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苏童这位20世纪60年代出生的当代青年作家,身为男性却成功地塑造出一系列鲜明生动的女性形象。本文尝试通过对苏童笔下女性人物形象的考察分析,挖掘其中所蕴含的文化内涵,探究苏童小说中的女性意识。
　　关键词:苏童 女性 依附意识
　　随着从父权统领家族文化制度中衍生并确立的男权主义的出现和发展,男性的强大和女性的柔弱便像一条原本存在的生理法则被固定并传承下来。长久以来存在的以男人为中心、女人处于附属地位的对立关系,也逐渐形成了中国民间文化中习以为常的各种惯制、礼仪和禁忌。考察苏童笔下的女性形象,我们发现“人身依附意识”是这些像菟丝花一样的“红粉女子”们的通病,也是她们堕入“红颜薄命”这一悲剧文化渊源的原因所在。在苏童的作品中,女性的勾心斗角,妻妾间的争风吃醋,无不是为了男权这个中心。在她们身上,人们不难看到从颓败的家族女性延续下去的依赖男权、丧失自我的可悲人格。女性文化赋予的角色的不同,一个突出而又根本的反映是依附意识。对于女性的依附意识早在《圣经·创世纪》就有记载了。上面说女人是上帝在沉睡时用亚当身上的一条肋骨造成的。这个寓言故事形象地说明了女性属于男性并依附男性的观点。
　　苏童小说中的女主人公带有明显的依附性。与“五·四”时期大多“新青年”相反,苏童笔下颂莲这个“新女性”却走进一个旧家庭,她几乎是自觉成为旧式婚姻的牺牲品。同时,我们还会发现,与作家为“顽童”们设置了一个“无母”的境遇一样,作家为这些“红粉”们普遍设置了一个“无父”的境遇。在《妻妾成群》、《红粉》、《妇女生活》三篇小说中,人物设计上的一个醒目的共同点是这些女主人公都是没有父亲的。《妇女生活》中的箫是抱养的,娴的父亲在小说的开篇就去世了,芝尚未出世父亲就远走他乡了。《红粉》在故事情节展开过程中也提到了秋仪父亲去世的事情。《妻妾成群》中也写到:“颂莲没有一般女孩莫名的怯懦和恐惧,她很实际。父亲一死,她必须……”这既突出了她们由生活的无助感和强烈的危机感而产生的依附意识,又强化了她们潜意识中由恋父情节转化成的思想上的依附意识,于是她们迫切需要寻找另外一个依附点。《妻妾成群》中颂莲的父亲死去,在不能继续学业的情况下,转而变成了对另一个男人的依附,无论怎样改变,女主人公的依附意识丝毫没有减退。在做工和嫁人的选择中,颂莲毅然选择了后者,她希望继母看在她死去的父亲的份上,把她“嫁”给一个好人家。这里所说的“嫁”实质上就是“卖”。
　　颂莲虽然文墨满腹,也不乏理想欲望,但传统家礼的熏陶使得她一旦身处生存竞争之地,便施展开“文明”的所有手段,为了争得糟老头丈夫陈佐千的宠爱,陷入了与其他几位姨太太的争斗之中。在她与其他三位姨太太第一次见面的过程中就体现了各人的性格特征。大太太毓如高傲冷漠,但她年华已老,颂莲并没有把她放在心上;二太太卓云对她无比热情,但她才是最阴险毒辣的;三太太梅珊只是一个市井女子,对她抱有明显的敌意却缺乏心机。小说中最为激烈的斗争发生在卓云,颂莲和雁儿之间。卓云利用雁儿使用符咒加害颂莲,被发现后雁儿被逼吞下草纸,结果枉害了一条性命。颂莲假意给卓云剃头,趁机刺伤其头部,其余的还包含卓云捉奸在床逼死梅珊。这些都已经超越了传统的争风吃醋,而具有了很浓厚的血腥色彩。颂莲并非为了爱欲的得失才不择手段加害他人却最终自己发疯的,相反,在老得可以当她父亲的陈佐千身上她厌腻这所谓的性爱,她和其他几房太太一样所追寻的只是对男人的依附和虚荣,全没有个人的理想。她在学校中学来的文化知识不仅没有使她变得文明和友善,相反,当她一旦悟得陈家大宅的生存“奥秘”之后,生存意志和虚荣心反倒促使她将文化、智谋全部用在与人争宠和争斗上,甚至以“床上的机敏”博取陈佐千的欢心。正因此,互相倾轧的结果,只能是她的人格失落,精神失常和走向死亡。最后,梅珊死了,颂莲也随之发疯。而小说的结尾更是以第五房姨太太的进入收场,不知道又会是怎样的故事发生。从小说的描写中我们不难看出人物主体唯一的自觉意识是依附。我们通过对文本的阅读,可以深深地感觉到颂莲在孤寂黑暗的世界中挣扎和栩栩跃动的情形,甚至可以体悟到一种生命在挣扎之后将要澎湃起来但终究还是被扼杀了的悲惨。在颂莲醉酒后近乎丧失理智的疯狂里,在她目睹梅珊被人弃入井中后发出的狂叫声中,我们被深深触动的还是颂莲对男性王国力量依附后的深深失望和对自身凄苦生存境遇丧失精神欲望支撑的双重悲凉。
　　《妇女生活》中的娴,在孟老板跨进照相馆的那一刹那,便预感到他将改变自己的现实处境和人生命运而毫无顾虑地委身于他。芝由于生理的原因加剧了心理上与丈夫之间关系的焦虑不安,那种近乎病态的占有欲,实际上宣谕着更深层的依附感。箫认为“女人不一定非要结婚,可她们离不开男人”。始乱终弃的悲剧在娴看来原因仅仅是在于孟老板错误地让她怀孕,而自己怕疼没有堕胎。她说:“世界上的男人没有一个靠得住的。”从这句话的背后我们可以剖析出,娴无力抵抗男人对她的玩弄,明知道男人是靠不住的,却依然在思想上、物质上对男人有着依附意识。《红粉》中,昔日的妓女秋仪、小萼在妓院被取缔后,拒绝改造,“把我们撵散了,这个世界就干净了吗”?妓院是男性中心文化视女性为玩物的一个标志性场所,男人在妓院中寻欢作乐,妓女则靠嫖客的金钱来维持生存。即使是社会变革可以废除妓院,却无法铲除产生妓院的那种文化背景在人们心理深处遗留的文化积淀。这一点在小萼身上体现的尤为明显,虽然她接受了改造但她骨子中透出的,已经形成的生活习惯、生存方式和人生信念却很难改变。她依旧好逸恶劳,过着依赖男人的寄生生活。老浦恰是为了不断迎合她的物质贪欲,从而走上犯罪迷途的。可以说,是小萼难改的旧日积习直接促成了老浦的悲剧结局。小萼、秋仪迷恋烟柳生涯,特别是小萼对于过去妓女生涯一直怀有眷恋之情,这种眷恋之情完全可由她在远行前,还渴望看一眼自己昔日生活过的妓院“翠云坊”的伤感举动中见出。这不能不说正是一种对男性依附意识的病态表现。
　　作为女人,她们的心灵中都带着强烈的人身依附意识,在男性中心文化为她们布置的狭窄通道上艰难地蠕动着,进行可悲的人生搏斗。女性这种深刻的人身依附意识使她们自书“被否认了做人的权力”、“一股脑地承担了一切形式的女性苦境”。于是,她们都陷入了“红颜薄命”的悲剧文化渊源中,这“陷井”看似她们自己挖掘的,其实不过是几千年来的“男性中心”文化习惯或历史惰性使然!“秋仪和小萼对于社会主义新生活的诸种隔膜行为表明,她们始终没有将政府当作自己的拯救者,也始终未把自身过去的妓女生涯视为旧社会的受害经历。在她们那里,革命所换取的崭新时代,仿佛是搅扰了她们原本做妓女的宁静生活秩序。”在她们身上,人们不难看到从颓败的家族女性延续下去的依赖男权、依附男性、丧失自我的可悲人格。正如文本中所说:“女人一旦没有钱财,就只能依靠男人,但男人又靠不住。”这就导致了她们的人生悲剧。缺乏坚强的独立精神,将自己的幸福和未来全部压在男人身上,就也决定了她们的一次次博弈最后结局只能是惨败,而且劫数难逃。
　　透过这些女性形象,我们能窥察到造成女性悲剧命运的因素不仅有封建文化传统和正统婚姻秩序,女性身上所体现出来某种本然的人性弱点也是一个重要的原因。这些女人,她们并不仅仅是封建伦常的受害者,其实她们自身对传统文化赋予的角色也有一种很深的认同感,突出表现为一种强烈的人身依附意识。当外界的桎梏消失之后,她们仍然无法摆脱悲凉、沉沦的厄运,因为她们作为女性自我意识丧失了,主体意识沉寂了。苏童小说中女性人物女性主体意识的沉寂表现在对封建文化无反抗意识,对独立自由的人格无多少追求。在不同的社会和时代里,独立自主的女性意识也不是一成不变的僵化的概念。只要经济不够发达,生产力不够进步,只要女性没有经济上的独立与自由,只要女性无法摆脱家务劳动,只要女性无法克服对男性的思想依附,她就无法完全改变在家中的依附地位,恐怕也很难有真正的女性主体意识。
　　在男性中心文化背景下,女性无法主宰自己的命运,或是听从男性的安排,或是放纵自己的颓废之势,她们感到无奈无助。一本《女性文学研究》中写到:“当女性获得了自我意识时,追求情爱的平等,追求生活的幸福激情就变得极有可能……女性对平等情爱的追求对幸福生活的向往都是在自我意识支撑下的一种对深刻的复杂的社会心理、观念的抗争。”由此,我们可以推知,当女性失去自我意识时,爱情与生活的畸变是无法避免的。
　　
　　参考文献:
　　[1]路文彬:《游戏历史的恶作剧——从反讽和戏访看“新历史小说”的后现代性写作》,《中国文化研究》,2001(夏之卷)。
　　[2]苏童:《苏童文集》,江苏文艺出版社,1994年版。
　　[3]苏童:《纸上的美女》,人民日报出版社,1999年版。
　　[4]刘慧英:《重重樊篱中的女性困境——以女权批评解读巴金的<寒夜>》,见《现代文学研究丛刊》1992年第三期。
　　[5]徐亚东:《苏童笔下的女性世界管窥》,见《南都学坛》1994年第1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