈、中国文学史第二卷[M]、高等教育出版社、1999
[2]陈良运、中国文学史略（上）[M]、黑龙江教育出版社、199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