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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早在清末,以孙中山为代表的一批早期国民党人初步形成了一套有关国都北京的论述,并在之后的一段时期内支配了国民党方面对北京的基本认知.1928年6月,京津易帜,北京纳入南京国民政府的行政版图,“国都”地位不再,南京成为新都.国民党人继续沿用了先前的话语策略,大力抨击北京作为帝制余孽、官僚巢穴、腐败温床的身份与标签,并建立起“国都”与“国运”的逻辑关联,北京被定义为“中华民族衰落的中心场”,南京则是“近代中华民族复兴的纪念地”.国民党人形成的这套北京论述既是一种主观认知,也是一种主动建构,背后具有鲜明的政治意旨
【机 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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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市社会科学院 历史研究所,北京 1001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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早在清末,以孙中山为代表的一批早期国民党人初步形成了一套有关国都北京的论述,并在之后的一段时期内支配了国民党方面对北京的基本认知.1928年6月,京津易帜,北京纳入南京国民政府的行政版图,“国都”地位不再,南京成为新都.国民党人继续沿用了先前的话语策略,大力抨击北京作为帝制余孽、官僚巢穴、腐败温床的身份与标签,并建立起“国都”与“国运”的逻辑关联,北京被定义为“中华民族衰落的中心场”,南京则是“近代中华民族复兴的纪念地”.国民党人形成的这套北京论述既是一种主观认知,也是一种主动建构,背后具有鲜明的政治意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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