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美国前情报承包商斯诺登的大揭秘掀起的对美国间谍行为的控诉，目前进入了白热化。外界感到疑问重重——美国总统奥巴马知道了什么、何时知道的；窃听友邦领导人对话的合法性怎样界定；跨大西洋关系的未来如何；甚至对“盟友”这个词如何来定义。
　　但最近的这场风波与其他和美国相关的当前外交危机一样，反映了一个更加根本的问题：美国外交政策缺少战略眼光。在美国能够建立起包罗万象、以目的导向为框架的政策来与世界发生关系之前，难免要采取被动方式，一如斯诺登引发的美国的尴尬处境，我们在近期所看到的这场轩然大波将继续成为美国的常态。
　　在四十多年的时间里，遏制苏联影响力的冷战政策一直是美国的战略框架。尽管在策略上一直存在争论，并且随着政府在不同政治派别间的变换而改变着，但总体方针一直没有变化，因为这样的战略框架是受到了美国共和党和民主党的广泛支持的。
　　当然，总体国家安全战略并不能保证解决问题，甚至没有能够避免美国在越南和尼加拉瓜遭遇的灾难。尽管如此，事后看来，遏制给美国外交政策带来了如今所缺乏的秩序和组织。
　　柏林墙倒塌以后，促成遏制战略的必要性已不复存在。自满于胜利的美国认为瓦解苏联集团是其“例外主义”的又一明证，他们并且陷入了一个幻觉：其冷战的成功本身即是一种战略。
　　随后的十年是外交政策漫无目的的十年，美国不作为和不参考更广泛的看法而一意孤行的例子比比皆是。在单极时代，美国没有对手，可以奢侈地无需考虑战略目标。
　　9·11袭击令美国震惊，于是美国强行推出了新的框架，这种框架仍建立在其通往自由的历史洪流的思维上。不幸的是，随后出现的是有严重缺陷的方针，因为宣布“反恐战争”的美国把自己放在了一套战术的对立面，而不是一个实体或一种意识形态。
　　在奥巴马治下，美国开始远离这一方针。但是问题在于美国仍没有找到有意义的方向。与20世纪90年代一样，美国没有需要长期应对的当务之急，而结果也是一样的：不作为和不协调的行动的结合。此外，在美国国内出现政治两极分化的情况下，全球战略的缺位让美国失去了一个能统一民主党和共和党的聚焦点。
　　20年前，地缘政治的条件限制了对美国外交政策真空的反向作用。如今，美国仍是世界上最重要的强国，但不再是唯一的强国。美国不再能够单枪匹马解决直接影响自身的问题，尽管美国的领导地位仍是不可或缺。
　　与世界上其他国家一样，美国也无法逃避气候变化、流行病和恐怖主义——这些挑战需要全球合作解决。但对美国来说，多边主义的功效完全是权宜性的。说到底，多边主义永远不会比“好的”双边方案更好——这一观点削弱（而不是增强）了有效的国际行动的能力。
　　事实上，美国永远准备为各种条约而进行谈判，但却很少愿意签署条约，而在美国国会批准条约的情况就更少了。这使得美国仍游离于《京都议定书》《禁止地雷公约》和《联合国海洋法宣言等全球协定》之外。美国在建立联合国和世界银行等正式机构上所表现出来的灵光一现的创造力和支持让位给了对孱弱的、非正式和临时性组织的偏好，比如各种“G-某”集团和“意愿联盟”。
　　建立有效的多边主义需要重视有利于协调的规则和机构。美国最近决定签署武器贸易条约，这或许是一个好的开始——只要国会能取得批准这一条约所需要的跨党派支持。
　　但朝着正确方向努力的零星动作是不够的。真正需要的是目光和心态上的变化——不再将多边主义视为一种策略，而是视为一种战略，对于美国，这是当务之急。
　　最近的间谍丑闻是美国外交政策缺少大方向、不能集中于大局的狭隘的策略性目标的最终结果。此案的结果危害了跨大西洋的关系，一些欧洲人甚至要求暂停计划中的跨大西洋贸易和投資伙伴关系（TTIP）谈判。当然，中止贸易谈判是愚蠢的，不仅从地区角度看是如此，跨大西洋贸易和投资伙伴关系甚至能影响全球的规则制定。
　　而另一方面，当前的外交危机也是一次机会，可以利用它来保证关于隐私和监控的跨大西洋讨论在多边基础上进行。抓住这一机会将是一个小的进步，但这一小步对于过去25年所极度缺少的战略眼光来说可能是一个巨大的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