解放日报刊登罗怀臻的文章说，以往，我们总是强调地方戏曲的“家乡意识”、“乡土风情”，因而格外重视表面所体现出来的家乡风土、家乡人情、家乡俚俗趣味，藉以满足对于曾经感知的家乡的记忆和联想。可是如果经历了几代人、甚至十几代人以后呢？经历了缺少或完全没有家乡亲历经验的后来的延续者呢？那么有关家乡表面风情的表达，是否就会减弱，甚至完全没有了一种心灵与情感的照应？我想这就是“原乡”与“家乡”意识的不同。
　　“原乡意识”也许并不包含太多的感知和经验，而只是一种籍贯或来源的确定，只是一组被代代告知的有关家乡生活的画面或声音。即使迁徙后经历了无数代的延传，但仍知道自己的源头在哪里，根在哪里。知道自己是中原人、山西人、苏北人。这时的“家乡”也许就是一个梦境、一种幻想，哪怕是落实在几句方言口语、几幅残缺抽象的图画上，可它照样深入骨髓，照样沉淀在潜意识中，等待着被“一朝唤醒”。比如好几百年前就远徙到北欧的蒙古裔人，他们的后代也许根本没去过老家，也没有对家乡的具体感知，可是他却有可能知道那里有草原，有马群，有帐篷，还有一种音乐叫“长调”，他蓦然在世界的某一个角落里看到了一幅绘画或照片，冷不丁听见了长调演奏的旋律，就可能有一种惊心动魄、灵魂被牵引的感受。千里万里，百年千年，有一种东西埋藏在基因里，流淌在血液中，生生不灭。
　　人的意识里有一种比“家乡情感”更为深刻的“原乡情结”，它也许不如“家乡”的记忆具体，但是它比具体的记忆更开阔、更深远、更具有悲剧意味的美。“原乡”的情结甚至是超越一般疆界的，它甚至是人类对于自身血缘、族群和文明来路的普遍关怀。尤其是现代人，越是伴随着现代化、城市化和全球化的发展进程，越是会关注自己是从哪里来的，什么地方深埋着自己的“根”？
　　为什么移民到上海的苏北人在经历了几代人以后，還要去剧场倾听淮剧？为什么一出好的地方戏曲能够超越地域限制，照样感动感染方言区域以外的人群？为什么何训田和朱哲琴的《阿姐鼓》能够感动全中国，感染全世界？被感动感染的心灵并不一定到过西藏，甚至作曲和演唱者也不是西藏人，可是大家都在一个遥远的、神秘的“家乡”会合了，共同感受着那一处“家乡”的同时，也回到了各自的“家乡”。这就是人类的“原乡情结”或“原乡情感”——自己的原乡，他者的原乡、共同的原乡。
　　这几年一些戏剧作品中的故土，已经不再是表面的文化符号，而是进入了更深层的地域精神和文化性格的发掘与呈现。它们的出现就是原乡意识的唤醒。每个地域都有传统风神，我们以前过多地停留于表面，而对精神风骨层面的东西缺少自觉把握。上海不能老是小资，老是在自我抚摸、自我玩味，上海需要有一种雄阔的气场与气概，这种气质正和楚文明接通。比如都市新淮剧的艺术理念，就是试图在一个新的国际化的、开放的上海城市格局中，找回属于淮剧也属于上海的源自于楚文明的原始精神和原生气质，这是对上海其他剧种的一种气质补充，因而它也就自然而然属于今日之上海，成为不可替代的新的上海淮剧。
　　在自觉向“原乡”回归的过程中，我们有着一份共同的期待，期待有一天，我们各地不同的剧种和不同的剧团，都能从自己的源头上重新起步，在重新找回曾经遗落的原始精神的同时，向中国现代文化和中国当代戏曲提供新的彼此不可替代、但是可供共享的艺术资源，进而把这作为我们创新的、民族的、现代的、可持续发展的动力。假如，更多的地方剧种和剧团都能够持久地追求一种超越一般“家乡情感”而升华为“原乡意识”的创作境界，那么就有可能在超越自身生存局限的同时，超越了地方戏曲乃至戏曲文化存在的局限。如此，中国传统戏曲包括地方戏曲的时代再兴，绝非是不可期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