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部分内容阅读
崇祯十七年（1644年）三月十九日拂晓，崇祯帝上吊自杀。
生前，他曾抱怨“诸臣误朕”，死后请李自成起义军“勿伤百姓”。然而，当他的遗体被抬出紫禁城时，“诸臣哭拜者三十人，拜而不哭者六十人，余皆睥睨过之”。
这样的场景，想必胜利者李自成也会唏嘘不已。他一定在想：如果你真的怜悯百姓，为什么我会造反？如果你真的知人善任，为什么会抱怨“诸臣误朕”？如果你真的深得人心，为什么多数人对你的遗体“拜而不哭”或“睥睨过之”呢？
崇祯生前是个改革家，励精图治，致力于革除弊政，重振大明。然而，他至死都不清楚明朝灭亡跟他的改革特别是驿站改革之间的关系。
崇祯为什么要拿驿站开刀？明朝的驿站到底出了什么问题？明朝灭亡与驿站裁员又有怎样的联系？
节约开支的尝试
驿站，是古代的中转接待场所。传递官方文书和军事情报的人员，以及往来路过的官员，凭有效函件可享受食宿、换马的服务。功能类似今天的邮局、招待所、兵站。在历史上，驿站对于加强中央集权，拓展国家疆域，实现政令畅通，发挥了重要作用。
明朝后期，有些驿站非常奢华，成了拉关系、求升官的场所；更多驿站则年久失修，管理混乱。正如嘉靖二十一年（1542年）一份诏书所说，“近年以来，驿递疲惫太甚，良由差役浩繁，加以包揽之徒，倚公侵费。”决策层意识到，驿站非改不可。
嘉靖三十四年（1555年），官员海瑞发现，驿站的最大难题是耗费太巨，地方官府苦不堪言。造成这个局面的原因，竟然是明朝的财政支出科目里没有“差旅费”一项。
驿站名义上隶属于兵部。过境官员凭兵部开具的文书，就可享受驿站提供的相应待遇。不过，兵部只开单子不拨款，驿站的招待费都是所在州县衙门自行承担。
明初，官僚机构较小，朱元璋管得很严，据说一品官出门，随行不超过10人，行李不超过200斤。因此，这方面的开支不算多。到嘉靖年间，官僚机构膨胀，繁文缛节增多，官员出差频繁，接待开支骤增。有些官员出行，排场很大，车马随从成群结队，驿站苦不堪言。一旦州县衙门接济不上，驿站就会难以维系，甚至逐渐荒废。
摆清问题后，海瑞提出了三个解决方案：
上策是“一切裁其不合法例者”，“复国初五马三驴之法”。明初，每个驿站只配五匹马、三头驴。路过的官员和信使，长途的骑马，短途的骑驴，够用即可。海瑞借恢复祖宗之法，简化问题，减轻州县负担。
中策是制订对过境官员的接待标准。凭证入住驿站，一切按规矩来，否则恕不接待。
下策是接待过境官员不搞迎送仪式，管好必要的吃住即可。
海瑞的建议，核心精神就是节约开支。然而，这三个方案都冲击了官僚集团“公物私用”的便利，而被长期束之高阁。
万历初年，首辅张居正在海瑞建议的基础上，对驿站体系进行了外科手术式的改革。他首先从限制特权入手，下令禁止非公滥用，禁止加派人手，禁止多吃多占，禁止摊派私费等。驿站的额外负担大幅减轻，送信效率显著提高，经费开支压缩了1/3，在一定时期内实现了“清驿递以恤民劳”，“小民欢呼歌诵”。
遗憾的是，张居正改革只推行了10年，便在他去世后被废止。保守派借口“裁削过当”、“累民贫民”，呼吁“宽驿站之禁”。禁令解除了，开支浩大的问题依旧困扰着各地的驿站。
“包二奶”引发的闹剧
天启年间，宦官魏忠贤专权，官场黑暗，朝政日非。
监察御史毛羽健为人正直，弹劾奸臣，得罪了魏忠贤，不仅丢官，还被除籍（开除公职）。他非常泄气，灰溜溜地回了老家。
几年后，天启驾崩，崇祯继位。魏忠贤倒台，原先被魏忠贤打击陷害的官员纷纷重出江湖，毛羽健也不例外。他复任监察御史，得意洋洋地从老家回到京城。或许是自我感觉太好，他趁糟糠之妻不在身边之机，包养了一个年轻女子，出双入对，如胶似漆。
突然有一天，糟糠之妻找上门来，对“二奶”拳打脚踢。毛羽健自知理亏，跪了一天一夜，祈求老婆大人高抬贵手。
挨过这一关，毛羽健躺在床上辗转反侧，总也想不明白：老婆怎会知道我在京城包了“二奶”，又靠什么从湖北老家迅速赶到千里之外的京城呢？显然，唯有驿站能帮她。红颜美事被毁，都怪驿站！毛羽健恨得咬牙切齿，决心奏请裁撤驿站。
毛羽健把驿站狠批了一通：“兵部勘合有发出，无缴入。士绅递相假，一纸洗补数四。差役之威如虎，小民之命如丝。”话说得在理，但崇祯还是不敢说裁就裁。毛羽健的奏疏算是白写了。
正巧，毛羽健有亲戚叫刘懋，在刑部当官，觉得毛羽健的建议有道理，便也奏请朝廷裁撤驿站，说裁掉的驿站可以省出100万两银子，足以弥补军费亏空，保障对后金战争所需。
这话说到了崇祯的心坎上。关外后金崛起，被崇祯视为心腹之患。然而万历以来，由于朝廷连年征战，花销巨大，财政吃紧，加上气候异常，灾害频发，粮食减产，时有饥荒，加剧了财政经济状况的恶化。任何一个可以省钱的主意，都会被视为救命稻草。
对于崇祯来说，解决财政困难，最简便易行的办法就是在自家一亩三分地做打算，裁掉吃皇粮的冗员和机构。既然裁撤驿站不仅能缓解钱荒，还能根治自身积弊，还等什么？那就裁吧！决策层对驿站改革的着力点，就从银子转向了人员。
崇祯的驿站裁员，究竟是怎么做的呢？
裁撤驿站逼反李自成
崇祯上台的头一年，就找出万历钦定的《给驿条例》，按照“俱裁十分之六”的标准进行修订。于是，原先51条的条例被压缩到12条，官员在驿站享受的特权和待遇大幅缩水。
崇祯颁布的新条例规定，只有三品以上京官才有资格使用驿站，四品以下跟驿站绝缘。虽充满了“官本位”色彩，但毕竟三品以上京官人数较少，如能实施，驿站的负担将大为减轻。即便如此，崇祯还觉得“裁酌尚滥”，要求继续删改。主管大臣只好哭丧着脸说，已经删到超出“俱裁十分之六”的标准了，再删下去，还不如把条例废了。崇祯这才作罢，将新条例签字认可，颁行全国。 有时候，矫枉过正不见得是好事，用力过猛会适得其反。有官员认为，“驿道之设，贫民不得自食者赖之，裁之太过，将铤而走险”。可崇祯根本听不进这些提醒，他的如意算盘是：“苏驿递，足国用”。
理想很丰满，现实很骨感。过度“裁驿”省下来的银子，全都变成了军费。老百姓没有感受到改革红利，负担依旧。反倒是许多驿夫、驿卒甚至驿官供职数十年的驿站被撤，让他们丢了饭碗，只剩三条出路：要么坐地等死，要么逃亡异地，要么揭竿造反。
陕西米脂人李自成就是个驿卒。他当过兵，退伍后托关系进入银川驿站，做起了这份薪水不高但旱涝保收的工作。有时承接迎来送往，还能吃点回扣，默默无闻，过得不差。
正是毛羽健和刘懋的奏请，改变了李自成的命运。崇祯元年（1628年），朝廷宣布裁撤驿站。同年，李自成工作失误，丢了公文，上级以此为借口，把他裁了。
铁饭碗没了，李自成只好回老家谋生。更麻烦的是，他还欠了一屁股债。被债主艾诏告到了米脂县衙。知县直接把他“械而游于市”。李自成命大，被亲戚保释，捡了一条命。
出狱后，李自成认为自己身上的一切倒霉事都是艾诏惹的，就把他杀了。不久，李自成发现老婆跟人通奸，又把老婆杀了。两桩命案，震惊全县，倘若落网，定死无疑。李自成只好离开米脂。
崇祯二年（1629年）二月，李自成到甘肃甘州（今张掖市甘州区）投军，很快提拔为把总。军队行至榆中（今兰州榆中县），由于欠发饷银，他就发动兵变，杀死参将和知县，揭竿造反。一年后，李自成投靠了农民军里实力最强的“闯王”高迎祥。又过了6年，高迎祥阵亡，李自成被推为新的“闯王”，率军席卷中原。崇祯十七年（1644年），李自成攻陷北京，埋葬了明王朝。
至于毛羽健，并没有因奏请裁撤驿站而得宠升官。不久，名将袁崇焕被诬陷处死，毛羽健替他求情，被视同党羽，再次丢官，郁郁而终。
有人说，如果不包二奶，或者没被捉奸，毛羽健或许没必要提议裁撤驿站，也就不会抢走李自成的饭碗，逼他造反。有人说，即便李自成不反，也会有别的失业驿卒造反。正如左都御史唐世济所说，“流寇有四，一乱民，一驿卒，一饥黎，一难民”。
当李自成步入承天门，享受胜利的欢呼之时，他一定想不到，逼他造反的，竟是一位七品监察御史包二奶惹的祸。历史上的“官逼民反”，并非全因官府刻意攫取百姓利益，有时还是看似正义的改革，因政策失误而办砸，损害了百姓利益。官府也许很无辜，但受伤的总是老百姓。
（作者为历史学博士）
生前，他曾抱怨“诸臣误朕”，死后请李自成起义军“勿伤百姓”。然而，当他的遗体被抬出紫禁城时，“诸臣哭拜者三十人，拜而不哭者六十人，余皆睥睨过之”。
这样的场景，想必胜利者李自成也会唏嘘不已。他一定在想：如果你真的怜悯百姓，为什么我会造反？如果你真的知人善任，为什么会抱怨“诸臣误朕”？如果你真的深得人心，为什么多数人对你的遗体“拜而不哭”或“睥睨过之”呢？
崇祯生前是个改革家，励精图治，致力于革除弊政，重振大明。然而，他至死都不清楚明朝灭亡跟他的改革特别是驿站改革之间的关系。
崇祯为什么要拿驿站开刀？明朝的驿站到底出了什么问题？明朝灭亡与驿站裁员又有怎样的联系？
节约开支的尝试
驿站，是古代的中转接待场所。传递官方文书和军事情报的人员，以及往来路过的官员，凭有效函件可享受食宿、换马的服务。功能类似今天的邮局、招待所、兵站。在历史上，驿站对于加强中央集权，拓展国家疆域，实现政令畅通，发挥了重要作用。
明朝后期，有些驿站非常奢华，成了拉关系、求升官的场所；更多驿站则年久失修，管理混乱。正如嘉靖二十一年（1542年）一份诏书所说，“近年以来，驿递疲惫太甚，良由差役浩繁，加以包揽之徒，倚公侵费。”决策层意识到，驿站非改不可。
嘉靖三十四年（1555年），官员海瑞发现，驿站的最大难题是耗费太巨，地方官府苦不堪言。造成这个局面的原因，竟然是明朝的财政支出科目里没有“差旅费”一项。
驿站名义上隶属于兵部。过境官员凭兵部开具的文书，就可享受驿站提供的相应待遇。不过，兵部只开单子不拨款，驿站的招待费都是所在州县衙门自行承担。
明初，官僚机构较小，朱元璋管得很严，据说一品官出门，随行不超过10人，行李不超过200斤。因此，这方面的开支不算多。到嘉靖年间，官僚机构膨胀，繁文缛节增多，官员出差频繁，接待开支骤增。有些官员出行，排场很大，车马随从成群结队，驿站苦不堪言。一旦州县衙门接济不上，驿站就会难以维系，甚至逐渐荒废。
摆清问题后，海瑞提出了三个解决方案：
上策是“一切裁其不合法例者”，“复国初五马三驴之法”。明初，每个驿站只配五匹马、三头驴。路过的官员和信使，长途的骑马，短途的骑驴，够用即可。海瑞借恢复祖宗之法，简化问题，减轻州县负担。
中策是制订对过境官员的接待标准。凭证入住驿站，一切按规矩来，否则恕不接待。
下策是接待过境官员不搞迎送仪式，管好必要的吃住即可。
海瑞的建议，核心精神就是节约开支。然而，这三个方案都冲击了官僚集团“公物私用”的便利，而被长期束之高阁。
万历初年，首辅张居正在海瑞建议的基础上，对驿站体系进行了外科手术式的改革。他首先从限制特权入手，下令禁止非公滥用，禁止加派人手，禁止多吃多占，禁止摊派私费等。驿站的额外负担大幅减轻，送信效率显著提高，经费开支压缩了1/3，在一定时期内实现了“清驿递以恤民劳”，“小民欢呼歌诵”。
遗憾的是，张居正改革只推行了10年，便在他去世后被废止。保守派借口“裁削过当”、“累民贫民”，呼吁“宽驿站之禁”。禁令解除了，开支浩大的问题依旧困扰着各地的驿站。
“包二奶”引发的闹剧
天启年间，宦官魏忠贤专权，官场黑暗，朝政日非。
监察御史毛羽健为人正直，弹劾奸臣，得罪了魏忠贤，不仅丢官，还被除籍（开除公职）。他非常泄气，灰溜溜地回了老家。
几年后，天启驾崩，崇祯继位。魏忠贤倒台，原先被魏忠贤打击陷害的官员纷纷重出江湖，毛羽健也不例外。他复任监察御史，得意洋洋地从老家回到京城。或许是自我感觉太好，他趁糟糠之妻不在身边之机，包养了一个年轻女子，出双入对，如胶似漆。
突然有一天，糟糠之妻找上门来，对“二奶”拳打脚踢。毛羽健自知理亏，跪了一天一夜，祈求老婆大人高抬贵手。
挨过这一关，毛羽健躺在床上辗转反侧，总也想不明白：老婆怎会知道我在京城包了“二奶”，又靠什么从湖北老家迅速赶到千里之外的京城呢？显然，唯有驿站能帮她。红颜美事被毁，都怪驿站！毛羽健恨得咬牙切齿，决心奏请裁撤驿站。
毛羽健把驿站狠批了一通：“兵部勘合有发出，无缴入。士绅递相假，一纸洗补数四。差役之威如虎，小民之命如丝。”话说得在理，但崇祯还是不敢说裁就裁。毛羽健的奏疏算是白写了。
正巧，毛羽健有亲戚叫刘懋，在刑部当官，觉得毛羽健的建议有道理，便也奏请朝廷裁撤驿站，说裁掉的驿站可以省出100万两银子，足以弥补军费亏空，保障对后金战争所需。
这话说到了崇祯的心坎上。关外后金崛起，被崇祯视为心腹之患。然而万历以来，由于朝廷连年征战，花销巨大，财政吃紧，加上气候异常，灾害频发，粮食减产，时有饥荒，加剧了财政经济状况的恶化。任何一个可以省钱的主意，都会被视为救命稻草。
对于崇祯来说，解决财政困难，最简便易行的办法就是在自家一亩三分地做打算，裁掉吃皇粮的冗员和机构。既然裁撤驿站不仅能缓解钱荒，还能根治自身积弊，还等什么？那就裁吧！决策层对驿站改革的着力点，就从银子转向了人员。
崇祯的驿站裁员，究竟是怎么做的呢？
裁撤驿站逼反李自成
崇祯上台的头一年，就找出万历钦定的《给驿条例》，按照“俱裁十分之六”的标准进行修订。于是，原先51条的条例被压缩到12条，官员在驿站享受的特权和待遇大幅缩水。
崇祯颁布的新条例规定，只有三品以上京官才有资格使用驿站，四品以下跟驿站绝缘。虽充满了“官本位”色彩，但毕竟三品以上京官人数较少，如能实施，驿站的负担将大为减轻。即便如此，崇祯还觉得“裁酌尚滥”，要求继续删改。主管大臣只好哭丧着脸说，已经删到超出“俱裁十分之六”的标准了，再删下去，还不如把条例废了。崇祯这才作罢，将新条例签字认可，颁行全国。 有时候，矫枉过正不见得是好事，用力过猛会适得其反。有官员认为，“驿道之设，贫民不得自食者赖之，裁之太过，将铤而走险”。可崇祯根本听不进这些提醒，他的如意算盘是：“苏驿递，足国用”。
理想很丰满，现实很骨感。过度“裁驿”省下来的银子，全都变成了军费。老百姓没有感受到改革红利，负担依旧。反倒是许多驿夫、驿卒甚至驿官供职数十年的驿站被撤，让他们丢了饭碗，只剩三条出路：要么坐地等死，要么逃亡异地，要么揭竿造反。
陕西米脂人李自成就是个驿卒。他当过兵，退伍后托关系进入银川驿站，做起了这份薪水不高但旱涝保收的工作。有时承接迎来送往，还能吃点回扣，默默无闻，过得不差。
正是毛羽健和刘懋的奏请，改变了李自成的命运。崇祯元年（1628年），朝廷宣布裁撤驿站。同年，李自成工作失误，丢了公文，上级以此为借口，把他裁了。
铁饭碗没了，李自成只好回老家谋生。更麻烦的是，他还欠了一屁股债。被债主艾诏告到了米脂县衙。知县直接把他“械而游于市”。李自成命大，被亲戚保释，捡了一条命。
出狱后，李自成认为自己身上的一切倒霉事都是艾诏惹的，就把他杀了。不久，李自成发现老婆跟人通奸，又把老婆杀了。两桩命案，震惊全县，倘若落网，定死无疑。李自成只好离开米脂。
崇祯二年（1629年）二月，李自成到甘肃甘州（今张掖市甘州区）投军，很快提拔为把总。军队行至榆中（今兰州榆中县），由于欠发饷银，他就发动兵变，杀死参将和知县，揭竿造反。一年后，李自成投靠了农民军里实力最强的“闯王”高迎祥。又过了6年，高迎祥阵亡，李自成被推为新的“闯王”，率军席卷中原。崇祯十七年（1644年），李自成攻陷北京，埋葬了明王朝。
至于毛羽健，并没有因奏请裁撤驿站而得宠升官。不久，名将袁崇焕被诬陷处死，毛羽健替他求情，被视同党羽，再次丢官，郁郁而终。
有人说，如果不包二奶，或者没被捉奸，毛羽健或许没必要提议裁撤驿站，也就不会抢走李自成的饭碗，逼他造反。有人说，即便李自成不反，也会有别的失业驿卒造反。正如左都御史唐世济所说，“流寇有四，一乱民，一驿卒，一饥黎，一难民”。
当李自成步入承天门，享受胜利的欢呼之时，他一定想不到，逼他造反的，竟是一位七品监察御史包二奶惹的祸。历史上的“官逼民反”，并非全因官府刻意攫取百姓利益，有时还是看似正义的改革，因政策失误而办砸，损害了百姓利益。官府也许很无辜，但受伤的总是老百姓。
（作者为历史学博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