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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8年4月我从台北转香港飞抵北京，一进旅馆打电话给莫言，询问明天到他家的路途。他说大院外有个守门小亭，进来得登记。阳光明亮，搭小车过北海公园附近到了院外，见亭不见人，有一本掀开的厚簿子，纸页卷起朝着天。
莫言开门，很诧异我就这样进来了。莫言的妻子芹兰端来一盘新鲜水果，我跟她握手，掌心有湿气，没有言语，脸面却很热忱的感觉。
不久余华来了，他住在北京郊外较远的地方，转了三班公交车到莫言家。
第一次的见面访问，感觉莫言谈话很拘谨，问答之间有一点疙瘩，也许我提问不佳，没有找到开启作者答复欲望的按钮，还贸然表述意见。我读莫言小说是从台湾新地出版社中篇小说《透明的红萝卜》开始，我念念不忘作为读者与作者之间最初的开始，可访问的主题是谈《红高粱》。反高潮的状态在最后一题发生了。
我问他为什么选择当兵，他沉吟一会儿说，你不是这儿的人，不明白像我这样中农出身的人，不当兵没有出路的。访问戛然而止。
此时肚肠里止不住地涌上一股凄凉。跟报社打报告，写计划，联络一系列的访谈人，大老远飞来访问我最欣赏的头一个作家，感觉却不甚上手。以前我在《自立晚报》访问过吴祖光、吴祖强、裴艳玲，这些文化巨人说话都很痛快，这儿我却遇见障碍，明天还要登门拜访沈从文的夫人张兆和，顿时我发愁了，不知往后十几天北京上海的任务怎么做完。
我从桌上的水果盆拣出一条香蕉，剥皮慢条斯理吃了半根。台湾人说：“失恋了就吃香蕉皮。”不是真吃香蕉皮，世上没有什么大不了的事情，吃点香蕉积累一点营养，重新出发。感激莫言嫂为台北客人准备周到。
接着访问余华，谈他的新作《许三观卖血记》。余华一开始讲话，整个人就沉浸到另一个世界，我永远记得当他讲到，一个悲剧故事，要像越剧唱到激越之处，要像交响乐曲的乐章，必须反复交叠，且相同的曲式一次又一次反复地推进，才能将悲伤的情感推进到高潮，从而在那悲伤的境地当中激越、升华。
我眼睛的余光扫到一角莫言望着余华的眼神，突然明白莫言对付我的访问不起劲，实因他了解这儿坐着一个世界上最有口才最聪明最能引人入胜的作家同行。他们是鲁迅文学院的同学，他自然非常了解余华的才华，出于谦逊与藏拙，莫言静静无声地听我们对话，那时的默默不语正在为余华脑海里演练的许多音乐进行无声的伴奏。
访问之后各自释放压力，三人上街到一家小馆吃午饭，亭子外头有个戴盘帽的人在跟街坊谈话，也不注意我们。余华知道我们要去的川菜馆，他来过莫言家，早吃过的。
往小馆的途中，听闻街道传来厨房镬气隆隆的声响，空气里飘着小户人家做饭熟食的气味，莫言顿时舒展眉眼说，“烧土豆呢。”他的鼻子很灵。
四月北京的晴空，春天的光线鲜暖宜人，北京的小区小户偶然有人在门前走过。桃花初开的季节，街上乍现一片片亮彩的粉红，百姓的生活给人安逸的感觉。
莫言专访我写得不差，好友、戏剧家李国修的妻子王月跟我说，她非常喜欢莫言讲述《红高粱》小说采用“我爷爷”的语气，作者觉得上一代的人能耕作也能打土匪跟鬼子，下一代跟他这一代，一代不如一代，好像是一种“种的退化”。李国修的父亲是山东莱阳人，他是个方言妖怪，能讲许多外省与本省各地腔调，我知道好多外省第二代的读者都很注意莫言，对《红高粱》的历史态度有种亲切的认同感。
我那时候热衷阅读大陆小说。1960年代出生的台湾文青赶上大陆自1985年小说写作繁花灿烂的时代，阿城“三王”迎来大陆文学的大爆炸，可是同时间我读了莫言《透明的红萝卜》，不多久以前的几年我们这一代才在台大附近的书摊刚认识张天翼、沙汀，正在为马尔克斯的《百年孤独》热血奔腾，在同样的书摊买了韩少功与人合译的《生命中不能承受之轻》，后来因版权改变，译本读起来味道不一样，骆以军说，我们当年读的是韩少功·米兰·昆德拉作品。
我访问莫言的那一年，他已因小说《丰乳肥臀》之故离开军队，还住在属于解放军的宿舍院子。我还读过《酒国》《天堂蒜薹之歌》《十三步》，可我最喜欢的还是《透明的红萝卜》，那是一部扛鼎世界文学的中篇小说，而且是有许多独创感官意境的小说。很多年以后我才意识到像莫言这样的作者有很多不同的小说面孔，他是个双面侠，一方面有大部头的故事民间历史传奇泼墨长卷大作，一方面有短篇中篇散文许多极度精简的案头刺绣，当时我的文学见识不够广博，无法系统归纳自己阅读小说的感受。
其实现在的世界，也只有中国能产生创作小说路子深邃又复杂的作者，不仅当时我没看出作者出身背景产生一种暗黑力量的气魄，成就许多气象瑰丽的小说风景，即使莫言2012年得奖，还是有一些我认识的作家没能明白他对世界文学的贡献。写这篇稿子时我还不时回味《透明的红萝卜》，闲谈当中悦然说了一句：不只是“黑孩”这娃儿好，莫言所有写小孩的都好，“大风”好，他自己的童年回忆篇篇好。
悦然以前说过，读了莫言这些描述孩子的小说散文，使他想起孟子，有一颗赤子之心。
2
1998年秋天，大陆作家从维熙、张炜、池莉、苏童、莫言、余华、舒婷、王安忆、陈丹燕，九个作家一起来台湾访问，佛大中文系学者陈信元策划。当时他们从大陆飞行经香港，必须在某单位填表报到才能转飞，这样的形式还曾维持过好长的时间。作家团傍晚抵达，台北三家大报记者赶到福华饭店写现场花絮。
我下车一进大堂到电梯口，恰巧门一开，莫言、苏童现身了，门缝乍开一线的刹那，莫言一眼认出我，我也认出他，我们同时嘶哑“啊”一声，苏童说话头一句话也是个“啊——真有默契”，我掏出信封袋，里头是春天专访的报纸。余华也来，大伙到咖啡座坐会儿，不知谁说我“有一点灵”，莫言铁口直断“是个小妖”，从此“小妖”别名叫开来。
第二天一早，作家团巴士开到阳明山看花钟，人造小公园花朵围镶倾斜角度大钟座，擎天岗的自然风景好看，可不知怎么流浪狗三三两两跟着一团人，张炜留意到一条狗跛脚走路老关注我们的样子有点奇怪。 张炜开腔：“小妖，那条狗的脚掌刺到什么，样子很疼，你应该打电话找个医狗的救它。”张炜这人真是心善，他一来台湾还没认识谁就想救一条狗。可巴士来了我上车了，心生愧疚，晚上回报馆问同事，说阳明山有巡逻员，希望他们会注意到情况。
这天苏童让我做了专访，他是一个自己说出来的语言跟写作的语言完全一致的作家，不必费心猜疑。他对自己的评价也非常中肯，一分不多一分不减。
马悦然说过，苏童是一个被世界文学低估的作家，只因为他短篇小说作品多，而外国翻译出版短篇小说不容易。苏童看上去像一个中学生，却对人性深沉的暗黑之处有最清澈的了解，他是一个真了不起的作家。
作家张大春动员“国立（中央）图书馆”附近北一女中的学生老师听讲，场场爆满，以苏童、莫言的粉丝最多。有一场诗歌创作专题，见识舒婷在台湾诗歌界的女神地位，听到群众低低的言语，都在讲她的诗那么好而她的近视眼镜那么厚。我跟王安忆以前在上海见过两次，初次见面印象深刻，那年上海淹水，见面时她穿了一双紫色的雨鞋，城市跟女作家的倩影整合起来像一部超现实的电影；池莉看来沉稳端丽，有天她自己出门回饭店，我遇见她手上拿着一本哈罗德·布鲁姆《西方正典》译本；陈丹燕本人长得像张爱玲，曾在欧洲生活写作，是个见过世面幽默聪敏的作家。
演讲整日，午休时余华、苏童说，出去走走。我在门口叫出租车，就近到西门町的诚品书店逛个两层楼，看满叠的新书，时人的穿着，再回图书馆。
那几天开会中途，莫言要求一小事——裤子的皮带需要多打一个洞。我叫个小车到西门町外围商店的牛仔裤店，我不大来附近走动，只是图近。老板出来拿锤子敲个洞，索价台币一百，我跟莫言同时“啊”一声，连我也觉得贵，早知道问图书馆工友要锤子，自己敲个洞得了。
莫言对待朋友是个大方的男子汉，每回大伙坐出租车，我掏皮夹他总是阻拦，还叮咛前座的余华拦截付款。可他自己处理生活细节，还是一个劳动阶级的态度。那几天在台北旅行，莫言总是很高兴的样子。那个时候没有一个作家手上拿移动电话，就算有，只能打电话没有人滑手机。我感觉到“团员们”在疲倦的旅程中，有时眼神晶亮露出期待的目光，亮晶晶地看着莫言，希望他农民精神发作说个段子，给大家精神按摩一下。他是有那种本领的，后来我跟他们到南部旅行时见识到了。
台北是一个很密集的小城市，我白天采访傍晚交稿还有时间跟作家们叙咖啡，车程往来极快。作家团体过着一种集体管理的生活，同行还有作协派来的一位慈眉善目的老妇女。太多单位想跟他们见面拜会吃饭，邀请单位把时间排满。
他们白天没有机会到街市上走走，有一天他们的行程竟然是拜访我工作的《中国时报》。先去时报出版公司大楼，我跟余华说马尔克斯有一本短篇小说集《异乡客》很好看，他说啊有这本，非读不可，我去弄了几本来。中途陈丹燕缺了一个物品，我说，去外头小七商店马上买，她兴奋地说我跟你去，那小商店还卤着茶叶蛋，那么一点世俗的场景她看得心花怒放。
他们去听报社老板简报，我回单位写稿，没想到过一会儿他们一团作家全部在我的座位背后出现了。莫言、陈丹燕围着我的桌子笑：“小妖你的桌子这么乱啊。”文化中心的记者编辑桌子确实属我最乱，堆栈太多刚寄来的书籍，随时有塌台子的危险。我羞赧地叫他们赶快离开啦，他们才笑嘻嘻跟着领导们到副刊部门找诗人杨泽。
有个好事正在酝酿，可我太忙了，几乎忘了。
一个多星期以前我刚专访认识从瑞典远道而来的汉学家马悦然，我跟他谈起过几天大陆作家访问团要来，跟他住同一家饭店。
悦然当时从台北去花莲，诗人杨牧在东华大学当文学院长，创校之初，邀他到花莲住几天，返程回台北能赶上作家在台北的最后两天，悦然很想跟作家们见面，我说我会记得。
可我每天见到余华苏童他们就忘了，只有带莫言打裤带洞时，我才想起这回事，问他那天晚上马悦然可以在饭店里跟他见面吗。他说可以可以。连着两天傍晚在报社，想到此事，赶紧敲电话转到余华苏童房间留言，请他们那天晚上留在饭店。
到了那天悦然真的出现了。他在底楼咖啡座喝威士忌，还笑眯眯说，知道你会来。其实我正在路上要回报社，我敲电话给余华、苏童都不在，只有莫言在，电话里莫言说：“啊，那你会来吗？”听起来有点紧张，我只好请悦然回房间，我上楼接莫言然后把他带去悦然的房间。我得走了。
这就是马悦然跟莫言此生第二次见面的过程。第一次是1989年秋天在香港中文大学。当年莫言来去匆匆，仅停留很短的时间，听说单位要分房子只好回家，最后没分到房子。悦然跟他在人文中心天井的鱼池边，一起抽烟。
第二天余华知道骂我了，天天见面还打电话，谁听饭店的留言机器。
他说得对，可他不知道我这个人多半时间就这种细节不灵，无药可治。
后来我问悦然，你们好吧？
悦然说，很好很好。
悦然夸奖我很有办法。
我那时候不懂得马悦然从1959到1979年之间的二十年得不到中国入境证，1980到1985年年去，1986年没申请，1987到1992年没得到入境证，1993年得到，1994年到2003年这十年得不到入境证，2004年起申请得到。
可以想像他多么高兴到台北旅行，在旅店遇见中国作家。
后来我问莫言你们好吧，他说马教授喝酒，我喝茶，房间烧开水倒茶，站起手抖到旁边的酒杯子，一杯酒洒了马教授的褂子跟裤子。“咳，我很不好意思。”
要是余华、苏童在，那条裤子的运气会好一点。
3
作家团离开台北，一路往南展开巴士环岛游，中途拜会几个大学中文系，到日月潭、阿里山等旅游景点，最后从高雄机场飞回北京。
我在嘉义跟他们会合，一路上山往阿里山宾馆，莫言坐在大巴司机旁的头一个位置，台湾山路颠簸，他容易晕车。一路他紧守着这个座位像一尊小佛。 一进旅馆，我求他给我一个专访，好跟报馆交差。
他不紧不慢腾出一把小齿梳，梳理一下不太多的头发，把手背在后头，在房间绕着步子来回踱步，说自己的苦难童年注定成为作家的一座摇篮，当他写作遇到一点困扰时，他会叫自己回到那座摇篮，那是一个幸福的作者拥有的一种权利，重新得到一个起点又写下去。
我看看笔记说，差不多了发稿去。
隔天大堂吃早饭，好像莫言没来。
近午，王安忆跟我盯着看吧台服务员烧酒精灯做虹吸式咖啡，我说，这儿咖啡味道差一些。她说，高山上烧开水的沸点不容易上去。
王安忆有一颗儿童的心，跟她一起好玩。我们最后到高雄逛百货，她仔细比较买了一个手摇式的削铅笔机，只有小学生才用这种铅笔机。
莫言来了，他没有睡好。
昨晚他一个人到外头散步，阿里山宾馆出名的正是奇形怪状有如《聊斋》老妖的大神树群在门前环绕，莫言胆子小，才走了几步，内心活动就丰富起来了，感觉有一堆树妖正在紧紧盯视他的脑门，天空粗枝繁叶，群魔乱舞，地上盘根错节，是根是路分不清楚，上下一起看，心脏小鹿一般怦怦跳，越怕越想走，越走越想回，最后天色全暗，深怕回房间晚了，所有的树鬼会追上来。等到安全回房间，整夜浮现眼前的都是摇曳的树影跟吹来的风声。他跟我说这些树木妖魔的时候，我不敢说，台湾高山森林闹鬼的传说确实很多啊。
我跟莫言、王安忆、陈丹燕三人以后通信，王安忆丰富的文学意见影响我。陈丹燕笔迹也像张爱玲，她评价我的信“人小字大”。我毕业求职，报业还在手写时代，上司说我的字又大又好，稿子一气看完。我生逢其时，到了电脑时代，谁还知道小妖写字优秀。
4
写到这儿本该快快进入正题，可我想到此生大概不会再跟莫言见面谈森林的树啊鬼啊，这会儿索性全写出来吧。
2000年龙应台当了台北市文化局长，有一大德政，把北平东路行政院附近一公家楼改名叫“艺术村”。其实就是一栋在大街上的楼房，把内部改好了，底层做小展览厅、演讲厅，楼上有几个改好的长型房间，格局挺不错，房间有简单的小厨房，卧房还大，可当作家写作的书房或艺术家工作室，招来一些外国有名的年轻艺术家或作家，邀请他们驻村一两个月，在台北生活，完成一个展览。
文化局邀请山东作家张炜担任驻村第一个大陆作家，张炜住了几天抱怨，犹如睡卧大街，夜不成眠。龙应台择夜自己驻村睡上一夜，实验证明迫切需要改善环境。她对张炜深感抱歉。
龙局长跟她的副手陈怡真找我跟副刊的杨泽喝咖啡，吐露实情，艺术村需要宣传，失眠的张炜需要文学的友谊。
那时候文化局还邀著名的文学编辑肖复兴来台，我为张炜、肖复兴都写了稿。我去看张炜的时候，他买了一架山水牌收音机，正在他的房间大声放送波段，跟外头此起彼落的汽车声量一比高下。陈怡真最大的期望是让张炜上我的广播读书节目《非听Book》，增加市民对驻村作家的印象。
我从1990年代末兼做广播，起初每周四周玉蔻“飞碟早餐”政治评论展开以前做一小段文学评论，策略成功，收听率很高。后来赵少康接手节目，一个跟尖锐政治议题时段相连的纯文学广播单元做了八年。
有一次我下节目，主持人接着访李敖，李敖见我说，孤陋寡闻，不知你还有节目。2002年做了一个自己的读书节目，连马悦然也上过我的节目，中秋节读他创作的中文俳句。那阵子我精神好，活动力强，张炜一连来过两次我的节目，也去张大春的节目，他很高兴。
张炜回去，过了一段时间，莫言也来驻村一个月。
偏偏我有一点状况，正在做牙齿治疗的手术，同时应付报馆、两个节目、一本艺术家夏阳的传记。老艺术家得了国家艺术奖，公家有一笔经费可以出版传记，我必须为他抓住这个机会，写老人传记琢磨了许多时间。
这次轮到莫言驻村发呆，文化局比过去有经验，安排他的专题演讲跟作家黄春明的对谈活动，报载他抓紧时间读遍1970年代台湾重要的小说。
以前闷声不响的莫言这次开口说，张炜上过小妖的节目，我也想广播说说话。这应该是我求之不得的事情，可是我牙疼已到了心有余而力不足的严重程度，最终没有安排访问。
有一天我终于找莫言去了，还是他上张大春的节目，我跟编辑在外头等，带他到永康街吃牛肉面。出来时天空微雨，想到一个静巷茶庄“冶堂”，茶庄老板亲自奉茶，来的都是朋友。穿过永康公园，走进蔓藤伸出围墙，墙面微生苔藓的绿巷。
莫言忽然停住脚步说，啊，真像余光中写台北温州街的小巷，细雨霏霏，有一种暖意，就是台北模样。
我很高兴他这样说。
5
记得当年莫言在《上海文学》发表《小说九段》，悦然读了立即翻译给瑞典学院的同事们看，以后研读莫言所有的中短篇作品，越读越喜欢。
悦然着手翻译《透明的红萝卜》，需要问的是黑孩在大水库底下工作的地形，以及铁匠房工作的工具形状。莫言手画出一张插图，把所写到的工具的形状一个个画出来，邮寄到瑞典。悦然按照他的图画查询瑞典古老铁匠的工具，比对出名字。
悦然很快翻好《透明的红萝卜》，以后他喜欢《三十年前的一场长跑比赛》《长安大道的骑驴美人》，还有《翱翔》《大风》。由于《长安大道的骑驴美人》法语版已经出版，悦然不译，其他还加上十六篇散文与演讲稿。这些都是属于十八人阅读俱乐部应该读完的莫言作品。
翻译完成以后，悦然说希望到高密走走，我说作者一定欢迎。
悦然还想求莫言帮助他到山东临沂汉墓去一趟。我说，什么啊，还有目的。
他说，我想看汉墓等了五十年，没有朋友帮助去不成。
资料说，沂南县的北寨古代画像石墓1954年发掘。
悦然说，1954年发掘，1956年才对外公布。1957年悦然正在北京，读到《光明日报》的报道得知：临沂市沂南县界湖镇北寨村，中国保存规模最大最完整的大型汉画像石墓已经具体整理好了。
1998年4月我从台北转香港飞抵北京，一进旅馆打电话给莫言，询问明天到他家的路途。他说大院外有个守门小亭，进来得登记。阳光明亮，搭小车过北海公园附近到了院外，见亭不见人，有一本掀开的厚簿子，纸页卷起朝着天。
莫言开门，很诧异我就这样进来了。莫言的妻子芹兰端来一盘新鲜水果，我跟她握手，掌心有湿气，没有言语，脸面却很热忱的感觉。
不久余华来了，他住在北京郊外较远的地方，转了三班公交车到莫言家。
第一次的见面访问，感觉莫言谈话很拘谨，问答之间有一点疙瘩，也许我提问不佳，没有找到开启作者答复欲望的按钮，还贸然表述意见。我读莫言小说是从台湾新地出版社中篇小说《透明的红萝卜》开始，我念念不忘作为读者与作者之间最初的开始，可访问的主题是谈《红高粱》。反高潮的状态在最后一题发生了。
我问他为什么选择当兵，他沉吟一会儿说，你不是这儿的人，不明白像我这样中农出身的人，不当兵没有出路的。访问戛然而止。
此时肚肠里止不住地涌上一股凄凉。跟报社打报告，写计划，联络一系列的访谈人，大老远飞来访问我最欣赏的头一个作家，感觉却不甚上手。以前我在《自立晚报》访问过吴祖光、吴祖强、裴艳玲，这些文化巨人说话都很痛快，这儿我却遇见障碍，明天还要登门拜访沈从文的夫人张兆和，顿时我发愁了，不知往后十几天北京上海的任务怎么做完。
我从桌上的水果盆拣出一条香蕉，剥皮慢条斯理吃了半根。台湾人说：“失恋了就吃香蕉皮。”不是真吃香蕉皮，世上没有什么大不了的事情，吃点香蕉积累一点营养，重新出发。感激莫言嫂为台北客人准备周到。
接着访问余华，谈他的新作《许三观卖血记》。余华一开始讲话，整个人就沉浸到另一个世界，我永远记得当他讲到，一个悲剧故事，要像越剧唱到激越之处，要像交响乐曲的乐章，必须反复交叠，且相同的曲式一次又一次反复地推进，才能将悲伤的情感推进到高潮，从而在那悲伤的境地当中激越、升华。
我眼睛的余光扫到一角莫言望着余华的眼神，突然明白莫言对付我的访问不起劲，实因他了解这儿坐着一个世界上最有口才最聪明最能引人入胜的作家同行。他们是鲁迅文学院的同学，他自然非常了解余华的才华，出于谦逊与藏拙，莫言静静无声地听我们对话，那时的默默不语正在为余华脑海里演练的许多音乐进行无声的伴奏。
访问之后各自释放压力，三人上街到一家小馆吃午饭，亭子外头有个戴盘帽的人在跟街坊谈话，也不注意我们。余华知道我们要去的川菜馆，他来过莫言家，早吃过的。
往小馆的途中，听闻街道传来厨房镬气隆隆的声响，空气里飘着小户人家做饭熟食的气味，莫言顿时舒展眉眼说，“烧土豆呢。”他的鼻子很灵。
四月北京的晴空，春天的光线鲜暖宜人，北京的小区小户偶然有人在门前走过。桃花初开的季节，街上乍现一片片亮彩的粉红，百姓的生活给人安逸的感觉。
莫言专访我写得不差，好友、戏剧家李国修的妻子王月跟我说，她非常喜欢莫言讲述《红高粱》小说采用“我爷爷”的语气，作者觉得上一代的人能耕作也能打土匪跟鬼子，下一代跟他这一代，一代不如一代，好像是一种“种的退化”。李国修的父亲是山东莱阳人，他是个方言妖怪，能讲许多外省与本省各地腔调，我知道好多外省第二代的读者都很注意莫言，对《红高粱》的历史态度有种亲切的认同感。
我那时候热衷阅读大陆小说。1960年代出生的台湾文青赶上大陆自1985年小说写作繁花灿烂的时代，阿城“三王”迎来大陆文学的大爆炸，可是同时间我读了莫言《透明的红萝卜》，不多久以前的几年我们这一代才在台大附近的书摊刚认识张天翼、沙汀，正在为马尔克斯的《百年孤独》热血奔腾，在同样的书摊买了韩少功与人合译的《生命中不能承受之轻》，后来因版权改变，译本读起来味道不一样，骆以军说，我们当年读的是韩少功·米兰·昆德拉作品。
我访问莫言的那一年，他已因小说《丰乳肥臀》之故离开军队，还住在属于解放军的宿舍院子。我还读过《酒国》《天堂蒜薹之歌》《十三步》，可我最喜欢的还是《透明的红萝卜》，那是一部扛鼎世界文学的中篇小说，而且是有许多独创感官意境的小说。很多年以后我才意识到像莫言这样的作者有很多不同的小说面孔，他是个双面侠，一方面有大部头的故事民间历史传奇泼墨长卷大作，一方面有短篇中篇散文许多极度精简的案头刺绣，当时我的文学见识不够广博，无法系统归纳自己阅读小说的感受。
其实现在的世界，也只有中国能产生创作小说路子深邃又复杂的作者，不仅当时我没看出作者出身背景产生一种暗黑力量的气魄，成就许多气象瑰丽的小说风景，即使莫言2012年得奖，还是有一些我认识的作家没能明白他对世界文学的贡献。写这篇稿子时我还不时回味《透明的红萝卜》，闲谈当中悦然说了一句：不只是“黑孩”这娃儿好，莫言所有写小孩的都好，“大风”好，他自己的童年回忆篇篇好。
悦然以前说过，读了莫言这些描述孩子的小说散文，使他想起孟子，有一颗赤子之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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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8年秋天，大陆作家从维熙、张炜、池莉、苏童、莫言、余华、舒婷、王安忆、陈丹燕，九个作家一起来台湾访问，佛大中文系学者陈信元策划。当时他们从大陆飞行经香港，必须在某单位填表报到才能转飞，这样的形式还曾维持过好长的时间。作家团傍晚抵达，台北三家大报记者赶到福华饭店写现场花絮。
我下车一进大堂到电梯口，恰巧门一开，莫言、苏童现身了，门缝乍开一线的刹那，莫言一眼认出我，我也认出他，我们同时嘶哑“啊”一声，苏童说话头一句话也是个“啊——真有默契”，我掏出信封袋，里头是春天专访的报纸。余华也来，大伙到咖啡座坐会儿，不知谁说我“有一点灵”，莫言铁口直断“是个小妖”，从此“小妖”别名叫开来。
第二天一早，作家团巴士开到阳明山看花钟，人造小公园花朵围镶倾斜角度大钟座，擎天岗的自然风景好看，可不知怎么流浪狗三三两两跟着一团人，张炜留意到一条狗跛脚走路老关注我们的样子有点奇怪。 张炜开腔：“小妖，那条狗的脚掌刺到什么，样子很疼，你应该打电话找个医狗的救它。”张炜这人真是心善，他一来台湾还没认识谁就想救一条狗。可巴士来了我上车了，心生愧疚，晚上回报馆问同事，说阳明山有巡逻员，希望他们会注意到情况。
这天苏童让我做了专访，他是一个自己说出来的语言跟写作的语言完全一致的作家，不必费心猜疑。他对自己的评价也非常中肯，一分不多一分不减。
马悦然说过，苏童是一个被世界文学低估的作家，只因为他短篇小说作品多，而外国翻译出版短篇小说不容易。苏童看上去像一个中学生，却对人性深沉的暗黑之处有最清澈的了解，他是一个真了不起的作家。
作家张大春动员“国立（中央）图书馆”附近北一女中的学生老师听讲，场场爆满，以苏童、莫言的粉丝最多。有一场诗歌创作专题，见识舒婷在台湾诗歌界的女神地位，听到群众低低的言语，都在讲她的诗那么好而她的近视眼镜那么厚。我跟王安忆以前在上海见过两次，初次见面印象深刻，那年上海淹水，见面时她穿了一双紫色的雨鞋，城市跟女作家的倩影整合起来像一部超现实的电影；池莉看来沉稳端丽，有天她自己出门回饭店，我遇见她手上拿着一本哈罗德·布鲁姆《西方正典》译本；陈丹燕本人长得像张爱玲，曾在欧洲生活写作，是个见过世面幽默聪敏的作家。
演讲整日，午休时余华、苏童说，出去走走。我在门口叫出租车，就近到西门町的诚品书店逛个两层楼，看满叠的新书，时人的穿着，再回图书馆。
那几天开会中途，莫言要求一小事——裤子的皮带需要多打一个洞。我叫个小车到西门町外围商店的牛仔裤店，我不大来附近走动，只是图近。老板出来拿锤子敲个洞，索价台币一百，我跟莫言同时“啊”一声，连我也觉得贵，早知道问图书馆工友要锤子，自己敲个洞得了。
莫言对待朋友是个大方的男子汉，每回大伙坐出租车，我掏皮夹他总是阻拦，还叮咛前座的余华拦截付款。可他自己处理生活细节，还是一个劳动阶级的态度。那几天在台北旅行，莫言总是很高兴的样子。那个时候没有一个作家手上拿移动电话，就算有，只能打电话没有人滑手机。我感觉到“团员们”在疲倦的旅程中，有时眼神晶亮露出期待的目光，亮晶晶地看着莫言，希望他农民精神发作说个段子，给大家精神按摩一下。他是有那种本领的，后来我跟他们到南部旅行时见识到了。
台北是一个很密集的小城市，我白天采访傍晚交稿还有时间跟作家们叙咖啡，车程往来极快。作家团体过着一种集体管理的生活，同行还有作协派来的一位慈眉善目的老妇女。太多单位想跟他们见面拜会吃饭，邀请单位把时间排满。
他们白天没有机会到街市上走走，有一天他们的行程竟然是拜访我工作的《中国时报》。先去时报出版公司大楼，我跟余华说马尔克斯有一本短篇小说集《异乡客》很好看，他说啊有这本，非读不可，我去弄了几本来。中途陈丹燕缺了一个物品，我说，去外头小七商店马上买，她兴奋地说我跟你去，那小商店还卤着茶叶蛋，那么一点世俗的场景她看得心花怒放。
他们去听报社老板简报，我回单位写稿，没想到过一会儿他们一团作家全部在我的座位背后出现了。莫言、陈丹燕围着我的桌子笑：“小妖你的桌子这么乱啊。”文化中心的记者编辑桌子确实属我最乱，堆栈太多刚寄来的书籍，随时有塌台子的危险。我羞赧地叫他们赶快离开啦，他们才笑嘻嘻跟着领导们到副刊部门找诗人杨泽。
有个好事正在酝酿，可我太忙了，几乎忘了。
一个多星期以前我刚专访认识从瑞典远道而来的汉学家马悦然，我跟他谈起过几天大陆作家访问团要来，跟他住同一家饭店。
悦然当时从台北去花莲，诗人杨牧在东华大学当文学院长，创校之初，邀他到花莲住几天，返程回台北能赶上作家在台北的最后两天，悦然很想跟作家们见面，我说我会记得。
可我每天见到余华苏童他们就忘了，只有带莫言打裤带洞时，我才想起这回事，问他那天晚上马悦然可以在饭店里跟他见面吗。他说可以可以。连着两天傍晚在报社，想到此事，赶紧敲电话转到余华苏童房间留言，请他们那天晚上留在饭店。
到了那天悦然真的出现了。他在底楼咖啡座喝威士忌，还笑眯眯说，知道你会来。其实我正在路上要回报社，我敲电话给余华、苏童都不在，只有莫言在，电话里莫言说：“啊，那你会来吗？”听起来有点紧张，我只好请悦然回房间，我上楼接莫言然后把他带去悦然的房间。我得走了。
这就是马悦然跟莫言此生第二次见面的过程。第一次是1989年秋天在香港中文大学。当年莫言来去匆匆，仅停留很短的时间，听说单位要分房子只好回家，最后没分到房子。悦然跟他在人文中心天井的鱼池边，一起抽烟。
第二天余华知道骂我了，天天见面还打电话，谁听饭店的留言机器。
他说得对，可他不知道我这个人多半时间就这种细节不灵，无药可治。
后来我问悦然，你们好吧？
悦然说，很好很好。
悦然夸奖我很有办法。
我那时候不懂得马悦然从1959到1979年之间的二十年得不到中国入境证，1980到1985年年去，1986年没申请，1987到1992年没得到入境证，1993年得到，1994年到2003年这十年得不到入境证，2004年起申请得到。
可以想像他多么高兴到台北旅行，在旅店遇见中国作家。
后来我问莫言你们好吧，他说马教授喝酒，我喝茶，房间烧开水倒茶，站起手抖到旁边的酒杯子，一杯酒洒了马教授的褂子跟裤子。“咳，我很不好意思。”
要是余华、苏童在，那条裤子的运气会好一点。
3
作家团离开台北，一路往南展开巴士环岛游，中途拜会几个大学中文系，到日月潭、阿里山等旅游景点，最后从高雄机场飞回北京。
我在嘉义跟他们会合，一路上山往阿里山宾馆，莫言坐在大巴司机旁的头一个位置，台湾山路颠簸，他容易晕车。一路他紧守着这个座位像一尊小佛。 一进旅馆，我求他给我一个专访，好跟报馆交差。
他不紧不慢腾出一把小齿梳，梳理一下不太多的头发，把手背在后头，在房间绕着步子来回踱步，说自己的苦难童年注定成为作家的一座摇篮，当他写作遇到一点困扰时，他会叫自己回到那座摇篮，那是一个幸福的作者拥有的一种权利，重新得到一个起点又写下去。
我看看笔记说，差不多了发稿去。
隔天大堂吃早饭，好像莫言没来。
近午，王安忆跟我盯着看吧台服务员烧酒精灯做虹吸式咖啡，我说，这儿咖啡味道差一些。她说，高山上烧开水的沸点不容易上去。
王安忆有一颗儿童的心，跟她一起好玩。我们最后到高雄逛百货，她仔细比较买了一个手摇式的削铅笔机，只有小学生才用这种铅笔机。
莫言来了，他没有睡好。
昨晚他一个人到外头散步，阿里山宾馆出名的正是奇形怪状有如《聊斋》老妖的大神树群在门前环绕，莫言胆子小，才走了几步，内心活动就丰富起来了，感觉有一堆树妖正在紧紧盯视他的脑门，天空粗枝繁叶，群魔乱舞，地上盘根错节，是根是路分不清楚，上下一起看，心脏小鹿一般怦怦跳，越怕越想走，越走越想回，最后天色全暗，深怕回房间晚了，所有的树鬼会追上来。等到安全回房间，整夜浮现眼前的都是摇曳的树影跟吹来的风声。他跟我说这些树木妖魔的时候，我不敢说，台湾高山森林闹鬼的传说确实很多啊。
我跟莫言、王安忆、陈丹燕三人以后通信，王安忆丰富的文学意见影响我。陈丹燕笔迹也像张爱玲，她评价我的信“人小字大”。我毕业求职，报业还在手写时代，上司说我的字又大又好，稿子一气看完。我生逢其时，到了电脑时代，谁还知道小妖写字优秀。
4
写到这儿本该快快进入正题，可我想到此生大概不会再跟莫言见面谈森林的树啊鬼啊，这会儿索性全写出来吧。
2000年龙应台当了台北市文化局长，有一大德政，把北平东路行政院附近一公家楼改名叫“艺术村”。其实就是一栋在大街上的楼房，把内部改好了，底层做小展览厅、演讲厅，楼上有几个改好的长型房间，格局挺不错，房间有简单的小厨房，卧房还大，可当作家写作的书房或艺术家工作室，招来一些外国有名的年轻艺术家或作家，邀请他们驻村一两个月，在台北生活，完成一个展览。
文化局邀请山东作家张炜担任驻村第一个大陆作家，张炜住了几天抱怨，犹如睡卧大街，夜不成眠。龙应台择夜自己驻村睡上一夜，实验证明迫切需要改善环境。她对张炜深感抱歉。
龙局长跟她的副手陈怡真找我跟副刊的杨泽喝咖啡，吐露实情，艺术村需要宣传，失眠的张炜需要文学的友谊。
那时候文化局还邀著名的文学编辑肖复兴来台，我为张炜、肖复兴都写了稿。我去看张炜的时候，他买了一架山水牌收音机，正在他的房间大声放送波段，跟外头此起彼落的汽车声量一比高下。陈怡真最大的期望是让张炜上我的广播读书节目《非听Book》，增加市民对驻村作家的印象。
我从1990年代末兼做广播，起初每周四周玉蔻“飞碟早餐”政治评论展开以前做一小段文学评论，策略成功，收听率很高。后来赵少康接手节目，一个跟尖锐政治议题时段相连的纯文学广播单元做了八年。
有一次我下节目，主持人接着访李敖，李敖见我说，孤陋寡闻，不知你还有节目。2002年做了一个自己的读书节目，连马悦然也上过我的节目，中秋节读他创作的中文俳句。那阵子我精神好，活动力强，张炜一连来过两次我的节目，也去张大春的节目，他很高兴。
张炜回去，过了一段时间，莫言也来驻村一个月。
偏偏我有一点状况，正在做牙齿治疗的手术，同时应付报馆、两个节目、一本艺术家夏阳的传记。老艺术家得了国家艺术奖，公家有一笔经费可以出版传记，我必须为他抓住这个机会，写老人传记琢磨了许多时间。
这次轮到莫言驻村发呆，文化局比过去有经验，安排他的专题演讲跟作家黄春明的对谈活动，报载他抓紧时间读遍1970年代台湾重要的小说。
以前闷声不响的莫言这次开口说，张炜上过小妖的节目，我也想广播说说话。这应该是我求之不得的事情，可是我牙疼已到了心有余而力不足的严重程度，最终没有安排访问。
有一天我终于找莫言去了，还是他上张大春的节目，我跟编辑在外头等，带他到永康街吃牛肉面。出来时天空微雨，想到一个静巷茶庄“冶堂”，茶庄老板亲自奉茶，来的都是朋友。穿过永康公园，走进蔓藤伸出围墙，墙面微生苔藓的绿巷。
莫言忽然停住脚步说，啊，真像余光中写台北温州街的小巷，细雨霏霏，有一种暖意，就是台北模样。
我很高兴他这样说。
5
记得当年莫言在《上海文学》发表《小说九段》，悦然读了立即翻译给瑞典学院的同事们看，以后研读莫言所有的中短篇作品，越读越喜欢。
悦然着手翻译《透明的红萝卜》，需要问的是黑孩在大水库底下工作的地形，以及铁匠房工作的工具形状。莫言手画出一张插图，把所写到的工具的形状一个个画出来，邮寄到瑞典。悦然按照他的图画查询瑞典古老铁匠的工具，比对出名字。
悦然很快翻好《透明的红萝卜》，以后他喜欢《三十年前的一场长跑比赛》《长安大道的骑驴美人》，还有《翱翔》《大风》。由于《长安大道的骑驴美人》法语版已经出版，悦然不译，其他还加上十六篇散文与演讲稿。这些都是属于十八人阅读俱乐部应该读完的莫言作品。
翻译完成以后，悦然说希望到高密走走，我说作者一定欢迎。
悦然还想求莫言帮助他到山东临沂汉墓去一趟。我说，什么啊，还有目的。
他说，我想看汉墓等了五十年，没有朋友帮助去不成。
资料说，沂南县的北寨古代画像石墓1954年发掘。
悦然说，1954年发掘，1956年才对外公布。1957年悦然正在北京，读到《光明日报》的报道得知：临沂市沂南县界湖镇北寨村，中国保存规模最大最完整的大型汉画像石墓已经具体整理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