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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已经成为过去，我希望中国和印尼两国人民世代友好下去。
司徒眉生
司徒眉生
祖籍广东开平，1928年生於印尼。曾任印尼前总统苏加诺的私人秘书、私人助理，为中国顺利出席万隆亚非会议和恢复中国在联合国的席位做出了重要贡献。1965年到澳门，後创办朝晖置业有限公司並任董事长。一直以来，致力於中国和印尼的友好交往，被誉为两国“民间外交家”。现任澳门多个社团名誉会长。
Szetu Mei Sen,
Born in Indonesia in 1928 and his ancestral home is Kaiping of Guangdong province. He has once serves as the private secretary and assistant of Soekarno, the former president of Indonesia, contributing a lot to the China’s success in attending the Asia & Africa Conference in Bandung and resuming seat in the UN. In 1965, he established Sunny Property Limited and acted as the president. He has been devoting to the friendly association of China and Indonesia for a long time, and be honored as “ Non-Government Diplomat” of these two countries and currently serves as the honorary chairman of several Societies in Macao.
2005年4月24日，印尼的万隆市成为世界瞩目的焦点。
中国国家主席胡锦涛、尼日利亚总统奥巴乔桑、印度总理辛格、南非总统姆贝基等来自亚非106个国家的元首、政府首脑和联合国秘书长安南等世界政要齐聚万隆，共同出席了纪念万隆亚非会议召开50周年大会。“万隆会议”以其对亚非两大洲乃至世界深远而重大的影响，成为永载史册的一次重大历史事件。
在出席会议的政要名人中，有两位印尼政府特邀的当年为召开万隆会议做出过贡献的嘉宾，一位是当时任印尼外交部秘书长及万隆会议秘书长而後任外交部长的鲁斯兰；另一位是在中国和印尼都从未担任过任何官职、加入过任何政党的华人。他就是印尼前总统苏加诺的私人助理、澳门朝晖置业有限公司董事长司徒眉生先生。一位被鲁斯兰称为“参与创造历史的人”，一位终生致力於中国与印尼友好交往事业的“民间外交家”，一位有着传奇人生经历的人。
翻开尘封的历史，我们才能发现经历了从炫目归於平静的司徒眉生先生身上的那份厚重；聆听他生活中的点点滴滴，我们才能知道一个平凡而又卓越的人身上闪耀的光彩。
写作司徒眉生先生事迹之时，恰逢中国“神舟六号”飞船结束太空之旅安全返回之际，表面看这似乎是两件互不关联的事情，但就历史而言，我们觉得，这又都是该永载史册的事情。
华彩乐章：他在不经意间参与了创造历史
司徒眉生1928年生於印尼，並长期在印尼生活。父亲司徒赞早年移居印尼从事教育工作，是印尼著名的华人教育家。在那个战火纷飞的年代，侨居海外的华人生存环境极其恶劣，战乱让人们的生活一直处於动荡之中。司徒眉生一家也没能幸免，他不仅中断了学业，而且还在进行地下抗日活动中被捕入狱，那一年他只有14岁。
即便在这种战乱的年代，司徒眉生也没有停止对知识的渴求。出狱後，他不但跟着一些中文教师学习中国古代文学和现代文学，还积极参加印尼语学习班，学习规范的印尼语言，为今後的事业，为创造人生的奇蹟打下了良好的基础。
日本投降後，随着中文学校的恢复，1947年司徒眉生又重新入学读高中。複杂动荡的时局，让青年的司徒眉生早早地成熟起来。他对国际时政特别关心，並显示出过人的政治眼光，他的时评文章不仅在当地中文报纸上发表，也因其出众的文采、独到的见解，而受到印尼华文报纸《天声日报》的重视。因此，1947年印尼政府在玛琅召开国民大会时，精通印尼语的司徒眉生便被《天声日报》作为实习记者派去採访，而此时的他还是一个高中生，这不能不说是一个奇蹟。
机缘巧合的是，司徒眉生与苏加诺总统及其他政要同乘一辆火车。在这次行程中，司徒眉生不但与苏加诺相逢相识，还以其流利的印尼语和中文，以其独到的“亚洲世纪的来临”的政见，让苏加诺对他備加赏识。而他14岁就坐牢的经历，更让苏加诺总统感叹“你坐牢时的年龄比我坐牢时还小”。这许多的共同点，让苏加诺对年轻的司徒眉生一见倾情。这次邂逅让俩人结下了不解之缘，也拉开了司徒眉生传奇人生的序幕。
1949年司徒眉生高中毕业後，被《天声日报》聘为正式记者，这也使他有机会更多地了解苏加诺总统。而苏加诺总统基於亚洲团结以抗衡殖民帝国主义的理念，基於必须和亚洲最大的国家——中国接近的信念，更是把他当作一个难得的人才有意加以培养。因此，遇到与中国相关的外交事务总是让司徒眉生到现场协助翻译，並要他每天早上7时到总统府陪自己散步交流，激励他多学习，增长知识。司徒眉生在苏加诺总统的培养下，不但成了印尼出名的华文记者，而且各方面的知识也有了突飞猛进的增长。
机遇总是垂青於那些有准备的人。司徒眉生胼手胝足地磨励自己，已成为一隻振翅欲飞的鲲鹏，只待时机成熟便会在九天高空自由翱翔。而1954年的万隆亚非会议便为他展示个人才智提供了一个绝佳舞台。
新中国成立之初，世界上仅有少数国家与中国建立了外交关係，许多亚洲国家还深受西方的影响，对共产主义中国的崛起並不理解，普遍抱着怀疑、观望甚至敌视的态度。因此，对於是否邀请中国参加亚非会议，五个发起国的意见並不一致。这对当时的会议组织者和参与者来说是一个两难的选择：如果不邀请亚洲最大的中国参加，亚非会议就不是一次真正意义上的亚非会议，中国的缺席也会导致另外一些友好国家拒绝出席；而如果中国参加，因一些国家对中国的怀疑、误解，会不会导致大会流产，即使举行了会不会不欢而散。
在当时的国际形势下，作为第一批与中国建交的东道国印尼的总统苏加诺，为了让中国成功出席这次亚非会议，使万隆会议开成一个成功的发展中国家独立外交的会议，决定将此前五国总理会议在茂物的会议内容透露给中国，让中国了解哪国反对，为何反对，希望中国有备而来。但出於安全考虑，如果通过外交途径透露消息，容易造成不必要的误会招致其他四国的不满，而利用民间渠道“无意”中洩露则是一种最佳选择。司徒眉生便是在这“无意”之中充当了向中方传递信息的“民间大使”。因为他是和总统亲近的新闻记者，可以说他是消息灵通人士。
当时依然任《新报》记者的司徒眉生除了与苏加诺总统关係密切外，还与前印尼外交部秘书长兼亚非会议筹备组秘书长鲁斯兰是好朋友，天性喜欢交往的他也和中国驻印尼使馆的袁庚等多位领事相处融洽，时有来往。
执行任务前，鲁斯兰将茂物会议的记录拿给司徒眉生，让他多看几遍，熟记相关内容，还将会议记录外的有关内容讲给他听。领命後，司徒多次若无其事地来到中国使馆，与朋友们闲聊感兴趣的话题。这位深得苏加诺总统信任的新闻记者的话题，引起了中方人员的注意。时任中国驻印尼大使黄镇也很快约司徒见面，跟他作了一番交谈。茂物会议的分歧，就在这样的闲聊中被巧妙地传递给了中方。
正是司徒眉生在“无意中”传递的信息某种程度上促成了中国代表团的有备而来，进而有了周恩来总理在亚非会议上的精彩表现。周恩来总理第一次步入国际舞台就赢得了满堂彩，为自己和新中国赢得了极高的声誉，充分展现了他宽容大度的政治家风范和求同存異的外交理念，展示了中国作为一个政治和外交大国的风采。
司徒眉生通过自己的穿针引线，不但促成了中国出席並以精彩的表现成功推动了亚非会议的召开，而且在筹备亚非会议的组织工作中，他还积极协助会议秘书长鲁斯兰通过向当地华人华侨借用别墅，解决了万隆市没有足够的酒店接待与会国家元首的问题。也正是他为万隆会议的成功召开发挥了微妙而不可替代的重要贡献，因此，鲁斯兰才称他为“参与创造历史的人”。
对於司徒眉生为中国成功参加亚非会议所做出的贡献，中国国家领导人也不曾忘记。1956年9月30日，当司徒眉生以苏加诺总统私人秘书的身份作为其访华先遣组成员到达北京时，周恩来总理亲自向毛泽东主席介绍司徒眉生说：“这是我们在印尼认识的朋友，去年开亚非会议的时候，给了我们很多帮助啊。”而在随後的欢迎宴会後，毛主席还一次将三幅草书大字“毛泽东”题赠司徒眉生，这是毛主席平生少有的举动。在这次纪念亚非会议召开50周年大会上，不但中共中央书记处书记、中共中央办公厅主任王刚和外长李肇星称他为有功人士，国家主席胡锦涛也与他握手合影。
一个人的一生中如果能够亲眼见证一次重大历史事件已是不易，而如果能够亲自参与到其中则是幸运的，如果能够参与到一件历史事件的创造中更是一种可遇不可求的机遇。而司徒眉生不仅参与了亚非会议这个重大历史事件的创造，而且还参与到了恢复中国在联合国的合法席位问题这个重大的历史事件当中。一个人参与两件重大历史事件的创造，这对一个无官无职的人来说简直就是创造了一个奇蹟。
还必须说明一点的就是，此时的司徒眉生不仅没有一官半职，还因为曾是苏加诺总统的私人助理被印尼苏哈托军人政府追捕而逃亡到澳门居住了6年之久。也正是在这种背景下，能够再次参与到创造历史的事件中，就更显得弥足珍贵。
1971年，印尼外长马利克即将当选为联合国大会轮值主席，他同时也是司徒眉生多年的老朋友。当时的形势是:美国虽然赞成中国加入，但却要保留台湾的席位，而阿尔巴尼亚等国则要求驱逐台湾。当时的印尼政府是赞成美国的提案，而马利克本人一贯对中国及一个中国的政策持积极态度，所以在出任联大主席之前就感到十分矛盾了。
1971年4月22日，马利克通过印尼驻香港总领事约司徒眉生到香港並表示，他将担任本届联合国大会主席，想在任内有一点作为。今年大会面临的最大问题就是中国恢复联合国席位问题，希望司徒眉生帮助了解中国的态度。司徒眉生说:“你如果是作为联大主席，就要超越印尼外长的身份。联大主席一年由一个国家的代表担任，如果在你任期内，中国能够恢复合法席位，这是世界的福音，你要抓紧机遇好自为之，这样你就会留名史册啊！”
正是司徒眉生的一番话坚定了马利克内心的想法，也才有了後来他充分利用大会的章程、议事规则和主席的权限，接受一些会员国的要求，对所有的动议都採取唱名表决的办法，使得原先美国拉拢过的一些国家，这时就改变了态度。而且，马利克主席又裁定美国的有关修正动议不被接受，使美日代表团要保住台湾的招数失败。马利克违反了总统给印尼代表团的训令，坚持作为大会主席的超然立场。结果，恢复中华人民共和国席位的提案，以压倒性多数获得大会通过！
後来，毛泽东主席曾说过，我们在联合国打了一个大胜仗，这个胜仗主要是我们的外国朋友帮我们打的。周恩来总理也曾说:“不要忘记一槌定音的马利克先生。”如果说马利克为中国加入联合国立下了功勋的话，那麽司徒眉生无疑就是英雄背後的英雄。
如今穿过历史的云烟，当一切都归於平静後，当人们再次回顾二十世纪中期中国在国际政治舞台的两件大事时，才发现都与司徒眉生有着如此密切的联繫。因此，也有人称他为这两件大事的功臣。而他总是坚持认为自己不是功臣，只是自己遇上了这种历史机遇，才能够做一点事。他说假如有比自己更强的人遇上的话,可能会做的更好。
但一切都没有假如，历史就是历史，谁也不可能改写。而这就是司徒眉生，一位经历了数十年世事变幻、人生大起大落的智者，对人生和名利的通达所持的超然态度。
主题篇章：
全力做一个中国和印尼友好往来的“民间外交家”
作为一个生於印尼、长於印尼的华人，司徒眉生始终把自己当成这个美丽的“千岛之国”的一份子，並把他作为自己终身热爱的国家；而作为一个血液里流淌着中华血统的华人华侨，他也深深地爱着自己的祖国。这两个国家对於他都是那样亲，那样重，这种复杂的情感在他心里糅合在一起就成了一种信念，那就是：让中国和印尼两个国家和人民世代友好下去。为了这个信念，他为之奋斗了一生，即便是在极端艰苦的条件下，也矢志不渝。
从被苏加诺总统邀作身边最亲密的私人秘书开始，司徒眉生便开始了为中国与印尼的友好交往的全力付出。且不说他为促进中国参加万隆亚非会议所做的贡献，就是在万隆亚非会议後，直到1965年印尼发生军事政变不得不逃亡澳门的这段时间，他一直都活跃在中国和印尼友好交往的最前线。
亚非会议後，中国国家领导人周恩来、刘少奇、宋庆龄等访问印尼时，他不但全程陪同，负责翻译工作，甚至在某些场合被苏加诺总统委派为全权代表陪同刘少奇主席参观访问，这在世界外交史上也是极其罕见的。而在苏加诺总统的数次访华之行中，司徒眉生不但都被其指定为随身翻译，甚至到了司徒眉生不到场他不开口演讲的地步。後来，当苏加诺总统健康出现问题时，他又通过前总统侍从医生胡永良向苏加诺总统建议利用中医治疗，並参与从中穿针引线，由中国政府派出了中医专家组到印尼为苏加诺总统治病。为便於协调，他更被任命为改组後的印尼共和国总统保健小组秘书。中医专家组在印尼期间，还积极为印尼一些政府官员和知名人士进行诊治，使许多人爱上了被他们称为“中国咖啡”的中医药治疗，使祖国的中医文化得以在印尼传播，扩大了中医药学在印尼的影响。
即便是在印尼军事政变後，在逃亡澳门的日子里，在随时都会被追捕的艰苦环境下，他也始终没有忘记为中国和印尼的友好交往出力。虽然苏哈托政权开始採取了反华排华的政策，但司徒眉生坚信中国和印尼人民的友好交往一定会继续，並经常与来自印尼的官员和朋友互通信息，他甚至在印尼闹粮荒需要进口粮食的时候，还和印尼的朋友一起在中国与印尼间秘密进行大米的转口贸易。特别具有传奇色彩的是，1981年台湾“行政院长”访问印尼，中国对此反应强烈，苏哈托为了向中国解释意图，邀请司徒眉生回印尼，並委托他向中国传话的故事。
由於苏哈托政权的追捕，司徒眉生被迫离开印尼逃亡到澳门达16年，此时回去吉凶未卜，亲朋好友都劝他不要前往。但为了促进中国和印尼恢复正常的外交关係，司徒眉生毅然置个人安危於不顾，冒险前往。出人意料的是，苏哈托热情接待了他，並郑重地对他说：“你见到中方官员，可以转告他们：台湾官员只是一次私人性质的访问，印尼仍然坚持‘一个中国’的原则。中、印尼的外交关係不可能短期恢复，但希望先从外贸关係开始。”就这样，司徒眉生不计前嫌，抛弃了个人的恩恩怨怨，又一次充当起了“民间外交家”，到北京找到过去的朋友，传达了苏哈托的解释，为恢复中国和印尼的正式外交做出了努力。
中国与印尼邦交正常化以後，特别是苏加诺总统的女儿梅加瓦蒂当选印尼总统後，司徒眉生更是冲在了中国与印尼经济贸易及文化交往的第一线。他在梅加瓦蒂总统和印尼政府部门的隻持下，不但牵针引线把中国有名的中药企业“胡庆馀堂”和“同仁堂”的分号开到了印尼，随後又与印尼科学院、中国中医研究院和浙江大学等机构一起，在印尼筹划召开了中国与印尼天然药物研究开发研讨会。这引起了梅加瓦蒂总统的重视，她亲自下令把研讨会的开幕式移到总统府国家宫举行，並且做了重要讲话。会上签订了印尼当地药用植物研究开发的合作协议。
在促进中、印尼两国友好交往的过程中，司徒眉生不是一个狭隘的民族主义者，而是始终以一个政治家的远见为推动印尼经济发展和如何更好地在海外传承中华文化而努力。由於历史的原因，加之居住在印尼的华人华侨具有中华民族吃苦耐劳、聪明能幹的优良传统，所以华人华侨所拥有的财富佔了印尼经济很大成份，许多华人更是成为印尼当地的富豪巨贾。生於斯长於斯的1000多万印尼华人都是受惠於印尼丰富的资源、众多的人口哺育成长起来的，如今他们究竟该像中国传统那样“落叶归根”，还是应该“落地生根”？对此他有着很深的思考，他常用周恩来总理在签订《中国和印尼关於双重国籍问题的条约》之後，对广大华人华侨所讲的一句肺腑之言 “选择了印尼国籍成为印尼公民的华人，必须为了长期生存发展的目的，抛开历史的思想和感情的包袱，融入所在国的主流社会”，来劝周围的华人朋友要在回报祖国的同时，更要投资回报印尼，只有这样才能在印尼生根开花，才能进一步推动中华文化在印尼的发扬，才能有利於促进中、印尼两国的长期的往来。在一次偶然的机会中，一名印尼华文报社的记者听了他的见解後，把这种思想在报纸上登了出来，立即得到了当地华界社会的响应，纷纷向印尼一些災区捐款捐物、投资建设，推动了当地的经济发展。为此，梅加瓦蒂总统还在一个特别的场合，专门对华人社会所作的贡献表示感谢。
如今，随着中国和印尼的战略合作伙伴协议的签署，中国和印尼关係走向了一个新的时期，印尼对华人的一些不公平政策已逐步取消，中华传统文化正在印尼不断传播，並已逐步融入到印尼主流社会当中。2002年，梅加瓦蒂总统更是颁令把华人的春节定为全国的公共假日，让广大华人欢欣鼓舞。看到中国和印尼的友好交往正取得越来越多的成绩，已78岁高龄的司徒眉生備感鼓舞，他在致力於中国和印尼友好交往的道路上跑得更欢了。
题外话：流淌在血液里的中华魂、家乡情
也许是出生於教育世家的缘故，司徒眉生及其兄弟姐妹从小便受到被誉为“生死不渝的爱国者”的父亲司徒赞的教导和影响，对祖国和家乡始终怀有深深的眷恋之情，这种对祖国和家乡的深厚感情已浓浓地融入了他的血脈之中。
1956年，司徒眉生应邀回乡，在当时的县政府门前，他得知前面雾霭林深处是三埠中的荻海埠。回到印尼後，在为随後出生的三个儿子起名时，他就分别取名荻海、荻峰、荻林，以此缅怀遥远的家乡。仅从为子命名这一件小事，他对家乡的热爱之情便可见一斑。
到澳门生活居住後，他对家乡的经济建设和社会发展更为关注，对这片自己生命之源的地方了倾注满腔热情。他先後捐助开平教伦中学教学基金、司徒氏图书馆、五邑大学司徒赞楼等项目，並投资兴建国际金融大厦，为开平涤纶厂的创办积极奉献。上世纪80年代末，司徒眉生还和兄弟一起，捐款100万元港币在三埠祥龙建成了司徒赞纪念馆（即开平市科学馆办公楼）。他们还将父亲经年的藏书870多本全部捐赠给赤坎司徒氏图书馆，兄弟们也陆续捐赠图书，为家乡有志学子捐献精神食粮和爱心。
从小受父亲“多为祖国做贡献，少给祖国添麻烦”的爱国思想的影响，司徒眉生总是在祖国需要的时候尽力为祖国做着贡献，而当个人有了麻烦的时候，他又尽量不给祖国增添负担。1965年，当司徒眉生被印尼政府追捕，被迫逃亡期间，由於他为中国参加亚非会议和中国、印尼的友好交往所作出的巨大贡献，中国政府对他和他的全家都很关注。中国政府明确告诉他，可以安置在北京生活。但司徒眉生一方面觉得这样更加使自己的身份向印尼政府说不清、道不明，落人口实；另一方面更觉得这样会给中国政府和当时已处於“文化大革命”中的中国政府领导人增添麻烦，於是最终决定移居澳门。身处危难之中，仍然想的是朋友、国家和祖国，这就是司徒眉生感人的人生态度。
身居澳门一隅，司徒眉生的心始终关注着祖国的发展，与祖国和人民心连心。2003年“非典”期间，司徒眉生对发生在祖国首都的疫情十分关心，他还专门致电北京市政府，向全体医护人员表示慰问。
在澳门期间，他创办了朝晖置业有限公司，並取得了商业上的成功，他也逐步融入到澳门社会之中。随後，他又积极参与到澳门的诸多社团之中，並担任了多个社团的顾问、永远会长、永远名誉会长等职，为实现澳门“一国两制”、“澳人治澳”继续奉献着。
如今，已年近80岁的司徒眉生的生活已从大起大伏归於平淡，他所创办的公司也已交给儿子打理，过起了含饴弄孙、自称专任孙子中文补习教师的退休生活。但我们却始终能强烈感觉到他平静闲适的神态下，依然燃烧着的是一把追求中国和印尼长期友好的信念之火，依然肩负着的是一个老华侨对传承中华传统文化的强烈责任感。
司徒眉生
司徒眉生
祖籍广东开平，1928年生於印尼。曾任印尼前总统苏加诺的私人秘书、私人助理，为中国顺利出席万隆亚非会议和恢复中国在联合国的席位做出了重要贡献。1965年到澳门，後创办朝晖置业有限公司並任董事长。一直以来，致力於中国和印尼的友好交往，被誉为两国“民间外交家”。现任澳门多个社团名誉会长。
Szetu Mei Sen,
Born in Indonesia in 1928 and his ancestral home is Kaiping of Guangdong province. He has once serves as the private secretary and assistant of Soekarno, the former president of Indonesia, contributing a lot to the China’s success in attending the Asia & Africa Conference in Bandung and resuming seat in the UN. In 1965, he established Sunny Property Limited and acted as the president. He has been devoting to the friendly association of China and Indonesia for a long time, and be honored as “ Non-Government Diplomat” of these two countries and currently serves as the honorary chairman of several Societies in Macao.
2005年4月24日，印尼的万隆市成为世界瞩目的焦点。
中国国家主席胡锦涛、尼日利亚总统奥巴乔桑、印度总理辛格、南非总统姆贝基等来自亚非106个国家的元首、政府首脑和联合国秘书长安南等世界政要齐聚万隆，共同出席了纪念万隆亚非会议召开50周年大会。“万隆会议”以其对亚非两大洲乃至世界深远而重大的影响，成为永载史册的一次重大历史事件。
在出席会议的政要名人中，有两位印尼政府特邀的当年为召开万隆会议做出过贡献的嘉宾，一位是当时任印尼外交部秘书长及万隆会议秘书长而後任外交部长的鲁斯兰；另一位是在中国和印尼都从未担任过任何官职、加入过任何政党的华人。他就是印尼前总统苏加诺的私人助理、澳门朝晖置业有限公司董事长司徒眉生先生。一位被鲁斯兰称为“参与创造历史的人”，一位终生致力於中国与印尼友好交往事业的“民间外交家”，一位有着传奇人生经历的人。
翻开尘封的历史，我们才能发现经历了从炫目归於平静的司徒眉生先生身上的那份厚重；聆听他生活中的点点滴滴，我们才能知道一个平凡而又卓越的人身上闪耀的光彩。
写作司徒眉生先生事迹之时，恰逢中国“神舟六号”飞船结束太空之旅安全返回之际，表面看这似乎是两件互不关联的事情，但就历史而言，我们觉得，这又都是该永载史册的事情。
华彩乐章：他在不经意间参与了创造历史
司徒眉生1928年生於印尼，並长期在印尼生活。父亲司徒赞早年移居印尼从事教育工作，是印尼著名的华人教育家。在那个战火纷飞的年代，侨居海外的华人生存环境极其恶劣，战乱让人们的生活一直处於动荡之中。司徒眉生一家也没能幸免，他不仅中断了学业，而且还在进行地下抗日活动中被捕入狱，那一年他只有14岁。
即便在这种战乱的年代，司徒眉生也没有停止对知识的渴求。出狱後，他不但跟着一些中文教师学习中国古代文学和现代文学，还积极参加印尼语学习班，学习规范的印尼语言，为今後的事业，为创造人生的奇蹟打下了良好的基础。
日本投降後，随着中文学校的恢复，1947年司徒眉生又重新入学读高中。複杂动荡的时局，让青年的司徒眉生早早地成熟起来。他对国际时政特别关心，並显示出过人的政治眼光，他的时评文章不仅在当地中文报纸上发表，也因其出众的文采、独到的见解，而受到印尼华文报纸《天声日报》的重视。因此，1947年印尼政府在玛琅召开国民大会时，精通印尼语的司徒眉生便被《天声日报》作为实习记者派去採访，而此时的他还是一个高中生，这不能不说是一个奇蹟。
机缘巧合的是，司徒眉生与苏加诺总统及其他政要同乘一辆火车。在这次行程中，司徒眉生不但与苏加诺相逢相识，还以其流利的印尼语和中文，以其独到的“亚洲世纪的来临”的政见，让苏加诺对他備加赏识。而他14岁就坐牢的经历，更让苏加诺总统感叹“你坐牢时的年龄比我坐牢时还小”。这许多的共同点，让苏加诺对年轻的司徒眉生一见倾情。这次邂逅让俩人结下了不解之缘，也拉开了司徒眉生传奇人生的序幕。
1949年司徒眉生高中毕业後，被《天声日报》聘为正式记者，这也使他有机会更多地了解苏加诺总统。而苏加诺总统基於亚洲团结以抗衡殖民帝国主义的理念，基於必须和亚洲最大的国家——中国接近的信念，更是把他当作一个难得的人才有意加以培养。因此，遇到与中国相关的外交事务总是让司徒眉生到现场协助翻译，並要他每天早上7时到总统府陪自己散步交流，激励他多学习，增长知识。司徒眉生在苏加诺总统的培养下，不但成了印尼出名的华文记者，而且各方面的知识也有了突飞猛进的增长。
机遇总是垂青於那些有准备的人。司徒眉生胼手胝足地磨励自己，已成为一隻振翅欲飞的鲲鹏，只待时机成熟便会在九天高空自由翱翔。而1954年的万隆亚非会议便为他展示个人才智提供了一个绝佳舞台。
新中国成立之初，世界上仅有少数国家与中国建立了外交关係，许多亚洲国家还深受西方的影响，对共产主义中国的崛起並不理解，普遍抱着怀疑、观望甚至敌视的态度。因此，对於是否邀请中国参加亚非会议，五个发起国的意见並不一致。这对当时的会议组织者和参与者来说是一个两难的选择：如果不邀请亚洲最大的中国参加，亚非会议就不是一次真正意义上的亚非会议，中国的缺席也会导致另外一些友好国家拒绝出席；而如果中国参加，因一些国家对中国的怀疑、误解，会不会导致大会流产，即使举行了会不会不欢而散。
在当时的国际形势下，作为第一批与中国建交的东道国印尼的总统苏加诺，为了让中国成功出席这次亚非会议，使万隆会议开成一个成功的发展中国家独立外交的会议，决定将此前五国总理会议在茂物的会议内容透露给中国，让中国了解哪国反对，为何反对，希望中国有备而来。但出於安全考虑，如果通过外交途径透露消息，容易造成不必要的误会招致其他四国的不满，而利用民间渠道“无意”中洩露则是一种最佳选择。司徒眉生便是在这“无意”之中充当了向中方传递信息的“民间大使”。因为他是和总统亲近的新闻记者，可以说他是消息灵通人士。
当时依然任《新报》记者的司徒眉生除了与苏加诺总统关係密切外，还与前印尼外交部秘书长兼亚非会议筹备组秘书长鲁斯兰是好朋友，天性喜欢交往的他也和中国驻印尼使馆的袁庚等多位领事相处融洽，时有来往。
执行任务前，鲁斯兰将茂物会议的记录拿给司徒眉生，让他多看几遍，熟记相关内容，还将会议记录外的有关内容讲给他听。领命後，司徒多次若无其事地来到中国使馆，与朋友们闲聊感兴趣的话题。这位深得苏加诺总统信任的新闻记者的话题，引起了中方人员的注意。时任中国驻印尼大使黄镇也很快约司徒见面，跟他作了一番交谈。茂物会议的分歧，就在这样的闲聊中被巧妙地传递给了中方。
正是司徒眉生在“无意中”传递的信息某种程度上促成了中国代表团的有备而来，进而有了周恩来总理在亚非会议上的精彩表现。周恩来总理第一次步入国际舞台就赢得了满堂彩，为自己和新中国赢得了极高的声誉，充分展现了他宽容大度的政治家风范和求同存異的外交理念，展示了中国作为一个政治和外交大国的风采。
司徒眉生通过自己的穿针引线，不但促成了中国出席並以精彩的表现成功推动了亚非会议的召开，而且在筹备亚非会议的组织工作中，他还积极协助会议秘书长鲁斯兰通过向当地华人华侨借用别墅，解决了万隆市没有足够的酒店接待与会国家元首的问题。也正是他为万隆会议的成功召开发挥了微妙而不可替代的重要贡献，因此，鲁斯兰才称他为“参与创造历史的人”。
对於司徒眉生为中国成功参加亚非会议所做出的贡献，中国国家领导人也不曾忘记。1956年9月30日，当司徒眉生以苏加诺总统私人秘书的身份作为其访华先遣组成员到达北京时，周恩来总理亲自向毛泽东主席介绍司徒眉生说：“这是我们在印尼认识的朋友，去年开亚非会议的时候，给了我们很多帮助啊。”而在随後的欢迎宴会後，毛主席还一次将三幅草书大字“毛泽东”题赠司徒眉生，这是毛主席平生少有的举动。在这次纪念亚非会议召开50周年大会上，不但中共中央书记处书记、中共中央办公厅主任王刚和外长李肇星称他为有功人士，国家主席胡锦涛也与他握手合影。
一个人的一生中如果能够亲眼见证一次重大历史事件已是不易，而如果能够亲自参与到其中则是幸运的，如果能够参与到一件历史事件的创造中更是一种可遇不可求的机遇。而司徒眉生不仅参与了亚非会议这个重大历史事件的创造，而且还参与到了恢复中国在联合国的合法席位问题这个重大的历史事件当中。一个人参与两件重大历史事件的创造，这对一个无官无职的人来说简直就是创造了一个奇蹟。
还必须说明一点的就是，此时的司徒眉生不仅没有一官半职，还因为曾是苏加诺总统的私人助理被印尼苏哈托军人政府追捕而逃亡到澳门居住了6年之久。也正是在这种背景下，能够再次参与到创造历史的事件中，就更显得弥足珍贵。
1971年，印尼外长马利克即将当选为联合国大会轮值主席，他同时也是司徒眉生多年的老朋友。当时的形势是:美国虽然赞成中国加入，但却要保留台湾的席位，而阿尔巴尼亚等国则要求驱逐台湾。当时的印尼政府是赞成美国的提案，而马利克本人一贯对中国及一个中国的政策持积极态度，所以在出任联大主席之前就感到十分矛盾了。
1971年4月22日，马利克通过印尼驻香港总领事约司徒眉生到香港並表示，他将担任本届联合国大会主席，想在任内有一点作为。今年大会面临的最大问题就是中国恢复联合国席位问题，希望司徒眉生帮助了解中国的态度。司徒眉生说:“你如果是作为联大主席，就要超越印尼外长的身份。联大主席一年由一个国家的代表担任，如果在你任期内，中国能够恢复合法席位，这是世界的福音，你要抓紧机遇好自为之，这样你就会留名史册啊！”
正是司徒眉生的一番话坚定了马利克内心的想法，也才有了後来他充分利用大会的章程、议事规则和主席的权限，接受一些会员国的要求，对所有的动议都採取唱名表决的办法，使得原先美国拉拢过的一些国家，这时就改变了态度。而且，马利克主席又裁定美国的有关修正动议不被接受，使美日代表团要保住台湾的招数失败。马利克违反了总统给印尼代表团的训令，坚持作为大会主席的超然立场。结果，恢复中华人民共和国席位的提案，以压倒性多数获得大会通过！
後来，毛泽东主席曾说过，我们在联合国打了一个大胜仗，这个胜仗主要是我们的外国朋友帮我们打的。周恩来总理也曾说:“不要忘记一槌定音的马利克先生。”如果说马利克为中国加入联合国立下了功勋的话，那麽司徒眉生无疑就是英雄背後的英雄。
如今穿过历史的云烟，当一切都归於平静後，当人们再次回顾二十世纪中期中国在国际政治舞台的两件大事时，才发现都与司徒眉生有着如此密切的联繫。因此，也有人称他为这两件大事的功臣。而他总是坚持认为自己不是功臣，只是自己遇上了这种历史机遇，才能够做一点事。他说假如有比自己更强的人遇上的话,可能会做的更好。
但一切都没有假如，历史就是历史，谁也不可能改写。而这就是司徒眉生，一位经历了数十年世事变幻、人生大起大落的智者，对人生和名利的通达所持的超然态度。
主题篇章：
全力做一个中国和印尼友好往来的“民间外交家”
作为一个生於印尼、长於印尼的华人，司徒眉生始终把自己当成这个美丽的“千岛之国”的一份子，並把他作为自己终身热爱的国家；而作为一个血液里流淌着中华血统的华人华侨，他也深深地爱着自己的祖国。这两个国家对於他都是那样亲，那样重，这种复杂的情感在他心里糅合在一起就成了一种信念，那就是：让中国和印尼两个国家和人民世代友好下去。为了这个信念，他为之奋斗了一生，即便是在极端艰苦的条件下，也矢志不渝。
从被苏加诺总统邀作身边最亲密的私人秘书开始，司徒眉生便开始了为中国与印尼的友好交往的全力付出。且不说他为促进中国参加万隆亚非会议所做的贡献，就是在万隆亚非会议後，直到1965年印尼发生军事政变不得不逃亡澳门的这段时间，他一直都活跃在中国和印尼友好交往的最前线。
亚非会议後，中国国家领导人周恩来、刘少奇、宋庆龄等访问印尼时，他不但全程陪同，负责翻译工作，甚至在某些场合被苏加诺总统委派为全权代表陪同刘少奇主席参观访问，这在世界外交史上也是极其罕见的。而在苏加诺总统的数次访华之行中，司徒眉生不但都被其指定为随身翻译，甚至到了司徒眉生不到场他不开口演讲的地步。後来，当苏加诺总统健康出现问题时，他又通过前总统侍从医生胡永良向苏加诺总统建议利用中医治疗，並参与从中穿针引线，由中国政府派出了中医专家组到印尼为苏加诺总统治病。为便於协调，他更被任命为改组後的印尼共和国总统保健小组秘书。中医专家组在印尼期间，还积极为印尼一些政府官员和知名人士进行诊治，使许多人爱上了被他们称为“中国咖啡”的中医药治疗，使祖国的中医文化得以在印尼传播，扩大了中医药学在印尼的影响。
即便是在印尼军事政变後，在逃亡澳门的日子里，在随时都会被追捕的艰苦环境下，他也始终没有忘记为中国和印尼的友好交往出力。虽然苏哈托政权开始採取了反华排华的政策，但司徒眉生坚信中国和印尼人民的友好交往一定会继续，並经常与来自印尼的官员和朋友互通信息，他甚至在印尼闹粮荒需要进口粮食的时候，还和印尼的朋友一起在中国与印尼间秘密进行大米的转口贸易。特别具有传奇色彩的是，1981年台湾“行政院长”访问印尼，中国对此反应强烈，苏哈托为了向中国解释意图，邀请司徒眉生回印尼，並委托他向中国传话的故事。
由於苏哈托政权的追捕，司徒眉生被迫离开印尼逃亡到澳门达16年，此时回去吉凶未卜，亲朋好友都劝他不要前往。但为了促进中国和印尼恢复正常的外交关係，司徒眉生毅然置个人安危於不顾，冒险前往。出人意料的是，苏哈托热情接待了他，並郑重地对他说：“你见到中方官员，可以转告他们：台湾官员只是一次私人性质的访问，印尼仍然坚持‘一个中国’的原则。中、印尼的外交关係不可能短期恢复，但希望先从外贸关係开始。”就这样，司徒眉生不计前嫌，抛弃了个人的恩恩怨怨，又一次充当起了“民间外交家”，到北京找到过去的朋友，传达了苏哈托的解释，为恢复中国和印尼的正式外交做出了努力。
中国与印尼邦交正常化以後，特别是苏加诺总统的女儿梅加瓦蒂当选印尼总统後，司徒眉生更是冲在了中国与印尼经济贸易及文化交往的第一线。他在梅加瓦蒂总统和印尼政府部门的隻持下，不但牵针引线把中国有名的中药企业“胡庆馀堂”和“同仁堂”的分号开到了印尼，随後又与印尼科学院、中国中医研究院和浙江大学等机构一起，在印尼筹划召开了中国与印尼天然药物研究开发研讨会。这引起了梅加瓦蒂总统的重视，她亲自下令把研讨会的开幕式移到总统府国家宫举行，並且做了重要讲话。会上签订了印尼当地药用植物研究开发的合作协议。
在促进中、印尼两国友好交往的过程中，司徒眉生不是一个狭隘的民族主义者，而是始终以一个政治家的远见为推动印尼经济发展和如何更好地在海外传承中华文化而努力。由於历史的原因，加之居住在印尼的华人华侨具有中华民族吃苦耐劳、聪明能幹的优良传统，所以华人华侨所拥有的财富佔了印尼经济很大成份，许多华人更是成为印尼当地的富豪巨贾。生於斯长於斯的1000多万印尼华人都是受惠於印尼丰富的资源、众多的人口哺育成长起来的，如今他们究竟该像中国传统那样“落叶归根”，还是应该“落地生根”？对此他有着很深的思考，他常用周恩来总理在签订《中国和印尼关於双重国籍问题的条约》之後，对广大华人华侨所讲的一句肺腑之言 “选择了印尼国籍成为印尼公民的华人，必须为了长期生存发展的目的，抛开历史的思想和感情的包袱，融入所在国的主流社会”，来劝周围的华人朋友要在回报祖国的同时，更要投资回报印尼，只有这样才能在印尼生根开花，才能进一步推动中华文化在印尼的发扬，才能有利於促进中、印尼两国的长期的往来。在一次偶然的机会中，一名印尼华文报社的记者听了他的见解後，把这种思想在报纸上登了出来，立即得到了当地华界社会的响应，纷纷向印尼一些災区捐款捐物、投资建设，推动了当地的经济发展。为此，梅加瓦蒂总统还在一个特别的场合，专门对华人社会所作的贡献表示感谢。
如今，随着中国和印尼的战略合作伙伴协议的签署，中国和印尼关係走向了一个新的时期，印尼对华人的一些不公平政策已逐步取消，中华传统文化正在印尼不断传播，並已逐步融入到印尼主流社会当中。2002年，梅加瓦蒂总统更是颁令把华人的春节定为全国的公共假日，让广大华人欢欣鼓舞。看到中国和印尼的友好交往正取得越来越多的成绩，已78岁高龄的司徒眉生備感鼓舞，他在致力於中国和印尼友好交往的道路上跑得更欢了。
题外话：流淌在血液里的中华魂、家乡情
也许是出生於教育世家的缘故，司徒眉生及其兄弟姐妹从小便受到被誉为“生死不渝的爱国者”的父亲司徒赞的教导和影响，对祖国和家乡始终怀有深深的眷恋之情，这种对祖国和家乡的深厚感情已浓浓地融入了他的血脈之中。
1956年，司徒眉生应邀回乡，在当时的县政府门前，他得知前面雾霭林深处是三埠中的荻海埠。回到印尼後，在为随後出生的三个儿子起名时，他就分别取名荻海、荻峰、荻林，以此缅怀遥远的家乡。仅从为子命名这一件小事，他对家乡的热爱之情便可见一斑。
到澳门生活居住後，他对家乡的经济建设和社会发展更为关注，对这片自己生命之源的地方了倾注满腔热情。他先後捐助开平教伦中学教学基金、司徒氏图书馆、五邑大学司徒赞楼等项目，並投资兴建国际金融大厦，为开平涤纶厂的创办积极奉献。上世纪80年代末，司徒眉生还和兄弟一起，捐款100万元港币在三埠祥龙建成了司徒赞纪念馆（即开平市科学馆办公楼）。他们还将父亲经年的藏书870多本全部捐赠给赤坎司徒氏图书馆，兄弟们也陆续捐赠图书，为家乡有志学子捐献精神食粮和爱心。
从小受父亲“多为祖国做贡献，少给祖国添麻烦”的爱国思想的影响，司徒眉生总是在祖国需要的时候尽力为祖国做着贡献，而当个人有了麻烦的时候，他又尽量不给祖国增添负担。1965年，当司徒眉生被印尼政府追捕，被迫逃亡期间，由於他为中国参加亚非会议和中国、印尼的友好交往所作出的巨大贡献，中国政府对他和他的全家都很关注。中国政府明确告诉他，可以安置在北京生活。但司徒眉生一方面觉得这样更加使自己的身份向印尼政府说不清、道不明，落人口实；另一方面更觉得这样会给中国政府和当时已处於“文化大革命”中的中国政府领导人增添麻烦，於是最终决定移居澳门。身处危难之中，仍然想的是朋友、国家和祖国，这就是司徒眉生感人的人生态度。
身居澳门一隅，司徒眉生的心始终关注着祖国的发展，与祖国和人民心连心。2003年“非典”期间，司徒眉生对发生在祖国首都的疫情十分关心，他还专门致电北京市政府，向全体医护人员表示慰问。
在澳门期间，他创办了朝晖置业有限公司，並取得了商业上的成功，他也逐步融入到澳门社会之中。随後，他又积极参与到澳门的诸多社团之中，並担任了多个社团的顾问、永远会长、永远名誉会长等职，为实现澳门“一国两制”、“澳人治澳”继续奉献着。
如今，已年近80岁的司徒眉生的生活已从大起大伏归於平淡，他所创办的公司也已交给儿子打理，过起了含饴弄孙、自称专任孙子中文补习教师的退休生活。但我们却始终能强烈感觉到他平静闲适的神态下，依然燃烧着的是一把追求中国和印尼长期友好的信念之火，依然肩负着的是一个老华侨对传承中华传统文化的强烈责任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