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金词放在多民族文化交融视野中

来源 :博览群书 | 被引量 : 0次 | 上传用户:LIU_XX
下载到本地 , 更方便阅读
声明 : 本文档内容版权归属内容提供方 , 如果您对本文有版权争议 , 可与客服联系进行内容授权或下架
论文部分内容阅读

  金词是中华词学的重要组成部分。《金词风貌研究》从金词产生和发展的角度,梳理了金词的发展脉络,以全新的视角阐释了民族文化的碰撞、融合是金词生长的语境,提出了金词的艺术面貌是由汉族词人与少数民族词人多元一体共同开创的。金词是对北宋词的新变和突破,它开拓了词文学的规模,丰富了文体表达方式,具有了中华多民族文学的品质。其视角、观点带来的学术价值,标志着当下金代文学研究取得的最新进展。
  金词之为金词,其独特风貌是什么?从哪些方面入手去把握其独特风貌?金词对中华词学史多元一体历史格局的形成具有什么样的意义?这些都是学界一直悬而未决的问题。2017 年5 月,人民文学出版社发行的《金词风貌研究》,是于东新教授历经十载的呕心之作,是近年来金代文学研究的一项重要成果。该书最突出的特色就是将金词置于多民族文化交融视野下去观照,提出了金词产生的语境和土壤的特殊性,是在历史的脉动中逐渐生成为多民族文化融合的产物。这个视角和观点,都是过去同类著作所没有关注到的,标志着当下金代文学研究取得的最新进展。
  南开大学教授、博士研究生导师,中国辽金文学学会副会长查洪德先生指出:“金代文学从上世纪末逐渐受研究者关注,取得了一批高水准的成果。但近几年势头渐不如前。此时东新此著出版,更有提振声势的作用。”
  金源词风的源流与演进
  受“ 华夷之辨”“ 以宋为正宗”等所谓正统观念的影响,八百年间,金词并没有得到应有的重视。金词的性质、地位、创作风貌、发展过程都有待学界研究探索。其间,更有很多学者以“宋金分界”为划分标准,人为割断了宋金词之间的必然联系,忽略了金词的演进于融合。对同期词作北雄南秀,异轨同奔的历史现象缺乏必要的解释,没能给出多角度、更多具有学术意义的历史观照和指引。
  河北大学文学院教授,中国古代文学专业博士生导师刘崇德说:“相对于两宋词,金词为学界较少关注者,然其乃12-13 世纪,继南渡之后词体在北方发展之重要一脉,与北宋词有密不可分之渊源。”事实上,金词与南宋词在时间上并行发展,共同构成了12-13世纪词史发展的两大主线。金词是北宋词在女真王朝的继续发展,二者相较,虽然在题材、体制、风格及表现手法等方面,金词对北宋词有着十分清晰的接受和继承的痕迹,但金词不是北宋词在金国大地上的简单复制,它是北宋词的某种新变和突破。金王朝是起源白山黑水的女真族所建立的政权,在其统治区域内杂居着女真、汉、契丹、渤海、奚等多个民族,所以多民族的碰撞、融合是金词生长的文化土壤。因而,金词创作主体呈现出鲜明的民族性特征,即金词的特质与成就是由汉族词人与少数民族词人共同打造的。具体说,汉族词人的创作则体现出清晰的阶段性演进特征,即从金初由“借才异代”词人创作的承东坡风调,蕴“羁臣”之悲,金中叶“大定明昌”词人的骚人之气,风雅之韵,到金末“南渡”词人的壮士襟怀、清切俊爽,再到金亡“遗民”词人的故国丘墟之痛,悲怆疏逸之格,四个阶段同源异体,看出汉族词人队伍对金词风骨气韵形成的重要贡献。与之同地共时的少数民族词人创作,则在清劲亢爽、雄放磊落的主调之外,又有不同民族的个性色彩,如女真皇族词人的“华实相扶,骨力遒上”、渤海词人王庭筠的萧散寂寥、契丹词家耶律履父子的幻灭意识以及鲜卑裔词人元遗山“亦浑雅,亦博大;有骨干,有气象”——刚健与婀娜并流合一的风格倾向,使得金源词坛丰富多彩,气象非凡。作为金词之别宗,全真道士词人的“道士词”则与“文人词”面貌迥异,其“文体形态的跨界”“文体功能的扩大”“文体风格的俗化”等别样的特质值得学界深思。总之,与北宋词相比,金词开拓了词文学的规模,拓展了想象的空间和文体表达方式。同时,由于金词的存在,词学的地域范围第一次向北延伸拓展,词学从此不再是汉民族汉文学的专有物,它具有了中华多民族文学的品质。
  探究其中的原因,词文学向来不是在象牙塔中自我生长的文学形式,它是中华文化发展到某一阶段的产物。所以研究金词的质地、成就、地位及影响,必须站在政治、民族、地域等生成金词的文化环境去考察。以此为出发点,《金词风貌研究》采用宏观考察和微观透视相结合的研究方法,通过对金源汉族词人,以及由女真、渤海、契丹、鲜卑裔等民族词家创作面貌的全面观照和分析,认为:词至北宋已臻大成,但它在变得精雅严密的同时,也日益模式化,甚至僵化了。就在这时,女真等民族以一种雄浑质朴之气,习染劲猛蹈厉之俗,给词体输入了新鲜的,甚至异质的新因素,冲破了词学传统中过多的“文化层积”,词文学在转型的同时也获得了新的生机和活力。这是因为“质地互异的文化间的撞击融合,使双方的发展方向和轨迹,都在调适中出现一定的偏离度。少数民族文化的价值、信仰和审美等因素可能会改变中原民族文化原来存在的发展轨迹和状态,使之出现某种‘有偏斜度的超越’”(杨义语)。反映到金词上,就是在胡汉民族文化撞击、融合的影响下,词在俗化和雅化的纠缠和摇摆中、在婉丽与豪健的矛盾交织中前进,最终词体发生“有偏斜度的超越”,向俚俗的、刚健的曲文学靠拢,词曲地位彼此消长,词之姐妹——曲体大兴。由是,中国文学史漫长的雅文学传统被改变,叙事的、通俗的、大众的文学渐成文坛的主流。
  另一方面,表现在地理形态上,代表汉文化的南方文化和代表少数民族文化的北国文化碰撞交汇,也是金词风格体制形成的动力之一。词是一种中原文学的样式,其初起阶段就打着鲜明的地理人文烙印,故婉丽缠绵为词之正体,而苏轼等清雄伉爽之词向被视为别调。迨至金源据有北宋中原之地,南北地域文化碰撞交汇,“苏学行于北”,“东坡体”大行其道,金詞的题材内容、风格气韵遂打上了清晰的北地文化的烙印。具体表现就是题材上多写雪山朔气、大漠长风的北国地域风情,风格上追求“华实并茂,风骨遒上,绝胜江南之柔弱”的气韵格调,以及审美上亦雅亦俗的两极趋向,这就使得金词与共时而存的南宋词面貌迥异,在词史上独具自我面貌。   金源词风的异质与共生
  中国文化具有强大的开放性和包容性。历史证明:多种文化、多种民族、多种宗教,最终都成为了中国文化的一部分。于东新教授的《金词风貌研究》,站在“多元一体”的角度,用文化地理学、社会人类学、精神分析学的方式、方法,提出了金源词风的异质共生的基础是发轫于中国传统文化,具有中国传统文化典型的精神气质。这种分析所揭示的开放、包容中形成的兼收并蓄下的文化,是中国永远巍然屹立的持久动力。
  1、金词是金代多民族碰撞、融合的产物。金朝是由起于白山黑水间的女真族建立的政权,国内杂居着女真、汉、契丹、渤海、奚、高丽等多个民族,这样,各民族间交流、借鉴、渗透乃至交融即不可避免。所以探究金词发生发展的体格机制,以及金词不同于两宋词的别一面貌,就必须回到金词所处的民族融合的背景下,返回其生根发芽、开花结果的生态语境里,这是《金词风貌研究》的出发点和落脚点,更是一个重要的观点。
  2、金词具有独立的艺术面貌和词史价值。金词是北宋词之一脉,是北宋词在女真王朝的继续发展。然金词又不是北宋词的简单复制,它是某种新变和突破。这首先表现在对“东坡体”的继承和光大上,金源词坛更多地学习和接受了苏轼注重“言志”、风格清雄伉爽的词学传统,使得“东坡体”成为金词的“正体”。同时,由于文化环境、词人心态的特点,金词清劲亢爽的风格以及题材上的北国特质,均别于南宋词。可以说,与两宋词相比,金词开阔了词文学的规模和深度,拓展了想象的空间和文体表达方式,具有不可替代的词史价值。
  3、金词在中华词史中占有重要位次。金词创作主体具有鲜明的民族性特征,因而在金代词坛,词史上第一次出现了女真词人,以及渤海、契丹、鲜卑裔等民族词人,并且其中的元好问、完颜璹等,甚至被后世推尊为与周、秦、苏、辛并列的重要词家。这使得中华词学的地域范围第一次向北延伸拓展,词学由此不再是汉民族汉文学的专有物,而以独有的风貌留存于世。
  4、金词是对华夏文化的高度认同。宋金经过120年的碰撞、融合,以元好问为首的遗民词人通过“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来总结梳理金源兴亡的教训。同时,“在华夏情结的影响下,他们努力摆脱“华夷之辨”的桎梏,以华夏文化的捍卫者、继承者自居,试图以儒家思想为内核的先进文化帮助蒙古新朝完成以文治国的转变。这种良苦用心,在其歌词的兴亡咏叹中可见端倪。这是胡汉民族融合的制高点所在,这一制高点标志着金词有着不可替代的价值和艺术成就。”以文化认同为基础的民族融合结果,再次显示了华夏文化内生的凝聚力。
  《金词风貌研究》的学术意义
  1、《金词风貌研究》是对金词研究深度和广度的开拓。“从政治、民族、地域等因素切入,考察北地金词之质地、成就、地位及影响,对金源汉族词人,以及由女真、渤海、契丹、鲜卑等民族词家之艺术面貌做出了全面观照和分析。尤能结合时代环境变迁,对金词所反映的社会生活和文化心理做横断式鸟瞰和细致分剖。可谓以批判之眼光,透视金词所具之社会意识与时代心理,以及这些意识与心理对歌词创作之影响。在关注南北词风的异同之中,尤能揭橥其特质与变异方面,进而显现出金源词风的传承与演进。” 毋庸置疑,与中国古代文学其他领域相比,包括金词在内的金代文学研究依然是薄弱的,仍有一些空白有待填补、一些领域有待强化,比如女真词人完颜璹、渤海词人王庭筠、契丹耶律氏词人等都需深入研究;一些名气不大但很有特色的词人,如王寂、刘迎、李晏、李俊民等也缺乏细致讨论。再如如何评判数量众多的全真道士词,更需要客观准确的给予梳理。所以,《金词风貌研究》是一项对金词多角度、多学科深入系统的梳理和阐释。
  2. 确认金源文学对中华文学史多元一体历史格局形成的重要贡献。金代文学生长于多民族碰撞、融合的女真帝国,故其创作主体呈现出鲜明的民族性特征,即文学史上第一次出现了女真词家,以及渤海、契丹、鲜卑裔等民族文人,并且其中的元好问、完颜璹等,被后世推尊为大家,这使得汉语文学不再是汉民族的专有物。由于包括金词在内的金代文学具有中华多民族文学的品质,因而它对中华文学史多元一体历史格局的形成做出了重要贡献。
  3. 金词是我們考察元曲文学发生发展、风格旨趣等问题的重要源头。金代都城经济在北宋基础上继续发展,据史料记载,中都在鼎盛期人口超过一百万。这样,随着市民阶层的壮大,商品经济的繁荣,世俗性和娱乐性的文艺成为社会大众的需要,院本、杂剧、北曲等俗文学兴起。在此种语境下,金词向俚俗化回归,金词人多涉足曲子创作,以及北方少数民族音乐融入词体之中等,为元曲文学的到来做好了准备,金代文学也就成为观测元代文学的重要窗口。
  于东新治学深受导师刘崇德先生注重“无征不信”“片善不遗”的影响,《金词风貌研究》是他抒情言志、谈古论今,旁征博引、“字字皆以心为师”的一部呕心之作。南开大学文学院查洪德教授评价说:“金词承北宋词又不同于北宋词,与南宋词分途发展,也不同于元词。金词之为金词,其独特风格的形成,与多民族的相互影响,与北方地域文化特点,与词人的身份相关。从这些方面切入,去把握和认识金词的特点,其论证是令人信服的。”
  (作者简介:美成,本名刘梅成,文艺评论家、作家,中国文艺评论家协会会员,内蒙古文艺评论家协会理事,内蒙古作家协会会员,草原文学理论研究基地研究员。)
其他文献
读完卢新华编著的《张仃——中国艺术的骄傲》一书,一个满头银发,拄着拐杖,腰板直挺,目光坚毅,在光华路校园来回走动的身影又豁然在目。  感谢编著者,他复活了张仃。  张仃是我们的老院长,对我们来说还是一种敬仰,甚至是一种包含神秘的敬仰。  然而从某种意义上讲,张仃是一个谜,张仃是一个传说。特别是在张仃先生生命最后的几年里,面对喧嚣的现实,他超然、缄默、冷寂、平静。似乎张仃远离了社会。我们似乎也疏远了
1880年5月8日11点至12点之间,人类历史上最伟大的作家之一,居斯塔夫·福楼拜,在克鲁瓦塞的书房中逝世,留下一部没有完成的《布瓦尔和佩库歇》。福楼拜原计划翌日前往巴黎,见老朋友屠格涅夫,谈论托尔斯泰的《战争与和平》、学生莫泊桑,还有自己正在创作的那本小说,但这一切被突如其来的中风阻断。在写给屠格涅夫的最后一封信中,作家谈及写作《布瓦尔和佩库歇》的艰辛,他称“我的书应当结束了,不然,就是我的生命
/壹/  《橘颂》是屈原《九章》中的一篇,被誉为历代咏物诗之祖,在中国文学史上占有重要地位。但历代学者对此篇旨意的解读,说法不一。清人刘梦鹏说:“原所谓橘,必有所指。然不知其为谁何?”(《屈子章句》)汉代的王逸在注“后皇嘉树”时说:“屈原自喻才德如橘树,亦异于众也。”意思是说,屈原以橘自比自己的才与德。姜亮夫说:“自王逸以来,多以此篇比附屈子忠贞之德。”(《重订屈原赋校注》)这是一般看法。明清之际
2017年人民出版社出版我的散文选《地气》,完全出乎我的预料。此前,北京的某专业出版社已经开始编选我的散文,我已经挺满足了。当人民出版社常务副社长任超读过我的散文集《春天住在我的村庄》后告诉我:“你如果在我们社出散文集,我们也欢迎。”这话让我喜出望外,于是我立即编选书稿,收入此书的70篇散文(原选71篇,删除了重复的一篇),最后一篇散文《天光照耀》定稿于2017年10月7日。由于出版社重视、效率高
从《诗经·七月》到陶渊明的田园诗,直到宋代苏轼的和陶诗,古代诗家较多的关注田园题材。《七月》描摹了周代先民的田园劳作和农家生活,而陶诗及苏轼和陶诗更强调诗人的主观感受。南宋范成大的《四时田园杂兴》六十首诗,描摹宋代苏州一带的田家生活,具有一定的代表性,属于范成大诗集中的上乘之作。范诗含蕴深广,感情真挚,得到后人称赏。  辛勤劳作带来的丰收景象  南宋淳熙十三年(1186),时年61岁的范成大大病初
“妇好……”一声轻唤,那个3000年前的商代女神,从这场舞剧中向我们潇洒走来,这就是观看贺嘉佳编导舞剧《妇好》之后的真切感受。  商代文明是信史可循却距离我们最为遥远的文化遗存,它高古,朴拙,充满蓬勃而生的原始生命力,又孕育着礼乐文明的雏形。在这样神秘的早期文化源头中,我们透过斑驳的历史重重剪影看到一个人影,一个灵动而饱满的影子,不同于刻板印象的窈窕淑女和娉婷多娇,这个影子美丽无双,杀伐果敢,才能
“四匹神骏,一挂制胜的战车;四位学者,一部精神的历史。”这是我研读包广林先生的报告文学集《二十世纪中国蒙古族学者——李四光 梁漱溟 萧乾 艾思奇》(下简称《学者》)后产生的一句心语。  包广林先生,蒙古族,年逾古稀,学者作家,目光如炬,仁者风范。包广林先生为了表现“四位学者”,他多次进京采访传主的亲人、知情人,收集资料,钩沉历史。他在写作之前阅读量之大、阅读面之广,是不难想象的。他深入四位学者精神
2016年5月,习近平总书记在哲学社会科学工作座谈会上指出,“要加快完善对哲学社会科学具有支撑作用的学科”。心理学跻身其中。这不仅是对心理学学科地位的肯定,也是对心理学工作者的巨大鼓舞。社会心理学作为心理学中最能体现其社会科学属性的分支学科,无疑应在构建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学科体系,以及回应社会与时代的呼唤方面作出更大贡献。然而,面对我国社会心理学在学术阵营与社会实践中双重“失语”的现状,社会心理
“初心”是什么?中国的古圣先贤善于养心,追求在日常生活中保持本真、美好、善良的纯净心地,如“赤字之心”“良知”“清心”。古往今来,孔子有“居之不倦,行之以忠”的守诚之道,包拯有“清心为治本,直道是身谋”的养心箴言,毛泽东有“埋骨何须桑梓地,人生无处不青山”的少年豪情,周恩来有“为中华之崛起而读书”的宏大志愿。当前,学者们从“初心”的历史向度、理论内涵、时代价值、实践逻辑等各个方面展开了研究和探索。
说起谢朓的作品,人们常会想到他笔下清新秀丽的山水图景、深沉无奈的仕宦情结、圆美流转的诗歌韵律,但对他诗文中流露的丰收企盼,却鲜有关注。  谢朓(464—499年)字玄晖,祖籍陈郡阳夏(今河南太康县),曾任宣城太守,终尚书吏部郎,世称“谢宣城”“谢吏部”。又因与谢灵运同族,同擅山水诗,故世又称“小谢”。祖父谢述,任吴兴太守,祖母为《后汉书》作者范晔之姊;父亲谢纬,为散骑侍郎。世家大族的出身,使谢朓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