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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据热潮涌动，一场新的产业争夺战拉开序幕。
2014年3月1日，由贵州省政府联手北京市政府举办的“大数据产业发展推介会”在北京中关村开幕。
贵州省委书记赵克志和贵州省长陈敏尔联袂出席，科技部部长万钢、工信部部长苗圩、北京市市长王安顺等政要致辞，中移动董事长奚国华、联通董事长常小兵、中电信董事长王晓初三大运营商掌门人到场，富士康科技集团总裁郭台铭、阿里巴巴集团主席马云、微软大中华区董事长兼CEO贺乐赋和中国宽带资本基金董事长田溯宁等产业和资本大佬也站台背书。会上，贵州与各家企业签定合作项目35个，投资总额达560多亿元。
此时，距离贵州正式确定举办此次推介会并开始布置工作，仅有20余天。
此前，贵州于2月21日通过了《贵州省大数据产业发展规划纲要》论证，明确将大数据存储和大数据应用服务等作为发展重点，大力发展大数据在政务、工业、交通、旅游等领域中的应用。
与此对应的是，本次活动的另一个承办方北京中关村管委会，近期的大数据布局也动作不断。
贵州大数据谋变
知情人士透露，贵州对大数据的重视，源自赵克志和陈敏尔的治黔思路。
在此之前，贵州经济发展曾长期滞后，与江浙沪等省市区的政经地位相比堪称“洼地”，经济发展也一直缺少可以统领较长时间段的总纲领。
在亲见马云等互联网大佬发展壮大后，赵克志与陈敏尔都非常清楚，发展新一代信息技术，正是他们谋求贵州弯道超车发展的关键路径之一。
在当前的产业发展形势下，大数据正是最适当的着力点。
2月25日，贵州省政府印发《关于加快大数据产业发展应用若干政策的意见》和《贵州省大数据产业发展应用规划纲要（2014—2020年）》，提出从2014年起连续3年，贵州省和贵阳市、贵安新区每年各安排不少于1亿元资金，用于支持大数据产业发展及应用。计划到2020年，贵州计划通过大数据带动相关产业规模4500亿元。
在此之前，中国电信、中国移动、中国联通三家运营商的数据中心，都已于2013年12月入驻贵安新区，全部建成后，该地储存的服务器将超过250万台，成为中国最大、全球靠前的数据产业基地。
与此同时，贵州与中关村的深度合作，也全面启动。
2013年9月中关村科技园区便已落户贵州，并和贵阳签约项目106个，40多个北京的企业、科研院所、大学等在贵阳落户，投资额达到174亿元。
据业内人士透露，中关村正组织100余家大数据企业以及多家互联网领军企业，探索总部和基础性研发服务在中关村，而数据存储和应用技术及研发在贵州的新产业发展模式。
中关村“技术输出”
“中关村管委会的立足点，已经开始跳出地域局限，开始着眼于全国性的品牌输出与科技输出。”中关村内部一位不愿具名的机构负责人向《财经国家周刊》记者表示，“未来这将越来越成为常态。”
一个例证是，仅在2014年的前2个月，中关村的大数据就已有多个大动作。
1月19日，中关村管委会主任郭洪表示，2014年起，中关村将牵头建立一条“京津冀大数据走廊”，中关村数据交易市场也将启动规划、建设，“创新资源”将成为连接京津冀地区的纽带。
一个月后，中关村管委会《关于加快培育大数据产业集群推动产业转型升级的意见》于2月19日正式公布，中关村表示，将把大数据产业作为战略性新兴产业发展的突破口，以大数据应用和商业模式创新为重点，全力建设全球大数据创新中心，计划到2016年，中关村大数据带动的产业规模超过1万亿元。
2月20日，中关村成立中国首个大数据交易平台，并成立中关村大数据交易产业联盟。
据业内人士表示，这一数据交易平台在全球范围内也是先例，旨在盘活沉积的海量“数据资产”。
3月1日，中关村再度联手贵州，计划投资800亿元发展大数据产业。
“还在大家争论探讨并和中关村管委会在沟通研究大数据产业发展之际，中关村的一些大数据行动已经飞一般出手，完成了战略关口的重要布局。”一位大数据行业的资深多年人士表示。
产业暗战
热潮之下，大数据行业内的话语权博弈暗潮汹涌。
2013年12月下旬，一封由中关村移动互联网产业联盟（以下简称产业联盟）发出的邀请函，送到了多家互联网公司负责人的案头。
邀请函说，产业联盟拟筹备成立一个大数据专业委员会（以下简称专委会）。据知情人士透露，该专委会的筹建的时间点，是2013年9月30日中央政治局在中关村进行集体学习并听取大数据讲解之后。
2013年12月30日，专委会筹备会议拟定，将于2014年1月12日召开正式成立大会并提出大数据发展的相关思路和布局。
然而，专委会没有在1月12日成立。1月17日，专委会重新发出邀请，表示成立大会定在22日于中关村召开。但到了1月21日，又有新邮件通知说，由于会议室原因，成立大会延迟至春节后。
直到3月两会召开，此事依然没有新的进展。
消息人士告诉记者，产业联盟给出的解释是“最近内部事情太多，工作太忙”，但实际情况是遭遇到了阻力，“专委会希望企业能共享更多的大数据资源，但这遭遇到了很多企业的抵触”。
据了解，此前中关村已有一个主要由多家企业和高校共同发起成立的大数据产业联盟（经下简称大数据联盟），于2012年12月成立，并已发布三支产业投资基金。
“联盟机构间更多的是在抢夺会员企业、专家项目资源、政策与资金扶持，并以此扩大行业话语权，占据新兴领域发展的有利地位。”一位大数据企业负责人说，“而对一些主导企业来说，不同的联盟组织也将代表了不同的产业和企业利益导向。” 值得注意的是，2月20日发布会当天，北京市科委主任闫傲霜说，3月1日的推介会中，将邀请12个最有实力的产业联盟和60家代表企业出席，但其中却没有大数据联盟和产业联盟——而此前产业联盟早已参与中关村与贵州的合作，并曾率团赴黔考察。
据《财经国家周刊》记者了解，最终两大联盟都有代表列席推介会。知情人士说，产业联盟与贵州将签约合作。
谁来为“大数据”买单
与政府和产业联盟的持续发酵升温相比，很多企业对大数据的未来却高度谨慎。
一位大数据行业资深人士表示，大数据产业是一个完整系统链，很难在一个地方或区域孤立存在，更不是建立一两科技园区或孵化基地就能成型。如果没有完整的产业链配套和实质优势条件，很难形成真正的集群效应和价值。
“大数据目前最缺的是人才、技术和成熟的商业生态模式。而目前，中国对大数据热炒的多，实干的少，真正懂技术的不多。就真正有价值的大数据技术成果来说，中国在国际上仍相对落后，特色优势并不明显。”该人士说。
面对目前各方的快速行动，很多创业者和投资人也处于躁动和无奈之中。
“很多有潜力的创业公司，被各种名目的邀请折腾得不轻，到头来反而成为大公司的陪衬，没有得到真正的实质性帮助。”一位投资人表示，“而在过热的环境下，钱往哪里投，或投给谁也都更难抉择。”
一个更重要的问题是，究竟谁来为大数据买单？
IBM和牛津大学联合完成的一份全球大数据调研报告显示，在全球1100多家大型企业和机构的负责人中，有75%的受访企业和机构明确表示已经在着手做大数据的分析工作。而在中国，随着信息化建设深入推进，海量大数据的信息将不断升值，也已是各方共识。
然而，大数据如何盈利，直到现在仍是一个待解的难题。
大数据行内人士表示，在中国，数据资源的开放和共享，网络安全与风险防控措施缺乏，以及相关政策法规缺位，已成为产业瓶颈。
另外，由于缺少足够的商业价值驱动，很多企业也对大数据认知不足。很多纯大数据企业都是维持在收支平衡边缘，在巨头企业中，大数据也多是业务的服务和支撑部门，而没有上升到战略高度。
对此，浙江大学电气工程学院副教授孟濬认为，大数据在商业领域的应用价值，主要是B2B和B2C，以及中间研究等公共机构的服务价值等，但最终的服务买单方仍然是个人，所以在未来，大数据的开放透明，以及信用评价体系机制的建立，都将成为关键。
“目前，大数据的发展还是以云计算和数据中心建设为主——即所谓的‘基础设施’。大数据处理的关键核心技术、第三方应用和设备工具仍然较少。”一家知名网站的数据技术专家认为，全国数据中心建设已经过热，未来数年内，将有可能出现数据中心产能过剩的现象，全国一些地方的数据中心园区将可能陆续出现“鬼城”现象。
对此，有业内人士表示，国家层面的大数据战略和产业发展政策亟需完善。一方面要制定政策、搭建平台和明确法律法规，比如信息安全立法，用户隐私和知识产权立法、建立行业标准等等；另一方面则需要从全国的大数据的软硬件资源和应用统筹，做好国家战略的顶层设计，避免过大的重复建设，以及孤岛化的“伪大数据”。
数据热潮涌动，一场新的产业争夺战拉开序幕。
2014年3月1日，由贵州省政府联手北京市政府举办的“大数据产业发展推介会”在北京中关村开幕。
贵州省委书记赵克志和贵州省长陈敏尔联袂出席，科技部部长万钢、工信部部长苗圩、北京市市长王安顺等政要致辞，中移动董事长奚国华、联通董事长常小兵、中电信董事长王晓初三大运营商掌门人到场，富士康科技集团总裁郭台铭、阿里巴巴集团主席马云、微软大中华区董事长兼CEO贺乐赋和中国宽带资本基金董事长田溯宁等产业和资本大佬也站台背书。会上，贵州与各家企业签定合作项目35个，投资总额达560多亿元。
此时，距离贵州正式确定举办此次推介会并开始布置工作，仅有20余天。
此前，贵州于2月21日通过了《贵州省大数据产业发展规划纲要》论证，明确将大数据存储和大数据应用服务等作为发展重点，大力发展大数据在政务、工业、交通、旅游等领域中的应用。
与此对应的是，本次活动的另一个承办方北京中关村管委会，近期的大数据布局也动作不断。
贵州大数据谋变
知情人士透露，贵州对大数据的重视，源自赵克志和陈敏尔的治黔思路。
在此之前，贵州经济发展曾长期滞后，与江浙沪等省市区的政经地位相比堪称“洼地”，经济发展也一直缺少可以统领较长时间段的总纲领。
在亲见马云等互联网大佬发展壮大后，赵克志与陈敏尔都非常清楚，发展新一代信息技术，正是他们谋求贵州弯道超车发展的关键路径之一。
在当前的产业发展形势下，大数据正是最适当的着力点。
2月25日，贵州省政府印发《关于加快大数据产业发展应用若干政策的意见》和《贵州省大数据产业发展应用规划纲要（2014—2020年）》，提出从2014年起连续3年，贵州省和贵阳市、贵安新区每年各安排不少于1亿元资金，用于支持大数据产业发展及应用。计划到2020年，贵州计划通过大数据带动相关产业规模4500亿元。
在此之前，中国电信、中国移动、中国联通三家运营商的数据中心，都已于2013年12月入驻贵安新区，全部建成后，该地储存的服务器将超过250万台，成为中国最大、全球靠前的数据产业基地。
与此同时，贵州与中关村的深度合作，也全面启动。
2013年9月中关村科技园区便已落户贵州，并和贵阳签约项目106个，40多个北京的企业、科研院所、大学等在贵阳落户，投资额达到174亿元。
据业内人士透露，中关村正组织100余家大数据企业以及多家互联网领军企业，探索总部和基础性研发服务在中关村，而数据存储和应用技术及研发在贵州的新产业发展模式。
中关村“技术输出”
“中关村管委会的立足点，已经开始跳出地域局限，开始着眼于全国性的品牌输出与科技输出。”中关村内部一位不愿具名的机构负责人向《财经国家周刊》记者表示，“未来这将越来越成为常态。”
一个例证是，仅在2014年的前2个月，中关村的大数据就已有多个大动作。
1月19日，中关村管委会主任郭洪表示，2014年起，中关村将牵头建立一条“京津冀大数据走廊”，中关村数据交易市场也将启动规划、建设，“创新资源”将成为连接京津冀地区的纽带。
一个月后，中关村管委会《关于加快培育大数据产业集群推动产业转型升级的意见》于2月19日正式公布，中关村表示，将把大数据产业作为战略性新兴产业发展的突破口，以大数据应用和商业模式创新为重点，全力建设全球大数据创新中心，计划到2016年，中关村大数据带动的产业规模超过1万亿元。
2月20日，中关村成立中国首个大数据交易平台，并成立中关村大数据交易产业联盟。
据业内人士表示，这一数据交易平台在全球范围内也是先例，旨在盘活沉积的海量“数据资产”。
3月1日，中关村再度联手贵州，计划投资800亿元发展大数据产业。
“还在大家争论探讨并和中关村管委会在沟通研究大数据产业发展之际，中关村的一些大数据行动已经飞一般出手，完成了战略关口的重要布局。”一位大数据行业的资深多年人士表示。
产业暗战
热潮之下，大数据行业内的话语权博弈暗潮汹涌。
2013年12月下旬，一封由中关村移动互联网产业联盟（以下简称产业联盟）发出的邀请函，送到了多家互联网公司负责人的案头。
邀请函说，产业联盟拟筹备成立一个大数据专业委员会（以下简称专委会）。据知情人士透露，该专委会的筹建的时间点，是2013年9月30日中央政治局在中关村进行集体学习并听取大数据讲解之后。
2013年12月30日，专委会筹备会议拟定，将于2014年1月12日召开正式成立大会并提出大数据发展的相关思路和布局。
然而，专委会没有在1月12日成立。1月17日，专委会重新发出邀请，表示成立大会定在22日于中关村召开。但到了1月21日，又有新邮件通知说，由于会议室原因，成立大会延迟至春节后。
直到3月两会召开，此事依然没有新的进展。
消息人士告诉记者，产业联盟给出的解释是“最近内部事情太多，工作太忙”，但实际情况是遭遇到了阻力，“专委会希望企业能共享更多的大数据资源，但这遭遇到了很多企业的抵触”。
据了解，此前中关村已有一个主要由多家企业和高校共同发起成立的大数据产业联盟（经下简称大数据联盟），于2012年12月成立，并已发布三支产业投资基金。
“联盟机构间更多的是在抢夺会员企业、专家项目资源、政策与资金扶持，并以此扩大行业话语权，占据新兴领域发展的有利地位。”一位大数据企业负责人说，“而对一些主导企业来说，不同的联盟组织也将代表了不同的产业和企业利益导向。” 值得注意的是，2月20日发布会当天，北京市科委主任闫傲霜说，3月1日的推介会中，将邀请12个最有实力的产业联盟和60家代表企业出席，但其中却没有大数据联盟和产业联盟——而此前产业联盟早已参与中关村与贵州的合作，并曾率团赴黔考察。
据《财经国家周刊》记者了解，最终两大联盟都有代表列席推介会。知情人士说，产业联盟与贵州将签约合作。
谁来为“大数据”买单
与政府和产业联盟的持续发酵升温相比，很多企业对大数据的未来却高度谨慎。
一位大数据行业资深人士表示，大数据产业是一个完整系统链，很难在一个地方或区域孤立存在，更不是建立一两科技园区或孵化基地就能成型。如果没有完整的产业链配套和实质优势条件，很难形成真正的集群效应和价值。
“大数据目前最缺的是人才、技术和成熟的商业生态模式。而目前，中国对大数据热炒的多，实干的少，真正懂技术的不多。就真正有价值的大数据技术成果来说，中国在国际上仍相对落后，特色优势并不明显。”该人士说。
面对目前各方的快速行动，很多创业者和投资人也处于躁动和无奈之中。
“很多有潜力的创业公司，被各种名目的邀请折腾得不轻，到头来反而成为大公司的陪衬，没有得到真正的实质性帮助。”一位投资人表示，“而在过热的环境下，钱往哪里投，或投给谁也都更难抉择。”
一个更重要的问题是，究竟谁来为大数据买单？
IBM和牛津大学联合完成的一份全球大数据调研报告显示，在全球1100多家大型企业和机构的负责人中，有75%的受访企业和机构明确表示已经在着手做大数据的分析工作。而在中国，随着信息化建设深入推进，海量大数据的信息将不断升值，也已是各方共识。
然而，大数据如何盈利，直到现在仍是一个待解的难题。
大数据行内人士表示，在中国，数据资源的开放和共享，网络安全与风险防控措施缺乏，以及相关政策法规缺位，已成为产业瓶颈。
另外，由于缺少足够的商业价值驱动，很多企业也对大数据认知不足。很多纯大数据企业都是维持在收支平衡边缘，在巨头企业中，大数据也多是业务的服务和支撑部门，而没有上升到战略高度。
对此，浙江大学电气工程学院副教授孟濬认为，大数据在商业领域的应用价值，主要是B2B和B2C，以及中间研究等公共机构的服务价值等，但最终的服务买单方仍然是个人，所以在未来，大数据的开放透明，以及信用评价体系机制的建立，都将成为关键。
“目前，大数据的发展还是以云计算和数据中心建设为主——即所谓的‘基础设施’。大数据处理的关键核心技术、第三方应用和设备工具仍然较少。”一家知名网站的数据技术专家认为，全国数据中心建设已经过热，未来数年内，将有可能出现数据中心产能过剩的现象，全国一些地方的数据中心园区将可能陆续出现“鬼城”现象。
对此，有业内人士表示，国家层面的大数据战略和产业发展政策亟需完善。一方面要制定政策、搭建平台和明确法律法规，比如信息安全立法，用户隐私和知识产权立法、建立行业标准等等；另一方面则需要从全国的大数据的软硬件资源和应用统筹，做好国家战略的顶层设计，避免过大的重复建设，以及孤岛化的“伪大数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