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是本六十多年前上海滩上的银行印鉴样本，虽然经历了岁月的销蚀，但依然焕发出当年的精致来。硬封布面是高贵的紫罗兰色，上面有行烫金的中、英文字：浙江兴业银行印鉴样本。就在这一排中文里，也有字体的变化；银行的名称是隶书，“印鉴样本”为楷体。
　　《浙江兴业银行印鉴样本》汇总了该行上海总行有签字权职员留档的印鉴以及中英文签名。印鉴是篆刻的印章，中文签名用的是毛笔，英文则是钢笔。它分送下属各支行机构备案，供平时业务往来时所用。这也就是立此存照，对比鉴别，以免上当受骗，损害了集体和个人的利益。
　　我拿起这册比自己年纪都大的《印鉴样本》翻阅起来，它按不同的职位编分为甲级1、甲级2、乙级1、乙级2。其中，甲级第一组最大，有总行总经理、经理、副经理和襄理。因为读了开头的序言，知道原来的总经理是叶景葵，现任的是项叔翔。
　　早在春秋战国时期，聪明的先人就采用了这样立此存照的办法，用于某些重要物件所有权的移交。最为我们熟悉的就是虎符，它不是对照签名和印鉴，而是对照那个用黄金刻或是铜制的虎符。交割的东西自然同样是重要无比的，那就是兵权。
　　虎符形如猛虎，一分为二，背面还刻有铭文。因以右为尊，于是右半存于朝廷，左半发给统兵将帅或地方长官，以此作为中央朝廷发给地方官或驻军首长的调兵凭证。在使用时，需要两半勘合验真，合而为一，方能生效。今天，我们还能见到古人的这个创意，一个是藏于中国历史博物馆的“西汉堂阳侯错银铜虎符”，另一个是陕西博物馆所收的秦代错金“杜”字锏虎符。
　　其实，这种信物不信人的做法一直沿袭至今。小时候看过现代京剧《磐石湾》，里面有两个素昧平生的特务接头，用的就是一拆为二的刀和鞘。一个拿刀，一个拿刀鞘。记得这儿还有段台词：刀出鞘，鞘离刀，对故人，证可交。
　　像浙江兴业银行那样的防范操作，既有印章还有中、英文签字，可谓是做了资金安全的双保险。但是，无论是对比物件还是对照笔迹，考虑不谓不周全，措施也不谓不严密但在具体的实施中，也时有出纰漏的。而且，这一纰漏从古代出到今天，造成了这样那样的损失。
　　就说虎符吧。有被自家人盗用的，也有因落入敌方之手而吃亏的。前者有公元前257年，魏国公子信陵君无忌为了救援被秦兵围困的赵国之都邯郸，让魏王夫人如姬于魏王卧室窃得虎符，从而以虎符夺得因畏惧秦国而驻足观望的晋鄙将军的10万军队。最后总算是运道好，大破秦兵，救了赵国。不然，魏王的家当就要败去不少。
　　后者有三国的案例。诸葛亮命赵云夺取南郡，不仅俘获了守将陈矫，而且得到虎符这个宝贝。然后，用虎符诈调荆州守军救南郡，使张飞趁机取了荆州。接着又如法炮制，再用虎符调出襄阳守军，让关羽轻松得了襄阳。仅仅凭一个虎符，诸葛亮就夺城两座。
　　真是虎符是死的，人是活的。上头两个事例的发生，是出乎虎符发明者初衷的。转而一想，还是当时的人厚道，用场这么大的虎符，好像没听说有克隆的假货。不然的话，又不知要留下多少的活剧和故事来。
　　货真价实的虎符靠不住，那么，活人的签名是不是就保险些呢。似乎也有点玄。
　　读小学时，从同学那借了一本书，名叫《“赵全一”案件》。说的是1960年3月18日，化名“赵全一”的王倬冒充国务院办公厅工作人员来到银行，手持号称是总理办公室的急信，上面是他模仿周恩来总理笔迹所写的批示：“请人民银行立即拨给现款20万元。七时务必送到民族饭店赵全一收。”就这样，当晚就成功把中国人民银行现金20万元骗到了手。事发是在六天之后，总理办公室接到“赵全一”的取款收条才发现被骗。
　　就在写下这些文字的时候，上海开庭审理了这样一个案子。作案的犯罪嫌疑人，在发稿时还未抓获。其作案手法与那个王倬如出一辙，模仿信用卡失主的签名，用卡购买商品。但不如王倬还下功夫一阵苦练，学得是惟妙惟肖。
　　可那家伙走运，在使用被盗失主余铜海的信用卡进行消费时，把名字中“铜”和“海”错写成“钢”和“归”，有的写成了“余钢海”、有的写成了“余铜归”。可居然都消费成功，分别在上海城隍庙第一购物中心和上海九洲黄金有限公司购物3笔，共计1．9万余元。于是，余铜海将两家商户告上法庭，并将银行追加为第三人，要求他们共同赔偿他的损失。今年8月4日，上海市二中院开庭审理此案，由院长沈志先担任审判长。
　　在法庭上，原告出示了自己过去购物时所签的签购单，上面自己的签名和信用卡背后的签名是一致的，做这样的两厢对照并不复杂，没有什么技术含量。原告认为，商家对犯罪嫌疑人如此走样豁边的签名，仅凭肉眼便可识别出其中的不同，但却没有注意和发现，没有尽到审核的义务。立此存照，成了聋子的耳朵——摆设。
　　在我们的日常生活中，是不乏行之有效的好措施。再好的措施，倘若执行不力，那就等于是零。再好的措施，假如不进行与时俱进的改进及完善，这效果比零也好不到哪里去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