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色列前外交部长，现任托莱多国际和平中心副总裁。著有《战争的伤疤、和平的创口：以色列阿拉伯悲剧》一书
　　比利时历史学家亨利·皮雷纳将欧洲这块基督教大陆的诞生与公元8世纪与伊斯兰教的决裂联系在一起。皮雷纳或许永远也不会想到布鲁塞尔有朝一日会出现穆斯林贫民窟，更不会想到这里会成为圣战主义的中心，眼睁睁看着被边缘化和愤怒的穆斯林青年从欧洲境内反抗欧洲。
　　现阶段用剥离的方法来解决问题已经不现实，但也不能容许伊斯兰教学者塔里克·拉马丹所宣扬的那种嵌入方式继续下去。埃及穆斯林兄弟会创始人的孙子拉马丹是一名瑞士公民，同时也拥有英国居民身份，他提出伊斯兰教的道德和价值观应被注入到欧洲国家的体制。那样欧洲就不仅要容忍伊斯兰教，而且还要在实际上接受它作为自身的有机组成部分。
　　拉马丹愿景的问题在于，欧洲是一块世俗势力占压倒性优势的大陆，在道德观方面有着深刻的前瞻性思维。而伊斯兰社会则相反，拥有深刻的宗教色彩并深深植根于过去。当伊斯兰教徒谈论政治和社会改革的时候，他们普遍都在回首过去，希望复兴那个时代，否定从性别平等到同性婚姻在内的欧洲核心原则。
　　拉马丹所提的针对欧洲圣战主义的解决方案其实反映了他对这种现象的解释的缺陷。他把圣战主义在欧洲的泛滥大致归咎于欧洲卷入了中东战争、欧洲所谓的与以色列勾结对巴勒斯坦人的镇压以及其对阿拉伯独裁者的支持。
　　但是美国发动了伊拉克和阿富汗战争、为以色列提供无条件支持并一再支持阿拉伯独裁者。欧洲一直对这些政策持批评态度，往往言辞还非常激烈。但美国并没有遭受到境内圣战情绪高涨的打击。
　　美国总统奥巴马逐渐收回这些政策或许有助于缓解对美国的仇恨情绪。例如，他切断了对突尼斯总统本·阿里和埃及总统穆巴拉克的支持，并允许受西方民主模式启发的抗议者实现政权更替。美欧双方都对通过民主选举产生的穆斯林兄弟会表示支持。
　　近年来，欧洲甚至为阿拉伯国家提供了更多的直接帮助。从更广义的角度讲，虽然西方尤其是美国过去50年来在阿拉伯世界的确犯下了严重的政策错误，但外部势力不能完全对这一地区的危机负责。目前的局势是一场深刻的文明危机的结果——只有阿拉伯世界的民众才能解决它。
　　如果欧洲的外交政策并不承担阿拉伯世界当前局势混乱的责任，那么它无疑也不应是欧洲境内圣战主义崛起的理由。真正的问题其实在国内：在于严重缺乏与欧洲穆斯林青年的社会正义、教育、住房和就业相关的有效政策。边缘化带来的挫败感，日益严重的伊斯兰恐惧症和整个欧洲大陆右翼运动的崛起又为这种挫败感火上浇油。
　　欧洲圣战者绝大多数来自底层这一事实，证明了这种联系确实存在。他们既缺乏对伊斯兰教教义的真正理解，也缺乏改善生活的实际机会，因此非常容易成为极端分子的猎物。圣战主义以其绝对的确定性和庄严的使命感为这些迷茫青年提供了目的感、自豪感和自我认同，更不用说还有冒险的机会。
　　美国的穆斯林现状凸显了欧洲的失败政策。像绝大多数美国人一样，美国穆斯林仍然在一定程度上相信美国梦。他们大多是中产阶级，而且尽管所有人都在谈论经济不平等日益严重，但他们并没有放弃在美国辛勤工作就能得到回报的信仰。
　　美国是一个移民国家，其充满活力的经济一次次地让新移民取得巨大的成功。而欧洲的情况则恰恰相反，提升一个人的社会地位一向是相当困难的;而且在经济停滞和失业率高企的情况下，提升社会地位的难度更是可想而知。
　　在社会领域，美国也能赋予穆斯林某些欧洲无法赋予的宽容。美国本质上的宗教文化使得穆斯林能比在世俗的欧洲在更大程度上保留对自身身份的认同。事实上，美国个人责任和宪法爱国主义的核心价值观相比欧洲更激进的世俗自由主义对穆斯林而言更容易接受。因此，穆斯林移民在美国的融合和同化更容易取得成功。
　　所有这些都表明，欧洲必须自我审视才能有效解决内生性的圣战主义问题。这并不意味着它必须改变世俗主义，更不意味着要改变自由主义价值观。恰恰相反，欧洲必须为欧洲梦注入新的活力，确保所有人都有切实的机会改善自己的生活。否则，它将面临着由成百上千万欧洲年轻人组成的失去的一代——其中既包括穆斯林也包括欧洲其他民众。